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汉字长征

林西莉

初到中国

当我28岁时，才开始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所高中安顿下来教历史。我喜欢教书，但又不甘心这么早就安定下来。那个时候，我已经对欧洲文化非常熟悉了——花了12年学习德语、英语、法语和拉丁语，意大利语也不错。但我渴望体验并了解世界上其他的伟大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也许我可以学一下汉语？

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教授是我学习汉语以及决定去中国的关键人物。在20世纪50年代末，70多岁高龄的他已经退休，但依然每个周一的晚上开一堂两小时的讲座。这对我来说太合适了：我白天教书，晚上听课。在课上我学会了如何使用字典来翻译他发给我们的课本——孔孟重要典籍的影印本。

高本汉每教一个汉字都会把字的来源和已知原型告诉我们。他讲授的汉字，个个有史有据、鲜活生动、易于理解。他的博学，他对汉字的热爱强烈地吸引了我，他的课让我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汉字越来越着迷。我和我的第一任丈夫决定一起到中国去学习现代汉语。

然而在当时，要获得留学签证很不容易。起初，驻瑞典的中国大使馆官员态度非常消极。他们首先会问：是谁派你们去的？哪个组织？哪个政党？我们解释说我们完全是个人想去，我们已经攒足了在中国生活一年的费用。我们跟任何组织或政党都没有关系。但文化参赞明确指出：中国大学不接受外国学生的个人入学申请。

无奈之下，我们开始搜集包括高本汉在内的重要学者的推荐信，甚至还获得了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六世的许可书。一年多后，北京大学发来了入学通知书。1961年1月2日，我们离开瑞典，开始了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两年时光。因为在学期中入学，没有适合我们的初学者课程，所以我们免费获得了一位专门教我们的老师。

起初的学习艰难乏味。每天20个汉字，一周学六天。每天第一节课总是先做家庭作业小测，然后过一遍要新学的汉字，从来不介绍任何汉字结构，或者此字在甲骨文或金文中的古老字形。只是重复、重复、再重复。每周的最后一天则是总复习，把本周所有学过的汉字全部温习一遍。渐渐地，我们得开始用学过的汉字写短文。多亏了我们还带着高本汉的《古汉语字典》，才能独立地对汉字进行分析，这也是我们理解和记忆汉字的唯一方式。

1964年回到瑞典后，我重拾教书旧业。有一天，我听到教务室里传来一阵笑声：“有18名学生提出申请，说课程里应该包括汉语！他们疯了吧！怎么可能？不说别的，上哪儿去找个老师去？”我的兴趣一下就起来了，说我可以试试。毕竟，我在瑞典和中国的大学里学习过汉语。这么着，汉语课得到批准开课。

当这个学期在6月份结束时，我给文化部写了一封信，我的学生们也都签了名。我们在信里介绍了我们学校开设的汉语课，同时也征询意见，看是否可以考虑将汉语列为第三语言（或者我们叫C类语言）。信是6月中旬发出的。当时，我以为大伙都已经去休假了，而接下来的秋季要举行选举，所以我以为文化部的回复估计得到11月了，而且很有可能是个“不行”。但是，有时候，生活就那么奇妙。两个星期之后，我就收到回复：秋季那个学期开学后就开始吧。

我很是吃驚。我没有任何课本或教材，更何况，我压根不知道怎么教汉语。如果是教中国历史，我可以如鱼得水地完成，但这是汉语啊！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做课本教材。我买了一台复印机，把我在北京用过的课本章节和一本美国出版的课本里的笔画笔顺图解等都复印了下来。秋天开学了，我进到学校的七个一年级班里给他们挨个讲：你看，这是木、日、月、女……然后，我告诉他们说校长已经同意我们增开汉语课了，谁想学都可以从原来的语言课转过来。23名学生报了名。就这样，瑞典的教育系统里从此有了汉语教学，我对《汉字王国》的探索也从此开始了万里长征第一步。

重返中国

1972年冬，当我再次申请去中国的签证时，一切都很顺利。这次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去的。我们花了一周的时间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待了一个月。每天从早到晚，我们密集地参观学校、医院、工厂、托儿所、村庄。也许是因为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帮助我们安排了这次行程，所以一路绿灯。

我们从北京出发，之后去了南京、上海和苏州。在苏州文庙旁的一所中学里，我们听了几节课，和学生们一起午餐，还采访了校长。那些日子很精彩。我们见到的一切都井井有条，有一种平静正在蔓延，我们见到的所有人都非常自然和蔼。

