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不快乐
——支付痛感研究述评

周李文渊 董圣鸿 颜玉枝

（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江西省心理与认知科学重点实验室，南昌 330022）

1 引言

花钱一定会使人快乐吗？ 答案是不一定的。Zellermayer （1996）发现个体与金钱分离时会感受到一种心理痛苦，并首次提出了支付痛感 （pain of paying）的概念。支付痛感在人类消费行为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支付痛感能够简化消费决策的心理加工过程，帮助人们更快地做出买或不买的消费决策（Prelec ＆ Loewenstein，1998）。其次，支付痛感具有一定的适应性作用，能很好地帮助人们克制过度消费，防止个体陷入寅吃卯粮的窘迫境况。再次，支付痛感解决了个体经济行为中目光短浅的问题，而人类已经被证实是目光短浅的——眼前的利益会让人忽视未来更大的利益（Laibson，1995）。

虽然支付痛感能够帮助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有效分配资源，但是Zellermayer 认为，如果个体在消费行为中感受到的支付痛感过高或过低，就可能导致“强迫性购物”和“强迫性不购物”两大心理问题。

首先，当个体感受到的支付痛感过低时，个体会陷入强迫性购物的心理问题当中。强迫性购物在行为上具体表现为无法克制的购物冲动，而这种冲动性购物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2015 年，一位李姓女士一年内因购物花光丈夫二十多万元积蓄，并欠下六万多元债务，丈夫无奈提出离婚 （贾晓宁，2015）；2019 年“双 11”当天，杭州一女子网购一夜花掉 10 万元（廖艳，薛莎莎，2019）。冲动消费带来的问题不仅仅发生在国内，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英国人一生会冲动消费6500 次，人均花费14.4 万英镑（约130 万人民币）。在根本用不到的商品上，消费者每年人均花费高达 9000 英镑（Bancroft，2019）。

Ridgeway，Kukar-Kinney 和 Monroe （2008）将强迫性购物定义为消费者表现出的重复购买倾向，以及缺乏对购买的冲动控制。强迫性购物行为给当事人带来的是巨大的精神痛苦，包括羞耻、内疚、懊悔、抑郁、绝望、焦虑和愤怒。除去精神痛苦，伴随而来的还有大量购物带来的社会后果，频繁的家庭争吵、 个人财政赤字、 工作遇到问题等 （Benson ＆Eisenach，2013； Weinberg ＆ Gottwald，1982）。

随着科技进步，电视购物和网络购物进一步刺激了强迫性购物的发生。Lee，Lennon 和 Rudd（2000） 发现强迫购物与电视购物曝光率呈正相关。在该研究中，大约有10%的电视购物者有强迫购物倾向，而在普通人群中大约为 6%～7%（Muller，Mitchell ＆ de Zwaan，2015）。网络购物亦是如此，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在1490 名网络服装店的顾客中，17.7%是强迫性购物者 （Kukar-Kinney，Ridgway，＆ Monroe，2009）。王影、 贺晓琴和银成钺（2016）回顾了一系列国内外文献指出，网络为购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得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自由购物； 有些个体在传统消费渠道中不是强迫性购物者，却是网络强迫性购物者。不仅如此，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强迫性购物者都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Muller ＆ de Zwaan，2004； Neuner，Raab，＆Reish，2005； Muller et al.，2015）。除了购物渠道，有许多研究认为，逐渐便捷化、多样化的支付手段，便利的购物流程，以及购物中的各种折扣与促销手段也导致强迫性购物逐年增加 （姜云乔，2019；许铭嘉，陆小倩，2019）。

强迫性购物愈演愈烈，而目前强迫性购物的治疗方式却还十分有限。Benson 和Eisenach（2013）使用了心理动力学治疗、 认知行为治疗、 辩证行为治疗、动机访谈、正念以及接受和承诺治疗六种咨询方式对强迫性购物进行了为期12 周的治疗，依然收效甚微。因此，他进一步提出该问题的主要治疗方法还是沿用之前的口服抑郁症药物治疗。然而Lejoyex和Weinstein （2010）总结了一系列药物治疗后，认为很少有对照研究评估药物对强迫性购物的影响，也没有任何药物呈现出治疗效果。而支付痛感已经被发现能够有效遏制购买行为，并已发现与强迫性购物存在一定的关联性。除此之外，支付方式、折扣与促销手段也被发现与支付痛感存在显著相关性（Mazar，Nina，Shampanier，＆ Ariely，2017； Soman，2001； Zellermayer，1996）。综上所述，为提出新的心理治疗方式，研究支付痛感以对强迫性购物进行干预具有重大的意义。

