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欺意识与生存困境：《伤逝》意蕴再探析

仲 雷

（东莞理工学院 教育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作为鲁迅唯一的一篇爱情小说，《伤逝》以其晦涩的表述、复杂的情感和丰富的内蕴成为现代小说中较难把握的作品之一，同时也为后世读者提供了多样阐释的空间。《伤逝》诞生已有90余年，在对它不断地阅读、评价和解读的过程中，已经累积了数量庞大的研究成果，而且这些成果还在持续地更新，显示出《伤逝》的经典性和丰富性。在对《伤逝》众多的解读中，学界主要从婚恋经济、个性解放、思想启蒙、性别书写以及索引考证等角度展开论述，其中虽然也不乏从哲学层面挖掘小说形而上的精神内涵的尝试，但这部经典文本所揭示出的人类的普遍生命状态和存在困境所引发的哲学思考，依然还有诸多值得发掘的地方。《伤逝》对“五四”一代觉醒青年追求自由与爱情失败悲剧的描写，不仅有对“五四”思想启蒙和妇女解放等重大社会问题的反思与批判，也有对人的生存命运和人性弱点的深入探讨。笔者认为，从作品中看，在涓生和子君由恋爱到感情决裂的变化过程中，社会环境和经济因素并非是造成他们分手的决定性因素，他们自我意识中无法摆脱的自欺意识，才是两人始终无法找到人生的交点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忏悔后的涓生为什么要用“遗忘和谎言”做前导的原因所在：他意识到虚假的真诚毁掉的不仅是他们的爱情和子君的生命，还有向着新生的道路。小说对人在生命中无法摆脱的自欺意识的表现，体现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与超越性。鲁迅虽不是哲学家，却用诗意的语言和发人深省的故事揭示了一个隐藏在自我意识中的深刻的哲学难题。

一 真诚与相信：自欺的发生

什么是自欺意识？在心理学家看来，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并会采取某种行动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当不能改变现实处境的时候，“就会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来掩盖这个问题”，“利用优越感来自我陶醉或麻木自己[1]36。这种通过自我欺骗的方式获得的优越感，结果自然与目标背道而驰。自欺不仅属于心理学的范畴，更涉及到了关乎人的精神意识的哲学问题。邓晓芒在论述自我意识时，引出了自欺的概念。他认为人在骨子里就是一种自欺的动物，自带自欺性，因为“自我意识就是把自己当对象看、同时又把对象当自我看的意识，但对象和自我本来是不同的，因此自我意识里面包含一个自欺结构”。“人的自我（或自我意识）具有摆脱不了的自欺的本质结构，以各种办法抹杀和无视这一结构, 便形成一种自欺的人格。”[2]这体现了人性的本质弱点。萨特将自欺描述成是人采取的“自我否定”态度，认为自欺来源于人对自由的逃避与否定，“人的存在不仅仅是使否定在世界上表现出来的存在，他也是能采取针对自我的否定态度的存在。”[3]82鲁迅在批判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时曾指出，“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4]648对于人类而言，“欺骗和自欺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为了‘忽悠’别人，我们会主动以各种难以想象的方式篡改内部信息，同时又对此毫无知觉”[5]3。可见，自欺意识既反映了自我意识的自身矛盾性，也是人性的“根本恶”的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自欺常常指涉的是对自我的评价与感受，与说谎有关，但两者又有着明显的区别。说谎是一种否定的态度，但否定不是关于意识的本身，而是针对超越的东西，说谎的本质在于，说谎者完全了解自己掩盖的真相，不了解真相是无法说谎的。从外表看，自欺具有说谎的结构，自欺是对自己说谎，对自己掩盖真相，“根本不同的是，在自欺中，我正是对我自己掩盖真情。于是这里不存在欺骗者和被欺骗者的二元性。相反自欺本质上包含一个意识的单一性。”[3]84自欺并非简单的说谎，而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自欺是对说谎的超越，也是人们一种惯常的存在状态。那么，自欺是如何发生的呢？自欺的发生过程就是将他人的行为判定为“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并否定他人的意识。然后，自欺者迫使自己相信“是其所不是”便是“其所是”，并在自己的主观意识内支持其存在，依赖于其存在，将其想象成有利于自己的情感期待。因此，真诚与相信是自欺意识产生的重要因素。

