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历史写作对虚构文学作品的利用
——论《王氏之死》对《聊斋志异》的引用

侯方峰

(齐鲁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200)

史景迁出版于1977年的《王氏之死》，曾在史学界引起大量争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在这部历史作品中大量引用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这对于强调严谨、规范的历史研究和写作来说，确实是一种出格的举动。更具有挑战性的是，在书的第五章中，他运用“蒙太奇”的手法，将《聊斋志异》中的多篇小说剪辑、拼贴，加工成了王氏的“梦”，运用虚构作品虚构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这在严肃的历史写作中不能不说是比较罕见的。当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后，也曾一度引发了国内史学界的讨论。时至今日，如何看待、评价《王氏之死》对《聊斋志异》的引用，仍是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

一、引用的程度

《王氏之死》的篇幅并不长，全书不足9万字，正文被分成了五章，最后还有一个简短的结尾《审判：结局》。其资料来源主要是冯可参的《郯城县志》、黄六鸿的私人回忆录和笔记《福惠全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三者在书中被引用的频率和字数来说，《聊斋志异》所占比重最大，算上重复引用，共引用《聊斋志异》一百余次。除第五章没有引用外，其余四章均有大段引用，引用的形式有大段直接引用、概述、概述加直接引用，以及前面提到的蒙太奇拼接。

其中，《偷桃》《小二》《细柳》《崔猛》《云翠仙》五篇接近于全文引用，只是省去了每篇结尾处蒲松龄对故事的评论，也就是“异史氏曰……”，这五篇在《聊斋志异》中，篇幅也都算长的，《偷桃》引用871字，《小二》引用1738字，《细柳》2139字，《崔猛》2664字，《云翠仙》2523字，五篇合计9935字，约占全书总字数的11%(1)以全书9万字计算，下同。。

此外，超过百字的大段引用有：《地震》《刘姓》《盗户》《口技》《上仙》《偷桃》《绛妃》《促织》《绩女》《张氏妇》《荷花三娘子》《窦氏》，合计4164字。不足百字的大段引用有：《张氏妇》(两次被引，一次二百余字，一次不足五十字)《云萝公主》《颜氏》，合计214字。书中还大段引用了蒲松龄写的《述刘氏行实》(引用两次)《聊斋自志》，共计592字。也就是说，仅直接引用蒲松龄作品的字数就有14905字，约占全书总字数的16%。

对《聊宅志异》中的故事概述其大意的有《薛慰娘》《仇大娘》《耿十八》《金陵女子》《土偶》《牛成章》《细柳》《小梅》《乔女》《公孙九娘》《野狗》《阿英》《阿绣》《九山王》《柳生》《云萝公主》《申氏》《二商》《莲香》《荷花娘子》《金生色》《仇大娘》《小梅》《乔女》《伍秋月》《罗祖》《梅女》《仇大娘》《伏狐》《伍秋月》《铁布衫法》《五通》《申氏》《碁鬼》《云萝公主》《任秀》《王大》《牛成章》《新郎》《珠儿》《细柳》《湘裙》《曾友于》《刘夫人》《野狗》《公孙九娘》《李司鉴》《真定女》《乔女》《鸦头》《瑞云》《细柳》《彭海秋》《细侯》《邵女》《阿霞》《毛狐》《吕无病》《陈锡九》《霍生》《商三官》《龙飞相公》《董九郎》《男妾》《韦公子》《武孝廉》《丑狐》《乔女》《夜叉国》《农妇》《苏仙》《青娥》等共72篇，其中重复引用的篇章有《仇大娘》(3次)《公孙九娘》《野狗》《小梅》《云萝公主》《细柳》《乔女》(3次)。

对《聊斋志异》进行蒙太奇剪辑，为了描写王氏的梦，共引用《聊斋志异》43次，主要是《寒月芙蕖》《安期岛》《婴宁》《余德》《鲁公女》《红玉》《凤仙》《恒娘》《天宫》《花姑子》《小翠》《小谢》《梅女》《娇娜》《云萝公主》《西湖主》《宫梦弼》《鬼哭》《雷曹》《白于玉》《道士》《香玉》《仙人岛》《罗刹海市》《辛十四娘》《狐女》《江城》《嘉平公子》《马介甫》《汪士秀》《画皮》《汪可受》《海公子》《酒狂》等34篇,其中重复引用的有《寒月芙蕖》《安期岛》《小翠》《娇娜》《西湖主》《罗刹海市》《狐女》《辛十四娘》《江城》共9篇。

