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应对和自我效能感在应激和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分析

摘要：本研究围绕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来探讨消极应对和自我效能感在应激和抑郁之间的作用。本文使用了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中学生应激源量表和SCL-90症状自评量表的抑郁分量表等对361名中学生进行测评，之后借助SPSS，Mplus软件探讨变量之间的效应关系。结果发现消极应对和自我效能感在应激和抑郁之间的多重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0.0964;交互作用项“自我效能感×应激”的回归系数在以抑郁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达到显著性水平（β=0.087，p<0.05）。结果表明自我效能感在应激和抑郁的关系中起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消极应对在应激和抑郁的关系中起中介效应。

关键词：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应激、抑郁、消极应对、自我效能感

一、引言

关于应激的研究已经将近100年了，关于应激的定义有很多，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是Lazarus和Folkman的定义：“心理应激是人与环境之间的特定关系，当环境被个人评价为加重或超过他的应变能力并危及他的存在时，应激产生”;许清鹏在“应激-健康”理论模型中，表明了应激会引起身心健康损害，与应急源的特征、应对方式、生活经历、社会支持甚至人格特征都有关系[1]。马慧和杨超提出了抑郁与素质因素与环境应激交互作用有关，其中素质因素与个体人格特征相关，而应对方式是应激和心理健康的重要中介因素，对个体身心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消極应对的方式包括逃避、自责等，有纵向研究发现，使用较多消极应对方式的个体生活满意度较低，自杀等问题行为更为严重。在个体自我效能感方面方面，陈冲和许林勇通过引入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概念来探讨自我效能感在应激和抑郁之间的作用，发现自我效能感在应激和抑郁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3]。吴晓薇在对363名大学生调查时发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中的管理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在大学生的社交焦虑和攻击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社交焦虑和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4]。本研究小组前期在网络中收集到一批现成的数据，其中包含了中学生的应激、抑郁、消极应对和自我效能感等多个方面的量表得分。结合此前的研究大都是相对独立分析应对方式（行为）和自我效能感（认知评价）在应激与抑郁之间关系这一状况，本研究小组计划综合探讨消极应对和自我效能感在应激和抑郁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效果，以期为后续研究和应用提供更多有益的指导。

近年来，抑郁在正常人群中的发生率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成为21世纪影响人类身心健康的主要心理危险因素，王玲在关于抑郁的研究中发现，在大学生群体中抑郁情绪的检出率较高（达50%以上）[5]，张倬秋等在研究中表明抑郁症患者的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评分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并认为抑郁症患者有应对方式不良的特点，且由于抑郁症患者多采用消极应对方式，遇到应激事件时容易陷入回忆和幻想，喜欢把烦恼的事、沉闷的情绪压在心底，从而加重病情，并影响疾病的复发因此[6]。结合前述所提到的自我效能感对于抑郁的影响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讨应对方式（消极）和自我效能感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应激与抑郁之间的关系，进而增进对应激与抑郁的心理机制的理解，为后续向青少年群体抑郁情绪提供聚焦应对方式和自我效能感提升的针对性的有效的预防、干预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以往的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了两个个研究假设：一是消极应对和自我效能感在应激和抑郁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二是自我效能感对应激和抑郁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

二、被试与方法

本研究共有361个样本数据（Rangeage=11−18，Mage==14.51，SDage= 1.795），被试是中学生群体，其中男性208人，女性153人。

（一）工具

自我效能感的测量使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 Efficacy Scale，GSES，以下简称GSES）。该量表是由Schwarzer等人编制的。GSES共10个项目，采用李克特4点量表形式，各项目均为1～4评分。对每个项目，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回答“完全不正确”、“有点正确”、“多数正确”或“完全正确”。评分时，“完全不正确”记1分，“有点正确”记2分，“多数正确”记3分，“完全正确”记4分。得分越高，代表自我效能感越强。