在自欺中，真诚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没有真诚就不会有自欺。真诚的本质结构与自欺相反，表现为“是其所是”，“不是其所不是”，但这只是存在于理想的情况下，真正的真诚的实现是一种困难，要从真诚中发现完全纯粹的真实几乎是徒劳的，因而真诚也是一种独特的自欺行为。真诚是自欺的起源，自欺中的真诚往往表现出人要达到某种状态的期盼，而且真诚可以转变为自欺。《伤逝》以“涓生手记”的独特角度，叙述了涓生与子君由恋爱到感情决裂的过程。在这段悲剧性的情感历程中，这对青年男女出于真诚，彼此相爱，度过了一段幸福且忙碌的时光。涓生以真诚要求自己，他对爱情是出于真诚的，他在百无聊赖中已经无心读书，盼着在“橐橐地逐渐临近”的脚步声中迎接子君的来临。“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6]114涓生真诚地自我袒露，交际半年后，“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6]115涓生与子君的关系是光明正大的。当子君大无畏地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后，他们可以不顾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的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和加厚的雪花膏的偷窥，子君“目不邪视地骄傲地走了”，涓生“骄傲的回来”，甚至与“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6]117。涓生与子君按照现代独立意识和个性解放观念建立起的爱情关系，理应换来幸福的结局，但真诚是不堪重负的，涓生将真诚坦白到底，让子君去承担真实的力量和残酷现实，最终却换来了败局。事实上，真诚远比谎话要沉重。比如，在哈代笔下，苔丝在新婚夜对克莱尔的真诚坦白，招来的却是离散。在涓生的自我意识里，他要逃出自身的矛盾，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安身立命之所，但其表现出来的却是自欺意识。“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是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6]124涓生把爱与人生要义对立起来，认为感情变化，是因为子君不更新；他否认之前的真诚，将其称为盲目的爱。临末，涓生决心以人不该虚伪的真诚，再一次将真实言明，致使充满希望、欢欣和爱的生活，全都逝去，真诚的爱情也最终落得生死两茫的悲剧性结局。

应该说，真诚促成了自欺意识的发生，但仅有真诚是远远不够的，自欺要靠相信才能继续维持与展开。相信是坚守一种信念，但在自欺中，人们往往缺乏理性的深思熟虑而相信掩盖真实的虚假之物，“自欺中的相信不是来自于现实的支撑，而是来自于主体的‘承诺’，相信是通过主体自身的努力维系着。”[7]所以说，自欺的根本问题就是相信的问题。从根本上看，涓生在心里始终将子君看作“新思想的时代叛逆者”。也许是子君喊出“我是自己的”呼声过于震撼和透彻，让涓生认为子君可以承受住说出真实的现实的后果，相信她至始至终是一位勇于前行的无畏者。同居后现实的生活让子君发生了变化，生计的危机使她“变得很怯弱了”，脸色凄然。这一切涓生早已察觉，但他回避了子君从无畏到怯弱的现实。“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这空虚却并未自觉。”[6]126涓生选择的是相信真实可以开辟他们新的道路，相信在他们分离后，子君会按照自己的设想而“决然舍去”。尽管多次想到子君死的可能，但涓生还是选择相信新生的力量会很快化解分手的苦痛。于是，在将真实抛给子君后，涓生“冒着寒风径奔通俗图书馆”[6]127，期待新生的到来。凡此种种，涓生一直在自欺中画地为牢，他通过自欺来满足自己抵抗空虚、寻求新路的需要。如果他果真看清了真相，排除了自欺，发现子君在无爱的前提下无法承受真实的打击，发现自己在求得新生的路后依然空虚的事实，他也就更会沉沦于空虚、寂寥之中，最终走向崩溃。因此，涓生自欺中的相信，来自于他主体的需要，但这种需要却在一步一步消耗着他的精神信仰。他唯有选择相信，才能维持他的自欺生活。

二 点滴日常：《伤逝》中自欺意识的渗透

《伤逝》对自欺意识的表现渗透在男女主人公的生活点滴里。虽然子君与涓生共同度过了一段短暂幸福而又忙碌的时光，但这种幸福是以掩盖真实、逃避真诚为代价而暂时获得的。一旦打破自我暗示与评价的状态，直面赤裸的自己与真实，生活便无法维系下去而逐步走向理想的反面。