总体来看，《王氏之死》引用《聊斋志异》的篇数、字数都不少，引用的形式也较为多样，可以说，作为文学作品的《聊斋志异》，对史景迁写作《王氏之死》这样一本史学著作的作用是巨大的，其意义远不止是普通的引用。

二、引用的目的

《王氏之死》是由发生在1668-1772年间的“王氏的故事”和“郯城的故事”交织而成的，“王氏的故事”出自黄六鸿在《福惠全书》中记载的一桩刑事案件，王氏作为案件的受害者，其故事并不复杂，但很显然史景迁并未将笔墨停留在案件分析上，相反，他对案件进行了内外两方面的挖掘，向内是王氏的精神世界“孤独、性爱和梦想”，这也是当时郯城人的精神世界；向外是王氏生活所在的偏远县城的“悲哀的历史”。为此他选择了冯可参、黄六鸿和蒲松龄三位观察者，借助他们的视角实现自己的目的。

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相比，冯可参的《郯城县志》和黄六鸿的《福惠全书》可以说都是史学研究中常见的史料来源和支撑。地方志对于地方性研究的作用不言而喻，更何况《郯城县志》与其他县志相比，虽然内容、形式上没有创新，但也有自己独特的优点：“生动地描述了郯城的艰难历程”“主编冯可参似乎要真实地保留一部凄惨的记录，而不想加以美化或者粉饰”(2)史景迁：《王氏之死·前言》，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4页。。不过，史景迁认为《郯城县志》不足以支撑“郯城的故事”，这是因为地方志具有先天性的不足：首先是记载的地域广、时间跨度大，个人的故事支离破碎；其次是不重视农村，记述的重点在出名的地区，关注的是较有影响的人物和事件，如才子佳人、暴动、经济条件、社会结构等。

私人笔记也是一种常见的史料来源，正如史景迁自己所承认的，黄六鸿所记的四件取自于郯城的行政和司法事例，构成了《王氏之死》的“中心内容”，这四件事例是：新汪村村长胡际明及同僚控告地主刘廷琬逃税、陈国相谋杀自己的堂弟陈连、黄六鸿抓捕恶霸王三、任姓男子谋杀妻子王氏，整本书就是围绕这4件事展开的。就私人笔记来说，黄六鸿的记述也是可圈可点的，史景迁认为，“但他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家，能够看到细微之处和力求准确”(3)史景迁：《王氏之死·前言》，第5页。。

虽然冯可参、黄六鸿的观察和记录是较好的史料，但是对于描写当时的偏远县城和无名妇女来说，仍是远远不够的。史景迁说，“从过去的穷人和被遗忘了的人的生活中总是很难得到什么的：中国有完整的国史和县志编撰工作，但大多数的地方资料却没有被保留下来。”不但与中世纪后期的欧洲相比，缺少“验尸报告、行会活动记录、详尽的土地租约或教区人口出生、结婚和死亡的登记资料”，而且冯、黄二人“不想深入了解也是郯城人生活内容的孤独、性爱和梦想。正是这些内容使蒲松龄着迷”(4)史景迁：《王氏之死·前言》，第4-6页。。所以在冯、黄之外，史景迁引入了蒲松龄作为第三个观察者。

史景迁用三个侧面来代表蒲松龄的形象：“记载山东陈年旧事的人，讲故事的人和形象塑造者”，这其实也是他频繁引用蒲松龄的原因所在。

1.作为记载山东陈年旧事的人，引用蒲松龄的目的是作为史料的补充。在《聊斋志异》的虚构故事之外，《王氏之死》还引用了蒲松龄非虚构的作品，主要是《聊斋自志》和《述刘氏行实》，前者讲述蒲松龄写书的艰难和书中故事来源的广泛；对后者的两次引用，一次是讲述蒲松龄从子女和妻子的理解和忠诚中得到了些慰藉，另一次是描述了蒲松龄早年的婚姻生活，直接用来佐证当时普遍存在的家庭争执。

