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国家意识初论

郝晏荣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河北 石家庄 050051)

一

近代思想家严复是学术界一颗永不褪色的明星，几乎在任何时期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严复的思想和学术，涉猎广泛，影响多面。对严复的研究，涉及到哲学、历史、法律、政治、经济、文学、语言、翻译、教育等众多学科。到目前为止，学术界的研究已经把严复塑造成三个思想家的标志和形象：其一，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严复。这一派学术史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有一个持续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传承，严复就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奠定人。这一学术观念对严复的研究，侧重于对严复思想中自由主义含义的挖掘和辨析，研究严复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关联，研究严复对中国后来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异同，同时分析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命运等。其二，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严复。学术界认为，近代中国有一个久远的启蒙思潮，严复在这一思想脉路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毛泽东把严复列为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的、向西方学习先进思想的历史人物，到李泽厚对严复的开创性研究，严复作为启蒙思潮中的一个核心性思想家的地位被确定。这一派学术史侧重挖掘严复思想体系之中民主、自由、科学、法治的元素和精神，阐发严复这些思想观念的价值，对比严复早期与晚期的思想差别，并将严复的启蒙思想与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比研究。其三，作为致力于中国富强的严复。美国学者史华慈首先开启了从这一角度研究严复的先例，他的研究带动了国内的众多学者，从追求国家富强的角度研究严复，在国内也蔚然成风，取得众多研究成果。其四，作为进化论思想家的严复。严复传播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在近代中国是第一人，由于严复的介绍和传播，社会进化论在近代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思潮，对社会各方面都有影响。

一个思想家的思想观念必然是多重的，对其研究也应该是多角度、多路径的。此外，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观念，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上述从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国家富强等角度对严复的研究，既呈现了严复思想的不同侧面，也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观念之下对严复思想的不同观照。这些研究有重复也有侧重，各自呈现了严复思想的不同价值和面目，也把对严复的研究引向了不同的方向和领域。尽管如此，对严复的研究仍然有可以进一步开拓的内容，本文所提出的严复思想中的国家意识就是其中之一。无论严复作为一个致力于中国富强的思想者，还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者，还是一个启蒙思想者，都必然要考虑到国家问题的方方面面。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如同民主、自由、富强等观念一样，在严复的思想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严复都对国家问题有众多的而且非常深刻的思考，这些思考无论对当时的现实还是对后世的今天，都有很重要的价值。

研究严复的国家意识，不仅是出于研究严复思想本身的需要，也是基于研究总结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考量。近代的中国与日本同处东亚，同处儒家文化的历史背景之下，也同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通商之害。但日本在经历了短暂的失败之后，很快振作，以明治维新为起点，迅速走出了失败的困境，成为亚洲仅有的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先是打败了清政府，接着战胜俄国，不仅确立了其在东亚主导者的地位，而且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为什么中日两国文化历史条件相近，面临的世界局势一致，最后的发展结果却完全不一样呢？对此问题，不仅中日两国的学者有过深入的研究，许多欧美学者也曾做过多方面的考究，最终答案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在有些有见识、有救国抱负的人的眼里，近代中国的失败，败就败在中国的国家体制不行，没有民主的元素，没有法制的元素，所以，中国必须改革旧的王朝体制，建立现代化的政府机构，所以他们要搞维新，搞革命，要推翻旧制度。在另外一些有志于救国的人看来，近代中国的失败，根源在于中国没有西方的科学技术，没有坚船利炮，于是他们开始派遣留学生向西方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学习造船、开矿、修铁路、办电报、建工厂等。还有一些人认为近代中国的失败根源在教育落后，四书五经缺乏近代思想的内容，科举制阻塞人才的选拔和成长，中国要富强，必须首先建立现代教育体制，于是，就有许多有识之士建立许多大学、师范、中小学，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在迈出近代化的步子上稍微有些迟缓，但在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之后，政府与有识之士共同开发潜力、向着目标的努力并不懈怠。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艰难的运作，付出了无数生命和鲜血的代价，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最终还是失败了。反思失败的原因，最后只能归结为一条，这就是由于国家的失败。在笔者看来，中日两国在近代化道路上的不同命运和结局，是由一个关键的差距造成的，这个差距就是日本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保持完整的国家形态，而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内外各种原因致使国家解体，由此造成了一切近代化课题的延误和迟滞，也就是说，国家的失败是近代以来中国一切失败的根源之中的根源。造成了其他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没有国家这一大的平台，其它一切建造都是空中楼阁，教育、军事、文化、经济等都无从谈起。可惜的是，近代以来无数个先进的思想者、政治家，都没有认识到这一关键点，他们在次要的方面费尽心血，付出高昂代价，收获却微乎其微。严复是这些先进人物之中唯一的例外。在那些与严复同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等人一直在为那些并不重要的问题奔走呼号的时候，严复一直在紧紧地盯着最关键最紧要的部位，不断地从各个角度提醒国人，要把国家问题当做最重要的思考点，一切行为都要围绕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运作，严复的译著、他的文章、他的书评等，都贯穿这一个核心的命题，就是保障国家的完整，如何致国家于富强。