Zellermayer（1996）认为支付痛感不仅与强迫性购物有关，还与“强迫性不购物”有关。有许多消费者在应该购买的物品上过于吝啬，而强迫性不购物现象一直没有得到研究者的重视。有研究发现，相比于购买了自己不想要的物品，错过购买自己想要的商品令人产生更多的后悔情绪（Frederick，1995）。而支付痛感感受性强的人——吝啬者在消费中就表现出消费过少的情形，他们能意识到自己的消费行为，并对自己的消费角色感到不满意 （Rick，Small，＆Finkel，2011）。

从社会层面上来说，除了强迫性购物带来的无意义消费之外，消费是被社会所鼓励的行为。合理消费一方面可以提升个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杨振，2020），另一方面也能增加社会经济活力。而强迫性不购物者既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又浪费了社会资源。从帮助个体进行合理消费以满足个人基本需求的角度看，支付痛感亦有待研究。

因此，为了帮助研究者更好地开展支付痛感的研究，本文通过梳理支付痛感有关文献，阐述了支付痛感的理论基础和生理基础，总结了支付痛感相关研究，并对该领域内的研究进行了评价和展望。

2 支付痛感的理论解释与生理基础

传统理性人假设认为，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如同一台机器，没有任何主观心理感受和伦理道德。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驳斥理性人假设，人们越来越关注情感因素在决策中发挥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陆续有研究者探讨了支付痛感的理论解释和生理基础。

2.1 支付痛感的理论解释

Irving Fisher （1930）最早提出的跨期选择理论认为，消费者是在包括现在在内的不同时间点上，无感情地进行消费。支出的分配是为了使总效用最大化，在这个模型中，决定花还是不花，仅仅是一个有效分配资源的问题，现在的支付导致的只是未来消费效用的下降。但实际上，交易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二选一任务，人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常常会获得一种直接性的痛苦，Fisher 自己也承认了其理论的不完备性（Zellermayer，1996）。

Thaler（1980）提出了心理账户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金钱心理位置的改变，其心理意义也会改变。根据心理账户理论，Thaler 提出了两种效用：交易效用和获得效用。交易效用是指消费者在消费中获得的感知节省，而获得效用是指消费者在消费中感知到的价值盈余（Thaler，1985）。不论是 Fisher 的跨期选择理论，还是Thaler 的心理账户理论，归根结底都是典型的经济学假设，并没有考虑到人们的情感因素。而事实上，人的情感因素不仅在决策中占有关 键 地 位 （Guth，Schmittberger，＆ Schwarze，1982），在消费决策中也占有关键地位（Hirschman ＆Holbrook，1982）。

根据心理账户理论，Prelec 和 Loewenstein（1998）提出了心理账户的双通道理论。该理论描述了消费的快乐和支付的痛苦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并得出了它们对消费行为和消费享乐的影响，由此支持了“支付痛感”理论的合理性。双通道理论认为，人们在购物时会同时激活两个心理通道，一个通道如同心理账户理论，人们会记录消费的正效用，而另一个通道则记录付款的负效用。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这一理论，Prelec 和 Loewenstein（1998）在文章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当计程车计费器滴答滴答的响声刺激着你的神经之时，你乘坐计程车的便利舒适感就迅速减少。心理账户的双通道理论兼顾了消费决策中的理性因素和情感因素，很好地解释了支付痛感的成因及作用机制，因此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

2.2 支付痛感的生理基础

人们常说，“这么贵，花这么多钱，真是心疼。”那么，支付痛感是否只是一种隐喻的抽象概念而并非具体存在？ Zellermayer（1996）通过将支付痛感和生理痛感进行对比来推断支付痛感的存在，因为这两者之间存在极大的相似性。不论是哪种痛感，当疼痛不在人们掌控之下时 （如风湿带来的疼痛和不使用短信却必须支付绑定的套餐费用），人们会感受到更强烈的疼痛； 延续性疼痛对两种痛感都有放大作用（如病人被告知病痛还会持续很久和持续数年支付汽车的保养费）。

