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的文化政治：阿尔都塞与文化意识形态批评范式的建构

李艳丰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一、引言

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取向，就是将研究重心从经济、政治转向上层建筑与文化观念的领地。在这一理论转向的历史进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深化与创造性阐释，形成了许多新的理论话语范式，如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这些理论致力于探讨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生成的诸多现实问题，力图以文化政治的方式推动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变革。在这些理论形态之中，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尤为值得关注，他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接合起来，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结构主义文化政治话语范式，对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罗钢和刘象愚（2000：11）认为：“直到70年代，人们才逐渐把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来进行分析。推动这种变化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可以说，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新解读与阐释，为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提供了诸多丰富的思想资源，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有效介入西方文化研究新的问题域之中，进一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化发展。本文主要结合其哲学、文化与文艺思想，反思阿尔都塞如何将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辩证融合起来，进一步推动文化研究意识形态批评范式的生成与建构。

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构主义转向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或研究方法，兴起于19世纪，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首创。索绪尔将语言视为一种符号系统，认为语言学应该研究的不是具体符号的意义，而是符号的组合规律，是意义与声音之间的关系结构。继索绪尔之后，法国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将结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文化人类学研究，强调文化系统中的普遍模式与恒定结构，认为任何文化表意实践背后都存有深层的文化结构。结构主义利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方法，对反映论与经验主义哲学发起了挑战，为文化研究开辟出新的理论空间。但由于结构主义过于强调共时性的结构分析，将符号表意、主体性视为文化与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甚至将结构视为恒定静态的系统存在，从而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思想地基。就此而言，结构主义又天然带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症候。阿尔都塞从结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视域出发，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并试图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真理性，这种将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接合的理论尝试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艾蒂安·巴利巴尔认为：“阿尔都塞成了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相遇点，得到了双方的滋养。在他的学生看来，他为两者的‘融合’带来了希望。”“与其他结构主义者不同，他试图定义的结构概念不是（像在数学、语言学甚至人类学中那样）以识别形式的不变式为基础，而是以多重社会关系的‘被过度决定的’结合（其具体形象在每种历史形势中都会有所改变）为基础。他希望这样能够让结构的概念不但服务于对社会再生产现象的分析，而且还首先服务于对革命阶段现象的分析。这样一来，历史就可以被同时思考为（没有主体的）过程和（没有合目的性的）事件。”（阿尔都塞，2018：8-9）Thompson（1995：5-6）则认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是一种静态的结构主义，难以对经验世界的矛盾变化展开有效论证，“阿尔都塞及其助手对唯物主义产生质疑，他们没有提供改进的路径，而是取代了它”。本文认为，阿尔都塞更多地是在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他既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但也存在着许多误读与过度阐释。下面将结合几个主要的理论问题思考阿尔都塞如何将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这种融合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鉴的理论资源。

阿尔都塞为了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区隔来开，首先提出了总问题的概念。“每一种思想都是一个真实的整体并由其自己的总问题从内部统一起来，因而只要从中抽出一个成分，整体就不能不改变其意义。”“为了认识一种思想的发展，必须在思想上同时了解这一思想产生和发展时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必须揭示出这一思想的内在整体，即思想的总问题。”“事实上，哲学的结构、问题、问题的意义，始终由同一个总问题贯穿着。”（阿尔都塞，2010：48-61）可以说，总问题的概念是我们思考阿尔都塞诸多理论命题的切入点，正是立足于思想的总问题，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的理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著作限制在康德、费希特类型的总问题之中；第二阶段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总问题的影响，《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明显带有黑格尔唯心主义总问题的痕迹。从1845年开始，马克思开始彻底清算自己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成分，实现了从青年马克思向成熟马克思、从意识形态向科学唯物主义理论总问题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主要表征就是马克思不再仅从人的概念出发来思考资本主义，而是转向对整个社会关系结构的分析。“马克思不是借助于人这个荒谬的概念，而是通过完全不同的概念——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理解那些现象的。”（阿尔都塞，2003：217）阿尔都塞认为，这种转向充分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挣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结构的襁褓，进而形成了科学唯物主义的理论总问题。阿尔都塞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面解读，提出马克思自1845年之后开始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理论思考，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一步提出社会结构的问题。《资本论》的写作目的就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与规律展开科学分析。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生产关系结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结构的研究，马克思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总问题。阿尔都塞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问题出发，进一步提出认识论的断裂、矛盾与多元决定、理论反人道主义等诸多新的理论命题。

