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晚年工夫论中的致知与诚意*

傅锡洪

学界一般认为，以正德十五年(1520)提出致良知宗旨为标志，王阳明思想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自此以后，他主要以致良知接引学者做工夫的同时，自身对致良知工夫的实践也日臻化境。正德十五年前后，阳明思想尤其是工夫论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其变化可以大致概括为：从以诚意为本，转向以致知或致良知为本。在正德十五年以后阳明的论述中，致知和致良知含义一致，可以互换使用。此处所说“本”，则是首要或根本的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正德十五年前后两个阶段并非截然二分的关系。不少学者都注意到这一点，在此仅举两例。就良知而言，吴震认为：“若就义理的角度言，所谓阳明的早晚期良知说，其实并不存在本质上的歧义，只是在表述上的侧重点略有偏差而已。”(1)吴震：《略议耿宁对王阳明“良知自知”说的诠释——就〈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论文集〉而谈》，《现代哲学》2015年第1期，第122页。就诚而言，陈立胜指出，“对‘诚’之强调一直见于阳明晚年思想”(2)陈立胜：《王阳明思想中的“独知”概念——兼论王阳明与朱子工夫论之异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87页。，诚包含了诚意的意思。上述学者的看法提醒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正德十五年前后阳明工夫论的关系。一方面，正如阳明的夫子自道——“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3)《传习录拾遗》第10条，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90页，以下《王阳明全集》相关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仅标明卷数、页码。——所显示的，从正德三年(1508)龙场悟道到正德十五年间，阳明工夫论乃至其思想整体，都可用良知理论加以诠释。在这个阶段，他也偶有提及良知概念。良知概念和同样表示本体的其它概念，如心、天理、独知和诚等一起，被他用来表示本体。另一方面，在正德十五年以后阳明晚年的论述中，不仅可见关于诚意的谈论，而且可见他对诚意的重视甚至足以与对致知的重视相提并论。他极为重视诚意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界定良知本体和致良知工夫的含义时，他均涉及了诚意。故而，与其说正德十五年前后阳明的立场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不如说在此前后，他的关注焦点或说论述中心发生了转移。本文即欲在此思路中，探讨阳明晚年工夫论中诚意与致知的地位及其关系。

一、致知使工夫可靠且简易

从整体来看，阳明晚年无疑是以致知为中心展开工夫论述的。他之所以将致知突显出来，主要是因为良知不仅保证了工夫的正确方向，而且使得工夫变得易于实施。换言之，致知由于揭示出能直接指引和推动工夫的本体，使工夫只要依循良知而行即可，因而满足了阳明对工夫之可靠与简易的要求，由此致知才在工夫论中成为关注焦点并获得首出地位。

阳明工夫论是在与朱子工夫论的批判性对话中展开的。与朱子一样，阳明也围绕《大学》展开工夫论。中年时期的阳明认为《大学》工夫条目以诚意为本，这从他正德十三年(1518)《大学古本原序》“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4)《大学古本原序》，《王阳明全集》卷32，第1320页。之说可看出。不过，在嘉靖二年(1523)的改本中，他虽在开头保留了上述突出诚意地位及作用的论述，却在随后的文句中转而用致知来贯穿解释《大学》的工夫条目。他认为“致知者，诚意之本也”(5)《大学古本序·戊寅》，《王阳明全集》卷7，第271页。按：学者已指出，《全集》此处所收为完成于嘉靖二年的改本，而非完成于正德十三年的初本，故不当标“戊寅”。，也就是说，他此时强调的是致知比诚意更根本。可见，其时致知在他围绕《大学》展开的工夫论中已获得首出地位。不仅如此，致知或致良知在阳明晚年的整体思想中都具有首出地位，如“‘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6)《传习录》第168条，《王阳明全集》卷2，第80页。。

