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旅日时期散文研究
——“二战”后初期的中日言说

庄 颖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二战”结束后，中国派遣军事代表团前往日本处理相关事宜，吴文藻担任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冰心作为中国驻日代表团的眷属[1]，旅居日本近五年(1946年11月到1951年8月)，成为“二战”后首位旅居日本的中国著名女作家。顶着中国现代一流文学家的身份，冰心在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的极力引荐下开展文化教育活动，成为东京大学第一位外籍女教师。同时，她承担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在《朝日新闻》《妇人民主新闻》《学生新闻》等报刊发表作品，通过一篇篇散文展现中日情况，为重建中日关系提出建议。1947年5月，冰心借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机会在国内开展十余场讲座，向中国同胞报告旅日时期的见闻。21世纪初，冰心旅日时期的佚文史料在中日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得以面世，据笔者统计，共计32篇，勾勒出系统明晰的中日言说。因此，以冰心旅日时期的整体文本作为研究的立足点，结合史料研究冰心旅日时期的中日言说，不仅是对冰心散文的有益探索，也是考察中日关系的独特窗口。

一、呈现：冰心在“二战”后初期的中日言说

梳理冰心旅日时期的散文，可见冰心采用谈话笔调，营造对话的氛围，积极与读者沟通。同时，她在叙述中日生活见闻的基础上有力发表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为日本指出一条未来前进的方向。另外，散文中的景物描写蕴含着冰心的内心情感，充满力量，引发读者强烈的共鸣。

(一)思考：中日两国的多彩面貌

冰心旅日时期的散文传达给中日读者的话语，正是她对战后秩序重建的感触与思考。出于对现代中国的了解，对战后日本人民境遇不佳的观察，冰心旅日时期的散文主要言说了“二战”给中日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女性问题、中国文学、日本情况和中日和平等话题，总体呈现出对和平与民主的追求和赞美，同时也对日本的战争和独裁给予一定的暴露和批判。

《从重庆到箱根》回忆战争轰炸给中日人民带来的财产毁灭、心灵创伤，表现出对战争的抵触和抗议。她看到战后日本“无边的瓦砾、衣衫褴褛的妇女、形容枯槁的人群”[2]后，联想到重庆歌乐山遭受空袭的场景，认为对于战争的忧惧之感折磨着中日人民的心灵。《日本观感》开篇从衣食住行方面提到战后日本人民的窘迫生活。一位日本朋友一家八口住在一个小房间内，日本人民不一定能买到当日需要的食品，知识分子们也穿着破旧的衣服。可以看出，战争的轰炸毁坏了东京的大量建筑，战败的日本民生凋敝。又如，《文化交流才是通向自由和平的道路》讲述日本军阀对中国同胞的迫害，燕京大学的同事在“珍珠港事件”后无辜被捕，而中国学生在日军的胁迫下庆祝各地沦陷……由此可见，在冰心的叙述中，共同的情感体验、同为战争的受害者把中日两国人民联结在一起，继而将矛头指向发动战争的日本政府，发出抗议侵略的声音。

冰心对日本女性问题也有所反思，不止一次地在散文中聚焦于日本女性地位低的现象，期望日本女性能向中国女性学习，实现男女平等。《给日本青年女性》谈及日本职场上的性别歧视，日本女性付出同等劳动却无法获得同等报酬，她希望基于中日妇女的差距，日本妇女多多了解中国；《日本观感》尖锐地指出日本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妇女刊物的主编是男性，女议员的问题由男议员代答，留美的日本友人只能与丈夫讨论生活中的茶米油盐，冰心毫不避讳地表示这与“五四运动”的情形大不相同；《对于日本妇女的印象》讲述日本妇女地位不容乐观，在招待客人的家庭宴会中，妻子没有发言权，只能默默地招待客人用餐。凡此种种，冰心暴露日本女性问题时表现出明显的倾向，即：以中国妇女的自由民主为模范，在行文中反衬出日本妇女的封建特征，鼓励日本妇女解放以推进民主化进程。

