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 开新 简约
——新编古装戏《董生与李氏》《踏伞行》的启示

高文超

（天津市艺术研究所，天津 300050）

福建省武夷剧作社自成立以来，创作了一批质量上乘的戏曲作品，被称为当代戏曲创作的高地，走在了全国戏曲创作的前列。福建泉州剧作家王仁杰的《董生与李氏》，在2003-2004 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评选中，经专家一致同意获得满分，被誉为“几乎无可挑剔”的罕见之作。2019年秋天在福建举办的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戏曲理论评论家傅谨不吝溢美之词，东道主的6 部戏剧作品“一骑绝尘”，提升了整届戏剧节剧目的水平[1]。福建莆田剧作家周长斌的《踏伞行》堪称“惊艳之作”，成为此届戏剧节最大亮点之一，得到了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两出新编古装戏异曲同工，聚焦于男女主人公平凡普通的爱情故事，反映了令人深思的现代价值与意义。

《董生与李氏》讲述的是穷书生董生受彭员外临终嘱托，监视彭之娇妻李氏，以防其生不端之心、行有悖礼教之事，而一向愚钝、传统的董生在监视李氏的过程中，渐渐对李氏产生了暧昧之情，二人暗生情愫进而“监守自盗”的故事。《踏伞行》讲述的是一对未曾谋面、腹内定下姻缘的男女主人公陈时中与王慧兰，在战乱中意外相识并相伴寻亲，王慧兰知晓陈时中身份后却故意试探陈时中的诚意，不明就里的陈时中对王慧兰一见钟情，矢口否认了自己有过婚配的事实。王慧兰十分失望，而陈时中知晓事实后羞愧难当，但仍执着地向王慧兰道歉并求亲，王慧兰被陈时中的诚心感动，最终二人终成眷属。两出戏曲剧目虽然时间跨度达十多年，意蕴却一脉相承，具有显著的代表性，能够充分反映多年来福建省戏曲创作的思路与水平。对他们进行定点分析、总结经验，可以为今后的戏曲创作提供一定启示。

一、返本

《董生与李氏》《踏伞行》两出戏都具有鲜明的“返本”特点，富含古典文学趣味，题材选择上符合本剧种的个性特征，在主创团队回归传统的原则指导下，表演、唱腔、程式等方面努力呈现本剧种特色，两出新编古装戏在展现戏曲艺术魅力以及传承中国戏曲文化上具有一定意义。

（一）题材选择符合传统

《董生与李氏》的题材选择是基于王仁杰对梨园戏深刻认识与把握基础之上的，他将现代农村题材短篇小说《乌鸦》移植到古代，通过简单的故事展现人性的复杂，同梨园戏的传统精神实质一脉相承，观众在欣赏剧目时毫无违和与造作之感，这些都得益于名家王仁杰先生的妙笔生花。《踏伞行》相比《董生与李氏》在符合传统题材方面更加直接。《踏伞行》的情节“逃难遇亲”来自莆仙戏的传统戏《双珠记》，周长斌将两出经典折子戏《瑞兰走雨》《益春留伞》的精华编织进陈时中与王慧兰的爱情故事中，让整出剧目显现出浓厚的传统意味。两部剧目的题材无论是暗合传统还是直接取材传统，都为整部剧目走向传统复归的道路打下基础。

（二）创排原则回归古典

《董生与李氏》是由梨园戏作家王仁杰创作，保证了一度创作符合古典文学的特征，并聘请了上海戏剧学院著名导演卢昂。卢昂在阅读了剧本之后感受到了王仁杰先生深厚的文学功力，结合自身多年的教学和执导经验，决定保持《董生与李氏》剧作浓郁之古典风韵，进而将此推为极致，是二度创作之要点。他确定的创排原则有三条完全旨向古典：重拾古典戏曲之遗制，回归古典戏曲之自由精神，彰显梨园古戏之本体特色。周长斌在创作《踏伞行》之初，就希望制作一出集莆仙戏传统艺术精华于一身的剧目，把“包括表演、科介、音乐唱腔、锣鼓点这些非常宝贵的东西有机结合起来”[2]，这是《踏伞行》在排演阶段走向古典的基础。徐春兰导演作为外来导演，在将《踏伞行》搬上舞台后，由莆仙戏专家组成工作组在徐导创排的基础上对《踏伞行》进行“入味加工”，使其富含莆仙戏的艺术特色。经过这次向古典的再度回归，《踏伞行》终于在舞台上立了起来。

