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赓续与现实发展
——基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维视角

李维军 杨 丽

（新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贯穿于现代国家治理实践的政治哲学和认知思维，是民族语义场中持共善价值规范与能动维护意愿的复兴凝聚心态。党的十八大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后被写入宪法和党章，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新征程上的共同意志和根本依循。作为反映中华民族未来存续与发展的理论思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观念思维上的学术概念，也是一项系统完整的实践建设工程，它包含着回望历史、着眼当下和展望未来的三重逻辑。

一、历史征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经了自在、自觉与自强的阶段性演进

（一） 自在：古代社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探索

早在1988年11月，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所作的一场演讲中就明确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国家领导人和理论学者关于中华民族历史逻辑的表述阐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于历史自在阶段上不断发展与演进的，5000年的历史长河流变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大一统”“华夏”“族类观”等文化理念内化规约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化践行。

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意识、“大一统”思想闪现。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在岁月演进中历经氏族、部落到王朝国家的转变与更迭起伏，表征着政治权力历史态发展和共时态凝聚的时空张力，“华夏”“中原”“大一统”等政治思维图式不断被提出和论及。在纷繁变化的族群意识中，“中华”又称“中夏”，“华”与“夏”曾相互通用，两字同义反复，华即是夏。《左传》中有语：“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这里的“华”亦即“夏”。自春秋时代之始，“华”与“夏”二字连用，成为王朝统治阶层重要的政治术语。“大一统”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的《公羊传》中，其包含“尊王”“崇礼”和“内华夏”3 个层面的内容，且分别指谓了政治一统、文化一统和民族一统[3]。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墨子、老子、韩非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争鸣不仅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更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理论基础，孕育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定于一”等重要论断。这些先秦思想家们关于民族存在场域的重要主张也成为了统治阶级思考天下格局的重要参考素材，春秋战国这一时期关于国家和民族存在形态和场域的思考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未来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初始理论基调。

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本形成。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自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嬴政历经10年时间，结束了自公元前770年西周覆灭后而展开的长达500余年之久的分裂割据混战状态，“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等政治措施不仅维护了国家统一，也促使了人心归一，有力地塑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后，秦虽历二世而亡，但“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与文化理念得以保留和延续。汉承秦制，秦朝颁布的很多法令制度在大汉王朝得以保留和深化。与此同时，汉武帝刘彻为适应于王朝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强化与政治统治相契合的社会意识，将儒学思想正统化，进而促进了国家制度大一统、政令大一统、学术大一统等的全面形成，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

隋唐到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以巩固和发展。从隋唐到明清，1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历经数次分化与统合，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建立王朝者不在少数，但在这期间无论是汉族皇帝登基大宝、南面称孤，还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大一统”政治任务和民族情怀始终都未曾改变。要而论之，在跌宕起伏的时空转换中，中华民族分立如南北朝，对峙如宋辽夏金；统一如秦汉，整合如明清，虽王朝不断更迭、统治权力几易其手，但有一核心准则从未更改，那就是统治者们都自诩为中华正统，都将自己与其他各民族进行积极融合，继而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得到捍卫、强化和升华。

（二） 自觉：近代社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化与发展

“中华民族”一词是近世中国社会的概念表达，其诞生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交织影响，曾经延续了2000余年的“大一统”王朝宣告终结，这也成为了近代中国衰落的一个标志。在救亡图存的历次尝试和伟大实践中，中华各族儿女的民族共同心理和意识得到了提升和加强，促使了“中华”一词之于共同实体的概念先行，继而实现了由王朝体系崩散下自在存在而不自知的民族共同体向自觉自省的现代民族共同体的过渡。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纵向考察和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横向比较可以得出，梁启超是在近代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之人。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主张中国“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家族，”和“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4]。随后梁启超又论道：“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5]，随后在其写就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梁启超基于历史逻辑的纵向思考而谈道：“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6]。

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更唤起了中华民族近代的兴衰存亡意识。中国革命同盟会于1905年8月成立，随后孙文被推举为总理，继而确立了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7]。及至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称：“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8]后来随着其对时势的研判和自我观念的进步，又追加了“我们国内何止五族”[9]的反思与疑问，但无论其思维轨迹如何转变，其观念主张的演绎与发展表明了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早期国民党人和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华民族这一大概念的价值认知与理性表达，以及他们从实践角度上对中华民族观的不懈思考与探索。

