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通俗小说代表作之启蒙错位写作*

王亚丽，郭 婕

(西安工业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021)

赵树理是周扬高度赞扬的“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1]，他写作的小说作品以其通俗性、问题意识以及清新朴素的语言特色而著称。通俗小说《小二黑结婚》奠定了赵树理在解放区文学创作方向上的领军地位，学术界多认为《小二黑结婚》是受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启发而创作的，认为赵树理文学史地位的起伏多是时代原因。细究《小二黑结婚》的创作起源，可以突破以往研究对赵树理创作动机的固有认知。深入有关文本的分析，发现赵树理全身心投入在农民题材写作当中，他既懂得农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农民的阅读水平和审美情趣。赵树理在表现农民的愿望和心声的同时，深入地表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表现了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出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启蒙泛指开发蒙昧，使明白事理，文中特指在农村社会的变迁当中普及合法新知，使社会接受劳苦大众作主人的解放区新事物，扫除并摆脱愚昧和封建迷信。在对农村广大群众的启蒙时，赵树理写作的小说作品受当时历史局限有着启蒙的错位。

本文运用史料整理法、文本细读法，追根溯源找寻赵树理的写作缘由和写作动机，引用记载当年事件的史料，还原真实的文学现场。同时细读文本，推敲作者的叙事策略和文字表述，发掘其与原型事件的区别和启蒙话语的错位，以及作者创作动机的未完成性和创作目的的失落，对研究赵树理通俗小说《小二黑结婚》的写作以及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有的重要地位，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从启蒙的角度分析小说《小二黑结婚》，剖析人们的生存境遇与心灵危机，启发人们个人意识的萌发，鼓励普通劳动大众学习合法新知，接受社会变革发展带来的革命新事物，不断地对个人尊严个人自由追求与捍卫，为实现历史意义上的启蒙,提供新的视角。

1 现实中启蒙的源头

赵树理1943年写成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在一开始并未得到文坛的注意，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评论界甚至对赵树理的创作能力保持质疑。所幸《小二黑结婚》得到了彭德怀总司令的赏识，他亲自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并特别解释说这是他着眼于‘调查研究’的题词”[2]，于是1943年9月《小二黑结婚》得以发表。

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3]，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劳动大众服务，在文艺批评中提倡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强调文学的通俗性和工具性。《讲话》提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要密切联系实际，深入工农兵的生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使命。赵树理的小说以长期农村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为题材，借鉴了中国传统说话艺术和章回体白话小说形式，采用了乡村方言土语，“创造了生动活泼、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4]，为文艺大众化提出了独特的思路。赵树理的创作契合了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方向，成为了恰逢其时的《讲话》呼应者，得到评论界的关注与赞美。随着1946年《解放日报》上发表周扬对《小二黑结婚》的长篇评论，小说《小二黑结婚》成为“文艺与政治两方面的，具有现代历史意义的大事”[5]。

一直以来，研究者将赵树理的创作和《讲话》间的因果关系视为共识，认为赵树理小说的创作是在《讲话》的鼓舞和昭示下产生的。事实上，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赵树理不在延安，“1943年10月《讲话》才在《解放日报》上正式发表。直到1943年底，赵树理才第一次读到毛泽东的《讲话》”[6]。也就是说，赵树理于1943年5月创作《小二黑结婚》，小说《小二黑结婚》的创作不是他自主学习《讲话》的结果。

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创作有其创作原型。1943年4月，赵树理来到山西省左权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芹泉镇西黄漳村，他了解到芹泉镇横岭村的岳冬至是在反“扫荡”中击毙过日本人的民兵小队长，岳冬至是积极上进的青年，却因在家有包办童养媳的情况下与村中女青年智英祥相爱遭受暗算，被嫉妒的村民打死。随后这个案件得到公正的审理审判，作恶害人者受到人民政府严正审判惩处，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但是，当地许多农民对人民政府审判惩处作恶害人者不以为是，他们不能理解岳冬至萌发的追求合法自由婚恋的个人意识和行为，村中的一些民众依旧认为岳冬至“活该”，应该“受教训”[7]。村民的愚昧无知深深震撼了赵树理，促使他为了启迪广大农民群众在革命时代追求自由婚恋，启蒙人们追求合法自由结合的个人意识和行为，传播合法健康的自由理念而动笔创作小说，这就有了《小二黑结婚》。

