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南北差距研讨会发言摘编

郑新立，范恒山，董雪兵，张占仓，陈 耀，刘 亭

(1.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北京 100000；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北京 100824；3.浙江大学 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58；4. 浙江大学 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58；5.河南省人民政府，河南 郑州 450008；6.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100006；7.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 杭州 310025)

北方的四个滞后和四大潜力

郑新立

南北分化也好，南北差距也好，都是一个客观存在。近些年北方大概有五个省经济总量在全国各省的排名都在下降，而且下降得不是一位两位，而是几位，都在往后排。我去年(2020年，编者注)去贵州，贵州省委研究室的同志告诉我，去年贵州省的人均GDP超过了河北省，我感到很吃惊。大家知道贵州的自然条件，“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河北有华北大平原，拥抱北京、天津两个大城市，要钢有钢，要煤有煤，要港口有港口，所以河北的人均GDP被贵州超过，我感到很纳闷。应当认真分析，从经济学上找找原因。

北方各省与南方各省相比，大概有四个方面明显滞后：

第一，产业升级滞后。北方各省以重化工业为主，重化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方向前进，并不是重化工业就没有出路了。比如说钢铁，卢森堡在欧洲的中部，它的人均GDP达到8万多美元了，它以钢铁为主业，它的钢铁工业怎么解决环保问题，怎么解决增加附加值问题，这里面有很多高技术的东西。所以产业升级是我们北方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省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改革开放滞后。我们国企的改革滞后。北方这些省国有企业占的比重比较大，民营企业始终没有像南方那样发展起来。国有企业的改革，本来我们中央文件一再提及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混改，通过混改来增强它的活力，实际上国企的改革也没有太大的进展。民营企业的发展也是滞后的。更重要的是开放滞后，我们北方不是没有开放的条件，但是这些沿海的港口，由于没有抓住机遇，所以这些港口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河北省有两个很好的港口，一个是曹妃甸，曹妃甸是不冻港，而且水很深，可以进40万吨的船，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大宗物资的进出口码头，但是曹妃甸发展不好，前些年一度很困难。另一个是黄骅港，黄骅港如果建一个很好的港口，河北对外开放就有一个大的出海通道了，但是也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北方各个省缺乏一个开放的高地，缺一个外资企业集中的地方，像南方那样引进外资，引进技术。

第三，环境治理滞后。我们北方由于以重化工为主，为全国的能源原材料供给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污染物也留在了北方，所以前些年出现了大面积的雾霾天气，为了治理雾霾我们就加大投资，甚至牺牲了发展。内蒙古由于煤电的发展曾经领跑全国七年，增长速度全国第一。天津由于滨海新区的发展抓住了机遇，增长速度也曾经全国第一，领跑全国三年。我们北方各省改革开放以来也有过辉煌时期，也有两个省领跑全国，现在跑不动了。跑不动的原因，很大程度是由于环保产业投入作为一个新的支柱产业还没有培育起来，环保产业需要投入比较大，现在还没有形成新经济增长点。

第四，市场观念滞后。我们北方文化跟南方的文化还是有点差距，比如说我们守着北京、天津两个大城市，北方的副食品供应很多是来自于南方和中部，山东寿光的菜很多是来自南方的反季节菜，然后再运到北京、天津、沈阳等大城市。北方农村的塑料大棚没有发展起来，北方城市的副食品供应本来可以拉动周边农村发展，结果却拉动了南方和中部农村发展。说明北方农村的改革发展滞后，营商环境比较差，农业现代化与南方相比差距比较大。

这四个滞后，同时也是四个增长潜力。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些不足之处，痛下决心进行改革开放，解放思想，那么这四个滞后就可以培育成四个经济增长点。产业升级可以把我们传统的重化工业和能源工业用高技术嫁接起来，就可以变成新能源、清洁能源，成为绿能，原材料变成高附加值的制成品，北方就有了增长点。河北省通过扩大开放，把曹妃甸和黄骅港建成两个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港口城市，就能带动全省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治理也可以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点，不能说环保投入就影响了经济增长，恰恰相反，环境搞好了本身就是GDP，所以要把环保产业培育成支柱产业，形成新的增长点。我们还要强化市场观念，把北方农业的现代化、农村的发展、小城镇的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任务搞起来，也可以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另外，发挥北方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教育优势、科技优势、交通优势、文化优势，实施创新驱动，利用新基础设施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机遇，以及发展公共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机遇，使我们北方各省份的巨大发展潜力通过改革开放释放出来，下一步北方的发展赶上南方还是有希望的。

