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书亦谋生：图书编辑职业认同研究

刘蒙之 王诗夏

一、作为“幕后英雄”的图书编辑

出版业处在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关键节点，是决定什么内容“进入”与“离开”思想与知识市场的制度渠道（institutional channel）。出版社的编辑和发行、营销等人员共同参与知识的传播，其中编辑的地位至关重要。编辑是思想的守门人、中间人、联系人和文化中介，其在塑造和传播知识文化方面的关键作用使其成为出版业分析的关键要素。编辑扮演着把关人的重要角色，是出版创新的中坚力量与“文化内涵的核心”“最主要的生产力”与“最活跃最具生命力的细胞”。

编辑在创造图书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价值层次中占据中心地位，是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过滤器和中介。编辑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占据关键位置，与图书业中的作者、代理商、编辑顾问、图书包装人、自由职业者、译者与书评人等有着复杂的法律、信托、管理和营销关系。编辑是出版社的协调者，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守门人，在稿件的获取、选择和监督编辑方面扮演着实质性的角色。

作为文化中介的编辑拥有大量的决策权，但他们必须调解不断演变的出版业制度逻辑。全球范围内出版业的制度逻辑变迁对图书编辑的角色职能、绩效考核的改变影响了编辑的职业认同。汤普森指出“吸引和留住工作积极的编辑”是出版业成功的关键，而文化资本贬值、主体地位消解、职业优越感下降等问题正成为编辑面临的现实问题。本文以处于制度逻辑演变中的中国出版业中的图书编辑为研究对象，以职业认同为理论透镜探究当下图书编辑的职业认同表现以及变化的深层动因，试图通过观照这一职业群体的处境为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本视角的思考。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视角

（一）制度逻辑转变与文化中介

布尔迪厄认为艺 术创作发生在由限制生产领域（fields of restricted production）和大规模生产领域（fields of large-scale production）构成的二元结构的文化生产领域。限制生产领域享有将文化资本强加为主导资本的特权，文化生产主要响应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逻辑。这些领域内部控制着文化生产的价值、过程和标准，代理人具有实质性的自主权。在大规模生产领域，经济资本占主导地位，价值、过程和评价标准对内部规则的依赖性较小，文化生产是为了开发面向大众市场的商业规模，根据市场逻辑进行衡量。

卢卡·帕雷斯基亚（Luca Pareschia）与玛丽亚·卢西亚尼布（Maria Lusianib）指出，文化生产主要受审美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影响，这两种逻辑的实践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对立的两极。但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审美和市场逻辑越来越多地出现转移或混合的态势，表明文化生产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制度变迁，这种制度逻辑的转变对文化生产的自主权产生了巨大影响。

布尔迪厄分析了传统出版方式与关注短期利润的新逻辑之间的紧张关系，并认为后者在出版和相关行业中占据一席之地：“在编辑室、出版社和类似场所，‘评级心态’占主导地位……市场越来越被接受为合法化的合法手段。”在传统出版业时代，编辑逻辑比市场逻辑更为突出，而随着市场逻辑在出版业决策过程中的逐渐合法化，制度逻辑的转变带来了新的“游戏规则”。出版社内部出现了权力转移—编辑在下降，而公司经理和营销部门则在上升。与编辑逻辑驱动不同，市场逻辑驱动系统的行业地位等级以相对市场份额为导向，由编辑自主权（editorial autonomy）主导的出版业开始更加关注市场和短期利润最大化，将注意力集中在组织增长战略上。在市场逻辑下，出版业的合法性确立主体正在从出版社和编辑声誉转变为公司发展其市场地位的能力。

赵强（2007）结合自身出版业30余年的职业经历提出“编辑的主体地位正在丧失”的观点。朱斐然（2018）认为出版社转企改制后倾向于追求经济效益使图书编辑失去了培养作者、研发选题、发现好书的耐心及自主研发能力，由此造成编辑“缺乏成就感”和“职业认同呈现下降趋势”。随着图书出版业从编辑逻辑向市场逻辑转变，以往传统的编辑逻辑被边缘化，市场逻辑已经成为图书生产过程的关键角色。这种历史性的制度逻辑变革向编辑提出了挑战，使其在日常工作中承担了更多的压力。

