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视野下的民族与国家(下)
——章太炎、梁启超与杨度的争论

干春松

20世纪的开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逐渐崭露头角，与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主的政治势力就未来中国的社会走向和政治体制的变革方向和方式等问题展开激烈论战。在这个时期，出身于湖南的杨度因其犀利的文风、独特的思考，逐渐成为舆论界引人注目的人。就政治立场而言，杨度与梁启超比较接近，这导致他们一度商议联合建立政治团体。而他对民族、国家等问题的思考与革命派的主张可谓针锋相对，章太炎等人就杨度《金铁主义说》一文所体现的文明观念、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提出批驳。本文通过杨度和章太炎之间在现代国家建立之际的思想争论，梳理20世纪头十年中围绕这些问题的多层次理论展开，这对我们今天思考现代世界的国家观念和国际关系等问题有诸多启示。

一、杨度与梁启超：开国会与设议会

1906年在清廷颁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之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就决定把保皇党改名为帝国立宪会。与此同时，在日本的立宪派开始了组织政党的准备，其中梁启超、杨度、蒋观云、熊希龄、徐佛苏等人商量联合成立政党。在这期间，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信中提到杨度，并给予高度评价：“东京学界人数日众，近卒业归国者，亦遍布要津，故欲组织政党，仍不得不从东京积势。东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势力者莫如杨晳子度(湘潭人，孝廉顷新捐郎中)。其人国学极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学，亦能确有心得，前为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留学生有学识者莫不归之。数年来与弟子交极深，而前此以保皇会之名太狭而窘，且内之为政府所嫉，外之为革党所指目，难以扩充，是故不肯共事。今闻我会已改名，距跃三百(东京一部分人皆然)。”(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3页。梁启超说，因为杨度有所改变，所以他邀请杨度和熊希龄等人到神户商议一起组织政党事宜；而为了避免国内各种势力对康有为的异议，只是请他做精神领袖而不担任具体职务。政党在东京建立，但本部要设在上海。这个政党以君主立宪为宗旨，以建立责任政府，所以要联络国内政坛有影响的，旨趣相同的人士，比如张謇、汤寿潜，并请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等人暗中赞助。梁启超认为这个新政党的最大敌人是革命党，而改造政府是第二目标。

梁启超与杨度的关系比较复杂。从政治立场看，他们在主张以“君主立宪”来建立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方略上趣味相投。因此，当杨度等创办《中国新报》之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专门撰文予以推介。他根据杨度所作之《中国新报》叙文说：“此报之宗旨，全在唤醒国民，使各负政治上之责任，自进以改造政府，成完全发达强有力之立宪国家，以外竞于世界。”(2)梁启超：《新出现之两杂志》，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6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3页，第134页，第135页，第135页。这里，梁启超先是批评革命派的“种界革命论”，认为这种主张不考虑中国的历史沿革和国民程度，煽动了人民的“好乱”“破坏”性，并迎合一部分人的心理，要压制富裕阶层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这其实也是对《民报》的主要立场的批评。接着，他说《中国新报》持君主立宪主张，认为当下中国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政体”问题，不应只考虑理论的纯粹性，而要立足于中国现实。梁启超说，他曾主张中国不能实行民主立宪的理由包括“国民程度不相应也”“曰无历史上之根据”等；而《中国新报》“谓就令汉人之程度可以为民主，而满、蒙、回、藏之四族决不能，不能焉而我新民主国之势力，又未足以驭之，其势必解组，以衅中国，而彼又无自保障其独立之实力，则必为强国所并，以召中国之瓜分，此实最博深切明之言，而予排满革命派以至难之返答也”(2)梁启超：《新出现之两杂志》，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6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3页，第134页，第135页，第135页。。

可见，在对民族和国家的理解上，梁启超和杨度有许多共同点。比如，他们都从文化和历史结合的角度，认为中国的民族是由汉族和满、蒙、回、藏诸族一起构成的“国民”，而中国的国土除了所谓的本土“十八省”之外，还包括东北三省、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所有领土的总和，国际上所有国家都承认这些区域为中国的领土。又如，他们对“种族主义”的反对是共同的。在梁启超看来，固然有一种民族国家的理论强调“单一民族”组成国家，如日本，但一个好的政治家不应将一直在这个国土上生活的不同民族的人排斥出去，而是应该以民族融合为其政治纲领，“断无挑之使互相排之理”(2)梁启超：《新出现之两杂志》，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6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3页，第134页，第135页，第135页。；汉族的排满主张和满族的排汉论，都是出于“私利”而误“大局”。所以，梁启超赞成《中国新报》提倡的“民族的国家主义”，认为革命派的民族国家理论容易导致中国各民族的互相对抗，最终导致国家分裂，难以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制。

梁启超还说，世界上的确有通过民族主义而导致国家富强者，比如德国和意大利，但他们是利用“民族主义”将国土内的不同族群凝聚在一起，而非如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要把一个大国分裂为许多小国；所以应该确立“国民”概念，而不必强调“民族”观念。“若吾党之持国家主义者则异是。‘民族’二字，在政治上不成问题，能支配者惟有国家，所支配者则为国民，而所谓某族支配某族、某族支配于某族之说，皆谓之不词。”(2)梁启超：《新出现之两杂志》，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6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3页，第134页，第135页，第135页。也就是说，不能肯定某一民族对别的民族的支配性地位，主张国内各民族的平等，但这个平等的前提是他们皆为“国民”之一分子。这与章太炎主张主体民族的观念有很大分歧。正因梁启超和杨度在政治立场上的接近，他们一度谋划共同成立政党来推动立宪政治。

前文已述，康、梁在1890年代初期所建立的强学会就有政党的雏形。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凝聚政治力量，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推行“尊皇、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人”(3)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的宗旨。保皇会在美洲、亚洲都设有分会，也有诸如《清议报》等舆论机构，声势隆盛。然随着1903年后革命派势力的兴起，保皇派逐渐失去其号召力。甚至革命派的兴起本身就造成保皇派内部的意见分歧，梁启超、欧榘甲等一些康有为的弟子在政治观念上接近革命派的主张。1902年4月，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89页。他认为不该对清政府抱有幻想，而应以“讨满”为最适宜的主张；并劝告康有为说，尽管光绪皇帝有厚恩于他，但他对皇帝已仁至义尽，现在应该考虑保皇党内部多数人的意见，改变政见。

