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信息系统视域下的夏社
——石峁遗址再研究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包括探讨符合历史实际的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认定标准，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并特别提到“夏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为信史就显得特别重要”①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求是》2020年第23期。。经过几代人特别是近十年来全面、系统、科学、严谨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石峁遗址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②参见孙周勇、邵晶、邸楠：《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这使我们得以在军事信息系统视域下，通过揭示石峁规划对华夏地理的广域精准认知以及与史料记载的高度契合，尝试为夏代史的证实乃至中华文明的认定标准再奠一块新石。

一、石峁遗址是基于中华文明的精准广域地理认知而建成的华夏等比沙盘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榆林神木市高家堡镇，目前被简单地认为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但用于军事防御的城池应该是完全闭合的，即便偶有借助天险充当局部城垣的情况，天然地段的险要程度也绝不应该明显低于城垣本身，可石峁城垣却只是“基本可以闭合”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尤为异常的是外城西南角山坡上的明确开放地段，竟有300多米的宽大正面无险可据，其缘由值得深究。考古发现石峁城垣在某些本可以规避的沟壑处都不计成本地从沟底攀援而上、不容商榷地径直越沟，所以城垣在西南角的异常开放应该不是因为囿于施工难度，而是原本规划如此；考古研究还证实即便是石峁中期才增建的外城，也是建成几百年之后才废弃的，这样大规模的城垣在这么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着一个特定局部的开放状态，应该也不是因为仓促没有完工，而是的确另有所“图”。以东南—西北的视角看，石峁遗址城垣的三行布局与华夏全域的主要水系分布有强相关性，城垣在西南角的开放端对应水系源头，内城东北角的凹陷处对应位于石峁正东的渤海湾，皇城台则对应石峁在华夏地幅中实际所处的区域，这是依据广域地理认知才可建成的华夏沙盘。基于军事信息系统的测算功能深入比对，发现石峁沙盘的规划①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广电局、神木县石峁遗址管理处：《发现石峁古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主要据第28页标绘的卫星图，墙体和角台名称据第81页标绘的俯视图。另据卫星影像：（1）比对第141页樊庄子地点“石围”遗迹俯视图，以第28页图中樊庄子标注圆点的图上估定圆心为基准，定石围对角线交点于该基准点南偏西38.7°/0.282千米处，本文第三部分提到该石围严格封堵到今禹州处张角的情况，验证时需先依客观情况校准其定位点；（2）外城东南角在第28页图示实线墙垣基础上有向外0.053千米绕到古圣村、江北嘴对应处的痕迹，不知是否为原始遗迹，这里是原本就无墙垣，还是后世变迁偏离了原始走向，或是现地看遗痕已不清晰，都谨留待考古实证。竟然还与华夏地理格局之间存在惊人的严格等比关系（为了便于讨论，本文仍暂沿用城垣称谓）。

（一）石峁外城垣是江淮水系的精确等比微缩。外城垣严格依据江淮水系的广域格局等比而建，试以皇城台上的甲点(皇城台门址外瓮城南墙西南角②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石峁遗址管理处：《陕西神木县石峁城址皇城台地点》，《考古》2017年第7期。此表述不包含内在逻辑，仅因该基准点位置明确，便于在验证比例关系时定位本文试用的测算原点。正西0.145千米，简称皇甲点)作为原点，逐对测算比对到水系沿岸实地点和到城垣沿线对应点的距离，得到一致的比例关系540:1，以下括号中的距离单位为千米。外城垣西南部对应以白龙江为正源的嘉陵江，从甘南郎木寺的白龙江源头(849.67)起对应外城垣西南角的开放端点(1.572)，经文县天台寺(787.79)拐弯对应外城南垣第一个曲折处(1.458)，过合川古圣村(1028.29)对应的圆形平场(1.904)后，于江北嘴(1058.06)对应外城东南角(1.959)，嘉陵江在此汇朝天门南来的长江干流。而后外城东南段城垣对应长江向东北折入三峡，在巴东县中滩坪(837.46)经过皇城台所在子午线，该子午线在沙盘中逆时针旋转对应为皇甲点指向韩家圪旦的西北—东南向连线，此连线延伸通过外城垣的交点(1.550)恰对应中滩坪。出三峡后外城垣对应为沿云梦大泽北缘向东，至荆门钟祥(849.05)对应外城2号城门(1.572)，然后穿过桐柏山和大别山的结合部，至灵山县涩港(819.17)对应2号城门以东的折曲处(1.515)进入淮河流域。而后向东、向北，再沿淮水干流抵于禹会祭台遗址(886.90)对应外城Q4墙体(1.642)，折而向北是《左传》载“禹合诸侯”的涂山③参见谭其骧：《涂山考》，《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91页。对应外城东门北墩台。