Knutson，Rick，Wimmer，Prelec 和 Loewenstein （2007）通过 fMRI 证实了它是切实存在的，它和脑岛的激活以及内侧前额叶失活有关。脑岛的功能直接和生理痛苦以及经济损失有关 （Kuhnen ＆Knutson，2005； Wager，Atlas，Lindquist，Roy，Woo，＆ Kross，2013），而内侧前额叶与预期收益有关 （Knutson，Fong，Bennett，Adams，＆ Hommer，2003）。

支付痛感不是一种躯体痛觉，而是一种心理痛苦，或称为情感痛觉（affective pain）。情感痛觉不同于躯体痛觉，它是更加高级的痛觉，它具有不愉快、情感、主观性三大特点。躯体痛觉一定会带动情感痛觉，但情感痛觉中可以没有躯体痛觉参与。例如，想像自己摸电门能诱发人的情感痛觉，但人的躯体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另一项fMRI 研究表明，支付痛感所产生的痛觉有前扣带回皮质的背侧和上额回部分以及前脑岛参与，而这些部分与情感痛觉直接相关，这进一步证实了支付痛感是一种情感痛觉（Maz ar，Plassmann，Robitaille，＆ Lindner，2016）。

3 关于支付痛感的研究

支付痛感的研究中大都包含对支付痛感的测量，而关于支付痛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支付痛感感受性差异人群的对比研究，即吝啬者与挥霍者的对比研究； 二是支付痛感的影响因素探究。

3.1 支付痛感的测量

3.1.1 对支付痛感的直接测量

Zellermayer（1996）最早采用自陈问卷对被试的支付痛感进行了测量，该问卷包含50 个研究者感兴趣的陈述 （如大家凑份子钱给一个你不喜欢的同事买礼物），且在每个陈述之后都包含一个问题——“这有多痛苦？ ”以及11 个得分选项，得分区间从-5到5，得分间隔为1 分。

Thomas，Desai 和 Seenivasan（2011）在研究中对支付痛感的测量进行了改进，他们使用了两个量表对被试的支付痛感进行测量。第一个量表会呈现一系列关于购物体验的问题，每个问题都采用1～5五级计分，在1 分旁有一张悲伤的脸，5 分旁有一张快乐的脸，分数越高代表痛苦程度越低。另一个量表呈现了多个选项（恼怒、受限、懊恼、无能为力、被控制、窒息、被抑制、以上都不是）供被试选择，以了解他们的负面情绪程度。被试可以在这些单词中选择1 个或多个符合他们购物情感描述的单词，选择的单词越多表明被试的支付痛感越强烈。Soster，Gershoff 和 Bearden （2014） 对选项稍加改变，在Thomas 等人的量表基础上，于3 分旁放置了一张无表 情 的 脸 。Lee，Morewedge，Hochman 和 Ariely（2019）则在研究中直接沿用了该量表。这些研究对支付痛感的测量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使用未标准化的测验对支付痛感进行测量，其结果偏差较大；第二，这些研究对支付痛感和其共变因素的测量都使用自陈测验，容易造成共同方法偏差。

3.1.2 对支付痛感感受性的测量

Rick，Cryder 和 Lowenstein（2008）基于人们支付痛感感受性的差异，编制了 “吝啬-挥霍” 量表（Tightwad-Spendthrift Scale，TW-ST 量表）。Rick 等人认为，人们体验支付痛感的倾向是不同的。根据这种不同，Rick 等人将人们分成三种类型： 花钱时感受到的痛苦强烈，支出比理想情况下少的人称为吝啬者（tightwad）；花钱时感受的痛苦轻微，支出比理想情况下多的人被称为支付痛感挥霍者（spendthrift）；支出与理想情况下一致的人被称为无冲突者（unconflict）。