值得一提的是，冰心深谙文学是一国国民性的体现，也是一个时代的鲜活记录，因此她还在散文中介绍中国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表现出对中国新文学的充分肯定。《怎样欣赏中国文学》一文专篇介绍中国文学，以“中国文学的背景”“中国旧文学之特性”“新文学的产生”和“新文学的特性”为线索，大篇幅展现中国文学的进化历程，强调中国新文学对现代生活的适应。又如，《诗人与政治》表示当今诗人进入现实生活，为生活而写诗。具体到抗战时期的文学，冰心认为“无论哪篇作品都反映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男女老幼、贫富智愚的人所直接体验过的一切，这是他们所有的反应”[3]。因此，她在《日本人应该阅读的中国书》中，通过对《四世同堂》《万世师表》的情节概述，展现了抗战时期中国民众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受苦受难的情形，充分表达出对日本军阀暴行的控诉以及对无辜民众的惋惜。《抗战八年间的中国文艺界》简要介绍了抗战期间文艺界的迁徙，三个文学中心、作家、文艺刊物的刊行情况以及相关作品，肯定中国抗战时期的戏剧成就。

此外，冰心还时常在与中国的观照中展现日本独有的东洋魅力。《日本的风景》描述旅日期间观览的美丽风景：金碧辉煌的东照宫、小巧雅致的京都桂离宫、遍布石灯笼和铜灯笼的奈良春日神社……在表达对日本美景的喜爱之余，冰心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重庆的歌乐山、北平的颐和园、云南省的小县城，侧面流露出对祖国的思念。又如，《日本的房屋》细致介绍日本房屋的构造，大到走廊、房间、花园的设置，小到窗户上的图案、壁龛里的山水画、长着青苔的石灯笼，它们既优美雅致，又富有田园气息。冰心在描述时情不自禁地与中国房屋进行比较，既指出格窗和造窗的相似之处，又表明中国的砖砌建筑更具冬暖夏凉的功能。另外，《关于花道》讲述日本独特的花道艺术，认为草月流极具现代意味，展现日本的东洋趣味。与此同时，她将日本花道的学习与中国烹饪的学习相关联，表明花道只要符合个人爱好即可。如此看来，冰心对日本的自然人文保持密切的关注，既惊叹日本的魅力，也难忘祖国的风光。

通观冰心旅日时期的散文，中日和平的思想一以贯之，层层推进。以《从重庆到箱根》《丢不掉的珍宝》《文化交流才是通向自由和平的道路》为例，冰心写到中日两国人民应当放下过去的仇恨，建构亲善的邻里关系，她把中日两国的关系放入东亚的框架，逐渐升华至东亚一体、亚洲一体乃至世界一体。与此同时，她将“理解”视为两国人民建立和平关系的重要一环，两国之间的理解与认识能够减少双方的隔阂与误读。《日本人应该阅读的中国书》指出，由于对中国人民与世无争的国民性缺乏深入的认识与理解，日本人民仅仅凭借“二战”期间的舆论而对中国人民产生愚蠢无知的刻板印象。最后，平等交流是理解的基础。如《对于日本妇女的印象》和《文化交流才是通向自由和平的道路》提出中日人民应当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如此才能真切感知双方的国民性与优秀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在《从去年到今年的圣诞节》《给日本学生的一封公开信》等文本中，冰心将国家与个人切割开来，把战争责任归罪于日本军阀与帝国主义，鼓励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进行和平交流。