2 文本中启蒙的错位

小说《小二黑结婚》的文本与创作原型相联系，可以发现当时发生案件的农村，其封建迷信等落后观念非常严重。封建迷信泛指在封建政治制度下产生的特殊民间文化，对神鬼灵异等超自然事物的盲目信仰。文中封建狭指封建主义，是一个思想政治概念，其核心是扼杀人的自由性和独立性，不把人当人看待，通过各种途径宣扬妈性与忠君，宣扬大多数人对个别人的依附和顺从。迷信指人类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和信仰，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歪曲的反应。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暂时无法解释，便认为在人世之外，还存在“上帝”“佛祖”“鬼神”“神仙”等在主宰着人的命运。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群众性的盲从和错误认知观念，是愚昧落后的表现。赵树理把一起刑事案件，写成了革命宣传动员和现代思想启蒙的小说，小说所呈现的社会关系，如日常道德观念与生活方式，绝非“封建迷信”一词那么简单。在《小二黑结婚》文本中，赵树理对浓厚的封建氛围作了去势处理，使其淡化，甚至赋予其喜剧色彩。“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当年做过生意，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8]。村中有讲究阴阳八卦的“神仙”，随之就以“不宜栽种”的故事将神仙拉下神坛。“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8]。还以“米烂了”的忌讳还原出“神仙”的平常人本相，神仙不敬神，只是为了风流勾当才装神弄鬼。以二诸葛和三仙姑两个人物形象开篇，奠定了全文的喜剧氛围，这既是赵树理吸引农民读者的一种策略，也预示了战胜农村中封建迷信的光明前景，寄寓了作者认为一定能战胜这些封建迷信的乐观精神。以这样的开篇，营造出封建迷信没有根基的气氛，呼应后来两个“神仙”的转变，小二黑和小芹的结合就合情合理起来。

小说《小二黑结婚》中，赵树理展现了对封建迷信现象的矛盾态度，表现出农民精神上残留的封建迷信观念桎梏，给他们带来的可怕恶果。“山里人本来就胆子小，经过几个月大混乱，死了许多人，弄得大家更不敢出头了。除了县府派来一个村长以外，谁也不愿意当干部”[8]，面对权力的惊惶害怕，展现了村民愚昧怯弱的奴性心理，他们难以置信解放区农民推翻剥削阶级当家做主人的事实，无力自已主宰自己的命运，翻身作主人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文本中的农民宁愿选恶人上位，也不愿与权力沾边，这导致他们饱受恶人的残害压迫。“村里人给小二黑跟小芹做媒，二诸葛不愿意，不愿意的理由有三：第一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克金；第二小芹生在十月，是个犯月；第三是三仙姑的名声不好”[8]。饱受封建迷信之害的二诸葛宁愿给儿子包办童养媳，也不愿意他自由恋爱，他的迂腐固执致使小二黑成为封建迷信的受害者。

小说《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和小芹同封建迷信恶势力和封建迷信观念的反抗，总透露出虚无和惨淡。当二诸葛给小二黑“置办”童养媳时，小二黑没有据理力争，没有立即将小姑娘送走，也没有跟村里人交代清楚：是父亲自作主张，他并没有接受。导致“结果虽然把小姑娘留下了，却到底没有说清楚算什么关系”的尴尬[8]，为以后留下了隐患。面对三仙姑包办婚姻，小芹的反抗不激烈不主动。过礼当天，小芹本可以将东西扔出门，将媒人赶走，面见吴先生亲自拒绝他说服他，以彻底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对个人自由婚恋和人性的束缚，可是她只赌气地与三仙姑争吵，根本起不到实际作用。三仙姑阻挠小芹与小二黑结婚的主要原因是她对年轻俊朗的小二黑有觊觎之心，小芹如果在父亲面前揭开三仙姑虚伪的面纱，使父亲站到支持自己的阵营，就掌握了事情的主动权。可“小芹听了这话，知道跟这个装神弄鬼的娘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干脆躲了出去”[8]，小芹的反抗模式只是重复争吵、躲避以及消极怠慢，表现出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奈与拖延。