作为孙中山未竟事业之名义上继承人的蒋介石对中华民族观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丰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其在国家层面上积极推动“中华民族”一体化的符号认同，1942 年8月在抗战的关键时期，蒋介石到西宁视察时发表了题为《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责任》的演讲，阐述其关于中国民族的见解，他提到:“我们中华民国，是由整个中华民族所建立的，而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10]蒋介石关于中华民族的几次言论，虽都是旨在极力维护其既有统治秩序，但其言论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中华民族近代的共同体意识，对促使近代中华儿女团结协作外御其辱产生了一定效果。

要而论之，“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与认同，是近代中国系统化集合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文化现象，是在近代中国多元的历史主体、驳杂的思想观念以及多变的政党政策中脱颖而出的启发人心的精神支柱，深刻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精神与民族、国家命运。塑造中华民族形象的既有思想人物，也有政治人物，特别是政治领袖，在他们共同的尝试与努力推动下，“中华民族”成为了全国各族人民普遍认同的共同称谓。

（三） 自强：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完善与铸牢

共同体是人们基于共同存在场域和生活条件下而结成的集体。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宣告成立以后，中国革命面貌开始焕然一新，其领导饱经风霜的全国各民族人民在历经近30年的浴血奋斗中推翻了内外敌人，完成了国家统一，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把涣散的中国整合成为了一个超大统一的中国，并赋予了中华民族全新的时代含义。

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中，李大钊是高擎“中华民族”旗帜的先驱者。作为政治学专业出身的理论学者，李大钊于1917年2月19日和4月18日在《甲寅周刊》 分别发表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篇民族意蕴深厚的理论文章，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层次结构和现实指谓进行了充分的论说，其文强调指出，中华民族是基于共同的地缘、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泛血缘等因素而形成的，具有共同的命运、利益和发展前途。李大钊的言论表达彰明了此时的中共先进人士已经对中华民族观有了清晰的认知和准确的定位，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视野中，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已基本形成。

在李大钊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领导集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内涵进行了丰富和完善。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描述中国革命对象、任务、动力及性质的政治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一文中，开篇即以“中华民族”为题，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由中国各民族组成。随后在1939年12月印制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相关重要文章和理论著作，课本系统、集中概括地指出：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耐苦、最爱和平的民族[11]。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发表的《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 一文中指出：“国际主义者在中国必须坚决实行民族主义，才能使中华民族得到独立解放，走上国际舞台。”[12]概而论之，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民族危难之时，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对中华民族的场域空间和未来的存续与发展进行了理性分析和辩证思考，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接续探索描摹了浓重的思想底色。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新中国的成立不仅重新聚合了一个超大统一之中国，更标志着睿智果敢的中华民族在历经近半个世纪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斗，终于实现了“站起来”搞建设的奋斗目标。1949年9 月29日颁布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正式诞生，在这部国家根本大法中明确规定：“国家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随后在30余年的民族工作实践中逐步识别了56个民族的实体性存在，直至198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发展走上了新的历史快车道。

百年跋涉，百年凝思。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历经牢固树立、积极培养到铸牢的话语转换。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2018年3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中华民族”写入宪法。2019年10月31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重面向的显著优势，其中的面向之一就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13]。所有上述无不表明，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方位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的理性共识，其基础日益深厚、其纽带愈发牢固。