正视差距 积极应对

范恒山

国家“十四五”规划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要求“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南北差距问题近年来逐渐凸显出来，既反映了我国区域发展的新变化，又展露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挑战。正确认识、科学对待、积极应对这一问题，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全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南方与北方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特别是GDP年度增长和总量水平差距的拉大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由北方总体在产业转型、绿色转变、市场转轨等转型转换过程具有的艰难曲折所导致的。相对于南方而言，北方的转型转换更为复杂、更加艰巨，所付出的成本更高，要争取增长也更具难度。

第二，对南北发展的评价不能简单或单纯看GDP的增长状况，还要看对过去突出矛盾的化解，看生产生活生态的协调平衡，看发展质量的改善，看新生矛盾的显露态势，看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等。综合的、辩证的、科学的看南北发展，其差距没有GDP数据所表现的那样大，更不能依其简单地判定目前是“南盛北衰”或“南方全面碾压北方。”

第三，北方的加快发展和包括GDP增长在内的一些关键方面与南方差距的缩小，取决于北方能否更快更好地推进各种形态的转型转换。但北方的转型转换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过程，并且是在激烈的地区与国际竞争中向前推进的，所以要比别的地区转得更快、转得更好并不容易，北方需要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来推动这一过程，并且这种转型转换不止于所直接面对的事项本身，更取决于协同解决一些关键的制约因素，如思想认识水平、政府工作力度、营商环境状况、市场活力发挥等。北方的转型转换不能就事论事，需要系统设计、全面发力、重点突破、典型引领。

我认为，在实际操作中，需要特别把握这样几个方面，便于了解，可以概括为五个“双”：

一是“双导”牵引。“双导”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双导”不是难点，关键在于问题方面，要把影响发展的原因搞清楚，分清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并且既要搞清楚宏观层面的，更要搞清楚微观层面的。目标方面，关键是要从实际出发、从条件出发，不要大而化之、笼而统之，不能脱离实际盲目追求高大上，不能无视条件简单跟风照搬，要体现针对性、强化务实性。

二是“双有”协同。“双有”就是政府要更加有为、市场要更加有效。对政府而言，首先是要正确把握努力的方向，不能南辕北撤，也不能各行其是；在方向正确的基础上真抓实干、尽心竭力，不搞花架子，不搞形式主义。对市场而言，就是要更具活力、更具创造力。“双有”协同的重点是构造一个有利于高效运转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其关键词是“统一开放”“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有了一个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也就有了一流的营商环境，也就有了市场的活力和社会的效率。

三是“双管”齐下。“双管”就是对产业转换、结构优化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北方地区传统产业比重较高，不能都视作低端产业加以淘汰，更多的要通过科技赋能、绿色添加予以优化提升，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也就变成了现代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与此同时，要千方百计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基于比较优势适当布局若干未来产业。需要把握好的是，无论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还是培育发展新兴产业，都要坚持科学的方式方法，要着力发挥比较优势，切忌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另外，要坚持边破边转，先立后破，不要留空白点。

四是“双强”并重。“双强”就是要做强新老基础设施。对传统基础设施要进一步加强建设，关键是强弱项、扩瓶颈、补短板。北方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有很多薄弱环节，在这方面的建设原则应当是“该建什么就建什么”。新型基础设施是当前和未来发展的基础支撑，这方面落后了，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陷入被动。北方要千方百计走在前面，在这方面的建设原则应当是“能搞多快就搞多快”。当然，当前新老基础设施已融为一体，很难截然分开，都要体现现代科技要求，都需要进行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提升，在实际操作中应当统筹规划、一体建设。