（三）剧种特色凸显本真

在当前地方戏走向衰微的大背景下，许多人将其归因为方言、唱腔、表演受众较小，建议用普通话代替方言，改革地方戏的戏曲音乐以便大众化。而这两出戏的成功，否定了这种戕害地方戏根本的论调，让关于地方戏发展提高的探讨回到正轨。越是凸显剧种本真的地方戏，越是植根于民间大众中的戏曲，就越具有强大生命力。两出戏在表演过程中，将传统的程式以及经典折子戏的表演精华恰当地运用在剧目中，充分保留本剧种的表演特长。此外，还在唱腔、古典文学剧本的特征上下足功夫，让熟悉剧种特点的观众马上就能识别定位，而那些新观众也在耳目一新的感受下迷醉于戏曲艺术的魅力。两出戏的成功再次启示我们，在当代戏曲创作中保留剧种特色如同保护泉水之源、树木之本一样至关重要。

二、开新

《董生与李氏》《踏伞行》在走向传统的基础上，力图传达现代价值与理念，让观众在欣赏传统戏曲时感悟具有现实启示意义的内涵。用形式吸引人、用内容教化人，在看与想的基础上有益于个体人生。此外，两出戏都聘请了外来的主创人员，保证新鲜血液的加入，可以对剧种自身而言习以为常的弊端进行改革提升，增强生命力与传播力。让传统的戏曲艺术接受现代艺术理念的养分，更好满足现代人的价值判断与审美观念，也更符合现代人的欣赏习惯。

（一）剧目富含现代意识与时尚品格

卢昂在排练《董生与李氏》时还确定了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则，《董生与李氏》剧目毕竟是当代古剧，其文辞背后所蕴含和闪现之现代品格，特别是与今天社会、人生之勾连、触击，还应进一步研磨、开掘。因而观众欣赏剧目时能够切实感受到虽是古代剧目却蕴含着现代意识与时尚品格，在走出剧场后仍然具有回味思考的价值。一个将传统儒学奉为圭臬，甚至比至圣先师孔子所讲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更进一步“畏妇人”的“四畏”儒生，在面对窈窕淑女李氏时，逐渐被她吸引直至彻底沦陷爱上李氏。在无颜面对彭员外的责问时，董生刚开始羞愧难当，但是在彭员外要求其代杀李氏时，董生内在被埋没已久的自我意识终于奋起反抗，批判假道学维护真人性，彭员外自知理亏败下阵来，董生与李氏最终成全好事。面对爱情时要勇敢地去追求，冲破一些人为的枷锁和羁绊，尤其是面对残存的封建礼教约束，更要有不破不立的精神，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踏伞行》似乎是一个现代故事直接放在古代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虽是古人爱情，但与现代社会男女爱情相通。设置一个骗局来考验对方对自己的爱情是否忠贞，在当下社会现实中也时有发生，通过这种方式来考验男友，也经常出现各种悲剧结局，与该剧中王慧兰的做法不谋而合。男女二人站在各自出发点都是可以理解的，却又都是错误的。不过通过这种巧妙设置，陈时中和王慧兰人性的复杂与张力充分彰显出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过，人和人性有着无限丰富性、无限复杂性以及无限的玄妙性和无限的可能性。尤为难得的是，剧目并未努力为此作出终极回答，而是将其置于开放状态，留给观众以丰富的自答空间。但仍用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视角尝试解决，“这世间有的事能试得，有些事试不得”“人一世不长，少计较，吃酒后讲的话不算数”，朴素的哲学观念反而更能得到大众的正面反馈，也有较强的教育意义。

（二）剧目创新符合现代审美

卢昂作为《董生与李氏》的外请导演，对梨园戏并不是内行，许多老艺术家担心卢导将剧目排变味，在卢导第一次来团里说戏时，他们挤满了排练场。因此，卢导在把握梨园戏传统的同时，也赋予《董生与李氏》新的元素，在形式与内容上都进行了创新。在形式上，乐队走到了台前，将筛黄豆模拟雨声的传统方法搬上了舞台，梨园戏极具特色的伴奏乐器压脚鼓也得以让更多人知晓。乐队人员参与到了演出之中，与演员之间有了互动。这种打通台前幕后的表演手法，拓宽了表演空间，也让“第四堵墙”的障碍得以消除。在内容上，在确定的创排方针指引下，对于角色有着更准确明晰的定位，对剧目整体风格进行了确定。当前新编古装戏的男女主人公经常陷入平面化、僵化、脸谱化的痴男怨女定位，但王仁杰、卢昂赋予了董生外表迂腐、内心却极富个性的角色魅力，剧中李氏相比没有董生出彩，但她的细腻和情趣在与董生的跟踪与反跟踪、观察与反观察的过程中体现了出来。二人在封建传统礼教的束缚下偶尔闪现的人性光辉难能可贵且动人，最终在冲破礼教的捆绑后实现了人性、人情、人味的胜利。《董生与李氏》在剧目风格上走向了抒情喜剧，让当代观众在高压力、快节奏的社会中，欣赏剧目时可以让心灵有放松喘息之机，使人心情愉悦，平添了观众对剧情高潮的期待。