TW-ST 量表仅有四个项目，总分区间为4 到26分，得分在 4 到 11 分区间内为吝啬者，12 到 18 分为无冲突消费者，19 到26 分为挥霍者。由于整个量表仅有四个项目，项目过少将导致量表信度不高，而信度不高又必将导致其效度不高 （戴海琦，张峰，陈雪峰，2011）。目前，与吝啬者和挥霍者相关的研究都采用了Rick 等人的TW-ST 量表，这些使用信效度存疑的量表产生的研究结果可能也会存在一定偏差。

3.2 支付痛感感受性差异人群： 吝啬者-挥霍者的对比

Rick 等人（2008）在验证 TW-ST 量表效度的过程中发现，TW-SP 量表得分可以直接预测负债金额和存款金额，但吝啬者和挥霍者的收入差异与TWST 量表分无关。也就是说，吝啬者的开销小不是因为他们收入低。在该研究中使用TW-ST 量表调查了超过13000 名被试，发现其中25%为吝啬者，15%为挥霍者，剩下60%为无冲突者。

Rick 等人在研究中还发现，支付痛感的感受性对消费的影响受框架效应调节，吝啬者对信息更加敏感，看到实验材料中出现 “小小 5 元 （small ＄5 fee）”的吝啬者会比看到“5 元（＄5 fee）”的吝啬者消费更多，而在挥霍者中没有发现这一现象。

在Rick 等人提出支付痛感感受性差异后，有许多研究者也对吝啬者与挥霍者展开了研究。Thomas等人（2011）研究了吝啬者和挥霍者在购买健康食品或垃圾食品中使用现金或信用卡购物时感受到的支付痛感强弱。结果表明：购买垃圾食品时，使用信用卡支付的两种被试消费差异最小； 而不同的支付方式对吝啬者有显著影响，使用现金支付时吝啬者的消费金额更少，而在挥霍者的消费行为中没有发现显著效应。

Rick 等人 （2011）发现不论是吝啬者还是挥霍者，都对自己的吝啬者或挥霍者身份感到不满。该研究对1300 名夫妻进行了调查，发现丈夫与妻子的TW-ST 得分呈现显著负相关，但丈夫与妻子的TWST 得分之差的绝对值与婚姻幸福感也呈现负相关。也就是说，丈夫与妻子在支付痛感的感受性上差别越大，婚姻幸福感就越低。同时研究还发现，使用夫妻双方的TW-ST 量表得分进行logistic 回归，还能很好地预测家庭是否负债。

Raghubir 和 Srivastava（2009）声称给被试 100美元酬劳，被试有两种选择，一种为1 张100 美元纸币，另一种为5 张20 美元纸币。在给予酬劳时，将被试分为两组，其中一组会面临许多消费诱惑，另一组则不设置诱惑。结果发现，吝啬者在高自我控制需求条件下，即面临诱惑时，更有可能选择100 美元的纸币； 而同样条件下，挥霍者在100 美元纸币和5 张20 美元纸币的选择上没有显著差异。Raghubir 认为大面额的钞票在心理上具有难以替代性，从而能够帮助人们控制消费。而吝啬者选择大面额纸币正是一种为了规避消费而产生支付痛感的自我控制策略。

Berman，Tran，Lynch 和 Zauberman （2016）在研究中发现，挥霍者比吝啬者更容易忽视未来开支，吝啬者们更容易犯下目光短浅的毛病。这与Rick 等人（2008）提出的吝啬者们更容易忽略机会成本的研究结果一致。

Smith，Echelbarger，Gelman 和 Rick （2017）研究了5 到10 岁吝啬者儿童和挥霍者儿童的表现，发现在ST-TW 量表中低分组的人数比例 （29.8%）大大高于高分组（6.7%），即儿童当中的吝啬者人数高于挥霍者，这与Rick 等人（2008）对成人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该研究还发现，年龄越大的儿童越少出现挥霍的倾向，男女儿童在ST-TW 量表得分上没有显著差异。父母与孩子的ST-TW 量表得分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不过ST-TW 量表得分高的父母更可能认为孩子有高消费倾向。Smith 等人的研究弥补了儿童支付痛感研究的空白，也为塑造儿童的金钱观和消费行为提供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3.3 支付痛感的影响因素