提出研究严复的国家观念，并不仅仅出于研究严复思想本身的需要，也有重要的现实方面的考量。2014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大限度团结依靠各族群众，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成果”[1]。既然国家意识关乎国家的团结、民族的复兴，那它不仅应该是我们今天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也应该是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完整深刻而又有现实价值的国家意识观念，只有在严复思想体系中才能挖掘，其他思想者由于其思想的侧重面不同，难以从这一重要的话题挖掘出有价值的思想内容。

二

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界文化界，都是围绕着如何改变国家积贫积弱，使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这一目标展开自己的观念的。但是，在具体的思考和推进过程中，大多数人抓住一个问题，把这一个问题作为改变中国命运的抓手，忽视了其他因素。严复与上述先进人士思路的不同在于，他把国家的积贫积弱这一困境作为一个整体的难题来思考，他认为近代的中国所面临的是一个从体制到文化、从经济到军事等，这样一种整体的、全局的困境，面对这种困境，需要我们拿出全局的对策来应付，那种变甲变乙的局部性的改革和思考，根本不足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只能更为加剧自身的危机，因此，他反对中国政治舞台和思想界的这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作法，特别是反对那种简单化地照搬西方经验来改革中国政体的做法。由此，严复虽然是自强运动涉事者，又是戊戌变法的参与者，亲身经历了晚清的新政改革、辛亥革命后新政体的创建，但是严复对上述政治事件都是持批评态度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改革都是仅仅涉及到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局部问题，没有全局的、整体的、社会有机的观念。但是，在严复那里我们看到的是，当他思考文化问题的时候，同时他还顾忌到政治问题；当他思考政治问题的时候，他还顾及到民情和社会观念问题；他反对那种急切的、一意孤行的观念和改革，反对那种不顾国情，一味照搬他国做法的思想和行为。严复把国家意识放在他的整体思想之中，与其文化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等协同并进，这是严复国家意识的一大特色。