其实，将文学作品作为广义的史料使用，在史学作品中并非绝无仅有(5)王国维、顾颉刚等人都曾肯定过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冯尔康将“文学艺术作品、笔记小说”等文艺的、视觉的材料，称为“非传统史料”，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46页。，毕竟虚构作品也有自己无法摆脱的社会历史环境印记，《聊斋志异》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生活，这也早已为人们所承认。与冯、黄比起来，《聊斋志异》无疑在篇幅、规模等方面有着自己的优势，全书有491篇故事，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史景迁对它的引用中，作为辅助史料的有很多，如《地震》篇对1668年郯城地震的记述，就有着亲历者口述所特有的鲜活性、生动性；此外，小说中对于灾荒、难民、土匪、贩卖人口、寡妇生活的描述，虽不乏道听途说和虚构色彩，但是也有亲历者所特有的优势，那就是强烈的时代感，字里行间透露出诸多珍贵的历史信息：如妇女价格、争夺寡妇财产、婚姻家庭生活、流行的道德观点等等，这都是在其他史料中不易找到的。总之，《聊斋志异》关于风土人情的描写，“补充了人文环境方面材料的不足”(6)王笛：《由两本书引起的思考》，《中华读书报》2010年9月15日第10版。。

2.讲故事的人。除了作为辅助史料，史景迁还在很多地方大段引用了蒲松龄笔下的各种故事，这些引用有着更加复杂的目的。在引用时，史景迁对其虚构性质有清醒的认识，“当蒲松龄力图刻画他在其中成长、然而不可表达的世界时，他用这种方式在许多小说中将幻想和现实融为一体。”(7)史景迁：《王氏之死》，第17页。亦真亦幻、真幻相生，《聊斋志异》作为奇幻小说的代表， 终归与严谨的史学著作有着很大的距离，史景迁却不厌其烦的大量引用，这些大段引用，很难仅仅作为辅助史料来看待。

从接近全篇引用的几篇故事来看，将“史实”与“故事”相互映照，将蒲松龄的虚构故事，与黄六鸿记述的4个事例相对应，恐怕是其引用的主要目的。《小二》篇中的小二生财有道，通过开琉璃厂，使全村人的生活得以改善；而现实中，黄六鸿却需要面对没有魔法和奇迹的凋敝的农村，当地士绅以各种理由逃脱税负，在胡刘案中，地主刘廷琬不但通过各种手段逃避税负，将税负转嫁给新汪村的村民，还恐吓控告他的新汪村村长，最终躲过惩罚。

《细柳》篇中的细柳娘实为“女中豪杰”，持家有道，在守寡后将儿子和继子抚养教育成人，继子登第，儿子成为富商；在郯城，寡妇彭氏虽然在她丈夫死后，将儿子陈连送入了村塾，却没能等到良好的结局，她的三个堂侄千方百计谋夺她的财产，其中一个堂侄陈国相用木槌打死了正在村塾读书的陈连，彭氏失去了儿子，她的财产也被另一个堂侄拿走逃跑了。

《崔猛》篇中的崔猛，行侠仗义，与横行乡里的王监生一家发生冲突，几番较量后，击败了王家土寇；面对在郯城为害一方的王三一家，黄六鸿善用智谋，最终集合了一支小型军队将他们击败，抓获了王三父子。

同样是面对不幸的婚姻，《云翠仙》中的翠仙，面对好色贪财、无情无义、甚至要卖妻赌博的丈夫梁有才，从容应对，不但顺利逃回老家，还尽情地批评了丈夫的无义行径；而郯城妇女王氏，在逃离丈夫任某后，又被情人抛弃，走投无路后又回到了丈夫身边，最终被丈夫掐死在床上。

在云翠仙和王氏的故事中间，史景迁写到：“但是不能依靠魔法和钱财的郯城妇女怎样呢？”这可以看作是大段引用《聊斋志异》的原因所在，那就是在想象世界和现实生活的两相对照下，没有魔法庇护的现实生活更凸显出了其暗淡无光的残酷本质，面对沉重的税负、淡薄的亲情、凶残的地主豪强、无爱的婚姻生活，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无名众生们，得不到仙狐鬼怪的拯救，他们就像王氏一样，默默地忍受，突然地消失，孤独地被遗忘。真实、虚构两相对照，一方面为史料简略记载的故事补充了丰富的生活细节，为史实提供了佐证；更重要的是大大加深了他所刻画的历史生活的深度，蒲松龄的小说与其他资料“在内在精神逻辑上构成一致性, 互相影响、互相补充、互相交流, 构成一种话语力量从而表现出当时的文化系统、历史语境, 以及身处其中的人的悲喜祸福。”(8)王霞：《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王氏之死〉》，《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3期，第78页。使被忽视的历史和历史中的小人物的生活重新鲜活起来。

