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经济特区人的道德观念的变迁

刘海鸥

(广东药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之地，在四十来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深圳以“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气魄和胆略，在经济建设上一路高歌猛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令国人喝彩，让世人瞩目。与经济上天翻地覆的变迁相对应，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深圳人的道德生活实践也是波谲云诡，精彩纷呈。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宣誓，到“蛇口风波”的义利之辩；从热播连续剧《情满珠江》到《外来妹》反映的婚姻家庭观念变迁，个中的道德冲突、观念更新，折射的不只是寻常百姓的伦理图景，更有家国振兴的道德情怀。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经济特区人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变迁，既是深圳的现实，也是中国的缩影，其影响和意蕴既存在于过去，也昭示着未来。

一、“取义”与“谋利”：“蛇口风波”的财富伦理之辩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人们常用这样的诗句表明思想道德是行为的先导，是生产关系状况乃至整个社会变迁的晴雨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适时地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并且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对这项重大决策的回应，敏感地从思想道德观念的更新开始。这种思想道德观念更新的第一场波澜，体现在人们对金钱财富道德意蕴的重新认知上。

1980年，在改革开放春风中诞生的深圳经济特区的蛇口，树起了一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子。正是这块牌子所承载的金钱和效率理念，在讳莫如深且已久成藩篱的传统金钱观念上炸开了一个缺口。古老的中国，自古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教诲，义利之于君子与小人截然二分并且完全对立。这种观念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以一种极“左”的思维方式继续延续。无论是封建社会的“小人喻于利” “杀富济贫”，还是解放后的“狠斗私字一闪念”，长期的定势灌输使人们对言利谋利产生极大的压抑和扭曲，人们羞言利、怕言利、罕言利，不敢把 “利”和“钱”放到桌面上谈，把“利”和“钱”打上了非道德的烙印，甚至把金钱视为万恶之源，视为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要区别之一。而深圳蛇口树起的这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牌，毫不掩饰地赋予了金钱以正面的意义，重新定义了金钱的意义和价值。其突破性的道德意蕴就在于它大胆否定了长期以来极“左”思想形成的道德非功利化或“政治化”的倾向；否定了谋利赚钱追求财富等同于不道德的旧观念；肯定了通过正当途径获取金钱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和驱动作用，实际上也就肯定了创造财富“谋利”追求的正面道德意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道德观念的更新，才有深圳改革开放的思想活水源泉，使人们摆脱羁绊、放开双手搞建设，才有了后来的“深圳速度”和“深圳奇迹”。

不难想象，处于我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首先触及到人们财富观念的更新和变迁是十分正常的。事实上，在深圳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定位金钱和物质利益在人们道德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人们应该具备怎样的金钱财富观？这一直是人们道德价值观冲突的聚焦所在。在改革开放十年后的1988年，一场世人称为“蛇口风波”的面对面的对话折射出这种道德冲突。

1988年1月13日，当时红遍大江南北的三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专家——李燕杰、曲啸和彭清一在蛇口工业区与七十余名蛇口青年进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期间，专家们以传统的价值判断，对这些南漂的青年们进行分类，把那些他们认为不是全心全意为了特区发展，而是因为看中了深圳经济条件好、工资收入高，获利丰厚且日子舒服而来到特区的人称之为“淘金者”，并直言不讳地宣称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专家们的道德评判当即遭到了青年的反驳。出席座谈会的蛇口青年认为，作为南漂深圳的“淘金者”，参与特区建设，并因此谋利赚钱，并无不当。他们遵纪守法，诚实劳动，获取工资报酬，无所谓过错，认定其是不受欢迎的人很是不妥。退一步说，即便这些“淘金者”来蛇口的目的和动机是为了赚钱谋利，但他们的劳动付出客观上也为经济特区建设添砖加瓦。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的这场口舌是非之争，经当时媒体的传播发酵，形成了波及全国的“蛇口风波”。