《踏伞行》同样是外聘的导演，徐春兰导演对于莆仙戏了解不多，只能靠看传统莆仙戏视频进行学习了解。但正应了那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为旁观者的徐导反而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莆仙戏的弊端，如嘈杂的锣鼓点、呆板的空间、单调的舞台、拖沓的节奏等。因此，徐导为《踏伞行》注入现代演剧理念，融入新的优秀元素，大胆对莆仙戏进行“改良”从而使其更符合现代人审美。在舞台空间的调度、人物情感的揭示方面，都比传统莆仙戏又善亦美，尤其是在音乐方面，努力引进京昆的表演，虽然在排练过程中经过了痛苦磨合，但最终获得了大家认可，听来、演来让人眼前一亮。徐导对剧目结尾进行了合理化处置，她让陈时中退婚之后再向王慧兰提亲，坚定地表达出了陈时中对王慧兰的爱意，这就为王慧兰原谅陈时中给出了充足的理由，较原先的剧情设定更具有说服力。徐导对莆仙戏的部分元素进一步细化、美化、合理化，适应了当代人的审美要求。

三、简约

《董生与李氏》《踏伞行》两场演出呈现的整体风貌十分简约、精致，讲述的故事简单清晰明了，没有多余的笔触，所以能集中笔墨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塑造的人物细腻、饱满、动人心魄。题材反映的是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不是当前号召的现实题材及革命历史题材，虽非主旋律反映的却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舞美简洁，没有追随潮流走宏大叙事的大制作套路，有利于营造安谧娴静的意境，使整个舞台充满诗情画意的美感。

（一）故事简单，注重心理描写

《董生与李氏》《踏伞行》是将故事背景放置在古代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一个是突破封建束缚二人归于美满，另外一个则是男女主人公的感情面临考验，最后男方用实际行动获得了女方的谅解。正是这样简单的故事，编导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人物心理的丰富、深化。两出戏情节跌宕起伏、妙趣横生，为戏曲的浓情演绎留足空间。

《董生与李氏》中的董生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却萌生了对李氏的爱意，礼教的压抑与人性的渴望相互较量、斗争，在两股力量的拉扯下，董生的矛盾心理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第三出《蹬墙夜窥》中，董生在监视李氏的过程中，从起初的怀疑李氏再到因对李氏有了好感产生嫉妒之心，将男子“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心理活动生动地表现给了观众。李氏反而在整出戏中处于主动地位，得知董生监视自己之后，戏弄董生、保护董生、激发董生，在二人关系中处于隐形的主导地位，将李氏敢于追求爱情不畏封建礼教的可贵品质与勇气细腻充分地刻画了出来。

《踏伞行》着力于二人在途中的纠缠。孤身一人的王慧兰在兵荒马乱的外地，三番五次欲与陈时中相伴而行却畏首畏尾，在传统理念与追求安全的犹豫中，展现了一种可爱聪慧的形象。后来在酒店中，王慧兰试探陈时中是否有过婚配时，陈时中当场也有过迟疑，但却控制不住自己对王慧兰的心动，对王慧兰撒谎招来了一场风波。在紧凑的情节、环环相扣的矛盾冲突中将王慧兰、陈时中的心理活动揭示了出来。王慧兰由初见时的羞、知是未婚夫时的喜、面对谎言时的怒、众人知情后的恼，最后见到陈时中诚心后的谅，将一位懵懂少女面对感情时的心理活动展现了出来。陈时中在与王慧兰的接触过程中爱上了王慧兰，在谎言被揭穿后十分懊但没有放弃，仍坚定地向王慧兰表达爱意，表现了陈时中面对爱情时的勇敢与执着。