（二）编辑工作与职业认同

职业认同是一种与工 作相关的认同，反映了一种稳定的兴趣、目标、能力模式。职业认同解释了“我们做什么”和“我们是谁”的意义，是通过个人在当前或预期的职业生活中定义自己的信念、态度、价值观、动机和经验建构的。职业认同能够解决个人与职业的联系和吸引力问题，对于激励个人劳动行为和塑造职业选择非常重要。职业认同让个人与特定职业之间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恋，职业选择和承诺是认同的核心属性。

苏珊·凯斯（Susan Keith）指出薪水和工作时长是影响文字编辑职业认同的外在因素，工作成长和晋升前景是影响其职业认同的内在因素。段乐川（2010）认为编辑职业认同培养是编辑主体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将影响编辑职业认同的因素分为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范军（2019）等人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编辑的职业认同在时代背景、政策导向、岗位制度和工作性质等诸多因素影响下，经历了从单一化到多元化的转变。周畅（2016）等人发现青年编辑职业认同度较高，但会因个人层面的性别、编辑方向和工作年限，组织层面的工作环境等以及社会层面的市场环境等因素而出现显著差异。曹晋（2016）则以批判视角研究了出版集团化改革和国家去福利化所重构的等级制度如何使女编辑面临劳动力贬值、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低薪缺乏安全感的问题。

以上文献为本研究提 供了研究编辑职业认同的理论基础，但它们多用宏观思辨或量化方法考察编辑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缺乏对编辑个体职业生涯成长过程的内在的文化关注，未能有效解释诸多影响因素是如何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与编辑个人发生互动的。本文尝试以职业认同作为理论透镜，从职业认知、职业情感和职业行为三个维度考察图书编辑的职业认同的“结果状态”，进而对影响其职业认同的现实影响因素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深度访谈法为主，辅以参与观察法和文献资料法探究图书编辑的职业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者之一通过在出版社实习期间对编辑在办公区的日常工作场景、工作会议等进行参与观察补充了访谈中未发现的经验材料。本文还采用少量图书编辑的口述、自述资料作为质性材料补充。

通过目的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研究者于2020年10月—2021年5月对20位出版社图书编辑进行了一对一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平均受访时间约1小时。访谈大纲包括职业认知、职业情感和职业行为倾向三个维度。访谈问题主要包括：第一，在职业生涯中，图书编辑职业认同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发生过哪些变化？第二，图书编辑的职业认同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访谈结束之后，研究者反复分析访谈文本以提取受访者谈论到的核心主题。研究者从职业认知、职业情感和职业行为三个维度对图书编辑的职业认同展开详细分析，同时又从个体、出版社与社会三个维度就影响职业认同的诸多因素展开系统分析并从中提取核心话题与关键概念，进而展开现象分析与理论归纳，经过客观、细致的分析和讨论最终形成了本文的主体结论。

表1 受访者简况

续表

四、职业认同：图书编辑的职业认知、情感与行为

通过对访谈数据的定性分析，受访者在职业认知、职业情感和职业行为三个维度形成了显著的主题，而受访者表现出来的职业认同“结果状态”明显与出版业制度逻辑转型有关联，并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复杂性。

（一）职业认知：从“文化人”转向“产品经理”

图书编辑的职业认知即编辑对个人在扮演编辑角色时的社会分工以及角色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受访者普遍认为出版业对图书编辑的整体素质要求比以往更高。过去，编辑从事的劳动是将思想精神转化为现实世界的图书实体。如今，图书编辑劳动涵盖的范围泛化，除生产图书外还需对图书的营销与市场负责，体现了从“文化人”向“产品经理”的职业角色转变趋势。S5认为：“以前的编辑是单纯的文化人、学者，现在几乎是文化商人，核算成本时就拿着计算器在那儿摁，这不是典型的商人行为吗？”他对这种转向的理解是“现在市场竞争激烈，既要控制成本又要考虑发行，对编辑的考核基本是利润导向的”。

图书编辑作为“创意阶层”拥有高度的文化资本，但也必须有经济资本才能保持社会性生存。大多数受访者表达了其对图书生产从审美逻辑向市场逻辑的混合甚至转移的无奈态度。传统的“文化人”型图书编辑从事的是对文字加工创造的“案头劳动”，更侧重精神产品的社会效益，遵守的是审美逻辑。而“产品经理”则为图书 编辑角色增添了商业色彩，要求图书 编辑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同时保证经济效益，遵从的是“审美与市场混合逻辑”。特别是数字时代的图书出版业遭遇了短视频、公众号等内容产品的挑战，倒逼图书编辑用产品思维开展图书的策划、编校、营销与发行等工作。