《尚书·禹贡》按距离远近精细划分贡赋五服，石峁沙盘以径向的严格等比关系展现了相应的技术基础；所载“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指今为嘉陵江上源的西汉水即漾水本是汉水上源，学界也倾向于认同《禹贡》此述，循史推论西汉水的确是在汉代武都道大地震后才因山崩堰塞而改入嘉陵道汇白龙江为今嘉陵江的，石峁沙盘以白龙江为嘉陵江正源可为此论佐证。外城垣对应的嘉陵江以西应是古蜀文化，沿江水转去淮水处，又恰好把紧邻的石家河遗址排除在外，即方勤先生等因文化谱系发生巨变而认为与“禹伐三苗”有关的区域，④方勤：《“三苗”与“南土”：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考古学观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苗与南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十二五”期间重要考古收获》，武汉：江汉考古编辑部，2016年，第11页。表明石峁外城垣可能兼具标识疆界的作用。另外，桐柏山和大别山作为江淮分水岭，在信阳、涩港一带至今仍有谷道连通南北，外城垣恰好对应此处由江入淮，暗合“江淮通流”。

（二）内城南垣所图之水是伊水洛水而非河水。“江淮通流”出自《淮南子·本经训》：“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仍自皇甲点按1:540比例尺试算，韩家圪旦(0.807)对应《水经注·河水》所载的风陵一带（位于石峁正南），皇甲点与韩家圪旦的连线即沙盘上的子午线，延伸通过内城南垣处(0.936)虽然只是表示推测位置的估定虚线，但距风陵70千米已肯定不是紧邻风陵渡的今黄河。向南60千米是今洛河上游干流，70千米则更南到了丰中村一线的支流，该段支流两端都与干流并联，沟内横向宽度远胜今干流，水量充沛时可如都江堰的外江一样承载洛水源头的主要流量，对此如能量化表征，可印证伊洛未竭时的局面。此沟南岸景旗村、正沟到古城镇一带的笔直山脚线以及北岸上齐坡、下齐坡到王沟口一带的异常地貌、地物都值得关注。这段以虚线标识的墙垣向西延伸时，似应比图示位置略微向南到紧邻沟沿一线，以止于蓝田县周家台子东侧洛水源头的对应点，而后考古图示向西先很严谨地留有一段空白，再西段的实线墙垣已对应到今渭河流域。鉴于该区域以东位置明确的内城2号城门(0.998)对应伊水上游在今陶湾镇处的弧形拐弯(539.07)，对应洛水的这段虚线墙垣向东延伸时，原本似不应直接连到2号城门西侧，而应与2号城门东侧连出的墙垣并行向东，直到伊洛合流于今岳滩村东角处(484.90)的对应点（皇甲点东偏南21.5°/0.898千米）再交汇。后世偃师商城，广域严格位于皇甲点到伊洛此合流处的连线上，而二里头则广域严格位于皇甲点到江淮可合流的涩港处连线上，鉴于前者沿线有洪洞县侯村遗址，后者沿线有孟津县小潘沟遗址，两线辏于石峁前有神木市薛家会城址，应考虑这种广域现象未必皆因偶然。石峁对应伊洛周边的区域在卫星影像上有不知成于何时的大范围夷平迹象，后续若有早期先建后毁的考古证据，既可印证史料，又可佐证广域对应遗址的属性，还可经测算比对指引实地探寻，石峁沙盘精度也的确可支持按图索“迹”。

内城在今黄河龙门到风陵段河道的对应处并无城垣，紧邻皇城台东北侧的内城北垣如与黄河有对应关系，南下的位置也明显未及孟门就已东折，印证“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李水城先生提出，“在神木两河流域调查的时候发现一个规律，凡是龙山到夏代的遗址都在山头上”，用现在的观点看“有的遗址相对高差100多米，取水尤其不方便”①《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神木石峁遗址座谈会纪要》，《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3期。本文引用学者发言都出于此。，这其实在考古上印证了“民皆上丘陵”。