阿尔都塞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问题，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彻底清算。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创构科学唯物主义的总问题，最终突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壁垒与襁褓，形成结构的断裂。阿尔都塞（2010）说：“任何科学的理论实践总是同它史前时期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划清界限：这种区分的表现形式是理论上和历史上的质的中断，用巴什拉的话来说就是‘认识论的断裂’。”“断裂的每次出现都使科学与它过去的意识形态相脱离，揭露科学的过去是意识形态，从而创建科学。”“断裂就是变异，由此一门新的科学在不同于旧的意识形态总问题的新的问题基础上建立起来了。”在阿尔都塞看来，认识论的断裂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前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即马克思1845年之前的思想。在这一历史时段，马克思主要受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影响，其理论主要限制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总问题、总结构之中。马克思首先接受的是德国古典哲学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等资产阶级理论，这种意识形态结构对马克思的塑造，必然使马克思的思想打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因为任何思想家首先都生活中一个意识形态的世界之中，即便马克思始终以哲学批判的方式，试图冲破意识形态的襁褓，但意识形态结构的窥伺与萦绕又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析出设置重重障碍。其次是重新退回并走向断裂。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没有沿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道路持续走下去，而是实现了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是因为马克思从意识形态的虚幻世界重新退回到了现实的物质世界，发现了新的现实。阿尔都塞用了“重新退回”一词意在说明马克思并非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超越与扬弃，而是通过回到物质现实生活的地基，重新发现新的总问题。这里所说的发现新问题，即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退回到现实的物质世界，重构了唯物主义的思想地基和理论总问题。最后是断裂之后另起炉灶，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走向认识论的断裂，关键在于他经历了推翻和扫除意识形态神话的“真实历史”与阶级斗争的“临床经验”，能够立足唯物主义的思想地基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大厦。阿尔都塞关于认识论断裂的思想曾一度遭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和攻击，但阿尔都塞并没有放弃这一理论信念。在《自我批评论文集》中阿尔都塞再次声称必须证明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绝对对抗性，即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基本的坚持不懈的断裂，“断裂既不是幻象，也非如莱维斯（John Lewis）所言，是一个神话。”（Althusser，1976：107）或许，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理论确实有过度理论化、唯科学化与形而上学的痕迹，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总问题、总结构与科学性的分析与论证，又为人们重新思考和认识马克思主义打开了新的理论通道。

从总体结构的理论视域出发，阿尔都塞提出了矛盾与多元决定的概念。阿尔都塞（2000：110）首先强调经济结构的终极决定性：“一种结构中结合的统一体中对其他结构的这种支配地位，可以归结为经济结构‘最终决定’非经济结构的原则。”但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的创造乃是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产生和形成的总结果。经济基础虽然是终极的决定因素，但从人类历史来看，经济基础从来没有单独发生过作用，而是同上层建筑的各种结构融合生成多重矛盾的集合，也就是阿尔都塞（2010：89）所谓的矛盾的多元决定形态：“‘矛盾’是同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不可分割的，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其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矛盾的影响，它在同一项运动中既规定着社会形态的各方面和各领域，同时又被它们所规定。我们可以说，这个矛盾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阿尔都塞之所以提出矛盾的多元决定论，首先是为了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经济决定论与技术主义，这种经济主义的理论倾向回避了马克思对社会整体结构的复杂观照，从而变成机械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次，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通过对社会结构中矛盾多元、不平衡关系的强调，形成了与黑格尔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与辩证法。在阿尔都塞看来，黑格尔是一元论者，所有历史阶段包含单一性矛盾，即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历史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自否定、自生展，是绝对本质的对象化。马克思以结构的辩证法取代了黑格尔的一元论辩证法：“根据有结构的复杂整体赋予矛盾的职能，矛盾从此就有了复杂的、有结构的和不平衡的规定性。”（阿尔都塞，2010：205）复杂多元、不平衡的矛盾所形成的历史动力，构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内核与实践向度。阿尔都塞从结构主义的系统性思想出发，重新思考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是一种结构的总体性，是多重结构辩证接合形成的统一体。不同的结构相互冲突融合，形成差异性的矛盾动力，由此推动历史的辩证运演。阿尔都塞从多元决定论的理论出发，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是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不能迅即改变现存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因为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自主性；二是由革命所产生的新社会通过其新的上层建筑形式或特殊的环境，可以促使旧因素保持下去或死而复生。这种理论思考突出了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结构在总体性革命中的重要性，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转向意识形态批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参照。