“蛇口风波”实质上就是当年蛇口“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争议的延续。从伦理道德的视角看，这是一个中国传统伦理争论了几千年的道德辩题——义利之辩：人们能否言利谋利，义利孰重孰轻，义利能否兼顾。就此而言，义利之争不仅关乎国计民瘼，其实也是伦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由此观之，“蛇口风波”体现的绝非简单的意气用事、口舌之争。正是改革开放为深圳带来的巨大经济变革和思想解放，使深圳人以更新的视角和更开阔的视野来重新界定义利关系，还“利”“钱”及谋利赚钱行为以中性的伦理属性。

“蛇口风波”涉及的另一个争论话题，是如何看待个体户及其财富处置问题。改革开放后的深圳，个体户万元户不断涌现，教育专家们指出，当时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部分奉献给了国家，或者出资兴办公益事业，这种做法和精神是道德高尚的行为表现，应大力宣传和提倡；也有相当一部分个体户却一味地向钱看，置国家和公益事业于不顾，则是自私自利的表现。对此蛇口青年也不完全赞同，他们指出，有这样的情况存在：一些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部分献给国家办公益事业，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无奈之举，“青年教育家”对此大加赞扬，实是过时了的极“左”思想表现。他们进而指出，这些个体户在追求自身的物质利益赚钱的同时，已经缴纳了应交的税款，也算是为国家做了贡献。因此，个体户只有心安理得地将自己的劳动所得揣入腰包，不受所谓的“高尚”道德的绑架，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岁月悠悠，“蛇口风波”已过去三十多年了。今天回眸当年的那场争论，其不同视角的伦理道德撞击和硝烟尤在，它所产生的道德突破和道德思考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第一，道德不能脱离利益成为空头说教。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思想道德等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并服务于经济基础。马克思还指出过，人们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事实上，现实中的人，不管处在什么时代，都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形成和固守特定的道德观念。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对此，邓小平更直接地指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3]146所以不难理解当年的蛇口青年会发出《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的诘问式文章。在唯物主义的视野下，物质利益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物质利益本身无所谓“善”与“恶”；谋取物质利益是人的基本需求，亦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而以什么方式谋取物质利益则有善恶之分，古人所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意蕴即在于此。改革大潮中的深圳人，打破了羞于言利、恶于言利、把“利”和“谋利”归于不道德的思维惯性，这是深圳人为新时代道德建设做出的特殊贡献之一。当然，一种传统思维的突破需要时间的烘托，需要人们渐进接受，“蛇口风波”等思想道德的交锋是其必然的铺垫。

第二，肯定并正视道德的层次性。道德与法律有很大的不同，法律强调的是“不许”，法律条文犹如一条不可触碰的线，人们只要不触碰不逾越，即是守法的公民。道德强调的是“应该”，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期望和要求，道德之“应该”的框架里面有不同的道德层次和道德境界。“蛇口风波”争论中涉及一些个体户用收益做公益的现象，对此应该分而论之，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真心实意感恩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感恩社会和人民，自觉自愿想回报社会，从而把收入的一部分拿来做公益，这些人的行为是高尚的，具有巨大的道德引领力量。对于这种具有高尚道德境界的人，对于这种奉献社会的行动，任何时候都应该大力推崇和鼓励，他们展现的是社会正能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就此而言，“蛇口风波”中专家们在这方面的坚守是难能可贵的。而对这种无私奉献和大公无私，质疑和嘲讽是不道德的，是浅薄无知和阴暗心理的表现。与此同时，必须承认和正视道德的多层次性，不能盲目要求甚至强迫社会公民实现道德的“崇高”，牺牲个人利益以贡献社会，这种道德绑架不仅不会有积极的效果，还会适得其反。对此，邓小平讲得很清楚：“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3]146一个公民，尽管没有什么崇高的道德奉献，只要做到了遵纪守法，合理合法地劳动和经营，在获得相应收入的同时，也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他们身上体现的勤劳善良、忠于职守，也是值得称道的道德精神。