《伤逝》对子君自欺意识的刻画较为浅层，其主要通过她对生活和爱情的态度体现出来。与涓生同居于吉兆胡同以后，“子君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她忙于操劳家务，无暇读书，少有与涓生谈天交流的机会，更无“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便也没有了在会馆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6]118沉于庸常生活里子君，逐渐表现出虚荣；虚荣便是一种自欺，只图表面的虚幻，而不求真实。不爱花的子君，受了官太太的传染，养起了小动物——油鸡和小狗；子君也时常因为两家的油鸡，与官太太暗斗。由“传染”到“暗斗”，子君试图通过暗中攀比和较量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生活价值，以达到自我满足的需要。尽管日夜操心，“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6]119，两只手粗糙起来，但子君乐此不疲。油鸡暗斗的“失利”让子君的生活单调乏味，更加缺少乐趣。她神色凄然，只是倾注全力地操劳着。那么，子君的虚荣心理来自于哪里呢？“归根结底，虚荣心的根源就在于自信心的缺乏，治疗方案就是要培养自尊。但是这只有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兴趣，获得一连串的成功的行动才能达到。”[8]193与其说豢养油鸡是出于子君的“爱动物”，倒不如说是她在培养一种兴趣，以满足获得成功的心理需求。显然，子君想通过“暗斗”培养自尊没能够取得成功。她败下阵来，自尊非但没有增强，反倒在渐渐受挫；不仅如此，她还要忍受官太太对阿随过于瘦弱的嗤笑，以及连带而来的奚落，这种精神的压力让子君难以承受。因此，即便是在经济拮据的时候，子君也“先去喂了阿随了，有时还并那近来连自己也轻易不吃的羊肉”[6]122。涓生只是吃着冷饭，最后的残羹才留给油鸡。久而久之，涓生发出了自己的位置不过是在叭儿狗和油鸡之间的慨叹。此时的子君并没有觉察出涓生的变化与不快，依然纠缠于俗世的影响与虚幻的需求。与官太太的“较量”是否真的有必要，她无法做出理性的判断，只是隐隐约约地不愿接受“打压”。因其心性不够强大而采取的习惯性自欺行为，最终也没能改变现实处境，反而使自己与涓生的感情出现了裂隙。

在与涓生的爱情中，子君常表现出自信心的缺失，为了把握住这份感情，子君不断地做出带有自欺意识的行为。交际大半年，涓生说尽了自己的意见，子君才开始有自我独立的意识，宣告了个人的权利，毅然决然地走出家庭的束缚，奔向追求幸福的新生活。吉兆胡同是他们寄托爱情的寓所，子君执意卖掉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以“加入一点股份”，以免住得不舒服，这暗示出子君在爱情中不自信的心理——要借以金钱的投入，起到一种心理暗示的作用，宣示我有居住权。初始，爱情的滋润，遮蔽住了两人对生活境况的实质性关注，此时，激情湮灭了一切残酷现实。这仿佛是另一种意义的“失明”，也是一种自欺，即选择性地去忽略真实。就在这样一个爱情的洞穴里，子君无意识地进行心理暗示，在自以为是的真实中陶醉。子君之所以让涓生复述当初向其示爱的场景，是源于子君在爱情中的不自信——她要用过去的真实赶走眼前的不确定心理，并时刻提醒着自己：涓生是爱她的。之后，子君不断地质问、考验涓生，让他像学生似地一遍遍温习当初示爱的言语，并由她进行补足、纠正。在子君看来，通过不断回忆而构筑起的两情同依依的场景，比眼前看到的涓生温习的场景更加真实。就在涓生一遍又一遍的复述里，子君得到爱情依旧存在的情感体验。在生活中由他人说出来的真实会给自己一种强有力的确认感，增强自己的内在确认（心理预示），从而重新定义自己。这种自欺性的心理暗示，正是缺乏自信的表现。每当子君双眼注视空中，出神的凝想，神色愈加温和，笑窝深下去，便是子君在自修旧课，她一定要看到涓生“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6]116不可。这一场景在涓生看来是可笑的、愧恧的，甚至于是可鄙的，但子君乐于此道，因为她是那样纯真、热烈地爱着涓生。故而在觉察出涓生的冷漠时，子君又开始“逼”涓生做出许多“虚伪的温存”的答案来，将温存示给她。此时的子君更加地不自信，她试图用往日的温存唤醒涓生昔日对自己那般热烈的爱，殊不知，涓生已将温存视为写在心间的虚伪的草稿，子君采用这样的方式已经无法得到爱情的自我暗示与确认。到此，自欺的作用已经失效，子君只得到涓生为免得一同灭亡，必须各自再造新生路的回复。