3.形象塑造者。史景迁在《王氏之死》中，描述了王氏之死的梦境，这个梦并没有任何史料作为支撑，在史学作品中可以说是一大创造，这一段描写招致了很多批评。有学者就认为，“史景迁写的果真是明朝吗? 他写的是明末一个通奸之妇临死前做的最后一个噩梦吗?我们看了恐怕很难信服。史景迁其实是翻译了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段心理描写, 又加入了自己的再创造。这样的微观史学究竟与小说有什么区别, 恐怕是很难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的。”(9)吕厚量：《试析当代西方微观史学的若干特点——以〈乳酪与蛆虫〉为中心的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第84页。为什么要在严肃的史书中，进行这样的尝试呢？史景迁说：“我认为，如能用蒙太奇的方式将某些形象串接起来，我们也许可以越过那个遗失世界的其他资料，更好地表达王氏在去世之前睡梦中可能想到的东西”(10)史景迁:《王氏之死·前言》，第6页。。

无疑，史景迁对“王氏”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与传统的历史学者对研究对象的处理是不同的，相比于王氏的外在行为，他更感兴趣的是她的“孤独、性爱和梦想”，也就是她内心世界中的无意识成分，但是这些成分又怎样才能够把握得到呢？正如史景迁自己所不讳言的那样，这些东西展现在这个梦中，而这个梦是由蒲松龄所创造的各种形象，经过蒙太奇剪辑拼贴而成的，换言之，王氏的“梦”，也就是千千万万无名无姓的人的内心中的“无意识”成分，其实就活生生的展现在蒲松龄笔下的各种光怪陆离的故事中，而史景迁所做的只是将它们进行了剪辑。

前两段“王氏的梦”描写了冬天的山、冬天的湖、房间、花，这是虽不乏怪异，但明亮而美丽的景色；第三段王氏看到了梦中美丽的自己；第四段描写了雍容华贵的床，和一个男“他”，她为他按摩；第五段，他胸口长了瘤，她帮他割掉，并治愈；第六段，她累了，漂亮的女人们羡慕她、围绕她；第七段，她和她们来到院中嬉戏、荡秋千；第八段，她和她们爬上了天空中多彩的船，艄公“他”用羽毛桨划过云彩，她感到昏昏欲睡，她看到了星、海和城市；第九段，她的面前出现了发光的阶梯，女人们和男人们在亭子里走动、吃喝，有个姑娘在弹奏不知名的乐器，另一个弹着琵琶，唱着歌；第十段，她坐在一棵大树下，听到小鸟在唱歌，歌声让她怀念故乡；第十一段，她爬上了高塔；第十二段，他跪在她的身旁，她给他吃的，并让他清洁绣花鞋；第十三段，她给他戴上女帽，抛起透明的棉球，他在球后追，球落入水中，塔消失；第十四段，他对她笑、打她、强迫她吃鼻屎，她嘴被土塞住，被缠在身上的蛇钉住，人们在围观，她想叫出声……。

这些梦中所用到的形象均出自《聊斋志异》中，从30多篇故事中择取拼接而成。按照史景迁的本意，这个梦应该能够代表当时人的内心世界，但他忽视了中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这个梦让人感觉莫名其妙居多，虽然材料都是中国的，但是这个梦却有着更浓厚的西方色彩，不管是宁静的花园式的天堂，还是天堂中男女的行为，还是“他”和“她”的感情纠葛，都距离中国人的生活、思想甚远，给人深深的隔膜感。

虽然对个梦的描写远远说不上成功，但不能不说，史景迁的创造还是颇具启发意义的，首先，在文学作品运用想象创造的光怪陆离的形象里，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下意识精神世界；其次，历史作品除了对人的外在行为、社会生活进行研究，对于行为、社会背后的精神世界，也完全可以想方设法进行认识，“文化史”“微观史”正是在做这样的努力。

在第一章，史景迁引用了蒲松龄描写的自己的梦《绛妃》，在梦里，蒲松龄被花神绛妃请去，设宴款待、多加礼遇，请求蒲为她写一篇檄文。史景迁评价道：“但是在蒲松龄成年以后，他仍然做着他自己的梦，并且捕捉梦中的情景”，在这个梦里，蒲松龄的怀才不遇与恃才自傲都表现的淋漓尽致，可以说，一部《聊斋志异》，就是蒲松龄精神世界的完美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说，史景迁对《聊斋志异》这一方面的挖掘，颇具启发意义。

