1906、1907年江北水灾及其救治

摘要：近代以来江北水灾频发，尤以1906、1907年的水灾严重，当地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救灾。这些都可从《大公报》中窥探一二。

关键词：江北水灾;救治;《大公报》

一、1906、1907年的江北水灾

近代以来江北水灾频发，《曾文正公年谱》中就记载：“六月二十八日专折奏江北水灾赈济银两数造册报销。”[1]1906年先是安徽北部遭遇水灾，据《大公报》记载：“今岁洪湖过淮二河，迭次泛滥，皖北一带俱受影响。闻受灾之区以凤阳、宿州、怀远为尤甚。当水盛时汪洋数百里，村落居民宛在水中困顿流离，不堪目视。”[2]水灾发生后，当地政府立马派遣官员查勘灾情。此外，安徽中部也有一些地方遭受水灾。“皖中秋雨兼旬，上游水发，适值收获之际，低洼田亩半被淹没。”[3]接着江苏爆发水灾，“本年苏省水灾以徐、海、淮安三属为最重，现在江宁、扬州镇江、清江浦等处留养饥民人数甚众。”[4]

此次水灾使大量的难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本年江苏安徽大水为灾，据各官绅调查难民通共不下千万，其被灾处所广袤约四千里，实为近数十年水灾中之最巨者。”[5]其次，洪水淹没农田，致使农作物大幅减产，从而造成饥荒，甚至出现了用儿女换取粮食的情况。据载：“贫民鬻子售女以求升斗之米皆不易得。”[6]还有一些不法绅商趁水患之灾，把灾民的女儿送到妓院或者自己留着做婢女使唤。“近有不肖绅商挟资前赴江皖灾区贩卖幼女，私运往长江苏杭一带，发卖于花船娼寮之内，更有缙绅巨族收买难民幼女为婢为妾。”[7]《大公报》以“五洲各国罕有之陋俗野蛮之国”、“此逆天害礼之事”[8]之语谴责绅商这种在灾情中趁火打劫的行径。

二、1906、1907年清政府、当地政府及各界救助

清政府得知江北的灾情，对江北地区的灾民给予钱财和物资的帮助。据载：“前已颁发帑银十万两，又准拨给漕折银三十万两，并谕令度支部续筹接济，”[9]对经历连年战争和赔款的清政府来说，赈济水灾可以视作其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此外，江北政府在水灾发生后派专人前去勘查，并采取相应措施应对。“江督苏抚前通电各府州县令，将各处被灾情形详晰禀报，仓谷一律先办平粜似可接济邳睢宿。”[10]清政府注意对此次赈灾中办事官员的考察，对于办事不利和在赈灾中贪污的官员都予以惩处。“端方等奏查明江北水灾办赈不力各员据实纠参一折，倘有侵吞赈款情事，立置重典以肃吏治。”[11]这次水灾也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法国、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对中国施以援手。《大公报》也对此进行了相关的报道。“本年江南北水灾惨烈，美国政府曾募集巨款助赈政府王大臣。”[12]“旅居新加坡华侨对于江北义赈甚为踊跃，此次富商于三日内凑集一万三千元”[13]“日本政府以江北水灾难民惨情晓谕通国量力捐助，以尽中日同种之情，日本驻扎中国南省各领事均纷纷电致本国详述惨状。”[14]等。