第三，市场经济对伦理道德建设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说，传统伦理思维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扭曲和遏制了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话，那么一旦这种遏制的不合理性被打破，市场经济自身所体现的对利益的内在追求，就有可能促使一些人走向另一个极端——拜金主义和唯利是图。事实也是如此，在深圳，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在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大发展的同时，各种道德失范也开始出现，走私贩私、坑蒙拐骗、巧取豪夺、贪污受贿等种种带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表征的现象开始蔓延。这种道德失范严重地伤害了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先行者”的形象，也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他说：“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的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3]337这话是对深圳说的，也是对全国说的。站在市场经济建设最前沿的深圳，也最早面对市场经济衍生的道德问题。最大限度地挖掘市场经济的经济能量，遏制市场经济衍生的道德失范，是深圳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在面对的问题，也是深圳在探索中不断解决和完善的问题。

二、姓“社”或姓“资”： 伦理视角下的经济特区考量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自人类分裂为阶级以来直到现在，社会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始终是统治阶级的道德。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总是要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服务。就此而言，社会主义道德同样也有这样的功能和作用。这一问题折射在深圳经济特区，表现为改革开放初期围绕着经济特区的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模式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论争。

事实上，自从中国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探索一套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时起，关于特区建设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经过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十年极“左”思想的影响，市场经济被视同为资本主义，是人间一切苦难的渊薮，是洪水猛兽，是万恶之源。在一些人看来，市场经济就是姓“资”，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对此人们战战兢兢，生怕越雷池半步，掉入资本主义的深渊。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小岗村的村民分田承包的时候，竟要冒坐牢杀头的危险，按下红手印，立下生死状。

在广东，这“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议首先聚焦在发展最早、最快的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上。事实上，早在1979年，时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率先在蛇口借鉴香港的经验，开发了一平方公里的荒坡兴办工厂，建立工业区，并随之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第一次将时间、金钱、效率等这些原本属于”资产阶级”话语体系的名词见诸报端。从此，关于特区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就如影随形伴随着特区的发展时断时续、时缓时烈。

1980年后，根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市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包括企业经营自主权、税收、土地使用、外汇管理、产品销售、出入境管理等，通过来料加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补偿贸易及租赁等各种形式，吸引了大量外资，这些做法，大大加速了经济特区的迅猛发展。然而，正是这种发展模式，招致了一些人，包括一些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老同志对创办经济特区的责难和批评，一些人甚至认为，搞特区是旧社会的“租界”，是“国中之国”，所谓“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在一些人看来，经济特区的发展模式使得深圳只剩下五星红旗是红的、是社会主义的，其他都是资本主义的，是白的甚至是黑的了。一时间舆论蜂拥，特区面临覆压之患,这也促使了邓小平1984年的第一次南巡。在南巡途中，袁庚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广告牌指给邓小平同志看，邓小平只说了一个字：“好！”南巡后邓小平写了下面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至此，关于特区建设“姓社还是姓资”，是对是错的争论算是告一段落。

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毕竟不是一件可以关起门来在实验室完成的工作，而是一项牵动着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宏大叙事”。其影响至深至广至大，因此邓小平把它称之是一场“革命”，尽管他把这场“革命”框定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当苏东剧变出现的时候，当那场“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共同引发的“89风波”发生的时候，一些人又开始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发问和诘难——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他们主张用“姓社姓资”对改革开放予以重新评价，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这些人认为，所有这些国际国内的剧变动荡，都是因改革和开放引发的，根本原因就是动摇了社会主义。他们认定，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由此，诸如《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5]之类的文章大量见诸报端。一个新的称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开始出笼。 一时之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特区的命运前途又面临着“何去何从”的现实抉择。