（三）皇城台是神农架主峰与昆仑山脉主峰的经纬正交点。水涛先生提出，“石峁出土的石雕人像，在新疆有很多，可能和西边有关系，新疆的石雕也很早，将近4000年”。高蒙河先生提出，“石峁遗址有南北和东西的问题，是一个东西南北交汇的重要遗址”。借助军事信息系统可直观看出，皇城台在纬线方向上与昆仑山脉最高峰公格尔峰同纬度，在经线方向上与华中最高峰神农顶严格同子午线。

昆仑山和昆仑两处地望都是公案。古史昆仑山为河源，在因此而主张最集中的今巴颜喀拉—阿尔喀—昆仑山脉全线，公格尔峰最高，雄浑的形态契合经史，西南隅今康西瓦河环流入盖孜河“以东又北”可为弱水，东南隅今喀拉塔什河出克孜勒克尔（红色的水）“以行其东北”可为赤水，东北陬葱岭河（今叶尔羌河）更是依《汉书·西域传》“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之说使其亦可为河源，从而完美解答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张骞出使西域后依据于阗河（今和田河）向汉武帝报告于阗（今和田）南山为河源时“怕昆仑还在西头”②参见顾颉刚：《昆仑和河源的实定》，原载《历史地理》1983年第3期，转载米海萍选编：《专家学者论昆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76页。的疑窦。综上微观和宏观比对，惟今昆仑主峰公格尔峰堪为古史昆仑山。更绝妙的是，公格尔和九别两座七千米级的雪峰罕见比邻，沿纬度方向自东而西望去，日临其上正是“昆”的形象。沈长云先生依据史料提出石峁是黄帝部族居邑，③沈长云：《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光明日报》2013年3月25日，第15版。王红旗先生引述经传推测石峁当即黄帝都城昆仑的所在，④王红旗：《神木石峁古城遗址当即黄帝都城昆仑》，《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虽然目前尚无充分考古证据，但皇城台与公格尔峰在纬度方向上三千千米的连线（且名为昆甲线），通过的贺兰山干沟梁、祁连山大平顶（此即该山名）、甚至阿尔金山海拔5300多米的山峰顶部，都呈现大面积的平削形态，这种广域一致性确实耐人寻味。

皇甲点所在子午线更是胜甲天下。今自皇城台向南，过神圪塔（不是神圪垯梁遗址）等主脊，在神农顶过构造节理与劈理处，而后穿神农溪落于中滩坪过巫峡，随即从自断脉（巫峡南岸地名）处再向南，在桂林过七星山摘星亭东侧山体大范围被均匀宽隙分割处，继而中贯“峤南之山川达于海上”。石峁后续若发现全线对应神农顶、今桂林、乃至到秦梁村及西北侧沟崖仍对应今海南岛及琼州海峡的遗迹，也不必意外，无非南暨讫于海而已。此线广域严格经过的异貌异名、新石器晚期遗址和历代文化附会遍布，星移未央而“古今莫能知”，因其与昆甲线保持共轭，先后通过桂平木圭和桂林七星，且名为圭甲线。

（四）石峁沙盘建筑遗迹与广域重要地点对应。水涛先生提出，“石峁的东门址单视作一个城门的话，体量和结构太过复杂，功能上还需要再讨论”。孙波先生提出，门址“特殊的地方在于有壁画、照壁、人头坑、玉器，这些是否具有礼仪功能”。外城东门及瓮城的建筑形态和对应方位都与淮水导过禹合诸侯的涂山时呈现的反“乙”字形河道一致，北墩台顶最北端高点到外城东南角Q4墙体西端接近Q5处距离0.106千米，涂山顶禹王宫平台最北侧到禹会祭台遗址6.355千米，呈1:60比例，这相当于按1:540沙盘比例尺微缩后，又把礼仪对象涂山和广域定位点禹会祭台一体放大了9倍。以外城最先建成的东门及东南角结构整体比对涂山现地，即可理解导水思路：1号角台对应堤圩，旨在把上游西南方向来水导至禹会以东再北上，天河是古淮水主河道遗存；外瓮城对应堤圩，旨在仄水流入荆涂峡谷，防其沿涂山南麓东溢；内瓮城对应堤圩，旨在防水沿荆山南麓西溢，但在后世因水量减小而另导今淮河主道时已被豁开。可在涂山紧南麓和禹会村以东，依比例探寻外瓮城和1号角台对应的人工堤圩遗存。林留根先生提出，外城东门“可能承担着礼仪中心的作用”，禹合诸侯于治水导淮的标志性工程涂山，似可为解。