其次，以《大公报》为主的纸媒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公报》不仅实时报道水灾的情况，而且也号召广大民众捐款。电报局当时为了帮助赈灾，对有关水灾往来的电报的费用予以减免，“各省电局遇有关乎水灾电报字数，在三十字以内者一律免费。”[15]《大公报》的记者也在报纸上呼吁民众捐款，而这些文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官员、绅商、学生等都积极参与募捐。“江北水灾自上年冬间开办，除拨内帑外，各处中外官绅商界合力筹集总计不下六百余万两。”[16]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赈灾电影、慈善会、戏剧表演以义演等形式，将所筹得的捐款都如数捐给江北。1907年，天津第一家电影院——权仙电戏园首先关注江北灾情，“兹者今观中外报纸知悉江北水灾之惨，为数十年来未有之灾异，数十万生灵嗷嗷待哺，各行事业中外商家亦有乐助善举，本园岂可袖手傍观。”[17]除了权仙园之外，天津的各种慈善组织在这次赈灾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如广益善会，“启者江皖水灾伤心惨目，各善士已大声疾呼，鄙人不揣棉力思欲集腋成裘救此浩劫。[18]此外，妇女在这次赈灾活动中的表现也值得关注。“乃近日为江北水灾，以无门托钵募款维艰，竟惨淡经营，想出卖图募账之妙法。青年妇女不惜露面抛头于五都市上，且置身严寒风雪之中，辞口讲指画苦苦劝捐，为前此未有之举。”[19]留学生也在这次赈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东洋留学诸志士在青年会倡办救济江北水灾难民义务，会演茶花女一幕其中角色皆由学生充当，是会开演东西人到者一千余人，共募款三千元之谱，亦足见留学界之熟心同胞云。”[20]

三、余论

通过对《大公报》中关于江北水灾的梳理，可知1906、1907年江北水灾发生后，清政府出于对灾情的体恤及维护其统治的考量，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灾情。绅商在此次救灾中也积极捐款，但其中的一些人趁灾情大发“国难财”，其行为让人愤慨。值得注意的是《大公报》在此次灾情中通过加强灾况的宣传，并呼吁民众积极筹集赈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史料记载：“此次江北水灾虽承各省绅商赈济于前，仁人善士劝募于后。究之苟延残喘以保旦夕、来日方长、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处。”[21]总之，当时无论是政府亦或社会各界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对江北水灾施以援手，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的行为只是杯水车薪。

参考文献

[1][清]黎庶昌编纂：《曾文正公年谱》长沙传忠数书局刊本影印，卷十一，第326页。

[2]《改定官制揭晓之先声》，《大公报》天津版，1906年10月12日。

[3]《上海電报免费》，《大公报》天津版，1906年10月13日。

[4]《安徽查勘水灾》，《大公报》天津版，1906年10月14日。

[5]《江苏徐州府禀陈灾情》，《大公报》天津版，1906年10月16日。

[6]《本年江苏安徽大水为灾据各官绅调查难民通共不下千万其被灾处所（故障）》，《大公报》天津版，1907年1月17日。

作者简介

杜政颖（1995年--），女，汉族，山西省大同市，硕士，天津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

注释

[1][清]黎庶昌编纂：《曾文正公年谱》长沙传忠数书局刊本影印，卷十一，第326页。

[2]《改定官制揭晓之先声》，《天津大公报》，1906年10月12日。

[3]《安徽查勘水灾》，《天津大公报》，1906年10月14日。

[4]《天津大公报》，上谕，1906年12月24日。

[5]《本年江苏安徽大水为灾据各官绅调查难民通共不下千万其被灾处所（故障）》，《天津大公报》，1907年1月17日。

[6]《天津大公报》，译报，1906年12月28日。

[7]《天津大公报》，译报，1907年4月5日。

[8]《天津大公报》，译报，1907年4月5日。

[9]《天津大公报》，上谕，1906年12月24日。

[10]《江苏徐州府禀陈灾情》，《天津大公报》，1906年10月16日。

[11]《天津大公报》，上谕，1907年1月13日。

[12]《天津大公报》，译报，1907年1月18日。

[13]《天津大公报》，译报，1907年1月18日。

[14]《天津大公报》，译报，1907年2月22日。

[15]《上海电报免费》，《天津大公报》，1906年10月13日。

[16]《北京滇省请款不准》，《大公报》天津版，1907年6月20日。

[17]《权仙园电影戏助赈》，《大公报》天津版，1907年1月25日。

[18]《广益善会演戏助赈告白》，《大公报》天津版，1907年3月17日。

[19]《闻北京中国妇人会劝捐事有感而书》，《大公报》天津版，1907年2月24日。

[20]《北京游人如蚁》，《大公报》天津版，1907年3月3日。

[21]《论江北灾荒之原并筹备善后之法》，《大公报》天津版，1907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