在“致良知”一语中，“致”的首要含义是依循，“致良知”即“依循良知”(7)关于阳明以依循解释“致”字的思路，参见陈立胜：《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中的“依循”向度》，《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1—18页。。阳明将致良知解释为依循良知的例子俯拾皆是，如“依得良知，即无有不是矣”(8)《答魏师说·丁亥》，《王阳明全集》卷6，第242页。，又如“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9)《传习录》第165条，《王阳明全集》卷2，第78页。。“致”之后的“良知”是本体。相比于其它工夫指点语，致良知一语的一大优越性就在于，它明确点出使工夫得以完成的本体，因而使工夫易于开展。阳明之所以以致良知为“学问大头脑”，关键原因在于良知所具有的本体地位。就如阳明将“致良知”与孟子所说“集义”工夫对比时所指出的，“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良知”(10)《传习录》第187条，《王阳明全集》卷2，第94页。。

在阳明处，本体的作用有两层：第一，本体为工夫提供准则，从而使由其指引的工夫免于妄作之结果；第二，本体在保证工夫正确方向的同时，也直接提供充分的动力，推动工夫的完成。正是本体的这两重作用，使得工夫变得不仅可靠，而且简易。如所周知，阳明认为“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11)《传习录》第288条，《王阳明全集》卷3，第126页。此处的好恶是本然好恶，亦即好善恶恶。原本好善恶恶指的是诚意，此处实际上是以诚意来界定良知本体的含义。阳明还说“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可见，作为致良知基本含义的依循良知，可进一步归结为不欺良知，而不欺良知即是诚意。总之，无论良知本体，还是致良知工夫的含义，都可以归结为诚意。(参见《传习录》第206条，《王阳明全集》卷3，第105页。)良知是对是非的分别，由此可指引工夫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进一步，良知还是带有动力的好恶。发自良知的好恶，亦即好善恶恶，正可引导和推动工夫的实施和完成。对此，吴震简明扼要地概括为：“良知不仅是是非标准，更是一种好恶的道德力量。”(12)吴震解读：《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传习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455页。良知对工夫的正确引导和有力推动，使工夫变得不仅可靠，而且简易。并且，因为好恶是不假思虑的情感，所以良知的这两重作用具有有别于反思性的直接性。正是这种直接性，使良知本体可以直接在工夫中发挥作用，而良知的直接性使依循良知以做工夫变得可能。事实上，将良知本体的这两重作用最充分发挥出来的工夫指点语，也正是首先可以解释为依循良知的致良知。依循良知便能将良知作为本体的两重作用不受干扰而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关于致知工夫的可靠性，嘉靖二年的《大学古本序》指出：“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13)《大学古本序》，《王阳明全集》卷7，第271页。关于简易性，阳明反复称赞致良知工夫简易明白，如“圣贤论学，无不可用之功，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简易明白，有实下手处，更无走失”(14)《与陈惟濬·丁亥》，《王阳明全集》卷6，第247页。，又如“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炼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15)《传习录》第262条，《王阳明全集》卷3，第119页。。

问题在于，困知勉行以致良知，难道也是简易的吗？回答是肯定的。尽管不如完全出于良知之自然的工夫那样简易，但至少和“私意安排”的“纷纭劳扰”(16)《传习录》第169条，《王阳明全集》卷2，第81页。，或者朱子学式格物穷理工夫的烦难比起来，即便困知勉行以致良知也是简易的，简易的原因在于工夫仍然直接受到本体的指引和推动。阳明明确指出，意识受私欲牵累之时，良知自然能够发觉，进而推动去除私欲工夫的施行。“才有着时，良知亦自会觉，觉即蔽去，复其体矣！此处能勘得破，方是简易透彻功夫。”(17)《传习录》第290条，《王阳明全集》卷3，第126页。

进一步，正因致良知工夫直接受到本体的正确指引和有力推动，所以仅致良知工夫即可保证成圣境界的实现。“若今日所讲良知之说，乃真是圣学之的传，但从此学圣人，却无有不至者。”(18)《寄安福诸同志·丁亥》，《王阳明全集》卷6，第248页。正德十五年揭出致良知宗旨之际，他对陈九川等门人说：“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阙。”(19)《传习录》第206条，《王阳明全集》卷3，第105页。正因致良知就是全功，仅此就可以保证成圣境界的实现，故他又说：“除却良知，还有甚么说得！”(20)《寄邹谦之·三·丙戌》，《王阳明全集》卷6，第228页。基于此，他批评了那些将致良知与集义、勿忘勿助之类工夫指点语“搀和兼搭”的做法(21)《传习录》第188条，《王阳明全集》卷2，第95页。。通过对“搀和兼搭”的批评，他维护了致良知工夫本是全功的地位。