回到瑞典之后，学生们就他们在中国的所闻所见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我也发表了关于中国教育系统的文章，还接受了电视采访。这些带给我很大的影响，我决定从那以后，每年都和我的学生一起去中国，以便学习更多、了解更多。但这个心愿还是花了点时间才实现，在1979年之后我们才成行。

1979年之后，我几乎每年都去中国拜访学者或去观摩新的考古现场。

我去过嵩山的嵩阳书院寻找中国最古老的树，也去到西安向北或延安周围，参观那里壮美的窑洞，也在那里见识到了绝无仅有的剪纸艺术。在延安剪纸中，鸟是一种最通常的题材，我见到的最多的形式是两只相对的鸟儿，这是剪纸的一种自然结果：把纸叠成两层，一次能剪出两只鸟儿。金文中的“雔”字看起来就像与剪纸有着古老的血缘关系。还有一天，我在大街上看到一只狗，长得就像甲骨文里的“犬”字，“犬”简直就是按它的模子创造的！在一条关于灭火器的广告里，那个“火”字也很明显被设计成了甲骨文的样子。这些线索无处不在！古老的形状和古老的图画在今天就如同三千多年前一样活生生地存在着，奇妙无比！所有这些都让我对汉字理解获得了信息和灵感。

当我在开始动笔写《汉字王国》时，我本想写一本关于汉字象形起源的简明、通俗的书，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许多传统的解释已经过时了，大多是因为最近几十年的许多考古新发现，还没有人从语言学的角度去修正。考古在中国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人们在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进行第一批正规的发掘工作。但是随后几十年的内战和外敌入侵使这项工作基本停顿下来，到50年代才恢复。

我对汉字的解释是首次根据那个时候以来发现的大量考古资料来讨论汉字的核心部分。我找到了像夏鼐这样有着传奇色彩的考古学家来咨询甲骨文的不同方面以及早期中国人类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见过夏鼐教授几次，当时他已经很有一把年纪了，但是他很和蔼，细致入微地回答我所有的问题。我问了他很多关于墙的问题。我参观过诸如长城，老北京的城墙，南京和西安的城墙，还有在郑州的一种特殊的墙，这正是他的研究领域，在那里能看到外层石头剥落后的墙是如何被建造的。这对于我写关于表示“屋顶与房子”的汉字的解释时非常有帮助。夏鼐教授不仅让我了解了建筑本身，还帮助我了解了汉字的结构和来源。

汉字长征

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的中国，供给情况很糟糕。但是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博物馆里、考古挖掘现场以及很多其他场合下的人们再次润物细无声地活跃起来，变得乐意与那些对他们的工作以及老派的話题，比如对汉字感兴趣的外国人见面交流。虽然在那个时候鲜有人问津这样的兴趣或工作，他们依然对自己的工作充满骄傲，我的出现更令他们欣喜，所以他们全力帮我。

当我开始研究汉字时，没有中国人，也没有其他外国人做着和我一样的工作，我也不认为有那个可能。因为在上个世纪的许多地方，甚至至今，中国和西方学生、学者专注于一到两门不同的科目，比如专攻艺术史、历史或者语言学等等，但却无法打破这些科目的边界。而我自己，积攒了一大把不同学科的知识：艺术、历史、音乐、语言等等，还在全世界体验并研究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当我开始关于汉字的长征时，所有这些知识都已经深深扎根在我的心中。因此我的视野更宽广，它帮助我用不同的方式来观察汉字、活在中国文化里的汉字。

所以，我在欧洲学习不同学科的十年，还在世界周游的十年，以及写书的十五年，成就了我对汉字的长征。而今，我们经常谈及跨学科研究，我在中国所做的正是跨学科研究。但很遗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考古学、语言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在中国已经淡出关心的焦点。所有的目光都投向经济，学生都蜂拥而去投奔如计算机科学、大众传媒等这样新的领域了。

当我的书最终成型出版时，我已经57岁了，那是1989年。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选择去过我的一生，我会毫不犹豫地走同一条道路。当初，我的目标就是我所写的关于汉字的一切要在学术上高屋建瓴，像博士论文那样扎实。迄今为止，我自己还没有发现有任何“错误”，也没有学者联系我或者批评我对汉字的解释。我感到很高兴，这也许是因为在出版之前长期而扎实的工作吧。我也还没遇到任何新的发现需要来修正我的解释。

责编：王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