当个人合法的自由婚恋意愿与封建迷信恶势力发生冲突时，小二黑和小芹几乎没有更多的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个人斗争和争取合法自由婚姻的言行作为，没有发挥出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完全依靠外力的干预实现斗争抗争目的，“兴旺没话说了，小二黑反要问他：‘无故捆人犯法不犯？’经村长双方劝解，才算放了完事”[8]。经过区政府的调节，小二黑和小芹实现了他们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目的，文本中依稀缺少连贯性和因果性，面对如此强大的封建迷信包办婚姻的旧习惯恶势力——曾经将原型人物致死的对立面，两人的斗争是轻微和散漫的，抗争根本算不上艰苦卓绝，只是得到了区委会支持和响应。在文本中，小二黑和小芹约会时被金旺和兴旺抓住送往区武委会。接着文本未描写小二黑和小芹如何据理力争，在区委会主任面前陈情混进革命队伍的坏分子对他们的迫害，文中此时透露二诸葛和三仙姑的反应。然后立刻摆出区委会主任的英明决策——批准小二黑和小芹在一起，而且区委会说服了二诸葛和三仙姑。“‘我不过是劝一劝你，其实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你愿意不愿意都不相干。回去吧！童养媳没处退就算成你的闺女！’二诸葛还要请区长‘恩典恩典’，一个交通员把他推出来了”。“又给她讲了一会婚姻自主的法令，说小芹跟小二黑订婚完全合法，还吩咐她把吴家送来的钱和东西原封退了，让小芹跟小二黑结婚。她羞愧之下，一一答应了下来[8]。”顽固落后的两位神仙，轻易地被区委会主任说服，身心发生了彻底转变，没有犹豫地接受了子女的婚事。小二黑和小芹的婚事得以顺利进行，完全依靠区委会的调节——革命政权权威的神来之笔，小二黑和小芹在主任与父母沟通时，未用言语驳斥父母的错误观念，表现出一种无言以对的表面顺从，革命政权的神威在抗争主体的回避和内敛下，展现出无比光芒照亮了他们追求合法的自由婚恋的道路，发挥出巨大威力震慑着封建迷信恶势力，使强加给年轻人的包办婚姻旧习惯和恶势力土崩瓦解掉了。

两位“神仙”的转变并不是他们真的意识到封建观念和包办婚姻的错误，他们只是被政府所说服而已，只是服从区长的命令而已。他们以前从内心跪从封建迷信的精神权威，当今他们服从区政府革命政权的威慑，他们并未产生自己的意志。即使在文本中，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得到精神上的解放，从而产生坚决的发自个人内心的追求独立个人自由的坚定意志，这正是令人感到最为空虚之处。

关于《小二黑结婚》的启蒙意义，不能不提到其中对法律文件和婚姻政策的传播，对农村工作中封建迷信包办婚姻问题的解决有帮助作用。《小二黑结婚》解决了封建迷信包办婚姻表面上的实际问题，无法直面人内心未形成追求独立个人自由婚姻的坚定意志的荒芜。这种未见其宗的法律宣传文本非启蒙文本的问题，是赵树理个人的意识造成的，有史料记载他向父亲朗读鲁迅的《阿Q正传》等启蒙文学时，没有引起父亲的兴趣和重视，他开始思考探索文艺大众化的道路，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让他们感到亲切的故事，教化启蒙劳动大众追求独立个人自由和婚姻自主，期许他们进一步形成个人自由的坚定意志。

在小说的最后，“小芹和小二黑各回各家，见老人们的脾气都有些改变，托邻居们趁势和说和说，两位神仙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他们结婚。”[8]在此可以看到，小二黑和小芹本不愿听从家长的意见，家长的权威性本来在政府权威的震慑下逐渐受到压抑，在最后，趋于权威边缘化的家长形象又得到了深化，青年征求双方家长的首肯，以保证他们婚姻符合他们渴望的乡俗情理。关于他们登记结婚，在文本中出现了断层式的空洞。在订婚时一再被强调的“婚姻自主的法令”，到了结婚时忽然消失，《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的第四章明确规定“结婚须男女双方自愿，任何人不得强迫”[9]。这就造成了文本内部的冲突和缺陷，“父亲的形象获得了表面复原，小二黑与小芹自主的结婚与过去非自主的结婚产生了一种形式上的相似”[10]。原本不由“二诸葛”主张的婚姻又有了家长的影子，联系开头对封建迷信观念的“去势”，反映了时代发展中个人追求独立自由婚姻自主，进一步形成发自内心的个人自由意志的革命叙事对旧习俗的矛盾心理，既想打压旧习俗扫除封建迷信恶势力，推动人们反对封建迷信，得以个人自由意志在革命新体制下的全面解放，又对旧习俗有依赖和习惯性内在认同，甚至借助这种认同迎合农民的固有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作为实现文本传播的手段。这种手段是赵树理通俗小说方向竖立起来的关键，为了实现普及，削弱了文学对人的启发性提高性，展示了小说的启蒙错位和时代局限性。