五是“双能”驱动。“双能”就是要把内外发展能量全面调动起来、激发出来。对内，要通过营造公平公正的体制环境，通过体现支持创新发展、实体经济发展等有助于经济质量提升和社会进步的政策措施，把企业家、科技创新人才、领导干部和普通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推动形成百舸争流、万马奔腾的谋发展、图创新的局面。对外，要通过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强化国际合作；借助各种有效的机制和平台，把握战略联动机遇，加强同南方各省份的合作，向南方借资源、借手段、借方法，实现相互支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辩证看待南北差距问题 促进南北方协调发展

董雪兵

一、南北差距的测度和判定

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分南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5个省(区、市)属于北方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等16个省(区、市)属于南方地区。使用GDP总量、人均GDP，以及人均教育经费、每万人医生数和医院床位数等基本公共服务指标来分析南北差距，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南北差距更多表现为经济差距，经济重心不断向南方转移，显现出“南高北低”趋势。一是从GDP总量来看，改革开放之前，南北经济比重表现为小幅波动，改革开放之后，南方经济比重开始上升。1990—2010年，南北GDP比重维持着较为稳定的状态。2010年以来，南方GDP占比快速上升，南北经济总量差距呈现不断扩大趋势。2020年南方GDP总量在全国占比已从1952年的52.7%上升至64.8%，北方地区则从1952年的47.3%下降至2020年的35.2%。二是从人均GDP来看，改革开放之前，南方人均GDP为北方人均GDP的80%左右，改革开放以来，南北人均GDP差距不断缩小。1995年南方人均GDP与北方持平，之后南北人均GDP比在1上下小幅波动。从2014年开始，南方人均GDP超过北方，且差距不断拉大，到2019年时，南北人均GDP比已高达1.29。

第二，南北基本公共服务表现为均等化态势。在教育方面，2015年之前，南北人均教育经费比在1上下波动，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保持相对平衡状态，但从2016年开始，南北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有所扩大，需要加以警惕，防止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医疗方面，2006年南方每万人医生数为北方的80%，到2019年时，南方每万人医生数已提高至北方的92%。从每万人医院床位数量指标来看，南北每万人医院床位数量比也从2006年的0.76上升至2019年的0.92，表现出南北医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态势。

二、辩证看待南北差距问题，促进南北方协调发展

缩小南北差距，不能仅仅看作是缩小GDP总量和人均GDP差距，南北是否协调，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作为衡量标准。要正确认识当前南北差距更多表现为“南高北低”的经济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则呈现出均等化态势，但也要警惕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有所扩大的苗头，通过发挥各地区动态比较优势，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一)理性分析、辩证看待南北差距问题

一是区域经济差距由各地区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多种因素差异所致，是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南方地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抓住对外开放机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融入全球分工网络，实现了经济起飞。之后南方地区又通过深化市场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措施，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在循环累积效应下，产业和人口必然会向南方地区集聚。

二是区域发展承受范围内的经济分化可以增加发展回旋空间，形成南北间差异化梯度结构，将发展势差转化为南北协调发展内生动力。

三是人口向东南沿海和更适宜人类生活发展的地区转移是客观规律。要放宽城市落户条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将公共服务享受资格与户口相剥离，将建设用地指标与常住人口规模相挂钩，让人口在常住地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享有在不同区域和城乡之间灵活择业、灵活选择常住地的平等机会，优化资源、产业、人口的空间布局，推动产业布局、就业岗位与人口分布相匹配，在人口自由充分流动中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南北协调发展

一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南北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保障各地区人民都享受到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获得平等发展机会。当全体人民获得平等发展机会时，南北区域发展就会朝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统筹协调的目标迈进。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地理限制被打破，通过远程教育、智慧医疗等方式不仅能够促进教育、医疗卫生等资源均衡布局，而且有助于推动南北各地区及其人民享有公平发展机会。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南北经济差距的重要动力。优质的医疗资源、高性价比的受教育机会、便利的交通条件等基本公共服务是区域吸引和留住更多优秀管理和技术人才的基础，要加快通过人才集聚实现北方地区优质高端生产要素集聚，以此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三)充分挖掘南北各地区动态比较优势，实现协调南北方的区域共同富裕