对此，康有为专门写两封信强调他的政治主张，一是《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二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独立书》，目的是反对一部分弟子对革命派立场的“认可”，并强调革命派的主张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分裂。他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说明革命可能导致的政治动荡。这两封信曾在《新民丛报》第16号以《南海先生辨革命书》摘录发表，引发章太炎的长篇驳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系统驳斥保皇派对民族、革命和排满等问题的立场，章太炎亦因在《苏报》刊发直接攻击皇帝的言论而入狱。从客观效果看，章太炎因此案入狱，进一步扩大了革命派民族革命理论的传播(5)章太炎和康有为关于民族和国家、革命的辩论，参见干春松：《再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37—197 页。。

康有为的责斥之信对梁启超触动很大。他一方面考虑到康有为的态度，另一方面亦是未能完全确定自己立场，因而在给另一个康门重要弟子徐勤的信中说“长者此函责我各事，我皆敬受矣。惟言革事，则至今未改也”，并认为中国之发展必须要经过革命之洗礼(6)梁启超：《与勉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0页。。但同时，梁启超积极参与保皇会的活动，并起草了保皇会的章程(7)一般认为，梁启超在1903年春夏到夏秋之间有一个倾向革命到复归保皇的思想转折，原因甚多，比如康有为的影响、在美国实地观察选举的效果、对于革命派的失望等，当然这也与梁启超自己缺乏坚定的思想或政治立场有关。(参看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214页。)。

然在革命派这边，并不愿意在革命和保皇之间依违。1903年，孙中山发表《敬告同乡书》，主张划清革命派和保皇派之间的界线。由此，《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展开大论战。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被国人理解为立宪对专制的胜利，呼吁立宪改革成为各政治势力的共识。而革命派推翻满洲政府的主张，也让清政府试图通过接受立宪变革的建议来化解暴力情绪。为落实宪政，清政府派出专门的考察政治大臣赴日本和欧洲等地考察立宪政治的运行规则。在一众考察报告中，以载泽与端方的报告最切中满洲贵族的心愿。载泽认为，立宪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8)[清]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夏新华、胡旭晟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1页。。端方的考察报告比较详细，以进化论的思路提出立宪政体相比专制政体的“进步性”，并认为实行立宪可以依法治国，吸纳社会公众的参与政治活动，促进官制完备，厘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让财政收支及其他政治事务公开透明，等等(9)[清]端方：《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43页。。在全社会的期盼中，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

在反对革命、主张立宪的大原则上，梁启超与杨度有许多共同点。立宪就是要使不同的政治力量以政党的方式参与政治活动。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引述伯伦知理的说法，认为政党是在政治活动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具有政治目的的团体。他引述国外立宪国家的情形说，代表不同利益的政党之间的制衡是国会的原动力。“非有得力之政党活动于民间，则国会直无自而发生。惟其以政党之力而成国会，故国会成立之后，即为政党活动之地。”(1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5页。有些人担心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令人民没有结社、言论之自由，政党的政治目的难以表明并付诸实践。对此，杨度认为政党的存在，才能真正落实言论和结社的权力。虽然有些政党并不能获得施行政见的机会，但在国家利益的目标下,在野之政党亦可以通过议院来监督政府。

出于对政党作用的认识，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后，杨度和梁启超便与蒋智由、徐佛苏、熊希龄等人商议组织政党，推动清政府来落实立宪之各项事务。1906年底，梁启超致信蒋智由和康有为，提出联合杨度建立政党的设想。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首先就介绍杨度(1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3页。，并说自己与杨度有很深的交谊；其次，由保皇会改名的帝国宪政会因带有明显的康门色彩，因康梁的戴罪之身无法在国内活动，这会影响这个政党的影响力，必须另有人来担任党派领袖；再次，基于上述理由，康有为不适合出面来担任党派的领袖。信中还提出，要与同样持立宪立场的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人合作，不过梁启超认为并不确定是否能达成行动上的一致。梁启超还提出，要与袁世凯、端方、赵尔巽这些赞同立宪的人士合作，并请载泽和载沣担任正、副总裁。可见，梁启超所设想的新党派试图联合政商支持立宪的所有具备政治影响的人士(1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3—244页，第245页，第257页，第267页。。尽管康有为等人还是被悬赏缉拿的罪犯，与清政府之间存在裂隙，但梁启超认为革命党才是其最大的敌人，“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1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3—244页，第245页，第257页，第267页。。

梁启超和杨度在立宪问题上的大目标虽然一致，但具体政见差异很大。比如，梁启超主张开明专制，而杨度以“开国会”与“排满革命”相抗衡。杨度为什么要在预备立宪的众声喧哗中提出“开国会”？除简明而有辨识度之外，关键是可行性。杨度说：“予之主张开国会，与要求立宪诚无以异。然予不以要求立宪相号召者，非不以要求立宪之名为然而避之也。乃以为与其要求形式上之宪法，不如求实质上之国会；与其言广漠之范围而云立宪，不如举简单之事实而言开国会。”(13)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349页。

尽管杨度和梁启超在以“开国会”作为他们联合政党的口号等问题上取得共识，但双方在许多方面并没有真正达到互相信任，而且梁启超对杨度的权势企图心表示担忧。1907年3月，梁启超致信蒋智由说：“某君(指杨度)欲以其所支配之一部分人为主体，而吾辈皆为客体而已。吾辈固非不能下人者，苟有一真能救国之党魁，则投集其旗下为一小卒，固所不辞，但某君果为适当之人物否，能以彼之故而碍党势之扩张否，则不可不熟审耳。”(1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3—244页，第245页，第257页，第267页。基于合作的愿望，这种不满并没有立刻表现出来。梁启超在同月给杨度的信中，表示同意未来的政党以“开国会”为口号，但对于党内是否应该吸纳在同主义下不同派别政治团体、这些不同政治派别是否会构成对总体目标的分解表示疑虑。