从业30年的编辑李橦认为：“随着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轨道，我的编辑生涯正式进入第二阶段，竞争者变多，编辑必须拿出真本事，去全国巡讲、卖书，掌握图书营销技能。”他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主要和文字打交道、专注“案头工作”的计划经济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掌握图书营销技能的转轨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向全能型编辑也就是“产品经理”发展的阶段。

本文访谈的大多数图书编辑是在市场化改革后开启职业生涯的，他们的成长同样经历了从“文化人”到“产品经理”的转变。从“文化人”转向“产品经理”，图书编辑的职业角色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图书符合布尔迪厄提出的符号商品交易逻辑：其一是对短期利润的追求，衡量标准是销售数量；其二更多地追求文化资本的积累。图书编辑因此处于矛盾状态，“既要满足短期和中期的商业目标，又要尊重行业的传统和历史”。S1表示：“在快节奏的市场环境下，现在做书对时间要求更高了，特别赶的感觉很明显。”

具有“限制生产领域”特征的图书业市场逻辑强调短期思维而不利于长期目标的实现，对图书的创造过程产生了负面效应，也给编辑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编辑需尽可能了解每本书潜在的读者市场，甚至要由“幕后英雄”转型为“社交达人”。从“限制生产领域”奔向“大规模生产领域”，由审美逻辑主导向市场逻辑或混合逻辑转移造成编辑职业认知的内在冲突。如格罗斯所言，出版的真正艺术是“有机调和这种内在的张力”，编辑需要竭尽全力在选题、组稿和编审加工环节应用创造性思维，以高质量标准去衡量和筛选作者的精神产品，再对作品进行深度加工去适应读者的需求以尽量实现两种逻辑的“混合”。

（二）职业 情感：满意、妥协和背弃

认同一个群体的主要动机是增强一个人的自豪感和自尊。一些研究显示，强烈的职业认同与自尊感正相关。职业情感是社会认同的一种，是编辑对职业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内心感受，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受访者中半数对编辑工作比较满意。S7在受访者中是年龄最大和从业年限最长的，他坦言：“做编辑主要是跟作者打交道，跟作者学习，像我这几年做文学方面的，可以跟全国的一流作家一起交流学习，相对来说，更符合自己的兴趣。”与之相似，多位受访者在谈入职原因时，也提到了“喜欢阅读”这一动机。回顾近30年的职业生涯，S7认为做出一本好书的核心职业价值能够弥补从事编辑工作的遗憾，给自己带来精神层面的满足。

从事学术出版的S17和S20表示挖掘优秀作者和为学科发展作出贡献所带来的成就感让他们更加热爱这个行业。其他受访者从做编辑“可以陪孩子阅读”（S10）、“更好地平衡家庭生活”（S11）等角度表达了对编辑职业的满意，这体现了工作和生活质量对其职业情感存在重要影响。家庭责任、工作和生活平衡在编辑职业情感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灵活的工作安排是影响编辑职业情感的重要因素。受访者S11从单位工作氛围以及领导人格魅力方面表达了对工作的满意，她提到“领导是老一辈的编辑，待人谦和，尊重下属并且出版业务素质非常高”，这种人际关系的情感认同是其建立职业情感的重要因素。

在一些受访者看来，图书编辑职业的本质是用低经济回报换取文化资本和被尊重。图书编辑致力于创造具有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的图书且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度，这是其职业角色中的价值和文化补偿。在编辑物质生活压力与职业认同危机水平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补偿性收入”。多位受访者对图书编辑职业的情感呈现出妥协的状态，一方面，他们热爱这个行业，为这个行业付出多年且积累了一定的行业资源，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是“高尚的召唤和崇高的文化使命”；另一方面，他们又选择以“牢骚”或“吐槽”的形式表达对工作中的各种挑战及工资待遇等的不满，期待有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发展前景。