一是明确发展定位，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北方地区相较于南方地区而言，承担更多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国防边疆安全等功能，要加快探索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政策、跨地区耕地占补平衡机制等举措，不断健全南北协调发展体制机制。二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北方主导产业是依赖资源和投资的重工业，从2012年开始，北方地区努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但也导致了过快地去工业化。重工业的发展是我国实现工业现代化的保障，北方地区要释放传统产业优势，朝着高新技术化、数字化、智能化、精益化等方向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三是运用新技术拓展发展新空间。北方地区要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期，依据新技术的不同特点，例如网络通信技术突破地理局限的特点、数字技术获取丰富信息资源的特点，基于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挖掘新比较优势，聚焦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绿色经济等多种经济形态，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四是以城市群为重点推动南北协同联动发展。根据十四五规划，我国布局了19个国家级城市群，涵盖了全国七成以上的城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发育比较成熟的5个城市群中4个位于南方地区。而且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密切，上海、广州、深圳与周边地区经济融合度较高，成为南方地区发展重要增长极。北方地区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联系不紧密，缺乏错位协同发展，导致产业发展同质化与市场分割，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水平有待提升。因此要不断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发挥好中心城市集聚和扩散效应，推动形成产业、要素、市场等梯次分工体系，以及多中心、多节点、多圈层的网络型城市群，发挥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比较优势，实现城市深度联合和优势互补。加快连接南北城市群形成城市带，推动城市带向外拓展形成经济区，连点成线，连线成面，最终形成“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经济区”区域空间格局，实现协调南北方的区域共同富裕。

过去是“尔来四万千八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而目前通过全长18 020米的终南山公路隧道，穿越秦岭只需要18分钟。新时代南北差距问题，我们要客观辩证地看待。

中国南北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与协调发展对策

张占仓

一、南北方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

第一，南北方经济发展差距在持续较快扩大。现在南北方经济发展差距在扩大，从现在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全国2020年GDP是2000年的10.3倍，同期南方的12.01倍，北方的8.82倍，与2013年平均6.0倍相比，南北方差距在快速扩大，这个趋势是客观存在的。从南北方差距扩大趋势的历史过程看，2008年是南北方差距相对比较小的一个低点，之后差距就开始扩大，近几年扩大趋势更加明显。

第二，“东北现象”对扩大南北方差距影响明显。2000、2010、2013和2020年，东北地区的GDP占全国的份额分别是9.82%、7.65%、6.83%和5.03%。这些数据说明，东北地区GDP增长速度较慢，在全国占比快速降低，加剧了南北方差距扩大的趋势。这种现象与我们在河南感受到的“洛阳现象”非常类似。大家都知道，洛阳曾经在科技实力和工业综合实力方面都非常强，到目前为止，仍然在为我们国家的大国重器做重要贡献。但是，就是因为重工业集中，在工业结构中重工业占比达80%左右，而重工业一般是重资产重负荷压力大，每每遇到产业结构调整时都步履艰难，直接影响其正常发展速度。因此，这些年洛阳市在发展步伐上和郑州、西安等拉开的差距比较大。

第三，开放发展对南北发展差距影响较大。在2019年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中，南方地区占73.03%，北方地区仅占26.93%。2020年粤苏沪浙进出口规模占全国的近六成，在全国所占比重非常大。这种开放发展的力量，对南方地区加快发展步伐贡献较大，而北方地区因为开放发展份额有限，确实影响了当地的发展动力。

第四，南北方年度GDP增速差异显著。从2000年以来，只有2004、2005、2008年北方GDP增速较高，其他的年份都是南方的增速比北方高。2010—2020年，全国发展最快的10个主要城市中，只有洛阳和西安在北方，其他8个城市都在南方，尤其发展最快的贵阳、合肥、昆明，增幅都在200%以上，对南北方发展格局造成直接影响。

二、南北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第一，开放思想与环境的影响。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一直是从南方兴起，然后逐步吹遍祖国大地的。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南方地区开放发展的思想已经根植于广大老百姓的内心深处，而北方多处在学习借鉴状态。从对外开放条件看，不管是沿海开放带，还是长江沿线开放带，经济发展条件都比较优越。近些年，“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城市群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都在地区政策探索方面具有优势。因为南方开放环境优越，国际贸易发展活跃，使经济发展活力一直比较充沛。相比之下，北方处于相对劣势地位。