二、诚意促成致知工夫的落实

尽管阳明晚年以致知为首出，他也不否认诚意的首出地位。他强调诚意首出地位的原因在于，致知主要突显出工夫的简易性，人们由此容易怀疑良知果真是否就是全功，或者忽视工夫的艰难和持久，这些都妨碍了致知工夫的落实。在此背景下，旨在强调工夫真切性的诚意，就有助于促使人们认真、切实落实致知工夫，从而对主要突显简易性的致知起到补充和纠偏的作用。

原本致知工夫简易明白，学者得此指点，在工夫上应该大有长进。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嘉靖六年(1527)，阳明提出致良知宗旨已达七年，良知学说已在弟子中广泛传播。然而，其时阳明却感慨：“近时同志，莫不知以良知为说，然亦未见有能实体认之者，是以尚未免于疑惑。”(22)《与马子莘·丁亥》，《王阳明全集》卷6，第243页。也就是说，致知工夫虽极为简易明白，但现实中学者却往往不能体认良知，以至于陷入疑惑的状态中。处在这种疑惑的状态中，切实落实致知工夫自然就更无从谈起。

阳明在次年即嘉靖七年(1528)进一步分析了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他认为学者未能落实致良知工夫，其主要原因既有理解良知不真，也有轻视“致”字工夫。“近时同志亦已无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能于此实用功者绝少，皆缘见得良知未真，又将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处。”(23)《与陈惟濬·丁亥》，《王阳明全集》卷6，第247页。“见得良知未真”和“将致字看太易了”，正是阳明提出致良知宗旨以后学者不能切实做致知工夫的根本原因。这两点原因会分别造成困与忘的问题。

困与忘是阳明弟子周冲自我反省时提出来的。他在给阳明的信中说：“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讲，便觉微弱，遇事便会困，亦时会忘。”(24)《传习录》第144条，《王阳明全集》卷2，第64页。虽然只是周冲一人针对朋友讲习一事而发，但困与忘恰可概括在阳明提出致良知宗旨，充分揭示出工夫简易性的背景下学者面临的突出问题。“困”就是困苦，就是不得要领，就是劳而无功。原本突出工夫可靠与简易的致良知可以克服困苦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学者却仍然陷于困苦的主要原因，是其未能真正理解良知。学者认为良知过于简易，不相信良知足以应付复杂的世事，不相信致知就是全功，因而在做工夫时并不真正依循良知而行，由此便陷入在准则方面诉诸权谋智术而挖空心思，在动力方面则诉诸个人意志而苦苦支撑的困境之中。而“忘”就是不当一回事，就是轻忽，就是不肯切实用功。在阳明提出致良知宗旨的背景下，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将“致”字看得太轻易。在阳明晚年揭出致良知宗旨以后，学者之所以会看轻“致”字，主要原因就是阳明将“究竟话头”“一口说尽”，学者“得之容易”，并不珍惜，以至于陷入不能将良知付诸实践的怠惰之中(25)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引阳明语，《王阳明全集》卷41，第1747页。。

阳明以下说法提示了解决困忘问题的思路：“学患不知要，知要矣，患无笃切之志。”(26)《答舒国用·癸未》，《王阳明全集》卷5，第211页。要领即是致良知，把握要领以后的笃志，即是决心切实去致良知。事实上，这两个要点都可以归结为诚意。