1907年4月中旬，杨度在《复梁启超函》中说，简单明了的口号最能吸引普通人的注意。对康有为在政党中的地位问题，杨度接受梁启超的建议“谓总理暂不举人，南海暂不入党”，原因是“南海之反动力太大，革党与政府皆可借此以为摧残本党之具”(14)杨度：《复梁启超函》，《杨度集(一)》，第405页，第404页。。不过，杨度对康门弟子是否真的会让康有为“隐身”持怀疑态度。杨度和梁启超的交谊颇深，但并不认可梁启超所器重的蒋智由、徐佛苏等人。“所以主张立宪党之统一，乃本于屈己伸人之公心，不然弟非不能结一独立之小党，以与公等各树旗帜，相与周旋，以为娱乐也。观云(蒋智由)乃昌言欲坐收权利固地位，又言内地危险，不肯身入，实非真爱国所宜言。”(14)杨度：《复梁启超函》，《杨度集(一)》，第405页，第404页。杨度还认为梁启超的另一合作者徐佛苏也是缺乏“智略”。

杨度对梁启超的合作者的不满影响到梁启超对杨度的看法。说到底，在一致的宪政目标下，各方自有其利益相关的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謇等人先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由郑孝胥负责；杨度则成立“宪政讲习会”，无奈的梁启超只能独自成立政闻社。1906年6月8日，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颇为失落地抱怨杨度的“野心”：“杨晳子初本极热心此事，至今犹然，但征诸舆论，且察其行动，颇有野心，殆欲利用吾党之金钱名誉，而将来得间则拔戟自成一队，故不惟本党旧人不敢放心，即东京学界各省新进之士表同情于吾党者，亦不甚以彼为然。故现在政闻社之组织，杨氏不在其内，弟子数月来所经画徘徊而久不定者，颇为此也。”(1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3—244页，第245页，第257页，第267页。在满腹牢骚中，梁启超依然对与杨度的合作抱有期待，因为各自成立党派客观上造成立宪势力的分散，仅仅因政见的大同小异，造成争夺会员的局面。所以，在六七月间徐佛苏也两次致信梁启超，讨论政闻社与宪政讲习会的合并问题，以及若杨度若要加入政闻社之后续事宜。

但政闻社的活动颇不顺利，其在东京和东南亚的成立大会，都受到革命党的暴力破坏。按照章太炎的记述，在1906年10月17日政闻社社员大会上，由梁启超和日本人犬养毅发表讲演，梁启超刚开始讲演，张继等人就高喊打，梁启超夺路而逃时还被扔鞋击中面颊(15)章太炎：《记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94页。，场面失控。政闻社的另一制约力量来自杨度的宪政讲习会(后改名宪政公会)。政闻社因为实质操持者康、梁的政治缘由，改由马相伯主持(16)对于康、梁因政治不能到内地发展，康有为很是着急。他在给梁启超等人的信中说：“当议会之将开，及人才之渴望，因而收之，以成党势，诚至当之事，势不可不急起直追者也。恨我党不能大入内地，肃王即来提携，内情必极急，那拉旦夕必有变，若能入内地而开会，则以吾党之名誉财力，海内尚无与角者。”(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5页。)，宣传和推广力度难以与杨度相比。而且杨度有与政府合作、推动立宪的企图，因此在各地散布政闻社排斥袁世凯的言论。而康有为的确有联合袁世凯的政敌铁良的想法，似坐实杨度等人的“谣言”。这促使袁世凯鼓动张之洞上奏，最终导致政闻社被封禁(17)对此经过，徐佛苏的《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从侧面证明政闻社确有倒袁的意向。文中说，政闻社成立之后，积极推动立宪，受到人的猜忌，“又值康先生有为自海外秘电某当道，请劾奕劻植党揽权，以外间有康梁秘联粤督春煊谋倒张之洞、袁世凯之谣，于是袁党力促张之洞奏请清后举发康梁乱政秘谋。”(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95页。)。

梁启超与杨度在预备立宪的大趋势下，因主张在维持现有秩序而进行渐进式的变革，一度有联合建党的设想，但终因各种缘由而难以联手。在政闻社被封禁之后，杨度颇受袁世凯和张之洞的赏识，以“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被举荐而入宪政编查馆任职。1908年4月20日，杨度“四品京堂候补，宪政编查馆行走”一职进入清政府为立宪而设立的机构。杨度进入清政府后，继续游说推动立宪政制的确定，引发预备立宪时限的讨论，并对《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预备立宪的清单的提出有促进之功，还直接参与晚清刑律等法律原则的讨论(18)在清末修宪的辩论中，杨度主张家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不两立。他说中国政治之乱象，因深受家族观念之影响，国家要转弱为强，“欲官吏尽心国事，则必自去其家人之累始；欲去其家人类，则必自使有独立之生计能力始；欲使有独立之生计能力，则必自与之以营业、居住、言论各种自由权利，即迫之以纳税、当兵之义务始。欲与之此种权利，迫之以此种义务，则必自使之出于家人登于国民始。”(杨度：《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杨度集(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29页。)。但引发时人热情的预备立宪终因清政府的一再延宕，以及皇族内阁而引发强烈的反对。而革命之势则在各种力量的合力推动下，已成不可扭转之势。

二、章太炎之《代议然否论》对杨度“开国会”主张的批判

就20世纪初的思想舞台而言，革命派的最大论敌是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及其转型而成的保皇立宪思想。但杨度作为一个新崛起的舆论好手，对革命派亦构成尖锐的挑战。相比梁启超有煽动性但经常自我否定的论说模式，杨度的思想在民族、革命会导致国家分裂等议题上有连续性和稳定性，而对立宪的过程及其手段的分析缜密而稳定。这自然引起革命派的注意，章太炎等革命派的言论巨子纷纷发表文章，对之加以认真回应。

杨度对革命派的批评自有其策略。比如，针对革命派以排满为口号颠覆清政府的主张，杨度试图利用社会各界期待社会平稳过渡的心理来引发民众对革命派的不满。他批评说，革命派并不愿意通过监督政府的方式来促使其改善，而是更愿意看到政府的腐败堕落，这样他们的暴力活动就有合法性。因此，杨度说只要君主依然存在，革命党的利益就必然与国家的利益构成对立。“民间倡言破坏、主张革命者，亦舍政治之事于不问，任政府之腐败而不一监督之，且或利用其腐败，以激起人民反抗之心，甚至倡言贪官污吏非其所恨，闻政府之腐败而喜，闻政府之不腐败而惧。问其何以至此之理由，则必曰非起革命军除去君主后，不可以言政治也。”(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347页，第306页。这样做的后果是，在革命成功之前，革命派的一切活动必然与国家的利害相反的，与政府的利害更是对立。