相对于子君，涓生的自欺意识并非浮于行为本身，而是隐现在他强烈的自我意识中。与子君的不自信相反，无论是面对生活还是爱情，涓生都自信满满，表现出鲜明的自我意识和精神自觉。但如果人在自我意识里过于强调自我决断的话，就会走向另一种极端，容易违背真实的用意与感受并强迫自己相信所作的裁决，表现出刚愎自信的状态。所谓“感同身受”其实是一种自欺的心理意识，它是把别人的心理体验当作自己的经验来感受。在这样的体验置换中，抛弃真实、相信预设是达到移情的关键所在，而唯有自欺才能完成此项心理活动。在子君面前，涓生的选择多少带有独断性质。他不顾子君的凄苦与无聊，甚至颓唐，“经多次的抗争与催逼”，让油鸡成为受用的佳肴；又因经济压力迫近和寒冬来临，以供不起阿随的食量为由，在西郊放掉了这份很重的负担，将小狗推进土坑里。面对子君凄惨的神色，涓生表现出移情的自欺独白：“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如此。”[6]123涓生将这种移情心理暗示给子君，希望她能够理解自己的苦衷。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涓生丢掉阿随回到寓所时，他不禁说出了“又觉得清净得多多了”的心理感受，这才是他的真实心态。不仅如此，涓生代替子君的“感同身受”更是直接加速了子君不幸结局的发生。涓生预想的是，在结束短暂的爱情后，子君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甚至预感“她勇猛地觉悟了，毅然地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恨的神色。”[6]127但他忽略的是，同居时的子君表现出的勇敢与无畏是因为爱，当那份沉重的爱演变成负担与空虚后，子君也就失掉了可前行的道路。应该说，涓生的预期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自以为是，不过是他将自己的内心独白与心理期待生硬地灌输在子君的心理预设上。虽然想到过子君死的可能，但是，他更多地是想着离开的生路。最后，他以自欺的方式替子君做了最终的抉择。

在恋爱的初始阶段，涓生着迷于子君的大胆与无畏。在与外界断绝联系之后，他们迎来了幸福的同居生活。但这种幸福却是短暂的，不过三个星期，涓生便熟悉了子君的身体和灵魂，“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6]118交谈，沉默，相视而坐，不能时时更新的爱情逐渐被生活的琐事所消磨。子君的功业完全建立在吃饭之中，失业的压力让她变得怯弱，这份源于激情的爱情已然蜕变为“盲目的爱”。“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涓生不能在家庭中安身，无聊的图书室成为他情感的避难所。在对待同居后逐渐冷漠的感情上，涓生的态度一直处于矛盾与彷徨之中，他不确定是否应该将内心的真实感受告诉子君，并一直在真诚与虚伪之间进行着痛苦的选择。因为子君温暖的神情更增加了涓生袒露真诚的迟疑，涓生只能在情感的自欺中颓唐地生活着。但涓生无法忘却“翅子的扇动”，他将新的希望寄托在两人的分离上，认为“说真实自然须有极大的勇气的；假如没有这勇气，而苟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活的人”[6]125。涓生终于向子君坦白不爱了的真实，逃离了自欺，满怀期望地预感新生的到来。但让涓生意想不到的是，他用真实换来的却是更大的空虚，子君在涓生所给予的真实——无爱的人间死灭了，留下涓生“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6]132于是，涓生带着悔恨和悲哀反思自己的真诚，决定在新生的路上将真实深藏于创伤中，复归于自欺，默然前行。在这里，鲁迅第一次对中国人的真诚进行了自我反思。他从不盲从于真诚，而是以审视的态度与真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鲁迅看来，真正的真诚是要在生命的道路上去寻求的，当人无法摆脱自欺事实的时候，便会保持一种忏悔意识，这也是导致涓生精神痛苦的哲学根源。

三 生存困境的审视与鲁迅的精神哲学

《伤逝》对涓生与子君的种种自欺行为与心理的表现，可以视为鲁迅的情绪、情感、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各个侧面的反映。其中既有鲁迅对人的自我意识的辨析与投射，也有他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敏锐洞察与审视，也是他对现实进行反抗后依然绝望的表征，其体现了鲁迅“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精神哲学。

