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共产党员张太雷

王树仁

张太雷（1898—1927）是我国最早的58名共产党员之一，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政治家和宣传家、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人，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

走上革命道路

张太雷，1898年6月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市钟楼区）西门外西仓街薛天兴皮行的后院，原名曾让，字泰来，投身革命后又名椿年、春木，后取“泰来”谐音，改名太雷。他8岁丧父，靠母亲帮佣的微薄收入为生。1911年夏天，13岁的张太雷小学毕业后考入常州府中学堂读书。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丧权的“二十一条”，张太雷积极参加反袁斗争和抵制日货运动，是年暑期，为抗议校方无理开除具有进步思想的同学而受到校方警告，遂愤而离校。

1916年1月，18岁的张太雷考入国立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法科预备班，9月升入法科法律学门学习，求学期间使用的名字是张曾让。张太雷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走上革命道路是在北洋大学求学期间开始的。当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黑暗的中国带来一线曙光。张太雷通过一位名叫福克斯的美国教授，结识了俄籍汉学家鲍立维，从他那里不断地得到十月革命的消息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在深受教育和鼓舞的同时，秘密翻译了这类书刊，分送给同学好友阅读，借此传播十月革命的火种。

1918年5月，在反对中国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中，张太雷作为学生代表，与天津的马俊等和北京的许德珩建立了密切联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为响应北京学生运动，天津各校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周恩来等在南开学校发起组织觉悟社，张太雷则在北洋大学发起组织社会建设会，并担任天津学生联合决策机构——评议会的评议长。他率领学生去北京请愿，迫使军阀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代表。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张太雷和周恩来结下战斗友谊，并和敬仰已久的李大钊建立联系。为了揭露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罪行，北洋大学组织了44个讲演团，先后到杨柳青、塘沽等地进行演讲。6月2日，《益世报》以《大学讲演之详情》为题报道张太雷带领的讲演第二团赴塘沽等地讲演的情形。报道称，他们的讲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当他们上了回城火车后，“听者犹相聚不散，引领遥望，似恨时间短促，不能尽所欲闻也”。由于张太雷的出色表现，1919年10月，新的天津学联成立时，拟定筹备建立总务、教育、出版、调查、演讲、经济6个委员会，确定张太雷、邓颖超等10人为演讲委员会筹备员。

1920年2月，李大钊来到天津，在俄租界与俄共（布）党员鲍立维秘密接触，担任英语翻译的正是张太雷。张太雷能够担任翻译是因为他的英文成绩颇佳。早在1918年，他即以在校学生身份担任了由法科教授福克斯创办的《华北明星报》的翻译和编辑，不仅可以赚钱来完成学业，也有了接触社会的机会，他正是以此为平台结识了鲍立维。开始协助李大钊进行建党工作后，张太雷不断将秘密翻译的社会主义文献送往北京。1920年3月，他加入李大钊在国立北京大学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4月，苏维埃俄国派遣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赴华建立革命组织。维经斯基由鲍立维介绍到北京与李大钊接触时，张太雷以《华北明星报》职员为掩护，替他们当英文翻译，陪同维经斯基会晤李大钊，讨论中国建党问题；尔后，又陪同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李汉俊等人，进一步商量中国的建党问题。

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6月，张太雷从国立北洋大学毕业时，已经开始秘密的革命活动，自觉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常常奔走于京津冀。10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有7人参加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在天津特别二区大马路一家裁缝店（今天津河北区建国道91号）正式成立，张太雷担任书记。会上，大家一致决定办一份报纸，定名为《劳报》。1921年 1月4日，《劳报》创刊发行，主要报道国内外新闻、工人状况、工运消息，以杂感、故事、通信等各种体裁和通俗易懂的文字，向工人和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除出版报刊，还开展一系列的组织活动，定期召开例会交流情况、研究问题，并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介绍给群众；把李大钊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印成小册子散发，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初期虽仅有7人，但组织成熟，当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认为其“就是这类比较彻底的中国青年组织的楷模”，原因在于张太雷制定了团组织章程，而这在此前并无先例。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最初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等3人。不久，张申府经上海去法国里昂大学教书。李大钊发展了黄凌霜等6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后来因为这6人不赞成全国或地方性的领导以及各种职务和纪律，而马克思主义者则主张严明的组织纪律，加上他们又不接受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11月，这6人退出共产党组织。之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就只剩下李大钊、刘仁静等4人。此后又陆续接收了一些成员，张太雷就是在11月被接收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的。

1920年12月初，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在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12月9日，筹办会议在长辛店正式召开，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派邓中夏、张太雷等4人出席会议，并选定长辛店大街当铺口1号为校址。1921年元旦，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后，张太雷经常与李大钊、邓中夏等来给工人讲课，到工人家里访问，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的第一批骨干。