虽然今作为白龙江源头景点的郎木寺峡谷到皇甲点的距离也恰在850千米左右，但从石峁沙盘的方位和城垣走向看，白龙江源头的实地定位点应是才波杂干南麓谷地。此处西侧的垭口便是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垭口外侧的洮河就是流向今黄河的神水碌曲。该处有取平迹象的平场两端间距2.526千米，而卫星影像在石峁对应位置有长度0.042千米的明确矩形痕迹，也是在沙盘比例尺基础上放大9倍，不知是否为原始遗迹。即便后续确认存在某种普遍规律，在利用石峁遗迹尺度预判广域对应的遗址范围时，也不应排除个别极重要处放大更多比如12倍的可能，像皇甲点东偏南18.6°/1.049千米对应今禹州处的痕迹就明显偏大，若考古证实整体都是原始遗迹，体量可能至少与现地成1:45比例。

二、石峁遗址的历史文化属性和证史价值

石峁沙盘广域规划属性与史料记载的高度契合，使其作为考古学遗存，能以一种无须破译的“内证性”特质自证历史文化属性，从而作为整合文献史学和考古学的决定性证据，证实其所从属的“狭义史学范畴的具体社会实体”①参见许宏：《考古学参与传说时代古史探索的论理》，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编：《遗产》第1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05页。为信史。

（一）石峁作为夏社遗址可以证实夏代为信史。在中华文明的祭祀传统中，这样大型严格等比沙盘的建设最符合建“社”的需要。《史记·封禅书》载“汤伐桀，欲迁夏社，不可”，可是夏社到底在什么位置、是什么样子，都没有具体讲。但《周礼·地官》详载了“掌设王之社壝”的“封人”职责，“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这直接反映了社的形态和用途：体量上不能太小，仅是代表王畿的局部就能封而树，规划上要映射疆域，以便随时用壝即矮墙标识使用情况。可见最古老的社不但用于祭祀，而且还是一个具象的地图大账本，今北京五色土那样既抽象又微缩的社稷坛肯定难以满足后面这项实用需求。而石峁沙盘不但在体量和规划上完全符合，且已考古发现的多处“走向可闭合形似小城的石砌城垣”也明显符合社壝特征，“房址所在区域与皇城台之间的距离可能代表着居民经济与社会地位的高低”②孙周勇、邵晶、邸楠：《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更是体现了地区发展不平衡规律乃至贡赋等级差异。

考古发掘已经在石峁外城东门址“找到了夏代早期遗存叠压打破龙山晚期遗存的直接地层依据”③孙周勇、邵晶、邸楠：《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邵晶先生依据测年结果和典型陶片分布，分析各城垣修建年代及过程：A段公元前2300年左右，早于外城而建的内城垣，不排除皇城台周垣更早；B段公元前2100年前后，增建外城门和城垣；C段公元前1800年左右，开始衰败，甚至“利用城墙折角”建“地面式房址”，掏挖墩台角台“建窑洞”。④参见邵晶：《试论石峁城址的年代及修建过程》，《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许宏先生提出，“如石峁文化遗存的下限进入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则其绝对年代应晚至公元前1600年前后”，并建议在对具体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叙述中慎用“早期夏文化”概念，①许宏：《关于石峁遗存年代等问题的学术史观察》，《中原文物》2019年第1期。这些都很中肯。现在，鉴于石峁遗址具象的历史文化属性特质可使其不必再仅凭抽象的考古文化属性标签去接受史学文献的印证，且考古学地层证据判断石峁B段增建外城的时间与文献史学推断的夏代初期吻合，可以认定此时兴建这样典型的映射华夏广域且高度契合史料有关夏代记述的社壝只能是“四百载、迁夏社”的夏社。

就历史文化属性在所属时代的地位重要性而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夏社不逊殷都，可以代之成为中华文明从传说时代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的新门槛，其所从属的具体社会实体夏代就此为信史。

