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数字普惠金融”机遇下乡村“产业兴旺”要素重组路径

高雪岩

【摘  要】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交汇期，“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基，数字基建的发展为乡村产业数字转型带来了契机。基于普惠金融、数字金融素养提升与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数字要素作为农村产业全要素生产的新力量，必然赋能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构建。论文探索数字要素助推要素结构重组优化的路径，并基于数字金融基建成本与成效产出、数字要素推进“产业兴旺”示范样本村建设与广泛推广等矛盾，在金融素养提升、互联网金融项目探索和内生驱动力量建设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促进农村“产业兴旺”。

【Abstract】In the converging period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dustrial prosper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has brought an opportunity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lusive finance， improvement of digital finance literac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digital elements， as a new force of all factor produc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will inevitably enabl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industries， new formats and new mod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ths of digital elements to promote the restructuring and optimization of element structure. Based on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cost and effectiveness of digital financ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nstration sample village and the extensive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prosperity" promoted by digital element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improvement of finance literacy， the exploration of internet financial projec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industrial prosperity" in rural areas.

【关键词】“产业兴旺”;数字要素;普惠金融;乡村振兴

【Keywords】"industrial prosperity"; digital elements; inclusive fin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F832.35;F3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21）12-0034-03

1 引言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县域、乡村金融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2020年决胜脱贫攻坚后，当前和未来将是我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交汇期，农村贫困进入以转型性的相对贫困与次生贫困为特点的新阶段，扶贫对象由绝对贫困人群转向相对、潜在贫困群体，呈现多维度贫困新特征，数字发展背景下的年龄及教育差异“数字鸿沟”影响发展均衡性。浙江是市场化程度高、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劳动力要素、土地等制度创新均位居全国前列，县域、乡镇经济发达，但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因此，相关机构构建县域、乡村“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低成本精确识别相对贫困人口，整体上提升数字金融投放效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避免金融资源扭曲配置，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从中央战略部署来看，201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要“做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有机衔接”的工作。2018年9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要“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2020年至2025年，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将显著缩小”。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发展農村‘数字普惠金融”。从浙江省政策规划来看，全省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态势良好，已打造11169个丰收驿站、2万多个村级金融服务点，覆盖所有乡镇和大多数行政村。“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指出，要将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倍，并提出进一步推进数字化改革，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全面对接。

2 普惠金融、数字金融素养提升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从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作用关系来看，首先，我国在金融改革进程中，城市通常作为金融的优先服务对象，农村区域的金融发展缓慢且落后，一些金融机构由于农村地区金融交易数量不足的原因，对营业网点的设立考量较多，“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发展具备脱离实体办公场地、覆盖偏远地域的特点，能够扩大金融服务乡村的纳入范围，整体上，金融科技的发展与移动通信技术的乡村普及发展为欠发达区域普惠金融服务改革提供了条件，降低了服务成本，提升了农村用户产业发展过程中金融服务的效率与消费能力。其次，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第三方机构协同金融机构，收集农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普通农户相关数据，积累信息完善农村金融用户的客户画像，识别群体偏好与信用状况，提高农民信贷可行性，方便获取小微、初创企业的起步资金，为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金融的融贷约束奠定良好的基础。

从数字金融素养提升与普惠金融成效的关系来看，数字金融素养可理解为在充分知晓消费者权益和申诉程序的前提下，依照自身风险承受力，使用数字金融产品与服务，并有效管理数字金融风险的素养，而金融素质教育的提升促进农业产业化和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金融参与方面，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率为11.5%，股票市场中农村家庭较城市家庭低12%，基金市场中农村家庭较城市家庭低6.3%，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要求家庭基于个体理性作出投资决策，数字金融素养促进农村理财需求者理解理财产品知识及服务方式，推动其参与理财。数字金融素养的进一步提升关系到消费者对数字产品的接受程度、风险管理与识别能力、金融产品服务维权申诉能力等，对于有效、高质、精准、主动获取普惠金融服务具有正面引导。

3 “數字普惠金融”机遇下乡村“产业兴旺”要素重组的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意味着乡村全面发展，特色产业是乡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基。《全国农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强调，乡村产业振兴要发掘资源要素聚集的功能价值，促进业态多元，布局城乡要素、产业、市场的共生互补发展。

通常情况下，我国乡村建设多依赖于土地资源，以及来自外部资本引导要素投入，多表现为外生驱动发展模式，而传统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的规模发展已帮助我国实现农村经济高速增长，数据要素作为生产的第五类要素，将推动全要素的创新组合，并对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提出新的要求，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成为发展新契机，有待实现边际收益递增及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从浙江省乡村来看，在数字基建基础方面，乡村网络建设、信息设施设备连接程度以及农村居民对数字金融服务的信赖水平相对较高，数字要素转化的“产业兴旺”基本条件相对完备，且在省内产业发展方向中，不同地区依赖的资源优势具备相对鲜明的基础产业特色，如乐清电器装备、桐乡化（玻）纤材料、慈溪家电、永康五金、海宁时尚产业、嘉善县装备制造、长兴纺织、临海汽车及装备及旅游业，等等，可发挥数据要素的作用赋能传统生产、带动传统行业转型、撬动各类资源投入发展。