中国历史上，要推翻一个昏庸的专制君主，只能通过暴力革命。“革命之事，数十年一小起，数百年一大气，杀无数之人，流无数之血，而所得之结果，又复如前此无他，但知以专制易专制，而不知以立宪易专制也。”(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347页，第306页。在杨度看来，这种治乱的循环是因为人们不能从专制政治中摆脱出来的后果。在朕即国家的体系下，人们对现实的不满从推翻不负责任之君主得以呈现，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一种更合理的政权更迭方式——立宪制，通过组织责任政府，政府更换，而作为国家象征的君主无需为政治困局担责。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的差别是，君主专制是君主有责任而其他官员和民众无责任，而君主立宪是君主无责任而内阁有责任(20)在皇族内阁出台遭受全国上下一致反对的情况下，张謇在1909年提交《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中，依然这样来理解责任内阁和君主的关系：“立宪国何以能之？其立法也，曰责任内阁。责任云者，以内阁代君主负责任焉耳。责任专于内阁，而君上日临而监察之。内政有失，则责内阁大臣焉；外交有失，则责内阁大臣焉。中外人民之观听，群倾注于内阁大臣。”这样，大臣们就不会以为自己的位置永远安全而敷衍自己的责任。唯有君上为责任之所不及。如此说来，责任内阁对君主而言是只有益处，无有损害的。(参见《张謇全集(1)·公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188页。)。杨度希望中国能通过政治改革的方式建立起新的政治模式，并乐观地认为应该通过立宪的方式来改换政府，这样国家便不会因改朝换代而产生急剧的动荡。而每一次政府的更迭都是民众对自己权力的主张，提升了他们参与政治的程度。

要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关键在于国民能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在现代政治架构中，参与政治活动的途径主要是国会，而国会活动正常化的前提是政治团体的建立，特别是政党。不同政见的政党通过议会对政府的施政方案进行辩论，对税收和政府支出进行审计、监督等，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杨度认为，革命派所组织的同盟会并不能算是政治性的政党。在他看来，秘密会社式的革命行为是“非政治革命党”，他们并不敢公开与政府为敌，而“吾人欲结之党，又必彰明昭著，显与政府为敌，而不宜以秘密自藏，则苟无敢死之心者，与其入显著之政治革命党，不如入秘密之非政治革命党也”(21)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348页，第346页，第382页。。他认为在公共平台上批评政府，比采取暗杀等方式更有“敢死”之心。不过，杨度以此来批评革命党的怯懦并不符合实际。在清政府的冥顽不化面前，政治斗争的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清政府预备立宪方案的推出，其原因之一就是受到革命派的压力而做的“姿态”。

杨度也承认革命派所提出的排满革命的口号的影响力，认为立宪派应该有一个共同主张来与之抗衡。1907年4月，他在《致〈新民丛报〉记者》中对梁启超说，你主张立宪，我主张开国会，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没有国会的立宪必然是假立宪，就如“五大臣归朝后，不费若何之气力，而使朝廷颁出一预备立宪之控温，至于官制改革之实事，则盈廷反对，卒无丝毫之效果，致使预备立宪之谕，亦几乎虽有若无”(22)同上，第400页。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但在立宪派和革命派看来，这是一种虚应故事而已。实际上，清政府虽然觉得日本的方案不错，但对如何有步骤地展开，迟迟没有提出具体方案。；所以要有一个具体能推进的事来作为立宪的端口，一切有关宪政之事以开国会为首。这些主张得到梁启超的肯定。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继续强调开国会的效果，认为经若能开国会，国民能人尽其才，国家富强倚马可待。“盖国会既开之后，一国政事，纲举目张，循法守例，照常行事，贤者不能过之，不肖者不能不及，中材之人皆可自致，全国上下人人皆为谋国之人，合群智合群力以进行之，秩序厘然，各尽其职，而国家之事不必期其进步而自然进步矣。”(21)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348页，第346页，第382页。

杨度认为若有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国民的政治素质将大为提高。国民参与政治有为人民之官吏之资格来参政、为人民以人民之资格而参政两种方式。人民以人民之资格参政，即是成为议会中人。议会的成立使政府不能将财政、外交事务尽守秘密，不让百姓知道。议会通过辩论，一切皆会公之于世。而只有百姓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这样，通过人民的监督，政府虽然不想负责亦不能，国力也可以得到提升。杨度还批评说，当政者总说人民的程度不足以开国会，是政府拒绝监督自己的一种借口，是政府的程度不足以容忍议会的存在。所以，不能靠政府的同意来开国会，而是要靠民众自己去争取。民众可以参加不同的政治组织，去争取自己的权利。那么怎么去争取呢？

当时预备立宪之上谕已下，但官制改革和立宪之步骤却进展迟缓，要督促清政府实行立宪，首先值得选择的是舆论手段，即使舆论手段不能奏效，依然可以通过舆论呼吁大家使用武力，这样就可以积聚反君主力量。杨度认为，在舆论手段是否有效还没有定论的情况下，讨论武力革命为时尚早。在这个时期，杨度始终不承认以革命的方式参与政治的正当性。

杨度也知道，在“立宪”这个大目标下，可以包括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革命派追求的是民主立宪。那么，他为何要坚决反对民主立宪呢？