（二）石峁在夏代以前就已被中华文明赋义。如果《五经正义》载尧治平阳是今临汾、舜治蒲坂是今永济，则应重视陶寺与临汾严格同子午线、石峁与永济严格同子午线。冯时老师在《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一书“居中而治、自邑告命”章中解读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书《保训》时特意指出，“夏王朝建立之前，舜求地中更重南、北之影的揆度而并不涉及东、西”②参见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74页。；关于《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耕历山”的地望，书中依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所载，首推即“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此山的西麓正是圭甲线上的蒲坂。若基于石峁A段已具备广域认知来解读，舜帝之所以无问西东，是因为东西之中早已由圭甲线明确。揆度南北之影的具体规则未见经传，但若沿圭甲线以皇城台、永济老蒲州、中滩坪西侧水口龙王庙这三点的纬度，分别求tg(38°33′54″)=0.80，tg(34°50′40″)=0.70，tg(31°01′53″)=0.60，发现若以二分日正午的日影长度为据，蒲坂的确南北居中，而历山的另处可能地望今定陶一带亦在此纬度附近。上述计算如果保留到万分位，能看出该地中正切值误差仅0.0033，也就是说即便表高3米日影误差也才1厘米，地球扁率和地轴进动在此区间引起的非线性误差很小，未予赘计。不知当时可否似后世景符那样消除日影误差，严格精确的地中34°58′22″要再向北十多千米，在永济市舜帝村、龙行村、上方池、长杆村一线西侧抵于今黄河东岸，鉴于龙门到风陵之间的这段黄河河道不断横向摆动，此处自然也曾在河道中，暗合《保训》所载“微假地中于河”“追中于河”。

从史料上看，石峁社壝未予体现的这段黄河甲骨文“”（乙）字形河道正是治水而来，石峁所展现的广域能力也的确可为治水提供必要技术支撑；从位置上看，舜都蒲坂与石峁同子午线，韩家圪旦恰可在石峁社壝中作为蒲坂王畿之封树，《十三州志》还推测“盖尧亦都此，后迁平阳”；从逻辑上看，在夏代以前的石峁A段，不但皇城台已标识地中在先，而且不排除内城为唐虞之社在后，这种可能有待考古证实。后续若能就此再有突破，石峁证实中国信史的上限将被直接擢入更早的“三皇五帝”时期。

（三）石峁体现中华文明传承和华夏族群融合。皇城台所在的圭甲线经过神农顶、苏宝顶、白岩顶、红岩顶等，在北回归线的纬度值域区间内更是密集经过平盈顶、天峰顶、羊牯顶、东王顶，这个现象启发我们思考，在中华文明“居中而治”的政治理念下，定鼎和定顶之间是否被赋予了必然联系。九鼎东西并排，表征南北序贯九顶的横向微小偏差，于是纵向出现九条勘测脉络，中间为主，两翼各护四辅，天子之都居中占九，诸侯之城偏居用七，大夫用五、元士用三，惟此规矩最能解释勘测脉络每与城垣和中轴重合。皇城台与神农架主峰神农顶严格同子午线，二里头与南岳衡山主峰祝融峰也严格同子午线，如果说这即便不是偶然也可能只是体现了早期王朝疆域和势力范围的拓展，那么直到元代，尽显中华文化传统的元上都和今石景山古城处一体仍以宫城中轴与汉代南岳灊山③汉代南岳灊山的“霍”“潜”之争伏笔于元代地名变更，引发于清代地志编修，此讼循史并不难参详。本文无需详参僭“岳”，是因为先后这两处地望在主张上都认可、且在客观上也确实同属于霍山，而在霍山的范畴下，乃至在霍山所属的大别山脉中，甚至在大别所属的广义秦岭最东段余脉全线上，都明确以霍山主峰白马尖为最高峰。所属的霍山主峰白马尖严格同子午线，并以今北京主城区目视显著的西山最高峰水峪东大尖为原点，严格按π/2比例投影到元大都，④王春政：《元大都考古重大参考：石景山古城军事功能弱化之管窥》，《军事历史》2018年第1期。则势必启发我们以广域规划为蹊径，体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在政治理念上以千年为尺度的续力传承。