首先看把握要领这一点。良知之所以是要领，是因其直接为工夫提供了动力和准则。知道要领，就可以免于疑惑。正如前文“亦未见有能实体认之者，是以尚未免于疑惑”表明的，免于疑惑依赖于切实体认良知。而所谓切实体认良知，就是让良知充实于意念，达到意念与良知本体的一致，这种状态正是诚意的状态。“诚意”的基本意思是不自欺、表里如一，在阳明处则指意念与本体一致，或说意念都是发自本体之念。而本体之念即是好善恶恶，因此也可说诚意即是好善恶恶。当然，在受到私欲阻碍之时，要做到好善恶恶必须有所刻意、执着，在此，诚意便是有所刻意、执着地好善恶恶。

接着再具体看笃志。阳明非常重视笃志。他在嘉靖四年(1525)给周冲的回信中说：“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尝病于困忘，只是一真切耳。”(27)《传习录》第144条，《王阳明全集》卷2，第65页。真切立志就是笃志，而“真切”的基本含义是认真、切实。真切地好善恶恶实即诚意。笃志必落实为真切地好善恶恶，因此说笃志终究就是诚意。由此，阳明把立志看作“为学紧要大头脑”，实际上就是把诚意看作“为学紧要大头脑”。作为决心切实去致良知的笃志，意味着体认良知本体，让良知本体充实于意念，从而推动致知工夫的落实。原本良知自有动力和准则，笃志不过是使得良知的动力和准则充分发挥出来。也就是说，笃志构成致知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而笃志即是诚意，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诚意，诚意构成致知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

总之，虽然为解决困忘问题需要知要和笃志两个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的实质又都在于诚意，因此，解决困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诚意。阳明晚年强调诚意在工夫中的首出地位，其针对的正是致知话语下学者广泛存在的困忘问题。

三、专一与自驱促成致知的落实

为解决致知背景下学者中存在的困忘问题，阳明赋予诚意以首出地位。那么，诚意如何解决困忘问题呢？解决困的问题，关键在诚之专一，由此使良知固有准则在具体事务中发挥作用；解决忘的问题，关键在诚的自我驱动，由此启动致知工夫，进而发挥良知固有动力的作用。当然，这两点又可归结于诚意之自我驱动。只有启动致知工夫，才能专一地发挥良知准则的作用。

阳明晚年给予诚和诚意以极高的地位。嘉靖五年(1526)，他断言诚足以概括天地之道和圣人之学：“夫天地之道，诚焉而已耳，圣人之学，诚焉而已耳。”(28)《南冈说·丙戌》，《王阳明全集》卷24，第1000页。诚在他晚年思想中的地位，由此可谓显露无疑。诚不仅是理想状态，也是工夫要求。阳明认为圣人能以至为真诚、始终如一的态度做致知工夫，“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29)《传习录》第167条，《王阳明全集》卷2，第79页。。圣人之所以能做到至诚无息，原因在于其抱有真切的态度。正是在真切的意义上，阳明才会在以致良知为“学问大头脑”以外，还把诚意也视为“为学紧要大头脑”。

诚意如何解决困忘的问题，从而发挥“为学紧要大头脑”的作用？如前所述，阳明以好色比喻诚意，而好色具有意念专一而心无旁骛，自我驱动而无需外力推动两个主要特点。阳明以此比喻诚意。因而，诚意也具有意念专一而心无旁骛，自我驱动而无需外力推动两个主要特点(30)可以说，前述笃志之所以是诚意，其原因在于笃志和诚意一样，具有意念专一和自我驱动的特点。正因笃志就是诚意，所以阳明才以原本用以比喻诚意的好色来比喻笃志。。正是意念专一和自我驱动两点，克服了困忘的问题，促成致知工夫的落实。以下我们具体加以说明。

首先，关于困的问题。阳明曾致信欧阳德，指出其存在将处理事务与涵养良知本源分为两事的错误。阳明说：“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这是说无论有事无事，终身只是致良知一个工夫。欧阳德的意思是，在处理事务感到吃力之际，宁肯不去做事，也不能不涵养良知。他意在通过涵养良知来使自己能胜任事务，并不认为自己把处理事务和涵养良知分为两事，因此对阳明的批评表示了疑惑。针对欧阳德的疑惑，在嘉靖五年的回信中，阳明从良知自有准则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自己此前批评他的理由：“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较计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阳明指出，欧阳德放下事务而转向涵养良知的做法，表明他并没有在处理事务中直接贯彻良知的准则，而是诉诸功利计较。因此，他已经把事务和良知割裂开来，并且事实上否定了致知作为全功的地位。