在支付痛感的诸多影响因素中，研究者对支付方式的讨论较多，亦有一些学者探究了影响支付痛感的其他因素。

3.3.1 支付方式对支付痛感的影响

有研究指出，相较于信用卡支付，人们使用现金支付时会感受到更强烈的支付痛感。这是因为钱的损失是立即实现的，且这种损失不会通过抽象金钱体现出来（Soman，2001）。并且由于新兴支付方式（如信用卡、手机支付等）使人们在交易中失去了现实 的 金 钱 剥 离 感 （Kamleitner，2008； Soman，2003），也会降低人们的支付痛感。

许多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有研究发现，与现金相比，消费者在使用信用卡支付时会购买更多的商品，即使是常规性的购买杂货物品也是如此（Soman，2001，2003； Raghubir ＆ Srivastava，2008，2009； Thomas etal.，2011； Lee et al.，2018）。杜娉婷（2016）发现，相比于现金支付，第三方支付会使消费者在垃圾食品上消费更多； 张美萱（2018）发现，相比于现金支付，使用手机支付会使人们花更多的钱。

但是 Falk，Kunz，Schepers 和 Mrozek（2016）通过研究发现，使用信用卡支付和使用移动支付，人们感受到的支付痛感没有显著差异。Boden，Maier 和Wilken（2020）的研究认为，支付痛感只是支付方式影响消费决策的一个原因，其支付便利性也是消费决策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总而言之，相对于现金支付方式来说，非现金的支付方式降低了人们感受到的支付痛感，但不同的非现金支付方式之间还未发现显著差异。

3.3.2 其他因素对支付痛感的影响

除了支付方式，现有研究中还发现一些其他影响消费者的支付痛感因素。Zellermayer（1996）通过线性回归的方法，得到了影响支付痛感的七个因素：公平，交易越不公平支付痛感越高；投资与消费，纯粹的消费支付痛感更高；即时付款或延时付款，付款越是拖延，支付痛感越高；为自己或为他人消费，为他人消费支付痛感更高；付款时机，享受消费后付款支付痛感更高；可控制性，交易越无法控制支付痛感越高；商品金额，商品越贵支付痛感越高。其中，商品金额的影响最低。在不考虑金额的情况下，其他六个因素解释了83%的支付痛感方差。虽然Zellermayer认为自己找到了影响支付痛感的大部分因素，但后人研究中还是有更多的影响因素逐渐被发现。

Soster 等人（2014）提出了“美元见底效应（Bottom Dollar Effect）”。他们在研究后认为，当预算不足（也就是美元见底了）时，支付痛感的提高会作为中介变量，使得人们产生消费厌恶。这一效应会受到意外之财的调节作用，在预算不足时，如果获得一笔意外之财，将减少人们的支付痛感，提高消费的满意度。张美萱等人（2018）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手机支付条件下获得了意外之财的被试比未获得意外之财被试消费更多。

Mazar 等人（2017）认为，人们都是喜爱折扣的，这可能是因为折扣使得支付痛感降低。但过小的折扣可能会低于人能感受到的阈值，所以几乎不会对快乐产生影响 （Morewedge，Holtzman ＆ Epley，2007）。Lee 等人（2018）在研究中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但Lee 等人进一步指出，折扣可以分为概率折扣（有1%的概率商品免费）和固定折扣（免去1%的商品金额）。在商品折扣很低时，人们更偏好概率折扣，这可能是因为免费这一词降低了人们感受到的支付痛感。这些研究结果都有较强的实践意义，既可以应用于商家刺激消费，也可以提醒消费者小心消费陷阱，克制过度消费。

4 评价与展望

支付痛感从Zellermayer 提出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国外已有不少学者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国内针对支付痛感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作为一个横跨经济学与心理学的概念，本文整理了一些未来支付痛感可能的研究方向。