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写到：“康德开宗明义地指出，作为启蒙特征的出路是一个将我们从不成熟状态解放出来的过程。而他所说的不成熟，指的则是我们意志的特定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在需要运用理性的领域里，却接受了他人权威的引导”[11]。所谓启蒙，就是在需要运用理性的状态下，以自身的意志去抵抗权威诱引。从这个角度看，在《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小芹、他们的父母以及其他村民均未得到启蒙，他们未产生自己的个人自由的意志，去对抗封建迷信势力。整篇文本中只是人们头脑中的人民政权权威代替了封建迷信权威。赵树理本打算启蒙农民读者和劳动大众，使他们运用理性建构的个人自由意志解决生活中无法追求个人独立自由婚姻自主的问题，但个人反抗薄弱、不得不依靠外力以及回归父权阴影的文本无法从根本上警醒众人，文本中启蒙话语错位造成了启蒙目的的失落。

3 书写启蒙的乡土生活

赵树理的创作秉持着“问题小说”的心态，他曾坦言受到过五四“问题小说”的影响，他认为五四“问题小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与现实语境的隔膜与距离，因此他吸取其教训，积极拉近与现实的距离，从他最贴近的农村乡土生活世界和工作领域中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并作为书写对象。在写作过程中，他采用目不识丁的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自觉将小说创作与革命目标融为一体。由于时代环境的限制和个人思想视野的狭隘，他的创作始终在他的“舒适区”里滑动。赵树理的小说革命之路，是将现实中发生的悲剧，藉由革命政策和文件精神，改编为激动人心的艺术喜剧，这种革命浪漫主义的意义，是生活梦想的制造与放大，应和了时代潮流和民众期望，却与直面人内心形成追求合法的独立个人自由的坚定意志的革命目标失之交臂。

封建观念和迷信思想的残余是中国历史一直以来亟待解决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性，在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发展演变中有了深厚的根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儒学思想，儒家以精神生命的涵养来控制情欲生命，重视道德实践和政治理想，这使得中国人的家国和宗族意识极其鲜明，甚至有时会有悖历史发展。随着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人们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为个人自由幸福而奋斗，传统文化中封建观念和迷信思想的一面依然成为困锁现代中国人的心狱。“封建主义加上危亡局势不可能给自由主义以平和渐进的稳步发展，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根本解决’的革命战争。革命战争却又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12]。反封建的未完成与中国的历史国情息息相关。