对于生产力来说，数字要素一方面取代传统劳动力完成重复的机械操作产生替代效应，倒逼农村年轻劳动力提高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加强数字金融时代知识学习;另一方面直接作为生产要素从事于产业流水线，协助智能化设备革新农村产业生产车间，并与其他劳动资料形成沟通媒介，提升产业发展动力。对于生产关系来说，以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出现直接驱动生产关系的迭代变革，从生产（如企业终端环节的直播平台等数字平台建设）、交换（如智慧物流、电子商务等数字贸易扩大）、分配（如产业协同、连接、服务等平台共建角色合作的价值分配）、消费（如在线教育、办公、零工等数字型生活渠道迁移）4个方面来改变其原有的组织模式。

4 问题和挑战

4.1 数字金融基建成本与成效产出的矛盾

尽管“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提高农村的非农收入，而数字基建、数字金融素养提升与要素引入可以对农村产业发展形成促进作用，但农村普惠金融并非福利救助，其帮助对象仍然是具有发展潜力、具备还本付息能力的农户群体，对于数字端投入与产出成效必然存在资金投入与产出成效量化对比的问题。这其中要解决2个问题：一个是如何确定数字投入与产出的预期时间，并形成量化指标去考核投入产出成效;另一个是如何确定合适的产出投入比，换言之，在实现何种收益时，“数字普惠金融”的投入是值得的。

4.2 数字要素推进“产业兴旺”示范样本村建设与广泛推广的矛盾

数字要素推进产业发展的具体实施路径应紧密结合当地区域产业和农村居民的数字金融素养水平，各村镇产业特色鲜明独立，产业增长点各有不同，数字改造的融合方向与农村劳动力角色必然存在差异，某些示范村镇的数字化改造即使成功，仍然难以对地理区域不同、产业特点不同的其他乡村数字建设产生“可复制性范本”效应。

4.3 数字产业发展与数据要素协同的矛盾

数字农村发展趋势加快农村产业数字化的进程，展现出数字赋能农村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积极试点“数字乡村”“数字产业”项目，可以提高各环节的效率与质量。但是，目前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基础数据收集不足，同时，以乡村建设为核心的各类条线数据平台如农村、农业、产业、金融机构间存在壁垒，短时间内无法实现数据协同与共享，具有数据的量化统筹和生产要素协同的困难。

4.4 数字金融前端发展速度与农村数据监管机制的矛盾

目前，数字金融发展中大数据应用的产生与商业模式的更新不断超越传统监管范围，金融风险复杂性和传导速度均实现提升，产业振兴中增加的数据要素将不可避免地向农村引入数据安全风险和资金安全风险。面对农村金融监管中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技术手段落后、市场准入退出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对相对薄弱的农村数字金融监管及农村用户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极大挑战，阻碍农村数字产业的安全发展。

5 政策建议

5.1 全面推进乡村数字基建，提升农户数字金融素养

数字金融素养水平与乡村数字要素产出效果息息相关，各级政府在着力建设数字化农村、规范农村金融服务使用数据采集与个人征信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应注重针对弱势群体与普惠金融群体的差异化数字金融教育和金融风险教育，发挥公益组织、金融服务机构、科技公司、学校教育联动作用，补充“金融教育”培训项目，增强农村居民参与数字金融服务的安全性、主动性和场景服务共建的积极性。

5.2 拓展农村特色金融服务场景，探索创新互联网金融项目

金融机构应以数字技术发展为基础，在完善农村服务普惠的全流程全环节中，还应当借助数字数据探索符合农村经济发展、农户服务需求的多场景特色金融产品与服务类型。基于金融服务本身，第一，应加强信贷业务发展，通过数字支持整合授信对象信息，建立评级模型，授予信用额度，解决农村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背景下的贷款担保物不足的问题。第二，创新理财服务，农户目前主要的理财产品相对不足，如定期存款、储蓄型保险、国债外。金融机构应依赖数字技术降低理财产品交易门槛，增加渠道实现农村客户的灵活个性的理财产品服务。

同时，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更容易捕捉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并促进产业融合。首先，农村乡镇应探尋市场规律，改变作坊建设的传统思路，通过数字技术优化对种植生产、加工、仓储、销售的全链条融合发展。其次，发展数字农业，延伸产业链发展，将农村特色与产品特色融合加强品牌建设，通过数字宣传扩大品牌影响，形成“直播+网络订购+基地送货”等销售新模式。

5.3 培育数字乡村增长点，增强农村内生发展驱动力量

农村存在大量不同市场主体，农村居民应与各级政府一起，确定乡村发展核心如生产种植、加工制造、生态文化等，依照经济发展支撑大力创新商业模式、组织模式和发展模式，主动推进要素的重组和资源禀赋结构的优化升级。

首先，梳理村内低效率闲置生产要素，完成报废或转化盘活以提升其他产业生产率。

其次，基于已有产业建设基础，县域统筹加强跨区合作，引入数据要素配套参加工业园区的建设管理，完成多村资源整合，优化资源分配与提升使用效率，将相似产业村庄企业的外部竞争内部化，打破乡村生产要素流动障碍，发挥产业的集聚规模效应。

再次，提升对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构建农村产业数字培育平台。平台培育与服务场景共建，依赖于特色金融服务如小额信贷、资金融通、保险保障等各类方式，发展产业项目融通渠道、高校“订单”农村产业帮扶人才项目、先进产销经验学习管理提升，等等。

最后，县域农村应探索试点经济发展创收激励方案，增强农村干部个人志向与乡村产业发展的统一性，提升农村干部的家乡建设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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