石峁的广域属性足以否证“古代只有种族观念而无一统观念”①顾颉刚：《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书店，1926年，第202页。。对炎黄子孙而言，神农之于炎帝、昆仑之于黄帝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虽然神农是否即炎帝、石峁是否为昆仑仍待定论，但皇城台的确是早在至少4300年前就锥指于神农总顶与昆仑主峰的经纬正交处。“经纬天地”的圭甲线与昆甲线如坐标轴在皇城台上正交于皇甲点，正是甲骨文中的甲字“”。昆仑为万山之祖，中华文明奠此勘测原点中镇天地，放射状勘测线簇象征中华文脉辐射全域，隐喻着最原始的大同、公天下的政治理想。现在很多地方祭祖时依传统风俗烧纸，仍是在圆圈正中郑重画“”，朱延平先生提出，“东亚范围的早期遗址有一个规律，古人祭祀的时候，往往选择一大一小两个山作为对象，在两山之间的鞍部进行祭祀”，这样的考古发现在思想上打开了考察早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族群广域融合的主观边界限制。

昆甲线东渐杳冥，圭甲线朔指北辰。皇城台向北方的文化辐射力也不宜低估，杨伯达先生在考证石峁一目玉人头与北方鬼部关系时提出，“需要考虑贝加尔湖两处玉矿所产玉料输入”②杨伯达：《“一目国”玉人面考：兼论石峁玉器与贝加尔湖周边玉资源的关系》，《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2期。，而圭甲线经朱开沟遗址向北延伸恰在贝加尔湖东北角和维季姆河玉矿区之间通过。刘绪先生提出，石峁出土的鬶“是目前见到最北边的一件”，而石峁后阳湾地点出土的扬子鳄骨板“也是目前地理位置最偏北的”③胡松梅、杨苗苗、孙周勇、邵晶：《2012～2013年度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研究》，《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但这些在良渚文化区域却都常见。鉴于良渚晚期和石峁早期恰好时序承接，圭甲线微缩对应于石峁沙盘上的中子午线广域延伸指向禹会、良渚、会稽成一线的现象不能简单以偶然虑之，且名为峁渚线。堪天舆地呈等角曲线，刊木测地呈大圆曲线，在非经非纬的峁渚线及延长线上，青堆等考古文化遗址、柯岩等广域关联的异常地貌以及商丘、临安等后世不同时期的附会遗存分别佐证着不同的勘测技术路线，石峁沙盘的中子午线竟以等角线严格指向良渚莫角山等可能隐含的内在历史逻辑更是难以略表，待另文详述。

当然，族群融合绝非都是请客吃饭，对抗磨合也是有“一统观念”的体现，许宏先生引述王仁湘先生的分析，石峁主体遗存对前代神灵石雕毫无敬重，“体现了异文化的对抗”④许宏：《关于石峁遗存年代等问题的学术史观察》，《中原文物》2019年第1期。，这种矛盾点和城垣不闭合一样，均隐含着巨大的历史信息量，正是需要比对史料正视深究之处。族群融合也绝非都由先进族群主导，刘向东先生与作者讨论本文时提出，“历史不是简单的线性发展的过程”，史前族群融合迹象对此判断的印证尤甚。

三、石峁夏社引发的理论思考和研究思路

石峁夏社遗址为夏代史的证实乃至中华文明的认定标准提供了坚实支撑，这必然促使我们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在新的高度、以新的思路重新考量有关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一）筑牢文化防线，信史和疑史都要讲规矩。夏社实证夏史，并不以疑古思潮为碍，但还是带来深刻教训：信史固然要慎重，疑史同样要慎重。既然历史连着文化乃至文明，那它就不只是学术，不能以考辨历史为名，行质疑文明之实。学术不能靠情怀，文化不能无担当。所谓“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⑤胡适：《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书店，1926年，第22页。，言语甚似斯文在理，但却是轻描淡写地抹去了我华夏祖宗两三千年的辉煌文明。前辈诸君当无此主观恶意，既非恶意，毕竟关乎文脉，即便真的是据以充分条件发难，也应该是一事一议、错哪儿改哪儿，怎可如此不顾殃及文明、比休克疗法还有甚之地搞一刀全切？最根本处一旦切掉无从再生，古史或可重建，文明何来重建、又何以重建？