在杨度看来，政治的关键在于国民，而不在于君主与民主。“政治以观察民主立宪与君主立宪之区别，其所重要者必不在君主与民主一方，而在国民一方可以断言矣。夫由国民一方以论各立宪国之异同，虽有可论列之点，然而有一同焉者，则民权之伸张是也。民权之伸张，于何见之？于其国会见之。国会者，所以代表国民之机关，一国中有此机关，则民权之伸张不待言矣。”(21)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348页，第346页，第382页。由此，判别民主与专制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君主，而在于是否有成立国会。杨度仔细分辨了英美、德国和日本的不同政治体系，认为政治之最完善者当然是国会成立并颁布形式化的法律。虽然不同的国家政治发展成熟程度有差异，如英国国会的权力高于君主，其次是德国，最下是日本。政治发达与否与这些国家的国民的政治意识密切相关，与是否君主制其实关系稍远。英国和美国虽然一为君主制国家、一为民主制国家，但实则上是“同一之共和政体也”(23)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372页，第384页，第364页，第366页，第370页。。英国因为政党制度发达，所以由多数党组阁，实质上是由议会而非君主掌握国家的权力。政党发达的根基在国民之发达，国民的公共之心确立社会的公德意识。“英、美惟器国民公德之发达也，故能合小为大，以发达其政党，以发达其国会，以发达其国家，而成为共和政治也。”(23)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372页，第384页，第364页，第366页，第370页。因此，中国目前的政治最紧迫的任务是开国会立宪。

针对革命派所提倡的共和理想甚至“无政府主义思潮”，杨度一概将之视为“以哲理解决者”：若是将社会理想现实化，最理想的社会必将视所有制约人类之自由的制度均为不合理，不仅君主不足留，民主、宪政都不足慕；但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情怀，无法应对当下中国所面临的困境。

哲理之法无法解决纷乱的社会问题，只能以“法理”去寻求解决之法。在世界各国，无论民主立宪还是君主立宪，法律国国不同。因此，不是以抽象的法理来决定法律，而是各国根据本国的现状，制定相应之法律，然后“各学者乃从而解释之，斯即谓之法理”(23)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372页，第384页，第364页，第366页，第370页。。换言之，最终要“以事实解决”，即从当时中国的现实来寻求最合理的宪政方案。杨度认为，当时中国最适合君主立宪，因为若实行民主立宪，有两个问题难以解决，一是蒙、回、藏之文化不能等同于汉人，二是汉人的武力也不能处置蒙、回、藏可能出现的分离主义倾向(23)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372页，第384页，第364页，第366页，第370页。。由此，杨度提出：(一)满汉平等，逐渐使蒙、回、藏在文字上达到统一的程度；(二)逐渐消除种族即国家、君主即国家的观念，树立“国民”意识，“庶乎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尽成为中华民族，而无有痕迹、界限之可言”(23)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372页，第384页，第364页，第366页，第370页。。

杨度说，他的开国会主张不是基于理想政治形态的哲学性思考，也不是基于法理根据，因为在没有公义、只以强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面前，任何法理的依据都难以保全中国。他借用拿破仑的事例说明，即使是民主制度，也可以使国会徒有其名而行专制之实。所以，当前的中国选择何种政体，主要依据是中国的现实需要(24)杨度在《中国新报序》说：“然则中国宜为君主立宪乎？抑宜为民主立宪乎？曰：是不当以理论决，而当以事实决；又不当以他日之事实决，而当以今日之事实决。”(《杨度集(一)》，第209页。)。在国力羸弱且国内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程度不一的情况下，以政治的理想形态来要求无疑是拒绝变革的借口。

对于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对革命派所提出的批评和“开国会”的主张，章太炎在1908年刊于《民报》10月号的《代议然否论》等文章中做了系统批判。

有效地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解读来批驳政敌的主张，是章太炎的习惯性路径。这方法在与康有为、梁启超的论战中已充分显示其力量。对于杨度开国会以让国民获得充分参与政治的机会的说法，章太炎持否定态度，认为议员群体的出现只是增加一个社会阶层而已，根本无法保障国民的权利。他认为，在中国郡县制早就取代封建制，从而实现了社会成员的平等；代议政体这种来自西方的政治体制只是封建制度的变种，上议院不过是西方封建时代元老院的蜕化物，而下议院则接近于《周礼》中的询及庶人。即使在民主体制，代议政体也只是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增加一个统治阶层。

康、梁在戊戌变法时期提倡的议会制度，其目的是“通上下之情”，使君民沟通无碍。但章太炎认为，议会制度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经常会异化为统治集团与地方豪强联合起来压迫底层平民的机制；而选举制度让这种压制机制合法化，甚至被视为是符合历史进程的“公例”。所以，“必欲闓置国会，规设议院，未足佐民，而先丧其平夷之美……乃者，杨度鸮张，夸夫伸眉延颈，喁喁请开国会。满政府如其请，果刻九年为宪政实行之日”(25)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312页，第313页。。

一度醉心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章太炎，也经常采用“实证”和“统计”的依据来否认议员的代表民意的可能性。例如，章太炎从议员与人口的比例，说明议员的代表性不足的必然性。他指出即使是通过选举而确定的议员最终还是会被权贵阶层所垄断，不过是魏晋时期的“上品无寒门”的格局的翻版而已，国民的权益难以得到保护。“名曰国会，实为奸府，徒为有力者傅器羽翼，使得膢臘齐民甚无谓也。”(25)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312页，第313页。章太炎提出几种不同的选举议员方式，如按人口比例或是按缴税的多寡来确定议员的人数，但在广土众民的中国，都难以使代议制度真正发挥矫正社会不公平的作用。

作为一个以实现共和政体为目标的革命派的理论家，章太炎必须回应没有议会制度的共和政体如何可能的问题。章太炎说，他早年对共和政体的推崇主要是基于反对统治权力世袭制，没有考虑公选大总统和设立议会制度之间的“公私”之别。也就是说，大总统的选举制代表“天下为公”的理想，而议会制度实质上是贵族利益的辩护者，是“私”。他还认为，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之间存在内在“矛盾”。从民生主义的视野看，如果“法自上定者，偏于拥护政府；法自下定者，偏于拥护富民”(26)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317页，第323页。。换言之，统治者若为民选，那么统治者会偏向于经济上的平等；而若经济制度由议会来确立，他们势必会维护富裕阶层的利益。这样，以议会为基础的共和制度，与民族、民生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这种论述的副作用是构成了对于孙中山等人的民族、民生主义理论的一致性的解构。