第二，工业结构的影响。我国南方地区产业结构以轻工业为主，而北方地区重要城市大多以重工业为主，特别是在全国工业版图上占重要地位的东北地区和北方工业重镇洛阳市、西安市等，都是重工业占主导地位。对于国家发展来说，重工业是工业发展的脊梁，对国家工业硬实力以及军工发展都影响巨大。但是，从经济效益分析，重工业一般都是重资产，每每遇到产业结构调整或经济周期波动，转型升级步伐比较慢，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发展效益。河南省洛阳市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因其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80%左右，虽然在大国重器方面贡献较大，但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却非常有限，我们在河南对这个现象感受特别明显。

第三，金融环境的影响。在全国性产业结构服务化过程中，第三产业活跃程度往往是一个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主导力量。南方地区受上海、深圳两大股票市场的深刻影响，在现代服务业中占据特别重要地位的资本活动一直非常活跃，而北方地区因为没有大型开放的资本市场，当地所拥有的有限的资本力量也往往想方设法向深圳或上海流动，参与资本市场活动。这种资本市场格局，长期引导全国的资本向南方集聚，致使现代资本支撑的第三产业发展活跃。2020年，广东、江苏、浙江等位居全国前几位的经济大省，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为56.5%、52.5%和55.8%，而山东、河南、河北等北方经济大省仅为53.6%、48.7%和51.7%。北方地区金融发展环境不宽松，直接影响着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

第四，粮食安全的重任与压力。北方地区的河南省、山东省、黑龙江省、河北省、吉林省等都是全国粮食生产大省，在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粮食生产经济效益确实有限，尤其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对当地财政收入贡献几乎为零，直接影响着当地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益。因此，凡是农业生产抓得比较紧的地方，经济发展的直接效益就要受到比较大的制约。因为地方财政收入水平偏低，导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并进而影响投资环境优化，也直接影响当地GDP增长速度。

三、促进南北方协调发展的对策

第一，从理论上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支撑。针对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发展存在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国家已经采取了一部分措施进行推动。但是到2013年以来，我国南北发展差距持续较快扩大的趋势还没有科学可行的应对方案。近几年，伴随全社会对该问题的日益重视，尤其是党中央明确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想，我国区域经济学领域面临促进南北方协调发展的重大课题。破解这样的难题，需要区域经济学理论上的创新来支撑未来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

第二，在实践上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针对性。面对我国区域发展过程中日益突出的南北方发展差距扩大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从实践的角度在区域发展政策上研究制定促进南北方协调发展的针对性措施，以国家的力量在北方地区集聚更多相关生产要素，促进南北方协调发展，最终逐步形成全国性均衡发展充分发展的局面。其实，我们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基础仍然是比较坚实的。这些年，之所以形成整个北方地区发展相对迟缓的格局，确实与我们宏观调控的政策架构密切相关，特别是涉及到粮食安全、重工业转型升级、大国重器研发、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方面的政策，需要充分考虑各个省区的发展实际，拿出整体上加快北方地区发展的重大措施。

第三，对于粮食安全问题要持续保持战略定力。我们国家最大的国情就是人多地少、人均淡水资源严重不足。所以，我们一直高度重视粮食等农产品生产供给与安全保障。2020年底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无论国内外舆论如何折腾，我们必须牢记粮食安全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国家稳定与发展的“定海神针”。因此，继续对粮食主产区进行更加积极的支持政策，是铁律，也是我们理论界与党政部门领导需要长期保持的战略定力。

第四，在创新驱动发展上赋予重工业城市更加有效的支持方法。针对全国重工业为主城市重资产重负荷重压力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台更具针对性的支持措施。建议凡是在重工业方面能够为大国重器做出重要贡献的企业，国家都可以比照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享受15%所得税优惠。这种政策科学依据很清楚，因为大国重器确实科技含量非常高，研发难度非常大，研发投入比较多。但是，这类企业往往因为现有的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中的某些定量指标不足，反而不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如果这个政策能够实施，将对我们国家大国重器研发起到非常大的激励作用。

第五，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支持北方地区加快发展步伐。按照全国“十四五”规划要求，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在畅通国内大循环、全面提升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方面北方地区拥有比较大的发展优势，需要国家政策予以明确引导与大力支持。充分利用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共建的机遇，扩大北方地区开放发展步伐，为北方地区各个省区增加经济发展的开放之力。

