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修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李 克

（山东大学 翻译学院）

在快速发展融合的国际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多维度践行，日渐形成各国紧密联系并相互影响的系统，尤其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之下，各国人民命运之牵连更是得到高度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与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的的和谐共生、人类社会的互联互通、人类文明的共建共享”（肖玉飞，2017：60）。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在某些方面的趋同与一体，而非一味追求所有层面的模仿与统一的机械化进程，因此在国际交往中融入共情理念成为有启示意义的思维模式与实践操作。由于共情在产生路径、效果测量等方面存在研究细微化特征，难以适用于大规模实证调研，因此我们在国际交流中探寻共情痕迹之时，将落脚点凝聚为修辞。

何为修辞？修辞是用语言表达思想、观点并劝说受众的方式，是粘合人类社会的基础。修辞在一定程度上可取代暴力，推动人类使用更加文明的方式达至交流、交际、传播目的。白丽娜（2013：138）曾在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研究中强调有效实现“我说你听”的互动，“让我们所说的，能够被国际社会听到、听清、听懂”，而这一过程始终离不开修辞的参与。在施行修辞行为之时，受众因各自国情、政策、外交原则、国际利益等的不同皆塑造了受众在不同情境中的身份，此时“各种文化、国家和个体都会与他们的身份有更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只会强化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莫伊西，2010：170）。主观的情感激发虽然能够有效影响受众决策，但是不免失之偏颇，因为情感背后的认知机制能够帮助修辞者理解并调节修辞者-受众关系。此时共情成为修辞考虑因素之一并能够影响受众的决定，修辞者也必须做出相应行动，共情修辞即是因应之策。

共情修辞是指在修辞目的的驱动下，修辞者有意识地使自己进入对受众的共情状态，在能力范围之内达成与受众情感的时间同步和类别同向，并能够清楚判断受众和自身情感类型及来源，区分受众和自我表征，随后设定并施行修辞策略。共情修辞在求同存异的现代国际环境之下，提倡修辞者在修辞实践之前从认知和情感两个层面了解受众，并在恰当范围之内向受众表现其共情努力，以此推动建立友好关系并赢得认同。全球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人类命运视角的共情性概念”（李怀亮，2020：1），在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生产与传播中，共情修辞则统一了形式与内容，成为内外都体现出人本主义的修辞路径。

两会期间的外长记者会、外交部相关涉外发言等重要场合是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关系、赢得外部认同的窗口，通过在修辞表达中加入共情进而传达修辞者态度的痕迹比比皆是，说明共情修辞已经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其运用范围由最初的人际沟通扩展至国际交流。通过和平方式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方式方法上具有一定要求，为了充分利用共情这一心理活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影响，我们可遵循共情的产生机制，在修辞途径中发挥其最大效用。

首先，增加对他国的客观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的共同体，也是每个国家的共同体，对他国准确的客观认知是共情修辞的基础和保障。修辞不是无中生有或徒添藻饰，而是在现实基础上寻找恰当的表现方式，因此认知型共情修辞的首要前提是保证客观认知他国并作出公正评价。其次，了解他国情感需求。巩固共同体理念的过程中“最可能也是最需要的、最有价值的就是情感的沟通和共鸣，是‘情感共同体’的构建……而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最突出的障碍就是如何克服‘情感的冲突’”（胡范铸，2017：97-98）。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经济、科技、政治等为衔接，但情感因素已无形中催生出更强力的粘合效应。认清他国客观情形之后，也要对其情感需要做出反馈。在交流中流露出与受众相似或符合情感氛围的修辞表达，不仅能够为国际交流带来人文主义温度，同样有助于加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力。再次，提升修辞表现能力。作出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的准备发生于修辞活动之前，如何使其表现于具体修辞是关键步骤，也是达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的的重心。共情修辞的实践需要修辞者具有高超修辞能力的同时，也具有能够将共情心理加入修辞实践的融会贯通能力。共情修辞是将心理活动与修辞活动内外结合的双轨机制，让更多国家看到修辞者真情实感的同时，其自身被认知、被理解、被尊重等需求得到满足，良好的国际交流氛围则有被塑造的可能，共同体意识也得到凸显。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非一朝一夕之工，亦非一字一句之力，长远不懈的修辞努力和斟酌谨慎的修辞心态是个体国家作为修辞者所需保持的基本修辞态度，而对共情修辞这一理念的合理发掘与运用则有助于促进国家之间的顺畅理解与和谐交流，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增砖添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