文明是民族信仰。在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的地带，信史自当有充分证据，这是学术的规矩；疑史也当有充分证据，这是文明的规矩。既然事关文脉，就理当在尊重文明传承的基准下，秉持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里的举证必须是充分条件。至于那些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可以启发思考却不宜学术立论，堪作持同佐证却不堪持异否证。古史辨派在现代史学观和史学方法论上的建树毋庸置疑，一众前辈学者驾驭史料融会贯通的能力吾辈也实难望其项背，但传世史料所据的更早史料绝无可能全部流传至今以待稽考，所以“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①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1册），上海：上海书店，1926年，第51页。这个现象无法必然得出的确是“层累”的事实，古史辨派以现象假代事实给出的这个看似凿凿的立论，其实只是通过巧换概念、障眼得来的一个必要但却不充分的条件，不堪作为疑史的充分证据。如果任由此类精巧拈来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全面挑战中华文明几千年传承而来的固有认知，然后倒置举证责任反而要求整个学界拿出充分条件对其进行反驳，将势必把我中华一族置于需要一再凭借可遇而不可求的、带有极大偶然性的重大考古发现才能侥幸自证的尴尬境地。华夏祖先似乎对此早有预见，虽尚未赐文为凭，但却已有图为据，石峁夏社遗址的考古发现足以、但目前也仅是能证实夏代为信史，可即便是这样有限度的幸运也显然不会总有。吾辈子孙绝不能懦弱且不负责任地把文化防线一而再、再而三地建立在此类侥幸之上，须知诘难常有且以后还会有，而石峁不常有且以后未必再有。唯有基于坚定的文化自信、应有的敬畏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就此筑牢坚强的逻辑防线，像给信史立起规矩一样给疑史立起规矩，才可避免以后再陷数典疑古的窠臼。

（二）认清独特优势，探讨中华文明认定标准。亘古而来的传承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中国考古“本土学者与其研究对象间由亲缘关系决定的、心灵间的交流与沟通，使得他们更易于理解、解读后者”，“这是所谓‘纯客观’研究所无法比拟和企及的”②许宏：《考古学参与传说时代古史探索的论理》，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编：《遗产》第1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01页。。契合文明记忆、印证古史文献、展现广域认知的夏社一图，证明力和说服力固然都要胜于需要解读乃至破译的文字，但真正的启示是：中华文明的认定标准，无须以文字作为必要条件。在把文字作为中华文明认定标准的必要性问题上，反例的出现有其必然性。

必要性是在特定的逻辑框架下成立的，一条标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某种认定框架下有其证明目的和证明效果。从证明目的上看，如果把古文明已中断作为隐含前提，那的确只有文字最能证明人类的思想文化得到了有效存留和传播，文字标准确实必要；但对于传承至今的中华文明而言，只要像夏社沙盘这样能在时间维度证明存留的一致性、在空间维度证明传播的广域性，就已经超水平达到了上述证明目的。从证明效果上看，人类文明的认定在逻辑上隐含了两个层次：低层次的“认”，承认这是一个文明；高层次的“定”，确定这是什么文明。对于已中断的古文明而言，认是定的铺垫，定是认的深化，即便幸存文字为证，证明效果有时也仅限于承认而已，然后就无从确定这是什么文明了，只能聊且命名，实质上处于低层次的“认而不定”状态；但对于早期中华文明而言，只要能像石峁这样以内证性的关键考古证据印证史料记载，就可以直接在高层次上确定考古学遗存的历史文化属性，无须再本末倒置地以“定而不认”的逻辑错误自缚。这种逻辑错误的实质在于没有认识到，在中华文明所特有的传承优势的加持下，夏社的证明力不逊于文字，以至于无论构建何种认定框架，只要企图以文字的必要性否定夏社式证据的充分性，那么给出的论证理由一定已足以在逻辑上否定文字证据的充分性。