三、作为结构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话语内涵

前面我们主要从思想的总问题、认识论的断裂、矛盾与多元决定、理论的反人道主义等方面论述了阿尔都塞如何从结构主义的层面重新思考、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意识形态是阿尔都塞哲学话语体系中的一个核心命题。比如，他谈思想的总问题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理论，正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区别于意识形态的总问题，认识论断裂的主要内涵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科学的认识论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实践论产生断裂，矛盾与多元决定论强调了意识形态结构的自主性与多重接合性。像阿尔都塞所提出的症候式阅读思想、艺术理论等，都同意识形态理论有着密切关联。可以说，不理解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就难以真正理解阿尔都塞的整个哲学和文化理论，也就难以理解西方文化研究和文艺批评中盛行的意识形态批评范式。

阿尔都塞从结构主义出发，把意识形态视为人类社会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中生成的总体性结构。意识形态并非是单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外在于经济基础的观念的上层建筑，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意识或理论体系，而是同具体的物质生产实践相结合，并通过再生产现存秩序的规范价值与各种生产关系形成意识形态的总体性结构。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既不是胡言乱语的谎言，也不是历史的寄生赘瘤，而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这种结构由经济基础终极决定，在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生成。阿尔都塞一方面承认意识形态有自己的历史，即由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结构与经验生活所决定的具体的意识形态存在；另一方面，阿尔都塞（2003：351）又认为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在于它被赋予了一种结构和功能，以至于变成了一种非历史的现实，即在历史上无所不在的现实，也就是说，这种结构和功能是永远不变的，它们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所谓的历史的整个过程中。”阿尔都塞通过理论的抽象，赋予意识形态一种永恒、超历史性的机制和结构。作为结构的意识形态并非仅仅是观念的集合，而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表象体系，阿尔都塞利用并改造了拉康的思想，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无意识的深渊结构，一种近似于语言的“大他者”，它根源于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却具有半自主性与多元决定的内涵，它既源于经验性世界，同时又作为表象结构而决定着具体经验世界与主体性的生成。伊格尔顿（2006：206）在论述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时指出：“意识形态首先不是一个关于‘观念’的问题：它是一个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结构，根本没有必要一定要经过意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意识形态与其说是一个明确表述的信条的系统，不如说是一套形象、象征，偶尔还是我们在无意识层面体验的概念。”阿尔都塞从结构的层面重新界定意识形态理论，试图将其从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中拯救出来，进而转向意识形态的结构和机制研究，以破除理论实践进程中的历史主义与经验主义幻象，为科学从意识形态空气与土壤中的析出探寻出路。