无可避免地，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深圳经济特区又一次成为这场飓风的风暴眼。经济特区被危言耸听地描述成“和平演变的温床”，各项改革举措都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名头：股份制改革试点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私有化；企业承包经营被指斥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认定为甘愿做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特区，是好是坏？改革，是对是错？开放，是放是收？深圳又一次走到了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这一次，又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方之行，给姓“社”姓“资”的争论彻底划上了句号。

1992年春寒料峭之际，邓小平以88 岁的高龄巡察南方。此时的邓小平，深深地感觉到，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乃至整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了一个他不得不发声的关键点，他高屋建瓴的南巡谈话，刮清了姓“社”姓“资”的阴霾，解开了前进路上的羁绊，启动了经济特区发展的又一个高潮，进而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轮继续前行。

对邓小平这次南巡讲话，已经有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解读和诠释，如果单从伦理的视角，并联系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的特定环境来考量，其留给我们的思考和教导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批“左”防右，力挺特区姓“社”不姓“资”。“左”和右是两种危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历史上都极大地伤害过中国革命和建设。受文革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比较而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左”的危害更大，伤害更深。这次南方谈话，邓小平旗帜鲜明批评了“左”倾思潮。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4]375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第二，一语破的，揭示社会主义本质。人类的社会实践，就它体现客观规律或符合于客观规律的方面去看是真，就它符合于一定时代阶级的利益、需要和目的的方面去看是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否顺利推进并取得成功，以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真的认识和掌握为前提。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以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走弯路犯错误乃至跌跟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那些拘泥于姓“社”姓“资”争论的人，就在于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局限于“一大二公”“计划经济”等。社会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邓小平一语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373这是邓小平长期思考得出的结论，也是对中外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由此观之，特区姓“社”姓“资”也就一目了然了。

第三，去伪存真，点明计划和市场的属性。关于特区姓“社”姓“资”的争论还有一个焦点，那就是计划和市场的属性及其关系问题。受极“左”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有了这样一种心理定势：搞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进行市场自由竞争就是资本主义的，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乃至一切社会丑恶现象之源；凡是搞计划经济且这种计划的程度越高就越是社会主义的，因此，计划还是市场，就成了划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界线。针对这种不正确的“社资观”，邓小平明白地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 而不是划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 计划和市场多作为资源的配置方式，它可以存在于同一社会制度中，不属于基本制度的范畴，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可以用。这无疑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创新，它解开了人们长期以来思想观念中形成的一个 “死结”。这不仅是对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肯定，事实上也给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新的目标模式。这无疑大大推进了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

第四，求真务实，指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和“人民立场”的价值理念和人民情怀，是邓小平经济政治伦理一以贯之的价值原则。针对一些人对改革开放的说三道四，邓小平坚定指出，改革开放对不对，效果好不好，“判断的标准， 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372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和满足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和集团的利益。一般说来，在实践上符合于人的目的的东西就是善的，反之就是恶的。阶级社会里，符合于某一阶级的普遍利益的东西就是善，反之就是恶。就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也只有与社会发展规律相一致并推动着社会发展的普遍利益才是真正的善。就此而言，“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生产力标准、阶级标准和人民标准的高度统一，是邓小平经济政治伦理思想的高度凝结。根据这“三个有利于”标准，深圳经济特区所进行的所有这些探索无疑都是好的善的有益的，也是合乎社会主义的。

