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与国家认同

鞠玉梅

（齐鲁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国家认同的实现并非总是建立在政治正确基础上的意识形态灌输和宣传说教，在信息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媒介以其多元象征符号的制作、流通与消费，通过话语活动的互动协商和修辞斗争实践，成为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路径。

修辞自其古希腊源头开始，就始终带有政治性和公共性的鲜明特征。从最初古典演说的劝服实践到当今的包含语言在内的一切象征手段的认同追求实践，修辞都将政治、传播、外交、法律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连接起来，在话语意义生产和人际与跨文化交往中占据关键的位置。这源自修辞自古典时期哲辩师（Sophists）一代以来就被认可的巨大力量，甚或说非凡魔力，即修辞者一旦调用各方可资利用的符号资源，就会对受众的认知产生影响并进一步改变其行为，可以说修辞“在以非暴力手段处理冲突、协调行动、更新观念、发展文明的一切努力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刘亚猛，2004：2-3）。

国家认同的构建可体现在内部人民对国家的认同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同。在内外认同的基础上，可为构建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图景奠定基础。

国家认同是一种个体意识与社会心理的结合，修辞在话语互动交流中形成“辞屏”（terministic screen）（Burke，1989）以引导和培育一国国民对国家的情感，形成社会场域、修辞主体认知和话语行为的统一，通过有效的话语表达，激发国民对国家认同的社会心理需求，建构起一国内部公众之间可共享的政治意识、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从而引发广泛意义上的国家认同。修辞的使命之一就是制造“在场”（presence）（Perelman，1982：35），从而使某种意义获得在场的机会。因此，修辞正是以其话语符号不断定义现实，并由此形成形形色色的语言景观，国家意识及其与修辞者自我的关系，也因此得到往复不断的定义和持续的渗透，国家认同意识即在修辞话语力量的影响下不断地被唤起，从而悄然地实现有机统一。

争取站在世界舞台的国家认同更具挑战性，除了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外，软实力也不可小觑，尤其在当今这个多媒介传播时代，修辞的作用格外突出。要获得对外修辞的良好效果，可着力于以下几点。第一，激发同频共情，培育修辞情感认同。这需要具备受众意识，修辞实施之前，需要对修辞受体的国情、文化、民俗等进行细致的调研，修辞过程中才能有的放矢，比如巧用互文策略，运用受众熟知的话语文本，可迅速拉近情感距离，收到修辞效果。第二，加强说理论辩，形成修辞理性认同。用明确晓畅的语言表达清晰的观点是修辞的基本要求，富有逻辑性的思维是修辞明亮的基础，重视逻辑的论辩训练宜从娃娃抓起，使其成为一种自然的习惯。第三，调用多方资源，构筑修辞威望认同。具有穿越时空、跨越文化的普世价值观，如友爱、和平等是全人类认可的共同追求，可以直达人心，赢得支持。人类共同的敌人，如当下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和威胁生存的环境问题等，战胜这些敌人是全人类的强烈愿望，可为修辞起效提供良好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基础。中国在诸多领域为全球发展所做的努力，如抗击疫情、扶贫减贫、人工智能等，以及中国所提出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达，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等，可以影响世界，获得尊重。拓宽信源渠道，加强多声对话，可提高修辞的可信性，促进观点认同。调适话语修辞策略，慎用刻板说教，增强叙事性，多途径、多介质讲好中国故事，如社团交流、民间网红等，可促使受众在无意识中达成认同。第四，善用中国修辞传统，发挥文化基因对认同的促进。儒家传统的修辞更加强调相互尊重，重视差异，建立良好关系与彼此信任的重要性，基于维护人际和谐关系这一出发点是中国修辞传统之根本，这一文化基因在当今异常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定会发挥其修辞魅力。第五，加强修辞教育，着力培养具有高端修辞能力的跨文化沟通人才。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是当今外语院系人才培养追求的目标，要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发声，讲好中国故事，担负起“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习近平，2016）的历史使命，促进世界对中国的国家认同，除了具备已经引发广泛讨论的能力之外，还要增强修辞能力不可。

在当今这个新全球化时代，国际和国内社会的发展环境呈现出日益复杂的局面。同时，信息传播革命所带来的媒介变革也使国家治理和对外传播获得了以往无法想象的新机遇，国家认同不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而是动态地形成于公共话语中，话语、叙事、修辞的作用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身份与认同修辞研究理应为国家认同的建构贡献学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