二、现实价值：共同体意识日益成为各族民众心目中的理性自觉和思想坐标

（一） 国家层面：是维护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保障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具有深厚思想渊源和鲜明价值导向的话语，也是中华民族以共同体形式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状态[1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前提。思想是以目标为导向的流动性观念活动，也是人们相互活动和产生作用的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是一场思想理念上的运动，其次才是实践基础上的主观能动性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观念层面的理性思维，其饱含了丰富的价值色彩与文化底蕴，能够推动全体中华儿女理解、解释、表示或模建他们所共同生活的客观世界，促使其明白统一完整的国家领土、深厚坚实的经济和文化基础是作为这个国家公民能够保持其身份，存续其价值和利益的先在性基础，进而在准确认知上做出合乎理性、合乎价值以及合乎实践的正确选择。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40多年之前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开启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篇章。在当代，努力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契合性。全国各族人民都是新中国辉煌成就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也是未来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持续深入推进的的实践主体，唯有铸牢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体意识，才能形成巨大的奋斗合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继而汇聚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磅礴力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征程必然有力地推进祖国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于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自在、自觉与自强的阶段性演进，内涵不断得到丰富，价值不断得到弘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过程就是融合各民族语言、行为、仪式、宗教、风俗等的实在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聚合将形成合力固守圆心、激发活力、延长半径，深度聚焦国家完全统一的历史夙愿与现实目标，继而将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与自己的人生价值与职业志趣紧密相连，传递历代心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得到铸牢也将中国人的家国意识转化为推进国家完全统一事业的新动能和新成效。

（二） 社会层面：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功能目标、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明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尊重与遵循。我国各民族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演进中创造了多姿多彩的具有民族特色与风格的习俗、饮食以及语言文化等，但民族的多样性是建立在国家这个“一体”的基础之上的。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历史和现实上对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方面的高度认同，其政策动向与实践表达为民族之间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融合、发展提供了价值遵循，是对共建意识的身份阐释、共享意识的利益诠释、共担意识的责任明确。民心相通，才能捕捉普遍性的物感物觉[15]，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助益于各族人民在保留多样性中巩固统一，在差异性中保证和谐共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彰显了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要着眼于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功能定位。共同体意识指涉的是群体性概念，而非独立个体，作为价值思维的核心元素，共同意识是语义场中维系多民族群体性存续的逻辑密码，起着凝聚与维持多元结构的作用。党的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从政治高度上明确和规定了其对做好民族工作的指导性地位，也确立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新时代视域下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目标。总体论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更加有力地促进族际之间在交往上更加深入，在社区空间与结构上相互嵌入，构建民族交融团结的社会状态，继而找到民族之间的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社会工程思维和理论范式设定了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来促进现代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路径选择。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统一性多民族国家之中，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社会生活领域，进入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彰显了56个民族在内的共同生命存在圈的形式，也体现出多民族国家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同构。基于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关联，以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彰显了民族政策之真，体现了民族主体之美，展现了民族风格之善，继而助力完成共学共居共乐的民族融合目标，促进各民族如“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同心共筑中国梦，意义十分重要。

（三） 个人层面：是生发同胞情感，给予个体身份与心灵归属的精神支撑

作为观念形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自身的外化方式和演进方向中动态地影响、决定着民族成员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活动，因而显示出二者交互链合和发展同构的共生性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价值认知、文化含量和行为表征只有在具备共同体意识的集体之中才能够被生发和激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关涉到个体的人生目标、价值和生命体验，有助于塑造有理想、有精神、有涵养的生命个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中华民族成员和中国公民国族身份的集中概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预置了民族成员的思维图式和身份背景，提供着中华民族成员认同中华文化和家国意识的情感始点与情感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每一个民族成员判定其自身从属于这个国家的顶层思维，也是具体民族工作部门识别其他成员是否属于中华民族的关键符号。纵观全球、放眼寰宇，当今世界仍然处在民族国家时代，生活在共同场域、具有共同身份的每一个民族成员组成了统一性的多民族国家，而处于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又给予了每一个民族个体相应的法律保护、文化涵濡与情感依托，为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全体公民行使基本权利提供了根本保障。同时，在具体的每一个公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观念体系形成价值依附和心理寄托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得到进一步聚合与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将巩固成员间关系凝聚的可靠状态。生活在一个国度中的任何成员都有情感上获得支撑的需求，借此消除成员之间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性和不可靠性，从而拉近成员彼此之间的情感距离、心理距离。唯有在感情充沛的基础之上，当一个人在投入奋斗情绪进入奋斗环境之中时才会感受到成员之间相互支持的亲和力，继而获得自信行动的后援根基。换言之，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并不会消解个体的独立精神，而是约束了个体放任群体之外的盲从意识，从而以集体性的思维获得知识经验，形成多元之和与一体之和，为个体提供长远乐观的前景预期与归宿，促使其行健致远。