在《伤逝》里，涓生的自欺是由人的存在的双重性质所决定的，即人存在的现实性与超越性是自欺得以产生的主要条件。在实际生活中，现实性与超越性是分裂的，现实性与物质、欲望、身体等形而下的具体形态有关，而超越性则与情感、理想、信念等形而上的抽象观念有关，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分裂让自欺的产生变成可能。涓生一直徘徊在现实的世俗性和精神的超越性之间，表现出双重人格的特性。涓生的现实性表现在他用与子君的爱情来破除现实生活的“空虚”与“寂静”。他初始为子君着迷，是因为当时的子君在思想和情趣上可以与涓生契合，这里有无聊生活的现实逼促，也有情欲的驱使。但在熟悉子君的身体与灵魂之后，涓生寻绎不出更新爱情的方法，“沉默的相视”与“隔膜”徒增现实的沉重。于是，他将“翅子的扇动”与“新的道路”作为超越性的精神寄托。他反复地强调要跨越新的生路，仿佛那生路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会蜿蜒地奔来。他相信这条新的生路的真实性与可能性，并将与子君的分离视为迎接新的希望的开始。此时的涓生，戴上了荣格所指出的“人格面具”，在努力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积极一面的同时，将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以免受消极意象的影响，表现出“顺从的原型”[9]148。他可以配合子君反复温习示爱的幸福瞬间，忍受子君没那么“幽静”“体贴”与屋子里的散乱、工作的干扰，以及不如叭儿狗的地位，甚至在谈文艺、外国文人、作品的时候，任凭这些话变成自说自导、从自己的嘴到耳的距离。在涓生看来，子君已经变得庸俗，她与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渐行渐远。涓生将自己真实的欲望压抑在无意识当中，将对超越性的向往隐藏在现实性的无奈里，通过自欺的方式达到对被压抑心理的自我平衡。《伤逝》对涓生双重人格的刻画，是基于对人性弱点的揭示，也有着鲁迅本人婚恋生活的投影与折射。现实中的鲁迅，将其与朱安无爱而又难以离散的痛苦婚姻投射在必将走向分离的涓生与子君身上，体现了鲁迅倾吐情感抑郁的意识。

《伤逝》对自欺的生命状态与生存困境的揭示并没有局限于哲理逻辑的探讨，而是把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放置在深刻而广泛的社会背景里，对“五四”时期的自由独立、妇女解放等社会议题进行寓言化的展现。涓生和子君都是“五四”一代觉醒的青年，勇敢追求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并付诸了果断的行动，但他们的自由理想最终被现实碰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五四”前后达到高潮，随着胡适翻译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逐渐扩大，走出家庭的“娜拉”成为大胆争取“爱”的权利与妇女解放的象征。“女性解放”作为一种现代性价值理念具有极大的诱惑性，但其背后的虚妄性和乌托邦色彩当时却没有被多少人充分认识到。鲁迅在《娜拉走出后怎样》中对这一现代价值理念的推行者和实践者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发出走后的娜拉“不是堕落，便是回来”的警告。《伤逝》里子君娜拉式的“出走”只是一种赶时髦的独立姿态和浪漫实验。当把“爱”预设为至善至美的虚拟目标时，自欺意识已经产生，她相信真诚能够换来真实的情感逻辑。在爱情无法得到社会环境和制度的保障而暴露出虚妄后，她自欺于无爱的挣扎，最终毁灭在“回去”的绝境中。作为子君的思想启蒙者，涓生被轰轰烈烈的“五四”时期倡导的个人主义思想精神所吸引，真诚地相信个性独立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武器，但他并没有将这一思想真正理解、内化为自己的精神血肉之中，便将其传导给涉世未深的子君，导致他们的爱情以悲剧结局，而涓生也只能在自欺与忏悔中叙述启蒙者的自身困境与无奈。《伤逝》通过男女主人公在处理两性关系和个人与时代关系上隐现的精神自欺，展示出“五四”落潮后青年知识者在个性解放道路上的自陷与悲剧逻辑，体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走向尴尬的言说困境”[10]。