基于反对代议制的目的，章太炎认为无论是君主制的元老院制度还是民主制度的代议制，本质上都是在已有的等级制度上增加一个等级而已。至于立宪派强调的以议会来限制君权的主张，章太炎认为是不可行的，而且若是以限制君权为目标，那么司法和行政的独立可能更为有效。他的方案是采取权力分置的方式：总统主要负责国防和外交，以任命制的方式来选择官员，并以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官员的升降；教育的发达以开民智，法律规则真正由百姓确定；重大的事务的终决权必由总统和国务官共同签署；在经济上限制富裕阶层的财富，并对财产继承加以管控，不使富者子孙成为食利阶层；在基层管理上实行地方自治，由行政官员和民众商议决定征税、劳役等公共事务。

在章太炎看来，纠结于“共和”与“专制”并无必要，关键在于是否真正能让百姓的利益得到保护。当议会和议员只为权贵服务的时候，这样的“共和”实质上更接近于“专制”。 “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大抵建国设官，惟卫民之故，期于使民平夷安稳，不期于代议。若舍代议政体，无可使其民平夷安稳者，吾亦摭将取之。”(26)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317页，第323页。所以，章太炎的方案看上去与革命派追求共和政治的目标有一些出入。他认为当时中国的问题并非立刻开国会，关键在于选拔有实际能力的官员。那些夸言经世的人强调财政和武备政策，并无实际的方略，游说横议之风气，贪腐之吏盈朝。所以，类似杨度等人只是剿袭西人口实，并无实际操作路径的分析。“金铁主义论者盖闻其风而兴起矣。彼见满洲政府近时所注意者，无过聚财讲武二端，而于吏治得失、民生隐曲，曾不一语及之，以为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但使国会成立，笼罩群生，则中国已足以治。诚如是，则彼所谓宪政，金云铁云而已。”(27)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66页，第266页。章太炎说，即使是经常发空论的梁启超所提倡的“开明专制”，也比杨度的主张有可行性，因为梁启超看到了吏治改进的重要性，其认知能力要高于杨度甚多。

对于杨度提出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议会名额的复杂方案，章太炎的主张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地方自治性质的总督府，“其下编置政官，其民亦各举其贤良长者以待于总督府，而议其部之法律财用徵令，以授庶官而施之”(27)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66页，第266页。。在这些贤能之士的管理下，发展农业、工商业，最终使其发展水平与汉地接近。至于杨度所担心的国家分裂问题，以及破坏殖民势力在中国的均势的问题，章太炎也不以为然。他认为并非所有列强都持利益均沾的“保全中国”策，如俄国就有意分裂中国，不能把保全国家的期望寄托在西方殖民主义者。

对于革命可能激发国内的分裂势能，章太炎亦认为这与革命与立宪并无多大关系。在差不多同时期所作的《中华民国解》中，章太炎的建国方案是以文化之远近来确立其差等式的组合格局。他主张先从文化风俗接近的地区来确立国家之主体，而语言、风俗差异较大的地区则听其来去自由，在某种程度上，这并非肯定“保全中国”的策略。但章太炎则通过反驳康梁、杨度所担心的中国瓜分说，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因为人才、资源等原因并不会选择独立，期待通过20年的发展而逐渐与内地实现文化上的“醇化”。

革命派的汪精卫和胡汉民等人一直在批驳康、梁等所担心的革命导致瓜分论。而对于杨度的分裂说，章太炎的学生汪东也批评民族主义容易招致国家分裂的说法，认为这是一种武断的臆想。汪东一方面认为满族若想独立也非坏事，另一方面认为游牧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他们未尝会愿意独立；更关键的是，满、蒙等民族若是要独立，跟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政体并无直接关系(28)参看寄生(汪东)：《革命今势论》，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

在现实的政治操作实践中，相比于康梁系的政闻社在国内立宪运动中的受挫，以张謇为代表的工商立宪势力和杨度的宪政公会，不断通过请愿等政治斗争的方式，推动清政府将预备立宪的落实。

1907年12月，杨度根据1907年11月对预备立宪的上谕，提出《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对上谕所提出延迟宣布立宪的理由提出反驳：第一，对上谕中所说的须上有完备之法度、下知应尽之义务方可宣布立宪，《请愿书》认为，法律是天下之共守之物，所以须代表民意，只有尽快地立宪，建立立法机构，才能制定符合人民利益的法律，而通过立法的过程，人民也就知道自己应尽的义务。现在中国的立法权，只操于修律大臣几人，所制定的法律不仅地方督抚反对，人民亦无从了解详情。第二，对上谕提出要以国民之程度来决定实行之迟速，杨度重复了在《金铁主义论》的观点，认为民选议院的开设就是对国民的政治训练，而且中国的中层人士的素质已经完全具备参与政治决策的能力。第三，对有人借口立宪而干预国家政治事务的现象，《请愿书》指出立宪就是制订规则的过程，若民意有表达的渠道，民众就不会人人干预，国家的权威性才可能更好的维护。第四，立宪是为了民情得以上达，而不是为了激发民怨。《请愿书》认为国会可以汇总各地民意，下情上达的途径畅通，国家的政治事务也可悉数了解，这样，百姓的暴戾之气可以得到化解，否则压力无处发泄，反弹力也会很强。第五，对充分利用资政局和谘议局的问题，《请愿书》认为这两个机构固然是作为议院的预备机构而成立的，但这些机构只是代表官方的权力机构，既不代表国家，又不代表人民，只是政府的顾问机构，因此只有民选议院的成立才是真正的立宪。因此，他们代表湖南人民请愿，要求在两年内开设民选议院，推进预备立宪(29)因为开国会的愿望迟迟难以实现，所以杨度提出速开国会的请愿书。与此同时，康梁一派的政闻社要求宪政编查馆“请限期三年召集国会”也有五六年甚至二十年的，最后宪政编查馆决定以日本实行宪政的九年期为限。(参见李细珠：《新政、立宪与革命—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7—38页。)。

杨度的独立请愿行为很快被“招安”，因为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保举，杨度进入宪政编查馆，由一个宪政的舆论推动者，进入清政府成为宪政的实际操作者。这种转变也可看作是杨度与体制内的宪政派达成合作。