三、引用的得失

在史学作品中，大量而深入地引用、运用虚构文学作品，《王氏之死》这一颇具匠心的创造留给人们诸多思考，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还是失败的哗众取宠？辩证地看，有得有失，但是其得并未引起后来的史学写作足够重视，其失则被过分夸大了。

其得在于：首先，勇于探索历史中无名之辈的人生，关于王氏的记载少的可怜，她卑微而不幸的人生，不管是其在世时，还是去世后，都很少有人关注，而历史学家也很少会对她的人生产生兴趣，王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中“沉默的大多数”，她只是作为谋杀案件的受害者才在笔记作品中被一笔带过，与档案、笔记、地方志、国史等相比，《聊斋志异》等文学作品中反而保留了更多的普通人和他们的普通生活，与史书中的精英人物记载相比，他们的身上可能保留了更多的历史真相，等待史学家挖掘，史景迁敏锐的发现了这种可能性，并进行了实验；其次，对王氏的探索，集中在其“生命”上，也就是她的内心中，史景迁说：“王氏故事的色彩和纹线并没有消退，它在我的手里变得越来越鲜明了，不时地使我感受到这块石头正将它的热量传送给手握着它的生命之躯。”(11)史景迁：《王氏之死·前言》，第6页。在这里，重要的是生命的“温度”，也就是史学家对另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的尊重、认同、追寻，而且这并非由于这个生命有什么惊人的作为，她只是历史中最普通的存在，这反而正是她的价值所在。文学作品主要致力于探索人的精神世界，因此史景迁通过《聊斋志异》来研究当时普通人的内心世界，既是可行的，也是富有成果的；第三，单纯作为史料来说，文学作品也保留了更多亲历者的鲜活经验，对于后人理解当时的历史情形大有裨益，《王氏之死》对《聊斋志异》在这个方面的利用也很有启发意义。

从其失来看，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以虚为实，将文学作品的虚构与史实相混淆，甚至引发许多人担心史学会变成文学，其实这种担心有些言过其实。基本上在所有引用《聊斋志异》的地方史景迁都做了认真的注释，详细交代了资料来源，只要不是过分粗心的读者自然能够据此对事件的虚实做出合理的判断。同时，史景迁在大部分地方都将蒲松龄的虚构和冯可参、黄六鸿的记载做了有意识的对照，方便读者辨清哪些是可靠的记载，哪些是文学的编造。当然，书中虚实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泾渭分明，文学作品大量进入史学写作后，如何更好的区分虚构和有史料支撑的史实，仍有待更认真细致的探索，毕竟，“历史学家研究的是一个真实的而非想象的过去”(12)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史景迁编造的“王氏的梦”，就是这种有意混淆虚实界限的激进之举。自古以来，“梦”就因其光怪陆离、荒诞不经而被历史学家忽视，除了个别在历史中产生具体影响的“梦”，如汉明帝夜梦金人(13)袁宏撰，张烈点校：《后汉纪》，《两汉纪·下》，中华书局，1999年，第187页。、有关帝王降生的充满神秘色彩的孕梦、富有预言色彩的梦，严肃的史学写作很少描写梦，更不用说大胆地编造历史人物的梦境了。在这方面，文学作品就很不同，经常通过编造人物的梦境来塑造性格、心理，史景迁的这一做法不能不说更接近于文学。

运用文学虚构的手法写作历史，在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是一个常见现象，不管是《史记》中活泼生动的人物对话，还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雄辩的演讲词，其中都包含有史家虚构的成分。历史写作中能否容许适度的虚构?或者说，什么程度的虚构才既无损于史学著作的严肃性，又对史学著作有所助益？史景迁的这一创造性举动又一次把这个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也许《王氏之死》的重要价值就在于此：呼唤人们重新关注文史之间的关系，探索虚构文学作品对于严肃历史研究和写作的作用，思考史学运用虚构的意义和边界。

由于文化的差异，史景迁对《聊斋志异》的个别理解并不合适，甚至是完全的误读，但这并不是指责他的好理由。他的这一缺点，正是国内史家的长处所在，与指责史景迁比起来，更重要的也许是行动起来，思考如何用好宝贵而又丰富的文学资源来进行历史研究，如何去研究历史中无名无姓的普通人，复活他们的生命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