三、立足实践：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一） 保持政治定力：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作为社会工程学的隐喻，铸牢意味着铸造牢固[16]。习近平总书记曾言：“共和国是红色的，我们不能淡化这个颜色[17]。”近代之中国选择中国共产党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要，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高度的逻辑自洽性。坚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族工作的坚强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着力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凸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万山主峰，描摹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底色，导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方向。

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前提。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红船建党之始，在百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岁月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的语义变化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方针的不断深化与改革同场，从建设、积极培育到铸牢，变化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词汇前缀，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新中国民族事务工作的职责与使命。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关系上的共在性、共生性、共意性，因此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均衡平等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的方方面面，确保民族团结与进步事业始终向着正确的方向扎实推进。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力支撑。改革开放40余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雄辩地证明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合乎逻辑与合乎实际的正确性，在这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好。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坚决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动力支撑也是行动指南，唯有扎扎实实在这条道路上耕耘，各族人民才能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不断被夯实、打牢、铸牢。

着力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先在基础，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区域因素和民族因素相结合的一项伟大创举，是指导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因而在实践上，要始终坚定不移地稳固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握“一体”和“多元”的辩证关系，既要有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高度，也要有提升少数民族同胞生活水平的基层温度，坚持各族民众共同团结奋斗，以不畏百转千回的信心和决心实现共同繁荣发展，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早日实现。

（二） 夯实经济基础：着力缩小地域发展差距，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互惠共赢

意识的内容根源于客观事物，坚实的经济基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底气和物质保障。由于历史、自然以及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还相对落后，而民族地区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的目标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18]。”唯有着力缩小地域发展差距，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均沾与红利共享，方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大预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民众美好生活图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延展了美好生活的内涵与边界，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水平的总体展现。习近平强调，“打好扶贫攻坚战，民族地区是主战场[19]。”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抚今追昔，我们要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严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重要指示，树立正确的民族经济观念，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确保各民族同胞都能与祖国经济社会发展节奏同频共振，如期保质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旨在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新时代方位下人们对既定现实的超越性期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产物，二者之间在内在旨趣上是相互因应、有机统一的。一是要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推动民族地区各行各业现代化发展；二是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助力补短板，兴产业，提高民族地区人均收入；三是要夯实城乡发展的制度保障，要向改革要动力，向发展要成绩。质言之，乡村振兴是满足各族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实现手段，在实践中，要善于识变求变应变，始终坚持目标不变、靶心不散、频道不换。

以能力建设为中心，增强民族地区经济造血能力。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既要用好外力，也要激发内力。一是要加大贫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的体制机制，推进教育、医疗、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营造良好的经济造血环境。二是要着力增强民族地区群众经济造血能力。古语有言：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技在身。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要将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加大对民族地区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授之以渔，调动当地人口的从业积极性，促使其掌握基本的就业本领。总而言之，民族地区发展既要靠外力，也要内生动力，只有用好外力、激发内力，才能形成合力[20]。

（三） 聚合文化动力：整合创新中华文化，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高地

文化是受价值导引的观念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对象性生产实践活动中所创造和凝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根生于中华民族的现实土壤，都直接影响着民族成员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活动，指向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心理认同和价值认同，其不仅能浸润民族团结，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动力。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民众公共关怀与规则意识。无论是从理念深度、根本内涵，抑或是语义旨趣等方面审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呈现的，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践演化的高阶形态，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作为全体中华儿女价值观最大的“公约数”，是以文化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局统摄和价值基石，因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践中，必须把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切实抓好。在实践路径中，要以内化规约和外化践行为指导原则，通过舆论宣传、教育引导、制度保障等基础性手段，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像空气一样存在于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各族儿女潜移默化的精神支柱。

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继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夯实具体实践中的建构路径。一是要以文化自信召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自觉，以5000年共有之文化和符号识别中华民族各成员之固有身份，强化其对共同体的知觉记忆和认同归属感；二是要以文化自信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自觉，用血与火的共同奋斗经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提供行为规范和行动导向；三是要以文化自信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自觉，讲好民族团结进步中的感人故事与动人情节，厚植中华文化自信的价值土壤。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进民族成员“五个认同”。爱国是凝聚民族情感的内生力量，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族危难的境遇极大地激发了各族人民的爱国情绪，各族儿女于爱国的具体行动中打下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烙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民族工作要依靠两种力量，一种是物质力量，一种是精神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旗帜鲜明地落实好精神层面的内化规约工作，大力推进“五个认同”教育，引导各族人民树立坚决同分裂国家势力进行斗争的自觉意识，进而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推动“五个认同”上升为个体的理性思维。