四、初步结论

总结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觉得可以得出三方面的初步结论。

第一，我国南北差距发展差距继续扩大问题，需要引起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重视。

第二，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全国性区域协调发展成为我们政策支持的重点领域，需要研究制定更加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新的区域政策。

第三，促进我国南北方协调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任务，需要以国家战略的力量进行推动。建议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启动专项研究，在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新的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为我们全国迈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奠定更好的经济基础。

增强对北方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耐心和信心

陈 耀

我国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发展的差异性由来已久，但是北方与南方发展差距的拉大主要发生在近些年，我们研究发现，“十三五”时期南北分化最为显著。目前南北差距呈现出的总体特点，一是增长速度“南快北慢”；二是经济总量“南多北少”；三是人均水平“南高北低”。

一、对南北差距这个问题怎么看

首先要对区域发展差距的性质有一个正确认识和判断，因为它涉及到要不要实施国家区域政策的干预以及干预的程度和方式；其次要对造成这种差距拉大的原因有一个科学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遏制差距扩大的路径对策。从性质上看，南北差距的主要问题是北方地区发展的普遍滞后，甚至带有经济和人口的局部收缩，经济的低增长、负增长和人口的净流出主要表现在北方地区，因此我把北方地区看作是现阶段我国区域发展中以经济和人口收缩为主要特征的非长期的大尺度的“问题区域”。之所以强调“非长期”，是因为南北差距的扩大是我国新阶段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现象，它会随着转型过程的完成而消逝；之所以是“大尺度”，因为除了山东和河南，整个东北、华北、西北三大片区问题均相对突出。

但是，综合比较而言，南北差距不能取代东西差距作为我国区域差距的主导类型，北方地区和西部地区作为两种类型差距的“问题区域”，尽管存在一定的重叠区域(西北地区既属西部也属北方)，北方尤其东北和华北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相对较好，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较高，人民生活水平总体高于西部。东西部地区差距影响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自然生态问题，因为西部地处大江大河上游，是天然生态屏障，涉及国家生态安全，更重要的是西部还有少数民族集聚区和边疆国防安全问题。受自然条件及多种因素的制约，东西发展差距的缩小是一个长期问题，正如中央领导所讲，西部开发是一个世纪工程。而南北差距问题，如果从连续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南北差距的扩大发生在近些年，尤其是2016年以来，许多指标出现明显的拐点，如果是单从人均水平来看，2016年以前北方的人均GDP还高于南方，即使到目前为止，北方的人均GDP低于南方，也还相当于南方的80%左右，其实这个差距不算是很大，仅从人均来看，南北差距应当说还处在正常合理的范围内，并不主张对南北差距的扩大实施像解决东西差距问题那样的较大程度的国家政策干预。

北方与南方的发展差距拉大最主要的还是结构性问题引起的。大家知道，北方地区的经济结构有几个特征：产业上是以资源型重化工为主体，产权上是以国有经济成分为主体，企业规模上是以大中型企业为主体。大体上在2003年发轫的我国新一轮重化工大发展，使得东北、华北等北方地区的结构优势凸显，出现了一个“十年黄金发展期”，其中内蒙古曾连续8年经济增速居全国第一，钢铁大省河北这个时候也是历史上发展的最好时期。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钢铁、水泥、煤炭等重化工产能严重过剩，传统动力减弱，生态压力突出。由于重型产业资产的特点，去产能调结构，培育新动能，这种转型升级的时间要长于轻型产业资产的非资源依赖的南方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要长，如果说南方地区结构调整需要五六年七八年，北方至少要在十年和十五年这样一个较长时期，目前应该说北方地区正处在一个新旧动能转换的胶着状态和爬坡过坎的艰难时期。需要指出的是，北方的结构调整不是都要去重工业化，不是要去强调轻重比例的平衡。由于北方地区的资源禀赋和产业技术基础，在国家战略布局中担负着十分重要的功能和使命，是我们诸多的大国重器之所在，所以北方的结构调整，一是要实现绿色转型，做好减碳降污和生态保护；二是要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三是要优化空间布局，提高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四是要增加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的比重。