严复的国家意识还与他的思想性格有关。严复的思想性格包括，其一，严复受过严谨系统的训练。严复早年在船政学堂读书，后来又到英国学习海军技术，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数受过严格自然科学训练的社会科学思想家之一，因此，他的思想行为带有深深的自然科学本身具有的严谨、求实、逻辑清楚的特色，这与其他思想者如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人有明显区别。相比于其他思想者，严复的议论和发言都是在极其严谨和周密的思考下做出的，很少有其他人物所不可避免的情绪化的、利益化的、党派化的、想象性的，以及基于一时一事的境遇发言议论的情形。其二，严复在四十多岁才开始登上文化思想的舞台，这个时候，他的思想个性都已完全成熟，对国家社会的观察已经足够深刻，他的思想言论是在充分准备的背景下产生的。人们往往抓住了严复在某一时刻的，针对某一问题产生的观念，认为严复的国家意识是保守的、激进的，是自由主义式的，或者是传统法家式的等等，都不足以全面阐发严复的国家意识。只有把严复早期的思想、晚期的思想，以及有关文化问题的思考，有关经济、教育政治等问题的思考集合在一起，才能得出完整的有关严复的国家观念的结论。其三，严复身上兼具了自强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双重的思想追求和文化性格。从清末的自强运动到民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主题的转折，前者追求的是国家的富强和现代化，后者追求的是人性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对于横亘这两个时代的严复来说，他的思想完全是超越的、跨时代的。严复在洋务派的阵营中，抱着追求国家富强的目的，为清政府服务了几十年，但在实际的思想观念上，他又不属于洋务阵营。准确地说，他是横亘在清末与民初两个思想时代之间的桥梁，同时又是清末与民初两个思想主题的汇合者。与清末追求国家富强的观念相比，严复的思想更加深邃；同民初追求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观念相比，严复的认识更加沉重。他是清末由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领导的侧重于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行为的参与者和批评者；他又是民初由陈独秀、胡适等人领导的追求文化思想革命运动的开创者和对立者。

具体说来，严复的国家意识有几个特色。其一，与个人、群体相比，国家的地位是最重要的。严复认为，近代以来世界局势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存竞争。没有完整的国家形态，文化发展、经济开发、军事增长、教育进步等都根本不可能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与日本一个失败一个成功的对比，就是因为后者在近代历史的转折过程中保持了国家形态的完整，而中国则是因为国家形态持续的混乱，导致其他一系列追求的失败。其二，基于中国现实与历史的复杂性，在国家发展的目标上，必须把完整、和谐、稳定作为首要考量，其他目标和追求都在其次。严复不仅深知国家的重要性，更深知国家问题的复杂性和危险性。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者只考虑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和国家政体的变革，而严复则考虑到这种变革将会带来国家分裂的严重性，“合众民主定局之后，将何以处辽沈，何以处蒙古、准噶尔、新疆、卫藏”[2]556等。基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刻认知，严复认为，国家是重器，动则血流成河，动乱不止。其三，严复崇敬民主的政治价值，赞佩西方民主国家的成就，但在现实社会中，严复却一度反对中国建立议会宪政体制。他认为这与中国贫穷的现实和民众的素质完全不合，并且预言到议会宪政体制在当时的中国不仅不会成功，而且还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严复认为，目下中国急切所需的是建立权威性国家体制，以集中力量实现富强的目标，而议会宪政体制并不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其四，重视立国基础和立国精神。严复认为，中国国家的立国基础和立国精神不仅应该包含西方的科学、民主、法治元素，同时也应该包括中国传统的仁政思想，应该认真总结并吸收传统观念中的现代元素。在严复看来，东西方的立国观念和精神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的。严复的基本认知是，中国文化观念中包含有丰富的现代化营养，但必须借助西方新式机器来开采发掘；而且，我们越是引进西方的观念，越是会感觉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贵。其五，关于中国未来国家的定位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上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已经有了很多，严复对其作了总结和分类。一是如美国、英国这样的具备民主的体制和发达的经济这样双重成分的国家。二是如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只追求国家的经济发展，追求军事上的强权，忽视了政治上的民主建设。三是俄国这样的国家，经济上不发达，政治上没有民主，军事上追求强权。严复认为，未来的中国，首先要避免俄国这样的道路，其次应该吸收日本、德国的一些成功经验，但不把它们作为发展的样板。中国国家建设的目标应该是英国和美国这样兼具经济和政治现代化成分的国家。其六，严复对未来中国的担心。综合严复的观念，我们可以看到，严复对中国的未来既充满希望，又极具危机感。他最担心的首先是未来中国国家分裂的危险，其次则担心中国一切唯西方是取，食洋不化，忽视了中国特殊性的发展走向。严复晚年针对国家建设的目标，曾经反复强调一个思想，这就是理有公理，法无死法，中国在国家建设和发展方面必须拒绝全盘西化的选择。应该说，严复的这些观念和担心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是一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民族、国家大有裨益的思想。