补偿性收入促使部分图书编辑在妥协中继续坚守，以偶尔的精神满足聊以自慰。S2认为“这个时代正是编辑施展才华的时代，信息便捷，选题更多，做编辑更容易把想法变现”，他虽然 也曾“考虑过离职，说从来没有太假了，但离职只是牢骚”。薪资福利是影响编辑职业情感的重要因素，有受访者提到“让编辑活得有尊严，收入是很重要的因素”。编辑职业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是受访者反映的普遍问题，已有研究显示98.4%的出版人认为当前的薪酬不合理，51%的出版人表示薪酬福利低带来了较大的工作压力，46%的出版人因不满薪酬待遇而想跳槽。利益是理解个人职业决策的重要概念，理解编辑职业情感的影响因素需要考虑图书编辑“个人利益引起的物质关注”。

自我效能感和个人的职业承诺是职业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刚升职为副总编的S6用“摸爬滚打，狼狈不堪”来形容自己的职业成长经历，其“自我效能感”偏低。S16认为“做书周期长”和“回报慢”降低了他对出版业的热爱，“做书虽是做加法的过程，但心态却是做减法和逐渐失望的过程”。在多位图书编辑的叙事中，“补偿性收入”已经失灵，面对一眼望到头的职业发展前景、低收入、琐碎的日常工作和降维的成就感，他们在“积攒够失望”后选择离开。缓慢的职业生涯进程、有限的晋升通道、身体劳累的持续，导致部分图书编辑职业情感淡化乃至对职业的背弃。

概而言之，受访者的职业情感可以被归为满意、妥协和背弃三类。符合兴趣、自主性、创造性、成就感、不断进步的状态、良好的工作氛围以及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等是影响图书编辑职业情感的积极因素；不匹配的收入、有限的晋升空间、琐碎的业务、下降的成就感以及要肩负更重的责任等是影响编辑职业情感认同的消极因素。

（三）职业行 为：“做好书”与“创效益”

职业行为是指编辑完成工作内基本职责和任务的意愿。面对日益丰富的角色认知和情感走向，本文发现“做好书”和为出版社“创造更大的效益”是受访者共同的职业行为倾向。这个发现呼应了文化生产过程受审美逻辑和市场逻辑“混合”趋势影响的基本论断。

从业30年左右的李橦入行前十年的“学徒时代”的主要任务就是苦练编辑基本功。在第二个十年，随着图书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他开始培养自己的图书营销技能，其目标是“不能比同类书做得差”。现在他认为“面对选题相似的作品，一定要做到最好”。同样从业30年左右的S7则 强调统筹把握创作方向，寻找优质作者和重视读者。在选题策划阶段，他带领青年编辑以众筹方式出书，原计划3个月众筹100万的项目仅用40天就成功了。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更强调在思想和技术层面去“做好书”，反映了其对图书生产物质性与符号性的重视。关注业界动态和学术前沿能帮助编辑在更高层次把握出版方向和获得精神启发。S3和S6认为经过十多年的锻炼，自己的编校技能问题已经不大，她们现在更期待思想层面的学习。S3希望赴名社交换工作一个月以学习名社的工作经验。S6期待向做出品牌的同行请教经验以打造有社会影响力的图书品牌。S4更强调“做好书”与“把好政治关”“做好思想引领”的关联，他认为“一旦出现政治错误，会给编辑个人、出版社以及社会都带来不好的影响，编辑作为知识的把关人要对精神产品的质量负责”。所有受访者都有一个共同目标—为出版业“做好书”。

大多数受访者接受扩大自身的市场角色功能的“创效益”职责。“创效益”能给出版社增加收入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意味着销量好得到读者的认可，也会让个人收入提高。直播技术出现后，S2带领团队试水直播卖书，他们在一场长达10小时的直播中完成了6 800多单交易。大多数受访者在探索如何利用抖音、小红书和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书籍的营销和推广方面有强烈动机。

从业资历较浅的编辑则更注重完善知识结构、提升编校技能和积累行业资源。S8已离职，回忆起编辑生涯，他从“完善知识结构”“丰富创意思维”和“关注市场动向、文化热点以及出版前沿知识”等方面总结了自己“创效益”的职业倾向。在完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一些受访者积极主动通过官网、学术论坛与作者邮箱等方式与作者建立工作及个人关系。一些刚入行的青年编辑遇到编校问题会请教资深编辑并记录。资历较浅的编辑非常重视有效沟通和同行合作，在遇到问题时会倾向于向资深编辑请教。