（二）舞美简洁，展现诗意画卷

《董生与李氏》《踏伞行》两出戏的舞美简洁干净，在回归传统舞美特色的同时又改变了其单调乏味甚至僵硬呆板的弊端，使得整出戏细腻灵动、优雅美好、清新婉约。导演将“移步不换形”、虚拟性及假定性艺术手段等新的导演理论和技术应用到整出戏之中，演出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使观众置身于一种诗意盎然而又美轮美奂的意境之中。这样的文艺作品与当前部分戏曲创作走向大制作的宏大叙事趋势不同，将足够的空间留给演员去发挥，这就给了演员更多的施展空间。

《董生与李氏》的舞台是一个有着一定斜度的平台，主要是便于将梨园戏重视脚部表演的特点呈现出来，观众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演员的脚部动作。整个舞台的中间是一个类似传统闽南居民建筑中的“天井”，可以起到放大镜作用，更容易集中观众注意力。舞台最里侧是具有闽南民居特色的落地“窗格”，且随着剧情的推进不断转换，一幅幅秀美隽永的水墨画勾勒出或暧昧或精妙或柔情的意境。两侧通过百叶窗似的帘子将乐队与演员空间隔开，且面向观众可以参与到整场演出中来，整个空间得到了充分利用。

第一出“临终嘱托”中的香炉、屏风、院墙、弯月，第二出“每日功课”中的树影、房屋的翼角，第三出“登墙夜窥”中的杏花怒放、古松、弯月，第四出“监守自盗”中的红叶、弯月、纱幔、绣鞋，第五出“坟前舌争”中的乱树枝、石狮子、香炉，最后大结局是木棉花开、满台红花，每一出都是由几个意象组成，呈现出了不同的诗意。一弯明月是贯穿整部剧大部分时间的意象，再配合上幽暗的天空，沉浸在古朴、典雅、精致的氛围之中，夜幕下的世界精彩而又暧昧不清，寓示着有一种浓情在酝酿发生，最后得见天日，董生与李氏的地下恋情最终可以光明正大地表现出来。

《踏伞行》舞美简洁清新，摒弃一系列导演炫技，将舞台空间充分留给表演主体，一切均以突出人物、为剧情推进服务。剧中设置了台中台，与《董生与李氏》的“天井”类似，将他们限定在“百戏楼”之内，放大了演员的表演。充分发挥中国戏曲虚拟性的特色，一物多用、一景多义。该剧共《踏伞》《听雨》《又雨》《共渡》四折，在第二折、第三折主要的表演道具是一桌二椅，既能当作二人睡觉时的床铺，又能当作对饮时的座椅。整个舞台空间全部由演员表演来展现各种繁杂场景，如乱世中的野外、旅途中的客店、风雨中的行船等等，演员通过圆场与台步，使整个舞台被全部运用，且毫无死角。

简单的道具留足了表导演的空间。一把“伞”在整出戏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许多的表演、剧情都靠它来支撑推进。开场王慧兰拖伞、抢伞、踏伞、跪伞到陈时中主动递伞、打伞，最后二人共同撑伞，将二人感情描摹得细致到位，“伞”最终成了一个重要意象，将二人的情感变化通过“伞”巧妙地表达出来，升华了剧目主题。此外，本剧更为重要的舞美道具是“雨”，雨声起到了昭示主题的效果，蕴含了年轻男女在爱情长跑中会经常受到考验的深意。相遇时“下雨”，住店时“听雨”，失望时“又雨”，即便在二人重归于好时也是在“雨中”。“雨”既是人物内心变化的外显，也是自然环境烘托氛围的常用方法。雨声与舞台后方的古典中国画相映成趣，一幅幅浓郁的诗意山水画弥漫而开，整个舞台充满浓浓的诗意。

四、结语

《董生与李氏》《踏伞行》的成功具有普遍意义，证明了当前的戏曲创作仍然可以成为经典并得到大众的认可，增强了广大戏曲工作者的文化自信。对两出戏进行分析获得许多重要启示，舞台表演典雅、精致，将古典题材与现代审美结合，注重挖掘剧目丰富的人性与深刻的哲理，发挥戏曲艺术“曲尽人情”之妙，在吸引新观众、满足老观众上做到了很好的平衡；坚定地重视传统艺术形式，保持本剧种的特色，在回归戏曲本体的同时，祛除不适宜当代审美的一些成分，并为剧目注入剧作家对这个时代的深切感悟和思考，走出了一条充满文化自信的创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