(二)对话：叙、议、情的有机结合

分析冰心旅日时期的散文不难发觉，冰心的中日言说具有强大的艺术效果。

首先，就散文而言，叙述风格是读者在阅读接受中最能够感知的部分。由于传播渠道的畅通，冰心旅日时期文本散见在报刊中，她的预期读者与现实读者逐渐重合，谈话笔调成为该时期散文的重要特征。一方面，冰心善用文本的题目彰显隐含读者的存在。其旅日时期的大部分文本具有明确的言说对象，如日本妇女、日本学生和中国同胞。她直接以“给日本的女性”“给日本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寄语日本妇女”“为了中日的永久和平——临别寄东京大学学生”“给日本青年女性”等带有指向意义的标题，明确隐含读者的存在，甚至直接将文本的言说对象嵌入标题中，仿佛一看到标题，读者与作者即可进入对话状态。另一方面，冰心在行文中顺从内心的想法与读者进行亲切交流，读者能够在阅读中体察到作者的对话意识，文本形成互动语境，双方的距离迅速被拉近。例如，冰心在《基于民主的真谛》中直截了当地说出文本的言说对象与言说内容，开篇指出“我希望日本妇女认识什么是民主。也就是说，我想和大家说明一下民主的真髓到底是什么，民主是如何产生的”[4]。《从去年到今年的圣诞节》的开头即写道：“在我拿起笔来的时候，正是东京的一个恬静的夜晚，一圈灯影之外，播音机中，在奏着柔和的圣诞节的音乐。”[5]在此，冰心营造出与读者对话的温馨氛围，逐渐向读者倾泻真情。在《给日本的女性》中，冰心将自己纳入女性的行列，与内在的自我进行对话，以大我感召日本女性，“让我们携起手来罢，我们要领导着我们天真纯洁的儿女们”[6]，以自然流畅的叙述方式向读者吐露心声，这种叙述风格引发日本妇女的共鸣。一位日本农村妇女在阅读《给日本的女性》后特意拜访冰心，流泪致歉[7]。从以上文本不难看出，文本的行文叙述常含有“我”“你们”“我们”“大家”等字眼，借助文本的交流功能，在字里行间表露出亲切和蔼的意味，通过浅近的话语与读者沟通，真诚对话的长者形象跃然纸上。显然，她在文本中设定的读者是中日民众，希冀通过文本同庞大的读者群沟通，促成战后初期中日间的文化交流。故而，冰心采取不同于鲁迅《野草》“独语体”的写作姿态，文本叙述具有对话性，简洁明晰，契合民众的阅读习惯。

其次，冰心旅日时期散文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叙议结合。冰心在大部分散文中真实记叙生活中接触的人与事，在此基础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意见和建议，表现出高级知识分子的见地。叙议结合的写作方式不但记录了冰心生活中的多彩见闻，而且使她的中日言说流露出深邃的思想，免于说教的乏味。她在描写日本女性问题散文中叙述日本女性的生活体验，同时注重表达自己的评价，积极给出相应的建议。《对于日本妇女的印象》的开篇即表示对日本女性地位低的失望之情，随后冰心把日本女友人、日本女议员作为具体的书写对象，记叙她们真实的生活处境。又如，《女性的力量很薄弱——谢冰心女士对日感想》捕捉日本女性的家庭生活细节，叙述她们在待客时没有交流的权利，为日本女性地位低感到惊讶，认为日本的职业女性直到现在还被看作点缀和装饰，就此发出日本妇女解放的号召，给予具体的建议：鼓励中日妇女交换刊物、互访、互通音讯。在表达反对战争及爱好和平的散文中，冰心也借助不同事件发起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在真实的叙述中深化中日言说，增强艺术效果。例如，《文化交流才是通向自由和平的道路》一文直指日本军阀欺骗日本民众，为此，冰心讲述《寄小读者》曾经因为部分内容涉及反战而遭到删减，表达对日本军阀专制的愤慨，进而指出中日双方应当通过密切交流促进和平的道路。又如，《对日本妇女的期待》回忆与阔别许久的日本同学的重逢，发表用爱反对暴力的看法，借此再次呼吁和平。凡此种种，冰心通过叙议结合的表达方式使中日言说免于概念化和表面化，在真实可信的叙述中夹杂有力的议论，加强中日言说的厚度。