除了结构问题，解决南北差距的深层问题还是在体制创新。这里一是要统一改革方向，明晰改革目标，推动国企改革做实走深；二是要大力发展有活力的科技型的民营市场主体；三是要以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突破口，提高政府的效能。另外，还要着力解决北方地区开放不足的问题。北方的外资外贸占比要远远小于南方，目前各地的自贸区政策探索也大大不如南方，所以北方地区要做好扩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振兴的这篇大文章，尤其要依托自贸区建设好开放通道、口岸、平台、主体、产业等开放链条。

要客观理性地认识北方地区目前发展的滞后，对北方地区的调整转型要给予足够的耐心，同时对北方发展振兴也要有足够的信心。因为北方地区仍具有南方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能源矿产资源富集、产业技术基础厚实、城乡人口素质高、工业化城镇化程度高、土地广袤可利用空间大，特别是晋蒙陕甘能源基地，东北装备制造和黑土地大粮仓，还有北方待开发的“冷”资源，如果解决好上述问题，改变传统开发模式，践行新发展理念，北方经济的振兴并不遥远。所以缩小南北差距，不是要照搬南方发展模式，而要把南方开放创新的精神与北方区情特点结合起来，更好发挥比较优势，走出一条新时代北方地区崛起的新路子。

二、提振北方经济、缩小南北发展差距过程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后疫情时代我国新一轮区域发展和区域经济竞争中，北方地区正处在政策相对劣势的状态中。我们知道疫情后的经济恢复时期，国家相继出台了一些专项的针对性的区域政策，包括海南实施自贸港制度、深圳设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浙江设立共同富裕示范区、浦东建设现代化先行区，等等，这些地区都在南方，并对南方的高质量发展产生强大激励效应。特别是此轮区域竞争在争取优惠政策上体现得更强烈，比如税收优惠政策，这些地区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都有较大幅度的降低，优惠税率在这些地区都形成了政策洼地，会加速国内外资本、人才等要素的南下集聚，从而对北方经济的提振形成很大压力。

第二，在目前各地区的“抢人大战”背景下，需要研究如何抑制北方人口外流的政策措施。根据“七普”数据显示，近10年我国人口减少最多的省份和城市主要在北方，东部地区人口净增加最多，10年增加了2.15个百分点，之后的西部、中部、东北分别增加了0.22、-0.79、-1.2个百分点。因此，目前东北地区不仅要考虑留住企业、留住资本，还要考虑留住人口的问题，这也是要守住的最后关口，如果人口失守就会导致严重的“空心化”。我觉得留住人口一方面要有一系列有吸引力的措施，同时还可以考虑鼓励生育的特殊政策，比如，如何提高育龄夫妇生三孩的意愿，减少生养三孩的成本，可以研究在东北地区开展试点政策，东北地区过去独生子女政策执行得比较好，现在实行三孩政策应考虑有一些鼓励性的措施，使得人口规模相对稳定，以支撑区域发展。

第三，受前期去产能调整、国内经济恢复以及国际疫情反复的影响，最近能源原材料、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国际航运集装箱“一箱难求”，这种市场形势的变化给很多北方能源重化工企业带来发展机会，一方面北方地区要抓住机遇，充分发挥优势，尽可能加快经济的复苏，扭转发展不利的局面；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基础工业品价格上涨带来对结构调整的不利影响，不能放松对旧动能的改造和摈弃，也不能放松对新动能的加快培育。

南北差距扩大之我见

刘 亭

南北差距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新冒出来的概念。原先国家关注的是东西部差距，讲起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也顶多是在东西部关系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细化带出一个中部和东北部的问题来。有关部门和人士，从来就没有正式提出什么南北部的关系问题。

这次50人论坛研讨的话题是“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和趋势”。我觉得很及时，很有必要。不能因为过去没有，现在就不是一个问题。也不能因为国家没有当作一个问题，学界的研究就不能当作一个问题。只要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而且成为了一个问题，那就不要回避。无论是研究，还是工作，都应当是“问题导向”。

