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云南乌蒙山片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经验衔接
——以彝良县为例

穆 智

作者：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博士、副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而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关系到中国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别、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也关系到中国整体发展是否均衡，是否能够实现城乡统筹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关键。①杜茂华，陈莉.乡村振兴战略：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20：5.

近年来，得益于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在民族地区的深入落实和推进，关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研究，特别是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如范建华通过反思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认为乡村振兴是“乡土中国”乡村建设理想的再创造，提出要坚持“五大发展理念”、生态均衡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民族地区的充分融合道路。②范建华.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与实践[J].思想战线，2019（02）.骆行和王志章通过分析贵州道真自治县的乡村社会发展，提出政策利用、人才引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等多途径的融合发展路径。③骆行，王志章.民族地区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融合路径探索[J].贵州民族研究，2018（10）.雷兴长认为，在某些贫困地区要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脱贫融合发展，提出要做到生态开发、传统与现代农牧业、民族乡村文化与现代科学文化、内地民族贫困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四种深度衔接创新路径。④雷兴长.民族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衔接研究[J].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19（02）.

通过文献回顾和研究发现，目前，关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发展规划衔接研究、工作举措衔接研究、帮扶机制衔接研究、政策保障衔接研究、产业优势衔接研究等方面①刘焕，秦鹏.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逻辑、现状和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2020（01）；牛坤玉，钱钰，等.乡村振兴战略研究进展及未来发展前瞻[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20（01）.，有关经验衔接的专项研究并不多，而关于云南乌蒙山片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经验衔接的研究成果暂时未见。

通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特别是在取得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后，中国广大农村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变革”。但是，农村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需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来加快补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使之更好地与城市加快融合发展。虽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本质上同为“三农”工作，但是二者之间存在接续性，乡村振兴是立足于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来实现“富有问题”的时代新命题，涵盖了未来的农业如何高质高效、未来的乡村如何宜居宜业、未来的农民如何富裕富足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从乡村振兴所具有的接续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来看，必须要做好经验衔接，总结提炼脱贫攻坚中的宝贵经验，继续作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云南乌蒙山片区位于云南省东北部，面积3.9万平方千米，最高海拔3353米，最低海拔270米，山高谷深、地势陡峻、地形地貌多样，是典型的高原山地构造地形，生态环境极其脆弱②谢红花，李超，等.云南乌蒙山区土壤养分空间变异及海拔梯度分布规律[J].中国农学通报，2019（08）.，既是集“老、少、边、穷”特征于一体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也是中国贫困人口分布广、少数民族聚集多的脱贫攻坚重点区域。该片区包括昭通市的昭阳区、鲁甸县、镇雄县、威信县、绥江县、盐津县、永善县、大关县、巧家县、彝良县，曲靖市的宣威市、会泽县，昆明市的寻甸县、禄劝县以及楚雄州的武定县15个县（市、区）。2020年，云南乌蒙山片区实现贫困地区的全部脱贫，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后扶贫时代”。加快云南乌蒙山片区的发展，事关区域性民族团结进步与和谐社会建设，事关长江中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事关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建设。所以，云南乌蒙山片区的发展对实现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新的发展目标，乡村振兴为云南乌蒙山片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该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然与其他民族地区有着明显的不同，需要总结不同环境下的脱贫模式，提炼不同场域下的脱贫经验，在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为其他地区提供在云南乌蒙山片区脱贫攻坚战中淬炼而成的智慧经验，共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本文选择昭通市彝良县作为研究对象，该县地处乌蒙山腹地、毗邻川黔，曾是国家级贫困县、云南5个革命老区县和27个深度贫困县之一，2020年5月成功脱贫“摘帽”，具有云南乌蒙山片区的典型特征和代表性。

二、彝良之变：一个云南乌蒙山腹地深度贫困县精准脱贫的案例

彝良是一个集“高寒山区、革命老区、深度贫困区、民族散杂区”于一体的深度贫困县，全县面积2804平方千米，总人口63.15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58.8%，有彝族、苗族、回族等20个少数民族，5个少数民族乡，少数民族人口9万余人，约占总人口的14.27%，少数民族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长期以来，彝良面临的基本困难和复杂问题与其他地方类似，具有乌蒙山区的共性表征。一是基础条件薄弱。全县最高海拔2780米、最低海拔520米，是典型的山区县，25度以上陡坡地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71.5%，高稳产田仅占20%。山高坡陡、沟壑纵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多发频发，是当地自然环境的“底色”。农村公路等级低、路况差，晴通雨阻现象比较突出。二是产业发展滞后。产业层次低、结构单一，“一产不优、二产不强、三产不活”。铅锌、煤炭、天麻、竹子、花椒等产业处于原材料或者初加工阶段，附加值不高。服务业、工商业发展缓慢，旅游业刚起步。彝良地方经济发展进入“低水平平衡陷阱”，成为纳尔逊所说的“仅仅依靠贫困地区自身发展已经无法打破的平衡现象”。三是城镇化水平低。城区规划、建设管理较为滞后，市政功能不完善，配套设施建设滞后，城镇化率仅为31.9%，辐射带动县域经济的能力弱。四是社会事业欠账大。教育基础不牢，人才队伍不足，全县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8年。医疗卫生投入不够、软硬件医疗设施不优，专业技术人才匮乏。