受访者的职业满意度总体并不是很高，但都表现出“做好书”的职业追求。面对图书编辑职业角色职能的扩张与不相匹配的收入等，大多数受访者依旧期待能够“创效益”。然而，随着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的冲击，原有的读者群体转移到新媒体平台，“谋书”的编辑逻辑与“谋生”的经济逻辑之间摆荡着吊诡的张力。出版社制定的绩效考核制度决定图书编辑往往只能顾及单一的数量与速度指标。S15表示自己的理想目标就是“一年做一本书”，然而现实是她每年的任务在10本以上，导致无暇去“做好书”。S11表示自己审稿任务从每年600万字提升到900万字，除节假日之外，平均每天要阅读40 000字以上，导致无法顾及质量。市场逻辑主导下的考核指标主要以完成的图书数量、文字任务和创收数量为标准，编辑为了更好地“谋生”只能选择出版更多图书。这种“赶工”文化催生了编辑工作的劳工化和低质的图书产品，对“做好书”和“创效益”的职业认同产生了负面效应。

五、建构认同：影响图书编辑职业认同的三个因素

斯科特·伯格在《天才的编辑》中认为：“图书编辑是天下最单调、最辛苦、最令人恼怒，也是最激动人心和最有价值的工作。”编辑职业充斥着“痛并快乐”的矛盾体验。既然如此矛盾，为何还要坚守？访谈发现，个人、组织以及社会三个层面的因素在建构图书编辑的职业认同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一）个人因素：“作者的仆人”与“为他人做嫁衣裳”

对受访者的访谈证明了个人兴趣等主观因素对职业选择和认同具有决定性影响。受访者普遍持有“工作与兴趣结合起来是一种享受”（S3）、“做编辑能够不断地学习”（S19）、“想着做一个节奏慢一点、更能沉淀的职业，做书更能沉淀”（S1）等观点，“爱好”“乐趣”等职业价值是建构图书编辑个人职业认同的重要因素。

工作成就感是影响编辑职业认同的主要因素，成就感主要受到图书编辑个人想法的实现程度、作者、领导和读者的反应等因素影响。S18提到自己在刚入行时曾经用一年的时间给名作者发三四百封邮件进行沟通，取得了作者的信任，最终给出版社带来了1 000多万码洋的收益。在这个过程中，S18“个人的想法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时也得到了作者、领导以及读者的肯定，这给他带来了较高的成就感。职业角色在本质上被认为是有自主性的，与编辑工作相关的自主性对编辑很有吸引力。多数受访者提到了对编辑这一职业特点的认同，但也有受访者对其自主性不满，S8认为编辑“更像一个蚁工，每天非常辛苦、勤劳，孜孜不倦，但是编辑的价值并没有通过编辑的创造性体现出来，因为图书更直观体现的是作者的创造性，而编辑只是流水线上比较好的工匠”。

影响图书编辑职业认同的一个特殊因素是自身角色意识，一些受访者安于自己的“文化中介”与“中间人”的角色定位，心甘情愿做“作者的仆人”，便会心无旁骛，在工作上投入更多的热情。S7提到自己主动加班的情况时说：“坐在办公室叫加班，回到家躺下看微信、微博或者新闻，都是与出版工作相关的，也叫加班，工作空间与家庭空间是模糊的，为的是做好书。”S13认为“编辑就是为别人做嫁衣，一本书出名是作者出名，一本书获得了品牌效应是公司品牌出名，但很少有人关注在一本书的生产过程中编辑做了什么，编辑的工作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还有一些编辑对“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职业角色感到不安和犹疑。S1认为“工作是很重复的，人慢慢就会变成只会看稿子找问题的知识工人，实践中的学习处于具体劳动操作层面，而理论上的学习可以在精神上带来启发”。S5认为图书编辑虽然每天都在看稿子，但都是为了“寻找问题”，不是真正的阅读。虽然每天案牍劳形却感觉“很久都没有真正阅读过书籍了”。

做“作者的仆人”和不甘“为他人做嫁衣裳”两种不同的职业角色认知导致对图书编辑职业认同的不同表现。为了克服编辑职业的倦怠感以保持职业认同，一些受访者采取了调整策略，比如求学深造。通过求学深造，部分编辑得以“喘气”并能够重新体验和看待编辑职业。

（二）组织因素 ：从“审美逻辑”到“混合逻辑”