（四） 凝聚社会情感：构建各民族同胞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环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多重途径，增强民族之间的互动性、有机联系性和共生性是整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个重要方面。促使各族同胞跨区域、跨行业的有序流动；构建多民族互相嵌入式的大中小学教育环境、从业结构和社区生活方式，有利于铺设各民族同胞之间情感交流交融的多重路径，营造包容多样、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的文化软环境，继而凝结成为各族儿女源流同宗、愿望同向，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21]。

优化教育布局，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教育公平的力度。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教育作为传递人类文明的先在性方式，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瞻方略和深层思维。在国家民族团结与进步事业中，教育是重要的实践抓手和价值行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中，教育具有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和政治义务。一是要坚持办学的政治方向，教育要彰显其铸魂育人的本源性宗旨，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终极性目标与阶段选择，体现新时代教育事业的核心内容。二是要着力推进大中小学教育公平的力度。民族地区多为经济上较为落后的边远地区，在推进教育政策惠民的过程中既要遵循教育本身的普遍规律，也要着眼于多民族地区大中小学教育发展实际的特殊现象，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特点，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制定符合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规律的举措，以系统思维和理论视野推动民族地区大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公平与均衡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育人阵地。

情投金不换，意合百脉通。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民族团结重在交心，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22]。“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就是一项关乎“心意”的系统工程，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的有效践履。在社会层面上，四者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共居”体现了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基本要求，但“共居”并不等同于各民族群众简单的“混居”，而是要从情感关系、精神联系等方面统筹；“共学”要从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源溯出发，学习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营造各民族相互间共学、共进的文化氛围；“共事”始终是纵深推进民族团结事业最大的民生工程，唯有创造各族群众“共事”的工作条件，才能从起点逻辑上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而“共乐”则是基于共居共学共事基础之上，表征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实践成效的一种心理状态和情感体验。质言之，以“共居、共学、共事、共乐”为渠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的关键着手点就在于“共”字上，要把“共”字做活，通过系统化的方略延展彼此承认的情感共通、相互容纳的心理共情和体谅宽容的行为共意，推动各民族形成唇齿相依的命运共同体[23]。

（五） 筑牢生态底线：建立人与自然交响协奏的生命共同体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对历史和现实高度负责的态度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始终强调指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建设美丽中国需要全民行动，以共谋共建推动生态文明进程[24]。换言之，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然选择与实然抉择，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性思维与基础性工程。

着力良好生态环境建设就是推进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各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先在性基础，是最公平的公共性产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数次深情地论述到，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以此观之，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意味着宜居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是生活在华夏大地上，具有身份归属的国民所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存续空间和物质资源。因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过程中，妥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一种理论视角，也是重要的实践思维，实践中务必将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开发的原则，妥善将民族地区良好的自然资源转化成人民美好生活的增长点，让民众切实感受到绿色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70 余年来，共和国的发展经验充分表明，唯有遵循生命共同体的科学发展理念，才能建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态基础保障。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指引下，一幅绿水青山、蓝天白云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画卷正在有序全面地铺开。良好的生态环境全民所共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建设之路也需要全国各族人民提高站位、统一认识，以积极的主动作为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当中，构建全民行动体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筑牢各族人民赖以生存的生态底线。

四、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现实和未来3个阶段的划分，不仅是历史演进的先后连续，更蕴含了逻辑理路上的内在链合性。从“共同体”到“共同体意识”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牢固树立”“积极培养”到“铸牢”；从党的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到2018 年第一次将“中华民族”写入宪法，话语的调整以及制度层面上的变化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自身发展从零散到聚合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的生成演化。

历史逻辑是对过去的事件和行为有系统的记录和诠释，是未来接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的参考依据；现实价值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对于民众之约束、导向和践行的意义；实践路径则是在时间和空间双重角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理论思维的验证。三者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筋骨和血肉。通过对上述三重维度的厘析，有利于系统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道之旅、价值逻辑和实践路径，揭示其对时代发展的重要意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