消极应对方式的测量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以下简称SCSQ）。该问卷由解亚宁等编制[7]，包含20个条目，其中12条是积极应对，8条是消极应对。本研究消极应对的测量选用的是其中的8条消极应对的条目。采用0～3四级评分，“不采取”为0，“偶尔采取”为1，“有时采取”为2，经常采取为3。得分越高，代表越容易采取消极应对的方式。

应激的测量采用中学生应激源量表[8]，选用其中的学习压力分量表，共5个条目。采用0～4五级评分，0代表没有发生或没有影响，1代表轻度影响，2代表中度影响，3代表重度影响，4代表极重度影响。得分越高，代表应激程度越强。

抑郁的测量采用SCL-90症状自评量表的抑郁分量表。抑郁分量表包含13个条目，采用1～5分评分，1代表无，2代表轻度，3代表中度，4代表偏重，5代表严重。得分越高代表抑郁的症状越严重。

（二）程序

每位被试需要按照实际情况和要求，完成自我效能感量表、SCL-90症状自评量表的抑郁分量表、简易应对方式（SCSQ）中消极应对分测验、中学生应激源量表的测验。研究者收集问卷，删除无效问卷，再进行数据的整理和分析。

（三）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IBM SPSS Statistic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调节效应检验，采用Mplus 8进行消极应对和自我效能感在应激和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三、结果与讨论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361名被试的应激得分在0～19之间，平均值是6.792。抑郁得分在0～39之间，平均值是8.1053。消极应对得分在0～24之间，平均值是9.4571。自我效能感得分在10～40之间，平均值是25.0443。

（二）消极应对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我们的假设一是消极应对和自我效能感在应激和抑郁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以假设一的模型为基础，将应激作为预测变量，抑郁作为结果变量，以消极应对和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多重中介效应分析。中介效应分析在95%置信区间下选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方法。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数结果为：x²=1.632，df=1，p=0.2014，CFI=0.996，TLI=0.975，RMSEA=0.042（如表1），各指数均比较理想。

从参数估计结果中（见图1和表2）可以发现，应激对消极应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22，p<0.05），应激对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194，p<0.01）。而消极应对能够正向影响抑郁程度（β=0.227，p<0.01），自我效能感能够负向影响抑郁程度（β=-0.110）。并且，应激对抑郁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β=0.459，p<0.01）。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两个中介效应均显著。应激→消极应对→抑郁的中介效应为0.028，p<0.05。即应激能够通过消极应对影响抑郁的程度。应激→自我效能感→抑郁的中介效应为0.021，p<0.05。即应激能够通过自我效能感影响抑郁的程度。根据路径分析效应分解原理，应激到抑郁的总效应等于直接效应加上间接效应。本研究中的直接效应等于应激到抑郁的路径系数0.459，总的间接效应等于2个特定中介效应之和为0.049。所以，间接效应在总效应所占的比例为0.049/（0.049+0.459）=0.0964，即应激作用于抑郁的效应有9.64%是通过自我效能和消极应对方式起的作用。

从上述结果中可以看出，中介效应检验支持了假设一，消极应对和自我效能感在应激和抑郁之间存在多重中介效应，即应激会通过消极应对和自我效能感影响抑郁。同时我们发现两个中介变量在应激和抑郁之间起的作用并不一致，从路径系数我们可以发现，消极应对对抑郁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自我效能感起着减缓或缓冲作用，即中学生的应激首先可能会影响其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使学生对自己能力的主观判断和评价降低，信心降低的同时更多的采取消极应对方式来面对应激源，进而导致个体的抑郁状态，这与陈冲&许林勇、吴晓薇[9]、魏曙光[10]等的研究结果一致。

（三）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分析

我们的假设二是自我效能感对应激和抑郁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即应激和抑郁间的关系在不同自我效能感水平上存在差异。