4.1 运用支付痛感治疗强迫性购物

强迫性购物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凸显，而目前没有有效的治疗方式。在心理治疗中，如果没有器质性病变，治疗者总是强调使用心理咨询手段帮助患者，药物只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使用，因此对于强迫性购物问题的治疗应优先考虑心理咨询方法。许多研究已经发现，较高的支付痛感能够有效遏制个体的购买行为（Kamleitner，2008； Raghubir ＆ Srivastava，2009； Soman，2003； Soster 等人，2014），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在日常生活中操纵强迫性购物者的支付痛感，以减少其强迫性购买行为，从而达到治疗其心理和行为问题的效果？这还有待学者的研究。

4.2 利用支付痛感刺激消费

一些研究发现，人们没办法很好地进行消费以满足自己的需求。Kivetz 和 Simonson （2002）在研究中发现，有些人需要使用一些手段强迫自己才能放纵自己。在该研究中，实验人员让一群女性选择80美元现金或者85 美元的spa 套餐，并在实验后对这些女性进行了访谈。这些女性表达出了对spa 的喜爱，但是她们认为80 美元可以用于支付房租、购买食品等生活开销，因此而克制了自己的享乐开销。例如有一位女性说：“如果我选择80 美元，我就可以花在我需要的东西上，而不是我真正喜欢的东西上。（可是）我要去spa 已经说了四五个月了。”这些人的典型消费习惯与他们的期望消费习惯存在差异，Rick 等人（2008）暗示，其原因正是这类人感受到的支付痛感过高。

没办法合理进行消费的人还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就像 Zellermayer（1996）指出的，“强迫性不购物浪费了商家的资源，这种顾客在店里闲逛而不买东西，这是对售货员时间和注意力的浪费。”由于降低支付痛感能够促使个体进行消费，未来的研究方向除了通过操纵支付痛感帮助强迫性购物者外，也可以考虑操纵支付痛感以帮助强迫性不购物者进行正常的消费。

从商家的角度来说，在商业情境中进行实证研究，利用对支付痛感的操纵来帮助商家，促进其产品的销售也是值得研究的话题。

4.3 支付痛感的跨文化研究

在跨文化研究领域，一项研究发现，所调查的三个国家（美国、德国、印度）成人的支付痛感没有显著差异（Boden 等人，2020）。而我国与西方消费群体在消费文化观念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人提倡勤俭节约，而西方人追求享受生活；中国人偏好储蓄，而西方人崇尚提前消费；中国人注重实用性，西方人注重形式（贺晓琴，2010）。那么支付痛感作为影响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其感受的倾向性是否也存在跨文化差异？如果这种差异存在，我们该如何本土化运用支付痛感的相关研究成果？ 这些问题都有待讨论。

4.4 利用支付痛感遏制公款消费

挥霍不仅仅存在于私人消费中，公款消费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78 条明确指出：“挥霍浪费公共财产，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常见的公款恶性挥霍包括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超标公车消费甚至赌博（周晓雯，2014）。

公款消费也是一种消费行为，也包含着对消费效用的考量。但公款消费与私款消费又存在一定的差别，挥霍者们在私款消费中“大手大脚”，那么面对公款他们会如何表现？ 这样的人是否不适合管理公款？ 此外，对于一般人来说，公款消费是否也会受到支付痛感的影响？ 如果能够研究人们使用公款时的支付痛感，找出其中规律，也许可以通过操纵支付痛感来减少挥霍公款的行为。

4.5 TW-ST 量表的修订

目前的支付痛感实证研究常常要用到Rick 等人（2008）编制的 TW-ST 量表，而 Rick（2018）指出，TW-ST 量表还没有非英语版本，也没有在非英语人群中施测过，所以并不清楚翻译后的TW-ST 量表是否能延续其效度。TW-ST 量表的另一个问题在于题量过少，该量表仅有四个项目，项目过少将导致量表信度不高，而信度不高又必将导致其效度不高（戴海琦，张峰，陈雪峰，2011）。据此，研究者可以对TW-ST 量表进行本土化修订，以便国内研究者更好地开展有关支付痛感的实证研究。

总体而言，支付痛感的应用研究较少，而其在心理咨询、社会生活、政治领域都有一定的应用前景。此外，在支付痛感的实证研究中，对支付痛感的测量方式还有待改进，研究者可以采用自陈测验与认知神经方法相结合的测量方式，提高测量精度。总而言之，支付痛感仍然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期待未来更多学者参与到与之有关的研究和探索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