三、杨度和章太炎对于“中华民族”的争论

章太炎和杨度之间争论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民族主义”是否正当。

杨度的政治立场一生多变。1905年之后，他接受了严复所译的甄克思的《社会通诠》中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他认为中国处于由宗法制度向军国民制度发展的阶段，还从《社会通诠》的社会发展三阶段出发，认为民族主义是“宗法社会”阶段的思想观念，不适合近世的国家社会。如果近世国家采用民族主义的手段，一般也是用“国家主义”，而民族主义只是手段，比如俾斯麦和意大利等国都采用民族主义的观念，但他们所用之民族主义并非种族意义上的“血统民族”，而是文化认同意义上的“文化民族”。由此，杨度对革命派的批判，以“民族主义”为其中最重要的标靶之一。

杨度说，民主立宪党之民族主义论说，既有以血统民族说来排满的，也有以文化立论不排满的。从革命派将未来的国家名称定为“中华民国”而言，他们所持者实为“文化的民族主义”。由此，他展开对于“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思考：“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固有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3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372页。杨度还引用公羊学中“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原则，认为古代中国的夷夏之别不是基于血统，而是以礼教为标准来判别文明之高低。且各民族经过几千年之混杂，所以“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31)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372页，第372页，第376页，第379页，第381页。。“华”者，“花”也，以“花”为名，只是为了形容文化之美。以此而言，“今日之中华民族，则全国之中除蒙、回、藏文化不同，语言各异而外，其余满、汉人等，殆皆同一民族”(31)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372页，第372页，第376页，第379页，第381页。。

杨度说，革命派中有些人的排满主张是排满族之君主，而非满族之人民，可知他们采用的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手段，来达到民主主义的目的。这种说法一方面是要对革命派的排满主张进行“分化”，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中华民族”概念的解释，确立中国在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摈弃以单一民族建立现代国家的激进主张，确定多元民族一体的方案。

按照黄兴涛对“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溯源，“中华”一词历史悠久，而“民族”一词是晚清才开始使用的概念，将这两个概念合在一起称“中华民族”是1902年的事；稍早还有“中国民族”的说法；最初使用“中华民族”主要是指汉族，到后来才用来指称在中国土地上生活的所有族群(32)黄兴涛：《重塑中华：当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5页，第67页。。在现在可以追溯的文献中，最早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是梁启超。1902年4月，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使用了“中华民族”的称呼。1902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使用“中华民族”的概念，并强调“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黄兴涛说，梁启超这个时期使用的“中华民族”概念虽然主要是指称汉族，但他总结了以往民族形成的特色，意味着将来的中华民族是“大民族共同体”(32)黄兴涛：《重塑中华：当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5页，第67页。。

在以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处理晚清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上，梁启超和杨度等人有许多共同的倾向。杨度说，革命派所持的民主立宪派在民族立场有游移，分别从两个方面来“替民主立宪立策”。他假设道，若是从民族主义立国，只能采取压制和分立两策。但这两种方案都难以真正实现建国的目的：其一，基于军事力量的困境，通过压制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统一很难做到；其二，民族分立会导向国家分裂。中国的地域和种族的情况“非各种人杂居夷狄，而为各种人分局各地故也”(31)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372页，第372页，第376页，第379页，第381页。。在这样的格局下，如果蒙、回、藏也接受民族建国的思想，那么他们就会脱离中国而谋自立。对此，中央政府所能采取的策略，一是压制即通过武力来反对分裂，二是分立即让这些区域建立自治性的国家。但这都行不通：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无以行压制的策略；而分立可能会落入殖民主义者分而食之的策略，列强会将这些分立的自治国纳入自己的版图，如俄国对于外蒙、英国对于西藏等。

杨度的建国策可称之为“民族联合策”，即对满、蒙、回、藏既不排斥也不压制，而是与他们联合成立一个新的国家。这种“联合策”并非完美无缺，最大困境是蒙、回、藏这三个文化不同的民族在新建立的中华民国中占何种位置。

杨度认为，若联合建国，必然要采取统一的语言，而蒙、回、藏还处于宗法社会阶段，民族观念强烈，让他们放弃自己的语言至为困难；革命之后的约法说会给予这些民族以一定数量议员的资格，但更大的可能是他们为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字，而放弃在新国家里的政治权力。这就会造成一种悖谬：若在设立议会之后，允许蒙、回、藏使用自己的语言，那么等于实质上的分裂；若必用中国语言，那么等于还没开国会，他们就会产生分裂之心。若否定种族革命立场，而采取各民族的联合立国策略，问题就主要在议政环节，即议政所用文字。如果统一到汉字，那么依然处于民族主义的各民族断然不会接受。如果几种文字并用，那么“不仅为讨议国事之害，亦且有动摇国本之忧。决不可也”(31)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372页，第372页，第376页，第379页，第381页。。

杨度认为，蒙、回、藏历史上与中国其他民族之间分分合合，但最近一次是在清朝时候，依赖清朝的武力而粘合的。因此，他们对清朝皇帝依然具有尊敬之心，这样，君主立宪相比于民主立宪，可能更有助于保护国家的统一。“欲保全领土，则不可不保全蒙、回、藏；欲保全蒙、回、藏，则不可不保全君主，君主既当保全，则立宪亦但可言君主立宪，而不可言民主立宪。”(31)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372页，第372页，第376页，第379页，第381页。

相比之下，章太炎的民族观念相当复杂(33)参见张志强：《一种伦理民族主义是否可能：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哲学动态》2015年第4期。。作为革命派的理论家，章太炎一直持种族革命的主张。他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提出：“长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则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而可溷淆满、汉以固熏莸于一器哉？”(34)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177页。他认为当时的世界已经属于民族主义的时代，种族之间的界线应该辨别。在批驳严复在翻译《社会通诠》时所提出的“民族主义”不能实现强国保种的目标时，他说：“严氏皮傅其说，以民族主义与宗法社会比而同之。今之政客，疾首于神州之光复，则谓排满者亦宗法社会之事，于是非固无取，与利害则断其无幸。”(35)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336页。他还认为甄克思并没有将民族主义等同于宗法社会，此是严复的误读。他更强调种族革命是符合世界各国建国的理念，亦是中国恢复主权的唯一途径。