作为乌蒙山片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彝良县在脱贫攻坚战中的使命特别光荣、任务特别艰巨。全县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践行昭通市委“133”和县委“123456”扶贫工作思路，以战天斗地、不怕牺牲的拼搏精神，举全县之力向绝对贫困发起总攻，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彝良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彝良的“千年之变”，在乌蒙大地上书写了中国减贫奇迹的彝良篇章。打赢脱贫攻坚战，“彝良之变”既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互助精神，还为中国减贫事业提供了一些有益借鉴和经验参考，主要体现在“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精准施策、坚持‘志智双扶’”四个方面。

第一，坚持党建引领。嵌入式贫困治理理论认为，在不打破固有传统村民自治格局的前提下，通过外部嵌入的方式引导外部资源进入贫困场域，有利于实现与脱贫需求的精准对接，从而优化原有社会结构，发挥多方治理效能。①杨发祥，郭儒鹏.嵌入、建构与增能: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的实践探索——以贵州省T县为个案[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9（02）.彝良县注重贫困治理主体类型的协调确认，借助多种平台和方式，充分介入参与到“固化”的社会结构内部中，构建了“多点发力、各方出力、共同给力”的治理格局，促进扶贫资源下沉，从而提高贫困治理工作的效率。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各级责任。严格贯彻落实五级书记抓脱贫的总要求，层层签订责任书、立下军令状，在脱贫攻坚期内保持乡（镇）党政正职稳定，始终保持全体动员、尽锐出战的决战态势。二是强化力量下沉，落实到基层。累计选派各级结对帮扶单位的5941名干部职工精准覆盖到贫困户，所有驻村工作队员和帮扶干部吃住在村、工作到户，所有县级领导干部在一线推动工作落实，把基层党组织建成了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三是从严治党，打造铁军。大力弘扬“人民功臣”罗炳辉将军“为革命尽忠、为人民尽孝”的共产主义者精神，以敢打善拼、坚韧求成的铁军精神干事创业、脱贫攻坚，并将脱贫攻坚作为培养、锻炼、选拔干部的主渠道，激励干部担当作为。2020年中共彝良县委在脱贫攻坚一线提拔使用干部82人，占提拔总人数的87%。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可行能力论，强调了人的基本可行能力缺失与贫困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贫困主体的能力建设和激发其内生动力成为贫困群众摆脱贫困的核心和关键问题。①姚进忠.福利研究新视角：可行能力的理论起点、内涵与演进[J].国外社会科学，2018（02）.彝良县大力践行“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人民主体思想，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着力提升基础设施、产业培育、群众就业水平，努力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帮扶转变，让贫困群众持续增收、稳定脱贫，让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同步奔小康。全县累计建成42个集中安置点，11203户50957人通过“挪穷窝”斩断了“穷根”；提前3年实现所有行政村通硬化路的目标；新建和改造农村危房28933户，以保障农村群众的住房安全；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广播电视信号和村民小组活动场所全覆盖及村村通动力电、网络宽带全面达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通过国家级评估认定等。②穆智.彝良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探索实践及经验启示[EB/OL].(2021-03-12)[2021-05-02].http://society.yunnan.cn/system/2021/03/12/031331649.shtml.贫困群众在卸下教育、卫生、住房等民生包袱后，获得感和满足感不断提升，发展主体意识和能力显著增强，信心更坚、脑子更活，越干越想干、越干越会干，发生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一系列改变。

第三，坚持精准施策。贾兰（Jalan）和拉瓦雷（Ravallion）的地理空间论，强调了特定的空间地理资本、自然资源禀赋和生态循环约束对贫困造成的影响。贫困源于自然，在贫困治理过程中就要充分尊重自然，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引导经济社会发展从自然依赖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③王明黔，等.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反贫困路径选择辨析——基于空间贫困理论视角[J].贵州民族研究，2011（04）.彝良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规律、精准施策。一是分类指导、科学规划。彝良县结合当地人文历史和自然地理情况，按照地域相邻、自然条件相像、产业结构相似、生活习惯相近的原则，将全县15个乡（镇）划分为5个片区，按照“四年五片区”区域脱贫攻坚规划，将有限的资源和力量有的放矢地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促使其发挥出最大化的效能。二是聚焦重点工作、破解特殊难题。针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坚定地把移民安置作为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举全县之力集中攻坚。面对5630户25725名群众的发界安置区移民规模，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建设、搬迁和入住任务，发界移民安置工作的“彝良速度”成为中国移民搬迁安置史的经典案例之一。三是探索精准管用的产业扶贫之策。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和“村村有亮点、组组有看点、户户有支撑”的工作要求，统筹推进良种良法、高度组织化和集约化模式、党支部+合作社“三个全覆盖”，稳固提升天麻、马铃薯、烤烟、蔬菜、养殖等成熟产业，提质增效竹子、核桃、花椒等传统林产业，不断提升规模化、专业化、组织化水平，全面助推脱贫攻坚和群众持续稳定增收。采用“公司+基地+合作社+卡户”的模式，让山益宝、万物生、彝江红等11家龙头企业带动有产业发展条件的贫困户11650户，实现了各项主导产业均有一家龙头企业带动的目标。同时，扶持发展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96个，带动有产业发展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17350户。全县产业扶贫项目覆盖有发展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54527户25.2万人。