第一位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党员

1921年1月，共产国际在苏维埃俄国伊尔库茨克设立远东书记处，负责指导中国、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负责远东书记处工作的维经斯基向李大钊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派一名成员到该书记处工作。李大钊考虑再三，决定派张太雷前往。张太雷成为第一位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1年2月，23岁的张太雷只身抵达伊尔库茨克，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中国科书记，负责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当时，早在天津就和张太雷熟悉的维经斯基半开玩笑地对张太雷说，为了表示其国际性，他应该有一个俄国名字。于是，张太雷就有了一个新名字“马托春木”。

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召开。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这次大会。张太雷在向大会提交的《中国共产党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大会发言中，阐述了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迅速兴起的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情况，并就东方问题在会上做了5分钟的简短发言。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一大”）还没有召开的情况下，在庄严的共产国际讲坛上就传出了一个年轻的中共党员的声音。在发言中，张太雷重点谈了青年工作，指出这正是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工作的时机。中国的青年学生们已行动起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其中许多人徘徊于歧路上，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们，把他们引导到共产主义方向；应该把这些力量引上正确的轨道，不让无政府主义或改良主义思想影响他们。

为了贯彻执行此次大会决议，推动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发展，青年共产国际于1921年7月9日至23日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张太雷、俞秀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大会，并向大会递交了中国代表团的近8000字的书面报告，提出青年团急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紧密团结的中央机关，它可集中于总的指导，并控制青年团的活动，草拟和讨论关于这个主题的指示与规定。会上，张太雷当选为执委会委员，成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担任此职务的第一人。同年8月，张太雷奉命回国。

三次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翻译

1921年8月，张太雷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向刚成立的中共中央局汇报了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等情况。因为中共一大召开之后，中共中央局需要有一个特殊联络员，直接与参加了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打交道，充当两者之间的联系人，刚回国的张太雷被选中，担任马林的翻译兼助手。

1921年12月10日，张太雷陪同马林登上轮船从上海出发，途经湖北、湖南，开启了华南访问之行。船抵达芜湖时，张太雷按照马林的意思发电报给湖北武昌的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请他来汉口怡和码头相接。包惠僧和陈潭秋（中共一大代表）如期前来码头。马林很客气地与他俩握手，简单地谈了几句。张太雷说要马上离开此地，避开取道香港那条路线，不必与英国当局打交道。包惠僧心领神会，立即叫上小船过长江，到对岸武昌买好车票，送走马林和张太雷。经粤汉铁路南下进入湖南境内到达长沙后，在潮宗街的文化书社，马林和张太雷见到了毛泽东等人。12月下旬，馬林、张太雷抵达广西桂林，此时恰在桂林的孙中山接见了马林和张太雷，并进行3次长谈。这是张太雷首次见到孙中山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1922年1月5日，马林和张太雷离开桂林，前往广州。此时的珠江两岸，香港海员大罢工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2月3日，马林、张太雷等人前往汕头调查工人罢工情况，3月7日返回上海。这次华南之行，使马林和张太雷成为患难之交。马林写信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张太雷，他指出，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工作有一段时间完全中断，自张太雷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回来后，有计划地安排了对青年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在华南，对青年的共产主义宣传取得显著的成就。1922年3月底，马林回莫斯科汇报工作。

1922年4月，张太雷受中共中央委派，负责全国各地青年团组织的恢复整顿工作，主持制定青年团的临时章程。同年5月5日至10日，张太雷与施存统等在广州共同主持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大会致开幕词，做团纲和团章草案报告，并在会上当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这次大会后，青年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呈现出蓬勃开展的新局面。

1922年7月，马林第二次来到中国。8月初，张太雷在上海第二次见到马林，之后立即投入工作，在有关会议上翻译马林的意见，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8月25日，马林由张太雷陪同与孙中山见面。马林介绍了自己第二次来华的使命，劝孙中山不要仅仅依靠军事手段去收复广州，要开展群众工作，使广州成为对全国工农进行广泛宣传的中心。8月底，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西湖召开。张太雷作为马林的翻译，和马林一起参加此次会议。根据马林的建议，中共中央迁往北京，团中央张太雷等人随之前往。张太雷改任《先驱》主编，但经费等问题还需要马林支持。12月，马林再次赴莫斯科汇报工作。

1923年2月，马林第三次来华。张太雷继续担任马林的翻译兼助手。2月7日，吴佩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二七惨案。惨案发生后，马林、陈独秀等人已遭到通缉，北京的险恶环境迫使中共中央机关迁移至南方。马林、陈独秀等人先南下赴粤，张太雷受命留沪，与邓中夏等人处理党团事务，随后，张太雷动身赴广州，继续配合马林工作，并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三大”）。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是广州东山春园，楼房下面两层由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等人居住，马林住在三楼，张太雷和瞿秋白作为他的助手同住一层。8月，马林告别张太雷返回莫斯科。

再赴苏联担任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张太雷向大会传达了中共三大精神。会议完全接受中共三大通过的《国民革命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促进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会上，张太雷当选为团的中央常务委员，主持团中央的日常工作。8月16日，张太雷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参加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