以假设二模型为基础，将应激作为预测变量，抑郁作为结果变量，以自我效能感作为调节变量进行调节效应分析。使用spss软件进行调节效应检验：（1）先将自变量应激、因变量抑郁和调节变量自我效能感标准化;（2）计算交互项应激*自我效能感;（3）进行序列回归，将预测变量和调节变量放在第一层，交互项放在第二层，计算标准化的系数估计值。结果如表3和图3，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应激的主效应显著（β=0.504，p<0.01），自我效能感的主效应显著（β=-0.097，p<0.05），应激与自我效能感的交互作用显著（β=0.087，p<0.05），即自我效能感在应激和抑郁间存在调节作用。

为了更加清晰的揭示自我效能感对应激和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我们可以根据调节效应检验的结果计算在不同的自我效能感水平上（低于平均水平一个标准差、高于平均水平一个标准差）应激对抑郁的影响，并进行画图，结果如图4。

分析结果显示，无论在低自我效能感水平上，还是在高自我效能感水平上，应激都能正向预测抑郁的程度;其次分析表明自我效能感能够调节应激与抑郁的关系，其调节效应表现在：总体而言应激对于低自我效能感者的抑郁情绪影响更大，在较低应激水平下，自我效能感高的被试抑郁的程度明显轻于自我效能感低的被试，在较高应激水平下二者之间的差距缩小。这说明应激对于不同群体抑郁情绪的影响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应激对于抑郁的影响是有一定条件的，并不是所有的个体在经历应激之后都会表现出抑郁情绪，其中自我效能感就是一项重要的调节变量。另外，本研究中随着应激水平的提高，高低自我效能感者之间的抑郁差距逐步减小，这与陈冲&许林勇（2010）的结果有所不同，后者结果显示随着应激水平的提高，高低自我效能感者之间的抑郁差异基本保持不变。

四、总结

本研究通过对361个中学生样本数据的分析，探讨了自我效能感和消极应对在应激和抑郁之间的作用。首先，单纯看应激和抑郁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二者显著正相关，即高应激预测高抑郁;其次，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自我效能感和消极应对在应激和抑郁之间存在多重中介效应，自我效能感和消极应对可以被视为应激与抑郁之间的桥梁;最后调节分析表明，自我效能感会调节或者改变应激和抑郁关联的强度。

在将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将视线转向更为应用的方面，例如讨论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在心理咨询和学生辅导中的意义，开发更具实用价值的干预方案。另外也可以探讨应激和抑郁的关系中其他的中介或调节因素。

参考文献

[1]许清鹏，陈龙，裴华，张凤阁，张本，&马文有.不同群体的应激、应对与心理健康.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2）：94-96

[2]马慧，杨超，刘娜，陶建刚，张力国，&高红新.大学生抑郁症状与人格特征及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中国健康教育，2019，35（02）

[3]陈冲，&许林勇.自我效能感在应激和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中国卫生统计，2010年，27（4）：372-374.

[4]吴晓薇，黄玲，何晓琴，唐海波，&蒲唯丹.大学生社交焦虑与攻击、抑郁：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2015， 23（5）：804-807.

[5]王玲，&陈怡华.师范院校学生抑郁与社会支持度的关系.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2，11（2）：216-2171

[6]张倬秋，张树森，&段芬等.抑郁症患者应对方式调查分析[J].华西医学，2002（1）：110-110

[7]解亚宁.（1998）.简易应对方式量表信度和效度的初步研究.中國临床心理学杂志（02）

[8]郑全全，&陈树林.（1999）.中学生应激源量表的初步编制.心理发展与教育（04），45-49.

[9]吴晓薇，黄玲，何晓琴，唐海波，&蒲唯丹.（2015）.大学生社交焦虑与攻击、抑郁：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05），804-807.

[10]魏曙光，张月娟，席明静，张春湘，&张娣.（2006）.大学生群体中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在应激与抑郁间的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03），300-302.

作者简介

温晓青（1994—），女，汉族，广东梅州人，助教，康复治疗学理学学士，单位：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康复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