三

严复的国家意识除了所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对中国传统历史和政治的深刻解析。严复的思想使命是传播西方先进文化和学术。在做这一工作的同时，严复还花费很大的精力分析中国的历史和政治传统，找出中国与西方的具体细微的差别，找出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真正缺陷和优势。这些思想与观念的细微构成了严复国家意识的重要内容之一。

严复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剖析，是从中西国家的对比开始的。 在《论事变之亟》这篇名文中，严复开篇就列举了中国与西方国家观念上的几大不同：“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然而，这些不同仅仅道出了中西国家的表面差别，其关键的、命脉的不同还不是这些，严复说：“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道理初无异也。顾彼行而常通，吾行而常病者，则自由与不自由异耳”[2]2

有没有自由是中西国家的一个最根本的不同。正是这一不同造成了中西历史的其他种种差别。 严复说：“自古无无弊之法。方民德未进，民智未宏，则法之为弊尤众。故一法之行，皆有其便不便者。缓急轻重，则有之矣……中国自秦以来，其立政大体，多与罗马季年相若。知防奸塞弊矣，而不知有远且大者之邦本利源，与所塞所防者将俱去矣……三代后法，大抵以禁非有余，而以进治不足，卒之祸常发于所虑之外，弊即伏于周防之中。而财力匮单，人才削乏，有欲图挽救而不能者矣。”[2]883“禁非有余，进治不足”是严复对中国传统国家理念一针见血的评价。循着这一理念，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国家在禁止人民自由方面所做的细致入微的政策限制，其禁言论、禁出行、禁迁移、禁出海等，国家在禁止人民在作为方面几乎无所不用其极。统治者满以为通过这样无所不至的严禁措施，尽可以保持其统治的稳固，保持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岂不知这样一种“禁非有余，进治不足”的国家理念，造成了举国上下的萎靡不振，造成了国势的衰败，造成了民心、民力、民德的颓丧，“祸常发于所虑之外，弊即伏于周防之中”，专制国家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同时也剥夺了国家的活力和生气，使中国在与列强的竞争中，永远处于不可挽救的败局之中。

专制国家既不能给人民自由，也不能给人民幸福，严复说：“盖惟专制之国家，其立法也，塞奸之事九，而善国利民之事一。此可即吾国一切之法度，而征此言之不诬。顾用如是之法度，其国必不进也”[2]。其实，何止是立法，专制国家的用人、立制、兴学、讨伐，甚至是治河、发明等，很少是出于利民的考虑，大多是为了所谓的“防奸塞弊”，即都含有极深远的政治目标，并没有多少民生的成分在内。无视民生的利益和诉求，在中国传统的制度中处处可见，严复举例说：“中国度量衡三者之纷，自宋代已然。……吾不意中国号为文明四千余年，而于民生最急之端，坏乱至于此极。”[2]君主集团与官僚集团的一切行为就是为了君主与官僚自身，没有一点为民的考虑，也没有一点为民的措施，以至于“民生最急之端，坏乱至于此极”。因为在专制国家统治者眼里，民众即是奴虏，既不配享有自由，也不配享有衣食家庭方面的幸福，在专制国家的政治序列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最高统治者自身的地位和利益，其次则是官僚集团的地位和利益，民众的利益与诉求是不会被考虑在内的。虽然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孟子一再提醒统治者，“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3]573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荀子也提出：“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他还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4]97。尽管有这多思想家言论的提醒和告诫，但中国的专制制度是很难容下这些伟大的亲民观念的，在实际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操作中，与这些思想家的理想与设计正好相反，民既没有被赋予自由的权利，也没有被赋予幸福的权利。这是中国传统国家体制的一大缺陷。