在《小二黑结婚》中，解放青年的是区政府，政府使青年们有了自由婚姻的可能。但是身体上的自由，是否带来了精神上的觉醒，这是值得反思的。联系原型事件的解决，可以看到一丝丝悲凉，抗日民主政府对案件进行了公正的审理，岳冬至的冤情昭雪，真相大白。可这真相根本没有抵达人心，村民觉得岳冬至应该“受教训”，村民不容于智英祥迫使其远嫁，当事人的后人也没因此结怨。一场正当的自由恋爱，在现实中未曾得到民众的支持，正直青年的死没有激起老一辈人的内心震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赵树理书写启蒙的同时展示出启蒙的错位。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自觉践行着启蒙的作家，为了改变愚昧的庸众，鲁迅弃医从文，“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在书写着启蒙的同时，在反思启蒙和批判启蒙，在《药》中他深刻地讲述了启蒙者被其被启蒙者吞食，在《伤逝》中，他讲述了启蒙者为了生存将被启蒙者抛弃。赵树理作为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接班人，受鲁迅的影响很大，在他的文本中强烈地反思着启蒙。小二黑和小芹虽然走上了婚姻自主的道路，但在他们身上进行的启蒙已异化，他们的成功结合笼罩着乡村生活旧习俗的阴影，他们的自由婚姻幸福结局成为宣传自由婚姻政策的样本，甚至《小二黑结婚》文本成了宣传册。这样在一对追求婚姻自主的青年身上看到对个人权利、尊严和幸福追求的单薄与被动。鲁迅和赵树理虽然都关注农民的心理状态与思想转变，两者写作的农民题材小说之间具有深刻的历史联系，鲁迅一直坚持“启蒙主义”的立场，“倘若从思想史及文艺观念的结构性转换角度看，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文化精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规范的一代”[13]，赵树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文艺习作，摸索了近十年找到具有个人特色和应合时代主潮的文艺创作道路，他不想上文坛，只想成为一名“文摊文学家”，抢夺封建文艺创作阵地。赵树理与乡土大地和乡村农民的无法割舍的血肉联系，以及农民自身的思想素质储备，都使他无法完全彻底地继承鲁迅的“启蒙主义”立场，他提出并实践着文艺大众化理念。赵树理是一位具有自觉民间立场的作家,创作了大量大众化民族化的文学作品,其创作经验与文学成就为中国文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赵树理从农民语言、中间人物塑造、文体创新和流派贡献等创作成就其对文学的贡献，将说的语言搬到书上,使文学语言保留了农民口语的直白通俗,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中间人物"是创作的主要人物类型,体现了赵树理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曲艺文体具有悠久的渊源与广泛的群众基础,赵树理根植于民间曲艺文化,创造了评书体小说文体类型，赵树理是"山药蛋派"的鼻祖,他的民间叙事结构引领了一个流派,对乡土文学的价值观念与审美模式具有重大影响。赵树理存在的历史环境有其特殊性,其文学创作与民间文化的亲缘关系,从大量文学作品当中总结提炼理论成果,可以揭示出赵树理创作成就的文论价值,透析着赵树理文学创作的独特之处。

4 结 语

赵树理以小说创作对民众进行启蒙，他与乡村乡土大地有着血肉联系，他的小说传播革命成为文艺大众化的实践，做到了普及大众，错失了最初的创作动机。研究结果发现：从启蒙的角度对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的分析，有利于剖析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精神状况与思想矛盾，启发国人产生相对于群体的个人意识。更重要的是展现出赵树理在写作《小二黑结婚》时的文化矛盾心理，这个矛盾心理印证了在中国启蒙的未完成和对启蒙的反思，使人们更加平和灵活地思考个人、群体和社会的关系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困窘的根源所在。对于中国人个人意识的觉醒，不仅关系儒家传统文化，对其进行适应现代社会的重新阐释，关系着国内科教文环境的进步，更多元自由的文化思想环境，是当代文学发展繁荣需要的条件。真正能实现启蒙的文本，不能为了扩大传播性，削弱其思想锐度，面对批判对象前后矛盾落笔犹疑，以致于亟待解决的问题被搁置，结果只留下空虚的一时喝彩。有媒体人直言曾被寄予巨大希望的中国当代文学“不繁荣”，除了其特殊的历史发展根基和市场经济下文化被商品化的境遇外，有批判的传统和传奇的传统不兼容的原因等问题存在，今日文学打通迎合和提高两条路子，或许关窍于今人在赵树理创作动机和创作目的失落下有所启发。

赵树理以启迪民众、破除封建迷信观念的目的写作《小二黑结婚》，文本中启蒙话语的“错位”，使其难以实现启蒙的目标。在《小二黑结婚》中可以看到对个人权利、尊严以及幸福追求的单薄与被动，这体现出处于未完成现代性的社会中个人的悲剧。封建迷信观念的残余是中国一直以来亟待解决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历史沿革传统习俗的特性压抑了启蒙话语和自由理想。赵树理的小说创作，真实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他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他既懂得农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农民的阅读水平和审美情趣。赵树理在表现农民的愿望和心声的同时，深入地表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作品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赵树理书写的革命对象，有利于剖析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的生存境遇与心灵危机，有利于启发中国人个人意识的萌发，鼓励普通大众对个人尊严和自由的追求与捍卫，实现历史意义上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