最后，冰心散文以典雅蕴藉且流畅明晰的语言大受读者青睐。郁达夫曾高度评价：“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8]冰心在旅日时期的中日言说中也显露出深厚的文学功底，在描写日本风光时注入观赏异域的愉悦之情，在展现独特风光之余表达自己的喜爱，将内心感悟融入景物描写中，营造出动人的意境，打动读者的心扉。《日本的风景》最能体现冰心在游山玩水时的怡然自得。当看到日本的海岸时，她写道：“日本的海岸与中国不同，海水不蓝，沙滩也不白。大海好像总带有浅白色，衬上远处看上去有些乌黑的岛山这一背景，一切都显得那么协调。海岸线非常纤细，柔柔的，宛如一幅日本画。”[9]在这里，冰心调动自身的视觉感官，讲究色彩词语的使用。并且，她还兼用拟人和比喻的修辞凸显日本海岸的柔性特征，把内心的静谧投射于海岸中，以审美的眼光构造日本海岸，将其比喻为静态的图画，注重大海与岛山的构图，好似淡墨画成的山水画。在描写战争伤害的场景时，冰心从笔尖迸发浓烈的哀痛之情，其画面形成巨大的情感冲击，撼动读者的内心。《新年感言》写道：“在满天朔风，满地寒雪的当中，饥饿冻僵的人们，口中自然是充满了悲哀，怨抑，和激愤，就是比较饱暖的人们，心中也只是黯淡，失望与萧索。”[10]她将痛惜之情浓缩在战后悲惨的画面里，把内心的悲痛寄寓在“朔风”和“寒雪”中，甚至直接使用诸多负面的词汇刻画出一幅战后难民图，令人为之动容。

二、解读：责任创作、理论指导及意义阐释

冰心在旅日时期散文中显示出既关注社会现实又注重艺术表现的话语特点，分析这种话语转变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作家主观原因的视角，也就是作家社会身份和文学创作观这两大方面进行细致的探究和具体的阐释，从中可见冰心创作中社会与文化的双重意义。

(一)社会贤达的责任创作

歌德明确指出：“事实上，时代给予当时的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真可以说，一个人只要早生十年或晚生十年，从他自己的教养和他对外界的影响看来，便变成完全另外一个人了”。[11]驻日代表团眷属的社会身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使冰心将目光转向社会，对中日言说产生导向作用。

“二战”结束初期，任何一位外国人不可随意进出日本。日本民众陷入迷茫，他们急需从外界获取更多信息；而中国同胞也渴求了解日本方面的状况。中国报刊《现代知识》在1947年7月16日刊载《冰心女士讲旅日感想》，表明中国人民对于战后日本现状的关切——“现在中国和日本间尚未允许一般人民自由旅行，所以除了报纸上偶尔登载的一点消息之外，我们很少听见日本国内的近况，但是我们对于日本战后情形的关心并不因此淡薄，我们希望更多知道他们国内各方面的情景”[12]。作为“二战”结束初期第一位达到日本的中国著名女作家，冰心与日本各方人士进行密切交流，并借助国民参政会的机会往返中日两国。她在《战后的中国青年妇女对日本的关心——谢冰心女士的报告》[13]中总结中国人民对日本的诸多关切，通过《女性的力量很薄弱——谢冰心女士对日感想》《关于花道》等文介绍了战后日本现状、日本女性问题、日本花道和茶道，满足了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