作为结构和表象体系的意识形态到底具有哪些特征与内涵？首先，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与科学理论区隔开来，将意识形态视为科学理论的前结构。意识形态不同于科学，作为表象体系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压倒理论的职能（或认识的职能）。科学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实践，超越阶级意识与现实经验的历史性局限，而意识形态则完全为特定的阶级利益服务，更加注重历史与现实中的政治秩序建构与道德伦理目的。科学与意识形态又不决然分离，“科学只是在不断摆脱那些窥伺、袭击和缠绕它的意识形态的条件下，才能成为在历史的必然中的自由科学”。“只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才能想象出无意识形态的社会，才能同意这样的空想：意识形态总有一天会被科学所代替。”（阿尔都塞，2010：228）阿尔都塞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断裂，正在于他坚持意识形态与科学的二元论逻辑，但这种二元论显然陷入了本质主义的理论陷阱，有论者指出：“按照跟意识形态抽象对立起来的方式把科学提出来，是很大的错误。在一定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只有通过采取科学的方法，它的实际社会作用才能逐渐获得实现。”（阿图塞，1991：127）意识形态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借助于“真理的外表”服务于某种秘而不宣的权力，这可能是意识形态与科学的真正区别。其次，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视为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这种关系并非真实存在的表述，而是想象、体验，甚至是无意识聚合而成的文化结构。就此而言，意识形态熔铸于人类历史和人的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弥散流淌在人性的心灵血脉之中。再次，阿尔都塞认为，主体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意识形态招募、传唤主体，并通过主体行使意识形态的功能。作为结构的意识形态必须通过对主体的招募、传唤和塑造，来实现意识形态的生产、传播和实践的功能，从而维系统治权力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秩序中的自由运转。意识形态通过并利用主体实现其自身的历史化与合法化，主体则在意识形态结构的塑造中构建自身的精神属性，如阶级意识、种族意识、身份意识、性别意识等。由于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先于主体的结构属性，以及主体被动领受意识形态的招募与征询的工具性，因而主体最终成为受意识形态操控和主导的臣服性主体。最后，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物质性。“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某种机器当中，存在于这种机器的实践或各种实践当中。这种存在就是物质的存在。”（阿尔都塞，2003：359）意识形态必须通过具体的物质形式，如各种机构、仪式、文本甚至是人的身体来展开具体的实践。

从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理论出发，阿尔都塞批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观念学倾向，进一步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这一思想明显受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影响。阿尔都塞（2003：334）说：“据我所知，我现在走的路以前只有葛兰西一个人有所涉足。他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观念，认为国家不能被归结为（镇压性）国家机器，按他的说法，还应包括若干由‘市民社会’产生的机构，如教会、学校、工会等等。”但阿尔都塞认为，葛兰西并没有谈论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而只提出过霸权机器（hegemonic apparatuses），而且葛兰西将公共的国家和私人的市民社会分开，并将文化霸权的争夺主要限定于市民社会领地。在阿尔都塞看来，这种划分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在葛兰西的理论当中，作为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往往难以同公共的国家分离开来。葛兰西受克罗齐等人影响，并没有真正思考旧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断裂，从而使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变得暧昧不明。统治阶级要想真正实现自己的统治，必须掌握意识形态的物质机构和仪式化的生产机制，即阿尔都塞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不可能让意识形态以文化的形式在私人化的市民社会空间肆意妄为。当然，阿尔都塞也深刻意识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的是柔性权力，是精神、情感与想象世界的认同机制。阿尔都塞吸收了葛兰西霸权思想中的积极元素，但对其理论进行了修正。他虽然强调意识形态结构中权力博弈与冲突的机制，以及领导权的动态性历史实践，但又过于凸显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主体的规训与塑造功能，对意识形态结构中的权力斗争秉持悲观主义的态度。阿尔都塞之所以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认识论断裂，另一方面又矛盾地将意识形态被科学取代视为理论的空想，根本原因在于他被固化于意识形态封闭的结构系统之中，未能深刻领悟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发展、阶级斗争与理论实践对意识形态结构的突破和重建。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强调话语的权力属性，认为意识形态的功能最终通过话语获得实现。阿尔都塞说：“阶级斗争的现实是通过‘思想’展现的，思想则是通过词语（话语）展现的。在科学和哲学的推理中，词语（概念、范畴）是知识的工具。而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哲学的斗争中，词语（话语）也是武器，炸药或者镇静剂和毒药。”（阿图塞，1990：28）费雷特（2014：95-96）说：“意识形态首先是一种话语，在理性地断定它为真的同时，我们并没有自主而有意识地占有它。它并不是那种使人们在对它进行批判性反思之后，对它有意识地表示赞同的话语。相反，意识形态是由每时每刻环绕在我们周围的话语、形象以及观念之流组成的。”“意识形态就是我们用它来理解我们经验的一套话语——它构成了我们的经验世界，我们的‘世界’本身。”将意识形态视为话语结构，用意识形态的话语世界代替现实世界是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型特征。意识形态就是理论、概念与话语构筑的表象体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话语的讲述招募并塑造主体，生产既定的社会关系结构，通过话语权力确立主体的身份以及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真理性识别机制。对话语结构的强调使阿尔都塞从经验主义的历史与现实逃逸，进而走向理论实践的围城。有论者指出：“阿尔都塞对经验主义的恐惧导致他将历史与社会从属于僵化而抽象的理论原则之下。这一神秘的结果，借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一句话就是：真实的现实仅仅是理念的外部显现。”（Clarke，1980：166）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视为话语的理论，使其最终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阶级斗争转向理论实践与意识形态批判，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话语批判为主要标志的文化政治转向。