在杨度的《金铁主义说》发表之后，章太炎作《中华民国解》一文，系统提出他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并对杨度关于民族问题的核心观念进行批驳。章太炎说，名国土为“华”是缘于最初的人们活动区域与华山有关，而以“夏”和“汉”作为族名是因为河流的名称，因此，“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36)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58页，第260页，第260页。。对于杨度认为“华”的原字为“花”、是形容文化之美的说法，章太炎认为有三个值得商量之处：其一，“华”的确有华美的含义，但考察文义要从最初的含义出发，最初的“华”是山名。而且即使是分享同一种文化，也不能就此认定他们是同一种族。其二，杨度所援引的春秋公羊学的夷夏观念，并不能反映历史事实。这种理解源自刘逢禄等人，这些人因为世代在满清做官，失去了民族气节，其论不足为据。章太炎认为，《春秋》中“有贬诸夏以同夷狄者，未有进夷狄以同诸夏者”(36)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58页，第260页，第260页。，故反对杨度所提出的满族已经汉化的主张。其三，“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36)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58页，第260页，第260页。。章太炎说，杨度的民族观念主观臆测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是由无数民族不断融合为成。实质上，所有民族的融合都有主体民族的存在，即以一种优势的文化不断融合其他民族而成。若两个民族势力相当，则无从融合。章太炎十分重视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主权”问题，也就是说，既然清朝的满族并非是在汉族统治下的同化，而是基于他们对于汉族的欺凌，因此在主权未恢复之前，不能认为存在民族融合。这个先后顺序是不能颠倒的。

杨度和章太炎还就“国民程度”问题进行争论。在杨度看来，国民程度即军事能力、经济能力、政治能力和对国家的责任心的程度，其中尤以国民之责任心的建立为最难。而责任心的建立前提是建立起现代国家，若只是宗法社会或更早，那么并无国民，社会成员只需要对君主个人负责就可以。随之的问题是，当国家内部有多个民族存在的时候，不同民族的“国民程度”并不一致，应该如何对待呢？杨度分析了蒙、回、藏等民族特性与在不同阶段纳入版图的过程。其实，杨度真正要讨论的是满族的问题，这也是革命派民族革命的关键点。

杨度认为，清朝的国家性质并非是一个满族的国家，清政府也自认为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所以所谓的“亡国”并不存在。他说，革命派所主张的“光复”是“中国国家未亡，无可光复……夫国家之元素有三：一土地，二人民，三统治权。三者缺一则国亡，否则其国无自而亡”(37)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264页，第264页，第265页。。君主并不能代表国家，一个新朝代取代一个旧朝代，只是更换了君主，这个国家并没有灭亡。杨度与康、梁一样，经常引用欧洲国家迎立外国人为君主的例子，说明国家主体的存亡与君子的更替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37)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264页，第264页，第265页。。“故今国家仍为中国国家而非满洲国家。今国家既为中国国家而非满洲国家，则今政府自亦仍为中国政府，而非满洲政府。盖中国不能无政府而有国家，满洲又不能无国家而有政府也。惟其满洲非国，所以中国不亡。”(37)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264页，第264页，第265页。那种将朱家明朝灭亡视为国家灭亡的说法，是囿于儒家君臣大义，并将之与奇异的种族主义结合，这便是排满说的主要理论基础。

在杨度看来，满族已进化到宗法社会，但还没有发展出国家观念；将君主等同于国家的看法是儒家之君主国家说，而非种族国家说。但满族入关之后，已退化为不耕不稼之人群，反而造成种族竞争力的衰退。杨度认为满族应该融汇于汉族，放弃其入关之后抑制汉人的失败政策，汉族人也应该放弃民族主义。而满族人之所以要坚持民族主义，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要保持政治上的特权，另一方面主要在于要保持他们因政治特权所带来的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但基于政治特权所带来的经济优势，恰因为不事劳作而成为他们在新的国家中失去生计自由的缘故。杨度指出，面对社会改革，汉族和满族人有不同的诉求，汉族人所寻求的是政治地位上的平等，而满族所担忧的则是生计自由的问题。

在五个主要的族群中，杨度认为汉族的国民程度最高，但尚有家族主义的思想留存，难以发展出完全的国家观念，从而虽有经济、军事和文化能力，但国家责任意识不强。这是因为“西洋家族制度破于封建制度之先，殆封建破，而个人之发达毫无阻碍，故突起直进而出于我之先。中国封建制度破于家族制度之先，今家族制度犹未破，故社会上仅有家长与家人二级，而无完全之国民”(3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第298页。。

或许是对西方的社会进化论的模式的照搬，杨度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侧重于批判家族主义的影响。在关于晚清法律改革的争论中，杨度也从否定家族主义、肯定国家意识的角度，认为礼教作为家族制度的对应物，应该在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中被清除；民族同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固然要设学校和行政管理机构来推进，而法律等暂时要照应当地的风俗习惯，这样20年以后庶几可以达成。

这个“醇化”的主体应该是汉族，这是持历史民族主义立场的章太炎所坚持的。他批评杨度的语言统一观点说：“彼为金铁主义说者曰，蒙、回、藏人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必以通中国语为惟一条件。夫能通中国语者，则已稍稍醇化矣。然于中国社会之形态能知其一二耶？情伪不知，利病不审，坐而论到则勿能，纵令随众予夺，亦如投钩何异。”(39)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64页，第265页，第265页。在章太炎看来，这些少数民族的选民即使了解中国语，对中国内地的情况也并不了解，让他们投票决定议案显得过于随意。至于杨度所提出的设立“代议士”的主张，也与追求平等毫无关系。“专以言语同化者，必不足以参通国之政也。”(39)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64页，第265页，第265页。若议士只是处理各民族地区的内部事务，可能还能发挥作用。满族人的汉语水平得到杨度的肯定。但在章太炎看来，语言程度和政治参与能力并不成正比，因为满族人长期不事劳作，对民生并不了解，需要等革命成功之后，剥夺他们的特权，退就农耕生产，才有资格参与中国之政治。“金铁主义论者一与仅知语言之满洲人，再与仅知语言之三荒服人，夸言平等而忘利害中失之端，其症结非难破也。”(39)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64页，第265页，第265页。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五族共和成为处理多民族国家的一个基本策略。略显吊诡的是，虽然革命派所推动的排满革命取得胜利，但新的国家在民族问题上所延续的是改良派的多民族融合的“中华民族”的观念。在辛亥革命之后，多民族融合的“中华民族”观念，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