严复揭示的中国传统的国家体制的另一个弊端是严重的官本位，也就是高度的官僚垄断。他说：“于右所言，又以见中西言治根本之大不同也。西人之言政也，以其柄为本属诸民，而政府所得而操之者，民予之也，……中国之言政也，寸权尺柄，皆属官家……”[2]930严复的这句话，是我们素知的那一句古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极好注释。在古代，皇帝与大臣成为中国一切权势的共同垄断者。 帝王掌握所有权，官僚掌握管理权；帝王选择、任命官僚，官僚为帝王代管国家的一切事务。由此延伸出中国国家体制的一个悖论：“盖吾国公家之事，在在任之以官。官之手足耳目，有限者也。考绩之所不及，财力之所不供，彼于所官之土，固无爱也；而著籍之民，又限于法，虽欲完治其地而不能。若百千年之后，遂成心习，人各顾私，而街巷城市，以其莫顾恤也，遂无一治者……顾谋国者，以钤制其民之私便，必使之无所得为于其间 ，乃转授全权于莫知谁何视此如传舍之人……呜呼！如是之制，虽与之以五洲之名都，天下之雄邑，……未有不鞠为茂草者也。……而最病者，则通国之民不知公德为底物，爱国为何语，遂使泰西诸邦，群呼支那为苦力国。”[2]985。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企业还是军队，无论是政府还是社团，官僚治理是一个离不开的团队和方式。中国是世界上较早使用官僚治国的国家之一，对官僚的选拔、使用、监督、惩罚、奖励，构成了中国政治史、文化史的主要内容，而且还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但是，从严复的论述来看，我们古代的官僚治国制度和传统其中当然含有伟大的文明创造，但也留下了不少负面的遗产，以至于在新的国家理念和设计中不得不对此有所警醒和克服。在严复眼里，中国官僚治国的制度和传统，首先留下了愚民思想后遗症，官僚垄断了国家所有的资源和权利，小民对国家之事没有任何分享和分担，日常月久，遂使后代的中国人普遍的只知道各顾其私，“不知公德为底物，爱国为何语”，甚至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坑害国家，留下重大的国计民生之大损。在严复的论述中，中国官僚治国留下的第二个负面遗产是官僚群体普遍贪污腐败行为，他说：“吾国贪黩之风至于官吏而极，上自政府爵贵，下至丞尉隶胥，几于无一免者”[2]989。严复进一步论述道：“而中国税不中饱，官不牙侩者谁乎？此中国赋税其大弊所以归于不核。多为沮梗，于国无利，于民大损，一不核也；制为中饱，民出者多，国得者寡，二不核也。此上下所以交丧，而廉耻所以益衰，举坐此耳。”[2]916严复在清政府任职多年，对清王朝官场的腐败程度应该是有深刻认知的。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官场的贪污腐败在宋代和宋代之前一直都是个别现象，并不是普遍行为。古代官僚的群体性腐败是从元代开始的，明朝的统治者曾经花费很大力气控制官僚群体的腐败，并收到了很大成效，但清王朝又恢复并纵容这一行为，到晚清时期已变得不可收拾。严复所论述的就是他亲眼所见的，用于概括清王朝的官场形象，是一点也没有差错的。中国官僚治国留下的第三个负面遗产是，官僚群体压制侵占其他领域的人才，造成社会的畸形发展。严复说：“中国重士，以其法之效果，遂令通国之聪明才力，皆趋于为官。百工九流之业，贤者不居。……一旦其国入于天演之竞争，乃俛然不可以终日。”[2]1000由于官僚队伍的高度专权和利益垄断机制，古代的中国人都特别热衷于做官，优秀的人士都集中于这一领域，使其他领域的人才严重缺乏，比如军事人才、科技人才、农业人才、商贾人才等，人才缺乏导致经济社会的发展失去平衡，也导致整个国家失去活力，以至于近代中国在与列强的竞争之中处于弱势。