第四，坚持“志智双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的贫困文化论，强调了贫困亚文化对贫困主体的发展主体性和可持续性所造成的影响，认为贫困人群拥有一套共同的价值理念、态度方式和行为逻辑。①Lewis,Oscar.Five Families:Mexi can case histor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M].NewYork：Basic Books，1966.所以，扶贫除了财富造物外，还要精神造人，扶志气、扶精神、扶智力、扶文化。成功的智力包括正确的志向、坚强的志气、丰富的智慧、卓越的见识的内涵与底蕴，其中情境智力、经验智力和成分智力皆包括“志”与“智”两个方面，正确、及时地应用智慧往往是取得成功的主要途径。②余梓东，等.兴边富民行动中的扶志与扶智:现状、问题及对策[J].民族教育研究，2020（06）.彝良县注重把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动能，引导贫困群众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摆脱贫困、改变命运。持续开展“勤、孝、俭、诚、礼、助”新民风建设，组织“十星级文明户”评选，评选出星级文明户20218户，并对8998户五星级以上的农户进行授星挂牌。投入专项资金1390万元，在139个村建立“爱心超市”，以文明积分兑换物品，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深入开展“自强、诚信、感恩”“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主题教育及“三讲三评”“四同一实”活动，唤起发展的主体意识，激发革新的内生动力，从物质贫困中“走出来”，在精神贫困中“站起来”。

三、经验赓续：云南乌蒙山片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知识迁移

作为云南乌蒙山片区贫困治理的一个缩影，彝良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生动实践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在实战中淬炼而成的智慧经验将成为彝良以及其他类似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重要法宝。

第一，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制胜之道，也是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夺取胜利的信心和底气所在。党管农村工作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是“三农”发展的政治保障。云南乌蒙山片区的乡村振兴需要各级党组织的共同意志和统一行动，需要以“国之大者”的胸怀在干部使用、要素配置、资源投入、公务服务等方面始终将农业农村发展置于优先发展位置，将党的创新理论和新发展理念贯穿实际工作的全过程、全领域，用非常之力推进非常之事。

第二，继续坚持科学发展。尽管脱贫攻坚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云南乌蒙山片区发展的任务依然很繁重。特别是与内地和沿海地区相比，乌蒙山片区的发展任务更重，更艰巨。“要想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云南一年要干17个月的活，昭通可能一年要干20个月的活。”③郭大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EB/OL].(2021-03-09)[2021-05-02].http://www.ysxw.net/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3&id=9949.中共昭通市委书记郭大进曾用这样形象的比喻来形容昭通发展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这就需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发展，特别是科学的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战略设定了“三步走”的策略，既着眼长远又立足当下，因此，云南乌蒙山片区的乡村振兴工作更要稳扎稳打、循序渐进、行稳致远。当前乃至很长一段时期，巩固和拓展好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仍然是最大的政治、最重的任务，要始终如一地做到目标不变、靶心不散。要用足用好五年“过渡期”政策，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第三，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在脱贫攻坚中，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想群众之所思，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忧，是激发群众奋发精神和力量的重要保障。农民是农业的主体，农村发展的本质是农民的发展。乡村振兴缺少了农民的主动参与和主体作用的发挥，结果只会流于形式。云南乌蒙山片区的乡村振兴，要特别注意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铸牢农民主体意识，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造血功能，为此，要培养一大批真正懂农业、爱农村的人，并且积极发挥他们的引领带头作用，促进农民增收，让农民成为改革红利的主要受益者，才不会让农民成为农村改革的旁观者。

第四，创新工作机制体制。实践证明，脱贫攻坚的成功是“精准务实”的成功，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用发展的办法和创新的精神研究问题，通过大量一线的调查研究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扶贫工作实行精细化管理。云南乌蒙山片区的农村类型多元复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利导，科学把握不同乡村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创新机制体制，探索并形成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特别需要注意处理好“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关系，切不可搞形式主义、“一刀切”和“层层加码”。

第五，建设美丽乡村文明。强化感恩教育和倡树文明新风，是在脱贫攻坚中总结出来唤醒贫困群众主体意识及其激发内生动力的有效办法。通过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建立健全村规民约，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创新和改进帮扶方式，能让贫困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巩固其科学观念、法治意识、文明方式和奋斗精神。乡村振兴战略描绘了一个协调发展、全面振兴的美好蓝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提升农民精神风貌。”①习近平要求乡村要培育这“三风”[EB/OL].(2018-03-18)[2021-05-02].http://www.china.com.cn/lianghui/news/2018-03/18/content_50720398.shtml.因此，要善于弘扬脱贫攻坚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和衷共济、团结进步”的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云南乌蒙山片区的乡村社会更加团结互助、乡邻和睦、乡风文明，把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都充分激发出来，汇聚起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