（三）借助夏社特质，拓展考古研究思路。夏社特质集中体现了早期中华文明的广域规划能力和传统，既是考古证据又是考古钥匙。在石峁现地，宜用社壝模型取代三重城加哨所模型，但皇城台的早期属性和演变过程尚未明确，且军事防御功能完备，仍需坚持以城待之，以参后验。尽量确定石峁在不同时期尤其是更早期的范围、遗存、可能存在的比例和精度，探明柴垛梁村北1千米如山比邻的两个高丘、阴峁周边的路网结构、韩家庄地点、张家渠和左家渠之间、葫芦旦村正南等等，乃至更广阔区域是否仍存在对应广域的遗迹。在广域上，可先按水系、名山、史料记述、考古调查的大略位置比对社壝遗迹，再按社壝位置确切定位广域位置，先预测再探查。在思路上，可考虑引入广域关联概念，认定有关遗址的属性时还可视情把社壝精确对应和广域严格关联作为一重证据。樊庄子石围恰好严格封堵了皇甲点指向今禹州处的张角（从清代修缮的古钧台以北到今金坡村以南），可能是用于象征压制勘测脉络。孙庆伟先生提出，阳翟“是夏人不祧之圣都”，应考虑今禹州处的夏社殊遇是因阳翟故，其他无广域对应的类似遗迹也可试此虑，或可全面印证夏代都邑变迁。①参见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43页。呼家洼地点的广域对应处也无足够体量的遗址，但却在石峁现地严格位于圭甲线上，可为皇城台定鼎参照。韩家庄地点也在圭甲线上，但其广域对应处更值得关注。商汤“王即位居亳，始屋夏社”虽出于《今本竹书纪年》，但石峁确有迹象。比如对应冀南豫北龟台遗址等处的后阳湾地点，房址“未见明确的门道遗迹”，灶炕“位于室内中部”②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后阳湾、呼家洼地点试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5期。，正是“掩其上而柴其下”之作，合《礼记》“丧国之社屋之”，以“示绝于天地”。

许宏先生从学术史观察的角度提到石峁墙垣早年曾被指为“高家堡镇秦长城遗址”，杜启明先生在建筑学语境下提出石峁墙体缺乏“水平砌作概念”等问题。③杜启明：《建筑学语境下的石峁遗址》，《中原文物》2019年第1期。石峁范围内的社壝类墙垣其实不必很高，但的确应探究各时期原本的建筑形态和广域缩绘形式，并考虑其后世变迁，比如早期高质量的墙体遭故意破坏后又被粗糙修整、更简朴的夯土垒标绘已演变为道路或墙垣下基础土等各种可能。外城东南角考古图示石砌墙垣走向略偏离古圣村和江北嘴对应处最宜检视，如果无墙垣却有“基础土”，那确须考证后世叠加了何种变迁。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妨碍有早期地层证据作为支撑的石峁夏社属性。

（四）深入研究古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夏社气派之惊人不亚于夏代证实之喜人，对早期中华文明先进程度的很多保守认知都要被颠覆。古史研究需深入，治水可为突破点。在微观上，于涂山和禹会现地认定石峁瓮城和角台对应的人工堤圩遗存将确切证明治水史实；在宏观上，夏社布局对导水的印证也不止于前述，土旺山西北段社壝对“导弱水至于合黎”、以东的另段社壝对“导河积石”等都有印证。应摒弃“非人工所能为力”的主观成见，借助现代水利、地质、信息技术，客观研究古水系格局和变迁的年代、自然因素、人为作用，对表史料记述，裨益古史建设。以勘测手段和规划方法为起点探索早期治水的技术路线和可行性，考虑青堆土台和禹会祭台兼是勘测平台、长排柱坑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市禹会龙山文化遗址祭祀台基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第1期。是密位觇标遗存的可能，研究以围棋盘作为规划底图、基于易数求导数、黑子为堵、白子为疏的可行性，考虑夏社沙盘兼为规划分工图或阶段竣工图的可能，根据其形变和误差逆推映射规则和勘测技术。孙庆伟先生提出，“牙璋即玄圭”，应考虑玄圭可能既是礼器又兼是仪器。陈星灿先生提出，“玉器等流散文物有更加深入研究的可能”，可精细表征存世玄圭、玉圭尺度，包括但不限于统计孔丫（凹）、孔尖距离，尝试基于出土层位明确的样本找出尺度或比例与社壝位置、广域位置的可能关联，考虑各地执玉料、玉坯到石峁精加工成器后贡于社壝、赐回原地的可能。结合天文学和航海学，再现基于勘天进行舆地的技术方法，科学解读传统文化中的分野理论，还原史前广域勘测遗迹的科学属性，彰显古老中华文明的先进政治理念。

在历史上，思想的禁锢和技术的局限都是继承此类文化遗产的障碍，而今技术先进、学术开放，正是我们站在全新的时代高度上，以坚定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拨开历史层累迷雾、传承祖先宝贵遗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