另一方面，战后处于秩序混乱的日本人民需要社会贤达给予他们正确的指导，而驻日代表团眷属身份以及一流文学家身份使冰心迅速获得日本各界人士的认可与肯定。刊载冰心文章的多家日本报刊均在前言中介绍冰心的双重身份，肯定她的个人成就。在冰心看来，“日本曾以军国主义来定义国家，但民族、国家不应该是这样的，文化和教育才应该是国家”[14]170，社会贤达的定位促使她不得不对中日未来进行持续的思考，提出文化视域下的中日言说。其一，冰心关注日本女性现状。抗日战争时期，冰心在宋美龄的再三邀请下短暂担任新文化运动妇指会文化事业组的组长，该组织的刊物《妇女新运》涉及培养妇女独立人格、提高女性地位、增强妇女学识等内容，在极大程度上调动女性的力量支持抗日战争。可见，这段经历促使冰心深刻意识到女性的力量。延续至旅日时期的中日言说，她鼓励日本妇女解放、推进日本民主建设。其二，促进中日和平是冰心作为社会贤达的自觉使命。她展现“二战”带给中日人民的灾难，呼唤中日人民为两国和平而奋斗，积极献言献策。如果说冰心曾在《写作的练习》中着重强调作家应当反映问题而非解决问题，那么反观其旅日时期的大部分文本，它们不仅呈现社会问题，还夹杂着作者的看法以及建议。显然，在中国社会贤达身份的驱使下，冰心超越自身对文学的限制，结合社会现状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日本报刊《主妇生活》在《重启中日文化交流》的前言写道：“女士对战败后的日本国民给予了发自内心的关爱与理解。对重新构建被践踏了的日本文化提出了许多热情洋溢、发自肺腑的建议。”[14]171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了解，确保交流的有效性，冰心致力于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为此，她有意使用亲切平实的话语展现旅居日本的生活见闻，在文本中生成对话语境，与读者平等交流。事实上，谈话笔调的言说方式切实反映出冰心坚守社会贤达的责任和使命，而她的中日言说终将指向大众。

(二)文学创作观的理论指导

作家的艺术创作总不可避免地受其文学观念的作用，追溯冰心1940年代创作谈，可见她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写实倾向的影响与制约，这与作品内容、艺术的呈现密切相关。一方面，冰心在创作中力求作品的真实感，主张从自身的现实生活出发，细心地体验与观察，反对无中生有的想象。她在《评阅述感》中表示脱离实际的想象并不可取，写作内容应当基于自身或他者的生活经验；在《写作的练习》中再次强调“最好先根据发生的现象，然后再写文章”[15]；在《写作经验》中坦言自己不愿意书写没有切实看见的东西。对切实经验的倚重以及对凭空想象的拒斥，凸显了冰心对“真”的追求。在她看来，单凭主观热情难以弥合真实经验的缺失。在此，“真”展现出二重效果：一为事理的真，倘若摒弃对外部世界的体察之心，她的见解与看法难免因坚实的生活经验的缺失而流于表面；二为情感的真，融情入景的前提在于“有感”，若无真切的经验触发真挚的情感，散文所携带的韵味难以动人。在此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冰心细致剪裁旅日见闻，这一时期的散文涉及日本人民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住宿环境乃至言谈等方面。她广泛游览日本山水风物，为介绍日本情况提供丰富的写作素材。可以说，基于生活经验的创作观念时刻影响冰心旅日时期的文学创作，这既使她的中日言说叙述得当，不失真实，同时也为她的议论提供坚实的基础，显得更加有理有据；也正由于冰心对日本风物细致观察，在观察中交付自己的情思，其散文才愈发彰显魅力。

另一方面，冰心文学观中对写作技巧的强调增强了中日言说的情感抒发，尤其表现在融情入景方面。“一切景语皆情语”是中国历来的文学传统，具有古典文学涵养的冰心自然而然地承袭这一创作精神，格外看重景与情的交融，自觉对景象进行艺术化构建。在她看来，观感是写作的重要条件。《写作的练习》强调观感在写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并细化为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肤觉分别阐述。同样地，《写作经验》再次提及观感的重要性，表明以此达到描写的深刻。不仅如此，作为女性作家的冰心在初登文坛之时就以敏感细腻的笔触赢得众人的青睐，对于景象的细致描摹于她而言并不构成障碍。以《日本的房屋》的花园细描为例，冰心细致观察景物，石灯笼长着青苔，发出的光亮是微微的，篱笆是竹制的，门是矮的，渗透出自己在细细观赏时的欢愉之情，读者也能与之一同品味。显然，出于对写作技巧的看重，冰心在细细观赏日本风物时巧妙借助感官的调动外化内心的情感，顺畅表达出对日本风光的喜爱之情以及对中日人民的无限同情。由此，冰心关于各类景物的描写能够融情入景，丝毫不丧失个性化色彩，有效避免空洞无味。