代表团一行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间，张太雷参加了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被选为青年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蒋介石等人于11月29日从莫斯科启程回国后，张太雷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同时还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4年1月21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23日，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的唯一代表，在萨拉托夫斯基车站肃穆哀痛地迎接从哥尔克运到莫斯科的列宁灵柩，并到工会大厦圆柱大厅瞻仰列宁遗容，同一天，张太雷写下《列宁底死》一文，特别论述了列宁的不朽历史功勋，介绍了苏联人民对列宁的无限爱戴和沉痛悼念，记述他在莫斯科亲身参加的悼念列宁的活动。27日，张太雷在红场参加列宁的葬礼，同时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了用毛笔和汉字写的《列宁和中国青年》一文，他沉痛地写道：“列寧死了，但在中国青年的心目中活着！”那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张太雷在苏联为莫斯科《工人日报》题词，发自内心地写道，俄国的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工人的觉悟，表示中国工人要宣誓用全部精力来继续列宁所开始的事业，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世界无产阶级。此后不久的8月，张太雷按照组织安排回国，担任团中央总书记。

出席八七会议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张太雷出席中共四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月26日至3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代表18人，代表全国2400多名团员。大会通过讨论决定，为了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相区别，以示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青年组织，决定和列宁领导过的第三国际的各国青年团一样，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团的三届一中全会上，张太雷当选为总书记。这次大会为动员广大团员积极投身第一次大革命斗争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会后不久，张太雷奉命调往广州工作，任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后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宣传部部长。

1926年3月和5月，蒋介石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提出“整理党务案”，排斥和打击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张太雷赞同毛泽东、陈延年等人进行回击的主张，提议把工农武装起来，组织10万工农群众，以武装反对蒋介石的进攻。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张太雷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五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5月中旬，中共湖北区委改组为中共湖北省委，中央常委会决定由张太雷任湖北省委书记，省委机关设在武昌巡道岭。6月5日，汪精卫解除了鲍罗廷国民政府最高顾问的职务。在革命危机的关键时刻，张太雷坚定地面对逆流，有条不紊地一方面完成党中央委托的工作，另一方面坚定地主持湖北省委的应急工作。当时，中共党组织已不能公开活动，但他仍不顾危险奔走在武汉三镇，召开会议，安排工作，部署各项应变的工作。6月5日，他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一文，批驳反动派对工农运动恶毒的攻击；教育革命者要坚定立场，帮助工农武装起来，保卫革命，保卫自己。6月10日，张太雷主持中共湖北省委，发布《为欢迎北伐军凯旋宣言》，宣言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一切军阀，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的民族解放”。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对动员、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革命面临失败的形势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起了重大作用。会议按照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的规定，选出了中央临时政治局组成人员，并宣布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

组织领导广州起义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以及闽南等地（包括南洋在内）的武装起义工作和政治军事工作的领导，8月11日，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张太雷任广东省委书记。19日，张太雷辗转来到香港，与原中共广东区委有关同志取得联系。20日，张太雷召集成立广东省委的筹备会议，在会上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以及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10月15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重组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张太雷为南方局委员，和周恩来等负责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张太雷仍然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22日，张太雷从汕头抵达上海，向党中央请示有关组织广州起义的问题。11月20日，张太雷离开上海，前往香港领导广州起义准备工作。l1月26日，张太雷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广州起义总指挥部——革命委员会，张太雷任总指挥。此后经过一系列的准备，12月6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张太雷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通过起义的政纲、宣言、告民众书等文件以及成立苏维埃政府的人事安排等问题，研究了起义力量的部署和军事行动。会议决定于12月12日举行起义。起义前夕，汪精卫和张发奎对起义的计划有所察觉，准备解散教导团，在广州实行戒严，并调其远离广州的主力部队赶回广州。在此紧急关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提前于11日凌晨举行起义。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许，在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下，起义军5000多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经过4个多小时的战斗，占领了广州市的大部分地区。当日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主席（在苏兆征未到广州前由张太雷代理）。会后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告民众书》以及有关法令。12日，国民党军张发奎所部3个多师和驻守广州珠江南岸李福林的第五军一部，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支援下，从东、西、南三面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和工农群众同优势的国民党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14时许，起义军总指挥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纽曼乘坐一辆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驶出起义军总部，向枪战正急的大北门奔去。车至大北寺路时，前面突然出现一群猖狂的工贼。这些工贼组成的反动武装一声呼啸，散到路边举枪便射。29岁的张太雷身中3弹，倒在车内壮烈牺牲。

广州起义终因力量悬殊，遭到严重损失，起义军总指挥部为保存革命力量，于12日夜下达撤出广州的命令。起义军余部1000多人于13日凌晨撤出广州，在花县（今花都区）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经从化、紫金等地进至海丰、陆丰县境，加入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