三、“失范”与“升华”：改革开放中的社会道德蜕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特区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开始发生巨变。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社会道德的三大横向领域———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中来。在深圳，这些领域的道德变迁经也经历了一个从“失范”到“整合”再到“升华”的发展过程，并且时至今日，这个过程还在进行当中。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人家庭婚姻伦理道德观念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传统性道德的瓦解和传统婚姻家庭的“沉沦(伦)”。人所共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人们把性当作丑恶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加以批判，再加上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革命道德”的突出强调， 性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 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性不再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生儿育女，性成为男女之间表达爱情和寻求身心快乐的一种合法又合理的方式，性关系趋于开放。受性道德变迁的影响，传统家庭婚姻伦理观念也随之改变。尤其是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深圳少有传统社会中的熟人关系，更多的是陌生人社会的种种特点，具有文化上的开放和兼容的特性，能够容纳不同的文化和个性，尊重个人价值，形成了宽容的道德氛围。对于每一个来深圳的移民来说，“闯深圳”就意味着“告别传统”。离婚的人来到深圳，不必担心别人对你的过往指指点点，只要你努力工作，就能获得他人的尊重，而不会去窥探你的那些隐私。这正是深圳特有的“道德宽容”。它使得这个城市移民既保持各自的个性又相互包容相互借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可以在这里自由地生活。当年热播的两部电视剧《外来妹》和《情满珠江》，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随着改革开放广东尤其是深圳当时家庭婚姻状况的变迁。改革开放促进了特区人男女两性的人格平等和个性自由，但也不难看到，随之而来的就是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率在持续下降，离婚率不断上升，性道德的出现混乱。

社会公德是人类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准则。它既是社会道德的最低层次，也是反映社会文明程度的一面镜子。改革开放早期，关于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公德的“滑坡论”与“爬坡论”曾产生过激烈的交锋。“滑坡论”也罢，“爬坡论”也罢，现实景况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特区公德领域的失范现象一度大量出现，大到坑蒙拐骗、制假造假、吸毒贩毒、见死不救，小到不排队、不让座、乱扔果皮纸屑、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等等。以至于有人说，在深圳，社会公德已不再是一面凸显人类精神和时代进步的文明镜，而是一面反映社会问题和人的异化的变色镜!

职业道德作为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履行本职工作的过程中应当遵循的特殊道德要求和准则，也在社会的巨变中发生嬗变。“蛇口风波”之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培育了人们新的竞争和金钱观念的同时，也带来了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等道德问题。利益的算计使得职业道德也走向了功利化，由于过于看重市场社会的利益交换原则，金钱成为维系人际关系的主要“砝码”。一些人的责任意识、诚信精神淡薄，一部分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社会、国家利益，市场上的投机倒把、制假造假；官场上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严重浸蚀着人们的职业道德。

婚姻家庭、公共生活和职业生活中的伦理道德的这些“失范”，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既有市场经济利益驱动的因素，也有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文化及其思想不断涌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对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影响。正是这种传统道德失范加深，而新道德规范又尚未建立完善，由此造成了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价值判断的紊乱和困惑迷惘。针对这些道德失范现象，深圳市党政领导遵照党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及广东省委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关精神，结合特区实际情况，既因势利导，也赏罚并行，匡扶良善，激浊扬清。在创建首批全国文明城市倡议书中，深圳市文明办向全市人民发出“从点滴做起，做一个文明的深圳人”的号召，启动公民道德建设的全方位展开。通过不断完善企业、个人信用系统，实施“诚信建设”工程；通过启动“绿色家园”工程，唤醒市民的家园意识，增强了市民对深圳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开展“关爱工程”，大力倡导和践行友爱、互助、责任、奉献的社会理念和精神境界；公布《深圳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实施以“爱国、守法、诚信、知礼”为主要内容的“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等；开展以“三有一好”为主题的先进性教育和未成年人教育活动，把公民道德建设切实落到实处。通过诸如上面这些举措，在深圳形成了全员共参与的道德建设热潮，一种崭新的社会道德风尚业已形成。特区的社会道德建设也从前期的道德冲突、道德失范逐渐步入“道德整合” 的新阶段，从而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家庭、职业和社会公共道德。不仅如此，特区人们的道德提升更表现为道德内涵的不断丰富，一些新的道德理念和行为正在形成。诸如城市义工、公益活动、慈善行为、无偿献血，所有这些都表明，深圳以其难能可贵的特区精神，正催生出一种新的都市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区，其道德文明的曲线在不断地提升和升华。

[本文系广东药科大学研究生教育示范课程建设项目(2018SFKC27)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