《伤逝》对自欺意识的书写与鲁迅思想中的虚无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的存在扎根于虚无里，人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超越的存在，人以对未来的超越获得现实性，作为人生的存在常态，自欺实际上就是虚无化的表现。早在留日时期，鲁迅便对人的存在形态和生命意义进行追寻与思考，“有了对于人的消极性虚无状态的深度透视——人们或者因为蒙昧, 或者因为自欺而处乎虚无。”[11]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鲁迅的作品中，时常散发出虚无主义的气息，对虚无的体认是鲁迅重要的生命哲学，《伤逝》对涓生和子君的爱情书写蕴含着鲁迅对虚无思想的人生体验。在小说的环境营造上，鲁迅不惜笔墨地渲染寂寥清冷的氛围，叙述中频繁出现“空虚”“寂静”“虚空”等词汇，贯穿全文的是难以摆脱的虚无意识。小说起笔于涓生的悔恨与回忆。失掉子君后，他眼前的现实依旧寂静和空虚。即使在一年前，子君的到来也只不过是让寂静与空虚中含着一层期待，随着情感在渐变的日子里被耗尽，子君带来的慰藉即刻变为空虚。涓生在与虚空的苦斗中，以自欺的方式确证生命存在的意义，宁可在隐藏真实中“活”，也不愿到深渊中寻找“生”，直到他无法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将真实卸给了子君。他试图抵制谎言的虚空，其结果却是用真实换来了另一个虚空的存在。另外，涓生在寻求生活的“路”上陷于一种无妄的虚无之中，他所坚信的新的生路更多是出于一种观念，而非具体行动。在他的延宕与迟疑之中，失去了希望、欢欣、爱和生活的意义，由此进入了一个莫比乌斯带式的死循环。如果某个人站在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带的表面上，沿着他能看到的“路”一直走下去，他就永远不会停下来。涓生便是看到了表面上的路，故而将真实表明于子君，并沿着这样的路一直走下去。此时的他强迫自己不再相信可能出现的不好的预知，比如子君的死，他只是自欺性地沿着这种莫比乌斯式的生活方式循环往复，最终落入更大的空虚和寂寥之中。

在体验人生的虚无与绝望的同时，鲁迅对生存的虚无主义持有否定的态度，“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12]21在《野草》中，鲁迅用“虚妄”的真实性否定了“绝望”与“希望”，形成了一套对抗“绝望”与“虚无”的人生哲学。这种形而上学经验论也同样存在于鲁迅的小说中，《伤逝》的叙述与《野草》人生哲学的表达方式具有内在的联系性。涓生的独白让读者对叙述者自身产生怀疑，“独白在明确的意识层和不明确的意识层之间存在双重的、矛盾的心理渴求，独白者自己对此并无自觉。在明确的意识层，独白者反复强调自己的悔恨与罪过，而在不明确的意识层，他却竭力地证明子君之死的社会的和自身的原因，从而不自觉地试图摆脱意识到的应负的道德责任。”[13]221涓生以启蒙者的身份介入两个人的情感世界，他引导子君追求自由独立与个性解放，以摆脱家的桎梏和苦闷，但启蒙的自身困境让涓生的自由之路重陷入孤独与焦虑中。自由带来的不是欢欣与解放，而是更大的虚无与绝望，自由成为“虚妄”的真实，更是一种虚无的体验。涓生对无处不在的虚无感是自觉的，他以自欺进行反抗，在对待爱情、生活和希望上，假设每一件事都有意义。他在相信的过程中，尝试解脱自己，但这又会带来新的不自由的苦恼，这种自相矛盾的心理结构最终引向忏悔。因此，涓生的忏悔是反抗虚无意识的自欺手段，他的独白与叙述所带有的不确定因素，消解了“五四”青年由婚恋自由走向失败悲剧的社会性意义。

鲁迅对自欺的深刻透视关涉对个体生命价值和人的精神觉醒的强调。鲁迅的杂文里有大量的“自欺”“自欺欺人”等类似的词汇，用以批判中国知识界的虚妄；同时，在其小说里他描绘了具有自欺人格的人物心理，对人类思想本身所带有的自欺性进行审视与反省，体现出强烈的自觉意识。《伤逝》是记录鲁迅心路历程的具有多重性主题的小说，涓生和子君身上无法克服的自欺意识和复杂人格，也是鲁迅丰富复杂的思想和内心世界的间接折射，喻指了鲁迅在自我价值的肯定与否定之间的矛盾心态。其既体现着鲁迅的精神困境，也是他独有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