(三)文化与社会的双重意义

冰心基于中日现状而展望未来的言说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王炳根称冰心旅日时期的文学活动为“日本的谢冰心旋风”与“回国的谢冰心旋风”[1]656，681。从冰心的言说至实践，我们可以窥见她的中日言说获得了有限的成功。

可以说，冰心的中日言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其一，冰心的中日言说是对抗战语境主导下文学创作意识形态化的一种反拨。抗日战争时期，一大批中国作家在反日情绪的主导下主题先行，对日本进行脸谱化、概念化叙述。而冰心并未对日本人民进行遮蔽性叙述，而是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阀区分开来，展现真实的人物形象。其二，冰心的中日言说展现了作家对于历史的真实记录，她以独到的眼光观察、审视、叙述战后初期的日本现状，呈现出战后日本人民无序、痛苦的真实生活，为战后日本的历史研究积累宝贵的材料，并折射出共求和平的中日交流史。其三，冰心关于中日和平的建议有利于日本走向复兴，中日两国友好发展。“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军事方面失去自主权，亟需进行战后重建工作。冰心鼓励中日双方进行密切的文化交流，这不但促进两国间信息交流和文化传播，而且有助于打破官方或第三方所塑造的刻板印象，建立民主的话语体系。此外，冰心为日本妇女发声，鼓励日本妇女和日本青年成为良知和正义的代表，汇集民间的和平力量，推进日本民主化进程。

但是，冰心在战后初期的中日言说也存在局限，仅取得有限的成功。

在作者方面，冰心反复强调语言不通导致她对日本的了解停留在较为粗浅的程度，她既不能直接阅读日语出版物，接收日文信息，也难以直接向日本读者传达原汁原味的中日言说。对此，冰心在《东洋民族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从破旧的信说起——在东京大学讲台上》等文中不无遗憾地提及自己对日本仍处于有限的认知状态，可见其旅日时期散文在此方面的局限性。

在文本方面，冰心旅日时期散文的话题多为日本报刊编辑指定，难以就各方面的现状畅所欲言。冰心曾受邀就“东洋民族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发表看法，她在文中坦言对其毫无研究，只能另辟蹊径地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出发，认为语言不通是东洋民族间的壁垒，鼓励文化交流。同时，“二战”结束后日本以美国利益为主，冰心文章的发表受到美国审查制度的制约。其旅日时期佚文史料的挖掘工作有赖于普兰格文库的收藏，而“除了没被普兰格文库收藏的相当一部分刊物外，在日本发表的冰心的文章，在1945年至1949年秋天之间发行的文章全部受到了审查”[16]。并且，冰心旅日时期文本偏重现实性，因而在艺术表现方面未能完全展现文学功底。

在读者接受方面，解志熙[17]在《风云气壮 菩萨心长——关于20世纪40年代的冰心佚诗及其他》指出，部分中国读者因战争创伤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冰心以德报怨的做法，博爱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日本人民反思战争责任。就日本读者而言，萩野脩二在《冰心在日本》表示，冰心的中日言说较难满足日本学生“想知道曾经听说过的解放区以及毛泽东指导的文艺政策到底是什么”[18]的渴求。

三、结束语

综上，冰心以驻日代表团眷属的身份活动在战后日本各个社交场合。通观其旅日时期的散文文本，冰心从自身生活经历出发关注社会现实；在散文中建立谈话语境，与读者真切交流；叙议结合和融情入景的写作方式也使她的中日言说能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种话语特点的转变不仅源于自身对生活的体察，更受到社会身份的影响。“二战”后初期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时期，与其他时期的热点研究不同，冰心旅日时期研究一度陷入低迷状态。随着佚文的挖掘和史料的收集考证，冰心旅日时期的文本内容研究得以进一步发展，多数研究采用个案聚焦的研究视角。就此而言，立足于冰心旅日时期整体散文的系统研究可为推进冰心散文研究献上绵薄之力。此外，深入挖掘冰心旅日时期散文与其他时期散文的流变，将有助于还原冰心散文创作的转型轨迹，值得在将来研究中深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