审美与市场的混合逻辑是全球出版业的常态，市场逻辑主导审美逻辑的现实让部分图书编辑难以调适。出版社的薪资报酬、晋升空间、身份地位等硬性因素和企业文化、人际关系等软性管理制度影响着图书编辑的职业认同。受访者普遍认为收入、晋升空间和管理制度是影响其职业认同的主要因素。S4表示“适应市场的机制还没跟上，管理制度是滞后的”。S5“对现在的工作单位环境极其不满意，有现代企业的壳却没有现代企业的灵魂”。与S5同批入职出版社的13名同事中已有9人离职，离职的原因主要包括“对单位不满意”和“对收入不满意”两种。S14认为自己工作的出版社虽然“有完备的制度和流程”，但是“旧的流程不适用现在的新业务，大集团的桎梏实在是太多了，难以发展”。S18认为其所在单位“与市场接轨不够，转型不彻底”。在关于组织文化的讨论中，多数受访编辑都对所在单位的体制因素、薪酬体系表达了不满。

与多数编辑的“不满型”叙事相比，S7则对自己单位的组织文化持满意态度，这也是他职业认同感较强的重要因素：“现在公司化程度高，与外界合作灵活，编辑的主动性变得更强，可以让优秀的编辑脱颖而出。”本文访谈的20位图书编辑中，仅有两三位受访者对所在单位组织文化表现出较高的认同，其余均或多或少表现出各种不满。

图书业中的市场逻辑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自我利益和职业认同之间的相互作用被概念化为“对象征和物质资源的追求、占有和捍卫”。在决定职业认同的物质利益方面，中高层编辑一般表示其收入能维系“比上远远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而普通编辑的收入很难支持其在城市“扎根买房”。究其根本原因，S8认为传统出版业主要利润来自“卖书”收入，由于要对“社会效益”负责便很难进行“资本运作”。S20认为目前出版社并没有“完全市场化”，“完全自负盈亏不合理”。出版业相比其他行业较难取得“高利润”，图书编辑虽然承担了重要的社会分工却难以获得相对应的实际回报。加之在象征性资源与社会资本占有方面，普通编辑与中高层的总编辑、编辑主任差距悬殊，这也是影响多数底层图书编辑职业认同的因素之一。

图书编辑的职业认同还与职场关系等软性因素密切相关。S7认为，“我们出版社近几年发展得比较快，业内人士提到我们出版社都说‘做得好’，这给社内人员带来了荣誉感和自信心”。大多数受访者对自身所在的出版社内部氛围和文化沉淀敏感，工作环境的情感支持是影响其职业认同的重要方面。一些受访编辑对诸如“内部称呼为老师”“颇有文化氛围”与“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等因素非常看重。出版业的“大多数单位都是按照技艺而不是官僚路线组织的，即使是级别较低的员工也会获得专业地位”，由此体现出较为平等的组织文化。但现实不尽相同，如S15对自己出版社的“官僚主义和不透明的环境”感到不满，而且认为“说了也没用”。

（三）社会因素：文化资本降维与职业要求升维

图书业在当前融合传播时代受到了多元传播渠道的强烈冲击。虽然受访者自身的客观境遇不同，但多数受访者对图书业普遍持乐观态度。他们一方面承认图书业受到冲击，认为“现在买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仍然对前景持乐观态度。对于流行的悲观话语，S5并不赞同。“编辑出版是夕阳产业这个说法已经有很多年了，但纸书不会被替代，纸书会朝精品化、高端化甚至奢侈品化、审美化的方向发展。市场数据一直在增长，夕阳产业谈不上”。多位受访者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这些对行业现状与未来趋势的判断反映了行业层面的职业认同。

然而，在这种乐观话语背后，依然存在来自于行业与社会的对编辑职业认同的摇撼力量。S1认为“之 前编辑只需考虑社会效益，生产好内容，做的是政府赋予的工作。但到市场后必须遵循市场的规律，势必会牺牲掉一些文化上的价值”。S1特别提到编辑原来“有一定的神秘性和权威性，但现在编辑可能需要走到镜头前做直播，滔滔不绝地给读者推荐图书”。当前出版业的政策和管理不断加强市场逻辑，将收益指标作为出版的主要决策工具的做法给图书编辑造成了一定的压力。S3表示“最大的压力是读者或者市场的要求，你的书到底能不能被接受”。S19认为政策导向要“适当减少出版社的经济压力，自然会有更多精力被放在提高‘双效’上”。市场逻辑导致图书编辑工作的营销导向，造成其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下降，成为影响图书编辑职业认同的又一因素。