我记得当年国家发改委的副主任杜鹰同志，曾在50人论坛发言中指出过这个问题，呼吁要引起重视。虽然此后中央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多个场合，都强调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极其重要性，并对此提出很多的指导方针和工作要求。但从现在学界和自媒体的众多文章和报告提供的数据和分析来看，南北差距逐年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且发展势头有增无减，相当之猛。

南北差距中所谓的“南(方)”，大约是指以广东、深圳和江浙温台为代表的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模式，空间地域上泛指长江以南；南北差距中所谓的“北(方)”，大约是指以天津、山东和东北三省为代表的尚有较多计划经济遗存的经济模式，空间地域上泛指长江以北。我过去曾说过，南北之差乃体制之差。所谓体制，无非是市场经济体制。今天来看这个问题，我的观点并无任何改变，反而因这几年进一步被事实验证而更加确信无疑。

我是比较坚定地信奉“改革开放发展论”的，即所谓的“就会论”。何谓此论？我过往的表述是：“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改革和开放到哪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会到哪里；前瞻未来30年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制度性开放到哪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也就会到哪里。”

这个“就会论”的要害在哪里？在于改革的市场化和开放的国际化。说到底，开放也是改革，国际化无非是国际范围内的市场化。所以我总是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什么？如果用最简要的三个字来描述，那就是市场化。

当然，党的十四大确立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国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党的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是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对社会主义的内涵，可以说一千、道一万，但最终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模式，还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党已然通过行政和法治来领导的市场经济，不是别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因此，在我来看，所谓“南北差距”，其实就是实行市场经济主动性、积极性和自觉性的差距。2021年3月全国的“两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 ”一节中，明确了“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深入推进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 其中浙江荣幸地以“共同富裕示范”名列其中，随后于5月20日，中央印发了专门的《意见》；6月11日，浙江省委召开十四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相关的实施方案。

浙江从一个1978年经济总量排名全国第14位的经济小省，发展成为现如今多年来稳居全国第4位的经济大省，最成功的一条经验，就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取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主政浙江时，对此曾有一句断语：“浙江的活力之源就在于改革，就在于建立了能够调动千百万人积极性的、激发千百万人创造力的体制机制。”(摘自2006年1月16日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的演讲)啥叫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就是老百姓经济。首先是手头有点活泛了，就会想到去投资，这是民资；然后在一个项目的基础上办起一家企业，这是民企；再然后好好生产经营，精心管理，这叫民营；最后我按劳分配、照章纳税、热心慈善，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这叫民享和民富。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浙江后来居上并且至今保持进取态势的秘诀，就在于铺天盖地的民营经济，而且在这种民营经济大发展的良性刺激下，浙江的国有经济发展得也相当好，横向比较也是很有活力和竞争力的。

民营经济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内源内生、共享共富”的经济形态。其实在我来看，集体合作经济、股份合作经济也都是民营经济的表现形式。所以这次浙江在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过程中，我始终和反复建言：浙江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不移地擦亮民营经济的金名片，千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守着金饭碗要饭吃。

中央说了，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市场化改革的精髓。越是发展市场经济，越需要政府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政府的发挥作用，只有在敬畏和尊崇“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前提和基础上，才谈得到所谓的“更好”，也才谈得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南北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或谓人才的流失。但照我说，“雁南飞”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为什么“南飞”？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包括人才在内的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都是要根据价值规律自由流动的。人们不一定都会遵循本心去用手投票，但一定都会趋利避害去用脚投票。哪里的发展机会多，哪里的收入高且稳定可预期，人们就会往哪儿去，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众年轻人。这里还没有涉及包容文化和人文环境的问题。“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流动的铁律，无可违拗。除非我们再靠户籍制度和计划体制，把人拴在“一亩三分地”上，重新不准许人口的自由迁徙或劳动力的自由择业。

南北差距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只是在于是否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南方什么时候不遵循了，照样要退步，要被人比下去。北方什么时候遵循了，照样会进步，也会大步跨越向前。要说南北差距的扩大，也复杂不到哪里去，就看下面的路子往哪里走。习总书记在2020年“两会”参加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会时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经过改革实践，我们认识到，决不能不克服市场的盲目性，也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希望经过这次研讨会，对此能形成一个共识，最后把着力点统一到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制度性开放上来，以遏制南北差距扩大的势头，促进南北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体化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