四、结构主义的文化政治：阿尔都塞与文化意识形态批评范式的理论建构

通过反思阿尔都塞的哲学与意识形态理论，可以看出他始终坚持从政治立场来思考哲学问题。阿尔都塞将哲学视为带有政治意味的理论实践，一种熔铸着阶级意识与霸权逻辑的话语批判行动。“哲学基本上是政治的”，“哲学是政治在一定领域、面对一定现实、以一定方式的继续。哲学在理论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同科学一起展现政治；反过来，哲学在政治中，同从事阶级斗争的阶级一起展现科学性。”（阿图塞，1990：69）“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意味着每一种政治都包含着哲学，而每一种包含着实践意义的哲学都是政治。”（Althusser，2003：207）阿尔都塞认为，任何哲学家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政治性，只不过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是有学问的奴才，其理论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服务。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真正通向解放政治的科学，因为它通过确立新的哲学实践进而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马克思通过把哲学以一种新的、令人困窘的形式置于实践之中，通过拒绝把哲学当作哲学来生产却又在他的政治的、批判的和科学的著作中实践着这种哲学——简言之，他通过开创一种——在同一时刻作为阶级斗争的赌注和特许场所的——哲学和社会实践之间新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关系，成为第一个向我们指明道路的人。这种新的哲学实践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仅没有给它强加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统一性，反而为它创造了有利于社会实践的解放与自由发展的意识形态条件。”（阿尔都塞，2003：249）阿尔都塞从哲学的政治化这一理论立场出发，进而将一切话语实践都视为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文化政治实践。比如，他认为，布莱希特的戏剧革命就和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很相似，它们只是由于政治才存在，同时它们又是为了废除其存在所仰仗的这个政治而存在。由于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的宏大结构对话语的主导，以及哲学和艺术的话语同意识形态的断裂与疏离的属性，因而，这种文化政治带有了典型的结构主义特征。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非历史的永恒结构，是话语权力展示、交锋与博弈的场所，话语主体和话语文本在此获得生产与建构；另一方面，历史本身的多元决定属性，又使得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呈现绝对的封闭性与统一性，而是在哲学的政治实践与文化的话语斗争中走向敞开、流转甚至断裂。艺术与文化批评可以通过与真理结盟，来揭橥和打破意识形态的话语壁垒与虚假症候。阿尔都塞这种结构主义的文化政治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与文艺批评产生了深刻影响。下面主要结合阿尔都塞的文化与艺术理论，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文艺意识形态批评范式的生成与建构。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重新思考，为西方文化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理论资源与话语范式。阿尔都塞强调从社会结构出发来反思具体的文化经验，认为任何文化表意实践和话语表征都在意识形态的结构与机制下展开，文化乃是意识形态权力镜像在经验世界的症候式反照。斯特亚特·霍尔把这种受阿尔都塞理论影响的文化研究范式命名为结构主义范式，并对其理论特征展开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结构主义的文化研究具有三种活力。第一种是对决定性条件的强调，即“那种不只建基于还原的人们之间关系的结构关系”。结构主义强调抽象的必要性，这种抽象的理论实践能够给历史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补充。第二种活力是对整体概念的强调，以及结构作为整体的不可避免的复杂性，“结构主义具有较高的概念能力，去思考由实践差异而不是由实践同源性构成的结构统一体。”第三种活力在于用意识形态结构消解经验的中心化，“没有意识形态，文化对特殊生产方式再生产的影响就不能得到理解”（霍尔，2000：64）。除了霍尔所指出的这些积极意义之外，我们认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对文化研究的积极影响还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物质性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分析推动了文化研究转向对意识形态物质结构的研究，如英国《银幕》杂志对电影生产机制的研究和托尼·本尼特的博物馆研究等，显然受到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影响。对符号学理论的吸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话语理论，推动了文化研究的话语转向，像霍尔的表征理论、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接合理论、本尼特的阅读构型理论等，无不渗透着阿尔都塞意识形态话语理论的幽灵。对意识形态的物质性、表征实践、无意识等特征的强调，推动文化研究进一步转向对日常生活文化实践的研究。除这些积极因素以外，阿尔都塞的理论对文化研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如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结构的自主性而忽略了经济与政治结构的主导性；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话语属性，致使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分析缺乏历史意识与经验实践的唯物主义支撑；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表象体系与无意识作用，忽略了无意识、常识与习俗同有组织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意识形态总是表现为无意识的存在，那么阶级意识与领导权的建构将变得不可能。过于强调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意识形态的生产逻辑与意识形态维系阶级统治的实践功能，忽视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建设及意识形态结构中的权力博弈关系。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西方文化研究才最终转向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总之，阿尔都塞对西方文化研究意识形态批判范式的生成与建构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他既为文化研究注入了理论思想的活力，同时也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亟待我们在辩证与批判的思考中不断进行理论修正，进而推动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化发展。