良知的准则不能贯彻于事务，就会使人陷入困苦之中。事实正是如此，欧阳德便被精力不足的问题所困扰。他说：“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已乎？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因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阳明在回信中首先指出精力不足问题的原因在于将良知与事务割裂为二，然后指出解决之道在于诉诸专一之诚，亦即“诚一真切”地致知。他说：“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31)以上见《传习录》第170条，《王阳明全集》卷2，第82—83页。阳明在最后揭示出自我驱动的诚意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依靠，因其具有使良知之动力发用出来，从而推动致知工夫在具体事务中落实的作用。随着致知工夫在具体事务中的落实，良知与事务割裂为二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阳明尚有与“诚一真切”相似的另一表述，即“诚切专一”。这一表述出现在他嘉靖六年回答另一弟子魏良弼的信中。魏良弼受“拘于体面，格于事势”问题困扰。阳明指出其症结也在于没有认识到良知的准则可以贯彻于事务，而解决之道在于“诚切专一”地做致知工夫。“所疑拘于体面，格于事势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诚切专一。若能诚切专一，自无此也。凡作事不能谋始与有轻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诚一，亦是见得良知未透彻。若见得透彻，即体面事势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体面事势之外，亦别无良知矣。岂得又为体面所局，事势所格？即已动于私意，非复良知之本然矣。”(32)《答魏师说·丁亥》，《王阳明全集》卷6，第242页。

其次，关于忘的问题。在忘或说轻忽的状态中，致知工夫并未真正启动。而诚意所具有的自我驱动倾向，正可以激发良知固有的动力，启动致知工夫，因而是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提出致良知宗旨后的正德十六年(1521)，阳明说：“大抵此学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尝诚诸其身。譬之谈饮说食，何由得见醉饱之实乎？”(33)《与席元山·辛巳》，《王阳明全集》卷5，第202页。他在此指出致知之学不能光大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并没有推动自身做致知工夫，而是让致知工夫仅仅停留在口耳之间。这就是说，只有能够自我驱动的诚意工夫，才能光大致知之学。同年，他在另一封信中正面表达了诚意的关键作用：“道之不明，皆由吾辈明之于口而不明之于身，是以徒腾颊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诚而已。向日谦虚之说，其病端亦起于不诚。使能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亦安有不谦不虚时邪？”(34)《与朱守忠·辛巳》，《王阳明全集》卷5，第201页。诚身、立诚，等同于诚意。立诚能推动口耳之学转化为身心之学，使人把握良知固有的动力，启动并落实致知工夫。正因为立诚能解决启动并落实致知工夫的问题，所以才被阳明赋予“要在立诚而已”的首出地位。

四、诚意在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

前已论及，阳明中年工夫论便以诚意为本。其时他强调诚意在工夫中的首出地位，是针对朱子学以格物为首出而来。在他看来，朱子学以格物为首出，便使工夫陷于穷尽事物之理，无关身心修养的支离之弊中。他认为，唯有在好善恶恶的推动下做为善去恶的工夫，工夫才是关乎身心修养，并有助于达成成圣目标的。而好善恶恶正是诚意，为善去恶则是格物，由好善恶恶推动为善去恶，便是由诚意统领格物。唯其有了诚意的统领，格物工夫才免于支离；也唯其以格物工夫为下手处，诚意才能真正落实。这也是《大学古本序》所说“不本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35)《大学古本原序》，《王阳明全集》卷32，第1321页。的含义。克服工夫的支离，使工夫具有切要性，正是中年阳明工夫论关注的焦点。“切要”的意思是抓住根本，与之相反的支离的意思则是偏离根本。在阳明看来，朱子学唯其偏离了好善恶恶这一根本，所以才会陷入求理于事事物物的支离繁琐中。