事实上，严复对中国传统的研究和反思，其结论并不完全都是负面的，严复的国家意识也有很多积极的观念。对中国历史的深入探究使严复从好多方面看到，中国虽目下处于弱势，处于被列强各国的宰割之中，但这种局面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中国可为大国、强国的资源和优势还是有很多的，严复说：“夫中国今日虽为耎国，而终为外人所严惮，而恐为其子孙忧者，有二事焉：一曰土地广大，物产浩博也；一曰民庶而勤，作苦治生也。”[2]896这是中国存在的一个最大的优势，也是为世人都不得不承认的一大优势。经过上千年列祖列宗的开疆拓土，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其面积资源都可谓世界之巨无霸，也都足可成为国家强大之助力。此外，中国国民吃苦耐劳勤奋置业，在世界各国之中也是顶顶出名的，仅这两大条件就可以使中国成为堂堂大国和强国。其实，这两个观念并不仅是严复的认识，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认为以中国国土之大，中国人口之多，中国人种之勤，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并不难。严复认同这一观念，但是严复进而认为，仅仅凭这个优势，中国还是不足以全面翻身，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国。严复认为，促使中国强大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条件，这就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严复说：“且吾民之智德力，经四千年之进化，虽至今日，其短日彰，不可为讳。顾使深而求之，其中实有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使一旦幡然悟旧法陈义之不足殉，而知成见积习之实为吾害，尽去腐秽，惟强是求，何贫弱奴隶之足忧哉？”[2]933-934严复进而指出：“夫宗教、哲学、文章、术艺，皆于人心有至灵之效。使欧民无希腊以导其先，罗马以继其后，又不得耶、回诸教纬于其间，吾未见其能有今日也。是故亚洲今日诸种，如支那，如印度，尚不至遂为异种所尅灭者，亦以数千年教化，有影响果效之可言。特修古而更新之，须时日耳。”[2]981除了广大的国土，勤劳的民众，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这就是数千年的道德、文明和精神传承。严复一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极大的智慧与精神宝库，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虽然有很多差异，但二者基本的结构和内涵是一致的，严复更认为，西方文化在中国越被输入，中国传统文化越被尊崇，中国传统的价值越被认可，东西方文化不是对立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支持相互挖掘相互照应的关系。严复的这一观念理应为我们今日所深思。

如上所述，严复对中国国家的未来一方面充满忧虑，另一方面又有一定的信心。在这种忧虑与信心之间，严复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必须严肃思考的思想问题。这就是严复关于中国百年畏惧，他在对比了五大洲民众的素质，对比了中西国家的制度优劣后，严复忽然产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惑，他说：“而中国之民，仅足为五洲当苦力乎？”[2]1009。严复的这个困惑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但是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严复的困惑却应该让人认真思考了。一个叫梅新育经济学家说：“多年以来，中国许多商品产量、出口量、国内销售量均居世界之冠，但品牌和销售渠道方面的不足、不公平的专利销售模式等，这一切让中国整个产业有沦为给人家打工卖命的苦力之虞。”[5]这并不是梅新育一个人的观点，今日的经济学家、实业家、政府官员等，都在担心中国的产业正在成为沦为全世界的“苦力”，全中国人都在为世界打工。而严复早在一百多年之前就已经产生这种忧虑了。百年前的严复之所以产生这一忧虑，一是出于对中国国家政策的短见的批评，严复说：“平生尝叹吾国人， 上下行事，不离两途：曰短命，一曰绝嗣。短命者，利一日之私，不为己后日地也；绝嗣者，苟一时之安，不为后人计也。”[2]1027二是出于对国民素质的担忧。“中国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坐国人之暗，人才之乏为最重。”[2]623-624。“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故近日所成之才，其病有二：为西人培其羽翼，一也；否则，所学非所用，知屠龙之技，而于当务之急则反茫然。至于学本易而故难之，事在近而故远之，尤其常遇一不遇者矣。号曰培才，徒虚语耳”[2]539。

严复所忧虑的，正是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尤其是一个现代强国的短板。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容我们下一步继续探讨严复的国家意识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