阿尔都塞从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出发，对艺术的本质及文艺批评问题展开了深刻思考。阿尔都塞认为，艺术与意识形态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首先，艺术源于意识形态结构，再现和表征意识形态的内容。艺术乃是美学与意识形态的辩证融合，是意识形态的美学面孔。其次，阿尔都塞区分了一般的艺术与真正的艺术。一般的艺术是意识形态的机械复制或直接再现，它忠实地传达意识形态的声音，被动摹写意识形态话语，是意识形态生产与播撒的工具性载体。真正的艺术蕴含着真理的属性，它既不是意识形态的复制品，也非中立地呈现意识形态，而是通过审美的创造在批判中形成艺术美学经验与知识同意识形态的间离或断裂效果。阿尔都塞说：“我并不把真正的艺术列入意识形态之中，虽然艺术的确与意识形态有很特殊的关系。”（阿图塞，1990：241）这种特殊的关系表现在艺术通过审美传达与表现意识形态，使我们看清或觉察到意识形态，从而在审美实践中形成挣脱意识形态的精神与情感力量。阿尔都塞认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内容与他们政治立场的分离，并非是因为他们为了实现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目的而牺牲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就像恩格斯所言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并不是说艺术有它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使巴尔扎克放弃了他的政治概念’。相反，只是因为他保持了自己的政治概念，他才能创造自己的作品，只是因为他坚持了他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他才能在其中造成这个内部距离，使我们得到关于它的一种批判的‘看法’。”（同上：245）结合阿尔都塞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更多地将艺术视为一个意识形态的美学结构，这个美学结构并非为现存意识形态提供永久合法化的美学外衣，而是通过在内部制造距离，使人能够看清意识形态，从而产生批判的政治效应。就此而言，艺术同哲学一样具有了政治属性，艺术的美学目的并不是维系意识形态秩序，而是揭露意识形态对现实本真存在的镜像遮蔽，拆除笼罩在主体意识结构中的意识形态幻象，从而以审美的方式产生意识形态变革的政治力量。