近年来，我国图书出版业正在把高质量发展提高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这给图书编辑的工作设置了更高的难度系数。受访者普遍提到“现在编校质量的审核更加严格，一年两次编校质量检查，一旦编校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整个出版社书号的数量，甚至决定出版社的去路”。S10认为“现行质量检查标准是很久前制定的，现在出版社受市场规律的约束，在每年一个部门要出上百个品种的情况下兼顾万分之一差错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S7也认为要“根据新时代的新情况制定新的质检标准”，否则就会让编辑觉得“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职业认同是个人创造一种解释和履行预期角色时产生个人的充分性、满足感和自主感的自我形象的社会化过程。职业角色的认知与其所拥有的行业资本和文化资本有关。当微信推送、网络文学等碎片化信息挤进知识市场时，势必会抢夺出版业的市场资源。各种新兴媒体的发展促进了受众注意力的激烈抢夺，把昔日“忠实的读者”变成他们“高黏性的用户”，把“阅读行为”变成“阅听行为”甚至成为单一的“刷视频”行为。S16认为“读者文化水平的提升和文化消费升级的需求，对图书的内容质量和装帧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编辑的文化资本垄断提出了挑战，进而增加了图书策划、编辑与印制等工作的难度”。这些社会、行业因素对编辑的职业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

六、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出版业经历空前的大发展，作为出版业中连接作者与读者的“文化中介”，在出版业中处于“关键地位”的编辑既分享了发展带来的成果，也承受了改革带来的阵痛。本文探究了图书编辑在职业认知、职业情感和职业行为倾向三个层面的认同现状。整体来看，大多数图书编辑怀有职业认同，以一种出版理想主义的叙事话语与我们进行对话。但制约、影响图书编辑文化创造性的现实条件也不容忽视。今天的图书编辑“承担的压力更大了”（S6），诸多因素正在解构图书编辑的职业认同。

在图书业追求“双效益”的前提下，在不同出版社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审美逻辑与市场逻辑的矛盾性选择中，在不同的个人、组织与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相互矛盾的期望的推动下”，虽然受访者几乎不假思索地接受“做好书”与“创效益”的职业标准，但“大多数人会不断地在几套标准之间切换，因此很难形成明确的职业认同感”。

访谈发现，个人、组织以及社会三个层面的因素影响着图书编辑的职业认同，这三个因素又可以分为 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编辑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利益契约，也就是出版社要为编辑提供“谋生”层面的合理的薪酬福利和生活条件；第二个维度是编辑职业和组织之间的，出版社要为编辑提供“谋书”层面的实现职业追求的条件与支撑。作为出版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的“人”，图书编辑的职业认同事关图书业的高质量发展，其现实境遇更需要正视，如此才能为我国图书出版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智识源泉。

注释

①③㉖㉝㉟ COSER L A.Publishers as gatekeepers of ideas[J].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75,421(1):14-22.

②⑦⑬⑱ CHILDRESS C C.Decision-making,market logic and the rating mindset:Negotiating BookScan in the field of US trade publishing[J].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12,15(5):604-620.

④ 鹫尾贤也.编辑力[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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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GRECO A N.The book publishing industry[M].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5.

⑧ 汤普森.文化商人：21世纪的出版业[M].张志强,何平,姚小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2.

⑨㉚ PARESCHI L,LUSIANI M.What editors talk about when they talk about editors? A public discourse analysis of market and aesthetic logics[J].Poetics,2020(8):3.

⑩ BOURDIEU P.The rules of art [M].Cambridge:Polity,1996:27.

⑪⑭ THORNTON P H,OCASIO W.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the historical contingency of power in organizations:Executive succession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ing industry,1958-1990[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9,105(3):801-843.

⑫ POWELL W W.Getting into Print[M].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5:18.

⑮ KENNY K,WHITTLE A,WILLMOTT H.Understanding identity and organizations[M].Sage,2011.

⑯ TREDE F,MACKLIN R,BRIDGES D.Professional identity development:A review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terature[J].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2012,37(3):365-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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