尽管在嘉靖二年的《大学古本序》中，阳明仍保留了上述对诚意与格物意义的评价，但这并不足以反映在致良知理论提出以后诚意在阳明工夫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致良知学说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阳明在工夫论上的论述中心已经发生转移，相应地，诚意在新的问题意识中究竟承担什么角色，仅仅凭借《大学古本序》这类由前一时期文本修改而成的文本，是不可能被真正揭示出来的。

事实上，即便是晚年新创作的文本，也未必都能反映诚意在阳明晚年工夫论中扮演的角色。如在嘉靖四年左右与顾璘的书信往来中，顾璘称赞阳明的诚意学说具有矫正当时学者逐物支离、忽视身心修养之弊病的重要意义：“近时学者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诚意’一义，针砭膏肓，诚大惠也。”阳明在回答中指出：“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尽，复何言哉！复何言哉！若‘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但近世学者乃作第二义看，故稍与提掇紧要出来，非鄙人所能特倡也。”(36)《传习录》第130条，《王阳明全集》卷2，第46页。“近世学者乃作第二义看”，即是指朱子学者主张以格物为先、以诚意为后。从回答来看，阳明不仅没有反驳顾璘的说法，反而还顺承其说，认为诚意在儒学工夫论中拥有首出地位。尽管阳明晚年确实也认为诚意具有首出地位，不过很显然，诚意在此针对的是工夫的支离，而非对致知工夫的怀疑和轻视。换句话说，诚意在此主要反映的是阳明中年而非晚年工夫论的问题意识。当然，我们不是说阳明晚年就不反对工夫的支离，只是说这不构成他晚年的主要关切。

总之，诚意在阳明晚年工夫论中仍然具有首出地位，而没有因为致良知宗旨的揭出而被轻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正德十五年前后阳明工夫论的连续性。不过更应看到，诚意在阳明晚年工夫论中的地位，是基于阳明对工夫之真切性的要求。在致良知宗旨突显出工夫之简易性的背景下，人们容易怀疑致知作为全功的地位或轻忽工夫的困难与持久，因而对真切做工夫的强调就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与阳明中年借由诚意以保证工夫的切要性不同，诚意在阳明晚年工夫论中的作用，主要是保证工夫的真切性。从它们各自的反面来看，切要性对治的是工夫的支离，真切性对治的是怀疑或轻视工夫。诚意的不同角色，又反映出阳明工夫论的发展和变化。

在此还须讨论的问题是，阳明同时以致知和诚意为首出，是否会构成矛盾？根据前述讨论，致知与诚意均指好善恶恶。正因所指相同，所以阳明才说“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37)《传习录》第281条，《王阳明全集》卷3，第124页。。正因本来只是从不同角度揭示同一工夫的内涵，所以阳明晚年同时以致知和诚意为本，就不会构成矛盾。用宋明儒学固有话语来说则是，阳明这样做不会造成备受诟病的“二本”问题。

由此又产生一个问题，即致知和诚意既然本就是指同一个工夫，那既说致知又说诚意岂不是叠床架屋？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个工夫进行刻画，不仅如前所述是不得已的“补偏救弊”，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为了工夫的详密。正德十五年，阳明在给罗钦顺的信中说：“若语其要，则‘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诚意’？‘诚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详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为精一之学，此正不可不思者也。”(38)《传习录》第174条，《王阳明全集》卷2，第86页。这段话既说明格致诚正修虽各有所指但却本就只是指一个工夫，同时也说明详密是工夫的内在要求。正是为了工夫的详密，所以才有必要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个工夫进行刻画。

最后，本文尚且遗留一个问题，即既然阳明晚年同时以诚意为本和以致知为本，那就有必要对他工夫实践及理论的演进提出新的解释框架。简言之，相比于从以诚意为本转变为以致知为本的解释思路，工夫论的重心由真切转向简易，再由简易转向真切，或许更适合作为阳明中晚年工夫论演进的内在线索。限于篇幅，只能另撰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