阿尔都塞的艺术理论以及他的文艺批评实践，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范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受阿尔都塞的启示,马歇雷将文学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在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文学充当着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手段”（费雷特，2014：169）。文学的职能在于产生意识形态的话语，从而维持着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但马歇雷同时指出，文学并非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单向度传达，而是同意识形态保持着一种离心结构的模式。马歇雷说：“作品是由它同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确定的，但是这种关系不是一种类似的关系（像复制那样），它或多或少总是矛盾的。一部作品既是为了抵抗意识形态而写的，也可以说是从意识形态产生出来的。”（陆梅林，1988：612-613）文学作品既源出于意识形态又抵制意识形态，由此形成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张力性文本结构。“这种冲突并不是文本的缺陷，它揭示了在文学作品中存在着‘他者’，而文本正是通过这种冲突的方式与自身之外的世界维持着关联。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就是要揭示其非独立性，并时刻牢记在文本的物质实在中包含着的某种缺席的痕迹，这种缺席乃是文本自身不可或缺的特性之一。”（Macherey，1978：79-80）在马歇雷看来，文学文本并非完全受主导意识形态的操控，而是充满着许多异质性症候，这些异质性症候以沉默或者逃匿等方式隐秘藏身于文本的美学肌理之中。马歇雷在此运用了阿尔都塞的症候理论，并提出文学的症候式批评范式。文学批评就是要发掘隐藏于文本话语中的意识形态症候，让沉默发声，从而破除主导意识形态的压迫，并生成通往自由与解放的反抗力量。伊格尔顿也认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文学生产的对象是意识形态，工具是语言符号，方式是审美创造，产品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或审美的意识形态。伊格尔顿从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出发，提出一切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评的理论。伊格尔顿对丁尼生诗歌《公主》、《悼念》以及理查逊小说《克拉莉莎》的意识形态分析，都明显受到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与马歇雷症候式文学批评的影响。詹姆逊（1998：5）认为，文学叙事是一种社会象征性行为，“在基本的层次上，每一个文本都是一种政治幻想，它以矛盾的方式连接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内部构成个人的那种实际的和潜在的社会关系。”文学叙事中的社会象征性行为，乃是融贯着意识形态质素的整体性存在。文学作为一种社会象征性行为，既是对多元意识形态之历史与现实的辩证重写，又诉诸历史化、总体性与乌托邦的寓言结构，实现对阶级矛盾的想象性、象征性解决。文学文本因此成为蕴含着政治无意识的美学形式，而文学批评与阐释的目的就是发掘文本中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寓言。通过对马歇雷、伊格尔顿与詹姆逊的文艺意识形态理论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批评中的话语踪迹。当然，后阿尔都塞时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完全因袭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而是通过融合多种理论资源与话语范式，不断突破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话语局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文艺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形态与话语范式。

通过整体反思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文艺意识形态批评的影响，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与文艺批评领域的重要性。阿尔都塞提出的哲学也是一种政治实践、意识形态理论的话语政治内涵以及文艺生产与文艺批评的意识形态属性等命题，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文化政治理论与实践范式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话语资源。文化政治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研究之后形成的政治批评范式，它区别于阶级政治、革命政治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它试图通过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手段来行使政治的职能。这里的政治不再是指称阶级政治与革命政治的宏大叙事，而是转向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领地，即哪里有权力的生产、播撒、压抑与抵抗，哪有就有政治。可见，文化政治表征的是有别于传统政党政治的微观政治、话语政治与日常生活政治，它是政治化身为权力的踪迹，弥漫于日常生活之中而形成的多元政治景观。阿尔都塞提出了与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完全不同的结构主义文化政治范式，结构主义的文化政治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结构的相对自主性与稳定性，强调意识形态结构对历史文化经验的先在决定性与渗透性。不管是文化主体还是作为符号表征的话语，都必须将其置于整体的社会结构与表征体系之中展开研究。结构主义文化政治对意识形态结构、话语表征体系以及权力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强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化唯物主义过于注重经验主义实践的理论不足。但用结构研究取代历史进程中鲜活的经验变迁，盲视和遮蔽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与文化经验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又必然使其走向僵化和保守。这也意味着，我们应始终秉持批判性阐释的价值立场，既深刻认识其理论的合理性，又正视其理论的有限性，从而以詹姆逊所谓的“永远的历史化”的理论意识，辩证反思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文化政治的理论与实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将阿尔都塞的理论话语转化为可供我们参照、利用的知识与学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