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九店东周墓地分析*

尚如春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九店墓地位于湖北省荆州市雨台村施家洼（原九店公社），西南距楚都纪南城不足1.5千米，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发现，共发掘东周墓葬597座[1]，散布在三个相邻的墓区——Ⅰ、Ⅱ、Ⅲ区。对于墓葬文化归属和年代，《江陵九店东周墓》（下文简称为报告）将其划分为甲、乙两组，其中甲组属于姬周文化系统，年代从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晚段；乙组为楚文化系统，年代从春秋晚期晚段一直延续至战国晚期晚段。两组墓葬虽然年代相接，但却分属不同文化，这一认识长期以来为学术界普遍认可。近年来，学界对楚墓年代及文化特征的认识渐趋深入，九店墓地部分墓葬年代得以调整，其墓地年代下限已提早至白起拔郢之前[2]。

九店墓地是多年来在楚国腹心地区发掘墓葬数量最多且资料保存、刊布均较为完整的一处墓地。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墓葬分期与分类，对墓地布局及埋葬人群关系研究仅略有涉及[3]，对墓地所反映的组织结构及社会形态等深层次研究更是罕见。基于此，本文对九店墓地中埋葬密集的Ⅰ、Ⅱ墓区墓葬布局及埋葬规律重新进行考察，并尝试就甲、乙两组墓葬的社会关系及其相关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一、甲组墓葬布局与人群属性

19座甲组墓均分布在Ⅰ区，除M202为空墓外，其余均属于日用陶器墓，随葬陶器多为磨光黑陶。根据陶器类别和组合可分为四种形式：（1）簋+罐+豆；（2）盂+罐+豆；（3）罐+豆；（4）仅罐。盂、簋不共出。这些随葬不同组合的墓葬各自相对集中分布（图一）。就各墓葬年代而言，报告认为除M224为西周晚期，M201、M285、M290为春秋早期以外，其余墓葬均为春秋中期，其判断大体无误。值得一提的是M224，该墓的两件磨光黑陶豆形制特殊，M224：1把较长，座上有镂空，类似形制的陶豆见于襄阳南漳川庙山M18和枣阳郭家庙GM17，前者年代为春秋中期[4]，后者为春秋早期早段[5]；M224：4口沿内敛，喇叭座上饰放射状暗纹，其形制与春秋早期早段的枣阳郭家庙GM11陶豆略为接近[6]。另外从襄樊真武山遗址[7]、当阳赵家湖墓地[8]出土放射状暗纹陶豆多集中于春秋中期来看，此件陶豆年代亦不至于太早。综合考虑M224年代应已进入春秋早期，且整个Ⅰ区墓地年代上限当属这一时期。

图一 九店Ⅰ区甲组墓葬分布图（黑色实心圆为设腰坑的墓葬）

19座墓均为南向，其中5座设有腰坑，腰坑内多殉狗。4座腰坑墓分布集中，均随葬簋+罐+豆组合，腰坑底部近平，其中M247和M248东西并列，位置紧邻，二者关系当更为亲近。另有1座腰坑墓M638分布略远，腰坑坑底呈锅底状，随葬盂+罐+豆组合，与其他四座集群分布的腰坑墓差别明显。综合来看，九店甲组墓年代集中，墓向一致，流行使用磨光黑陶器，且均不随葬陶鬲，整体应属同一人群。四种组合形式的墓葬共同埋葬于Ⅰ区但彼此又各有其相对集中且独立的分布区域，很可能分别代表同一人群下的四个不同分支，其中使用簋的这一支人群普遍流行腰坑和殉狗的埋葬习俗。从M638随葬盂、罐、豆组合但却设腰坑来看，使用簋和盂的两支人群并非完全对立，彼此之间还存在一定的交流。

对于甲组墓的文化属性，报告将其归入姬周文化体系，其依据在于甲组墓随葬器物组合与中原西周时期姬周墓葬类似，簋、折肩罐等亦与典型周式器接近。然而报告亦承认此19座墓无论器物类别、形态还是组合仍具有一些区别于中原姬周文化的自身特点。实际上，西周时期九店所处的江汉地区地处周代南国外围[9]，并非周王朝强力控辖区域。这一地区西周文化遗存虽然具有一定的姬周因素，但整体文化面貌与中原姬周文化差别较大，地方特征显著[10]。由此将九店这19座甲组墓直接归入姬周文化的观点并不准确。

另外，报告还指出九店甲组墓与赵家湖早期墓葬在器物形态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结合前文来看，九店甲组人群流行使用磨光黑陶器的特点与赵家塝和金家山Ⅰ区人群完全一致[11]，簋、盂及部分罐、暗纹豆等器型亦与其同类器非常接近，其区别在于九店甲组人群未见青铜礼器且均不使用陶鬲，其绳纹或方格纹的磨光黑陶罐及腰坑、殉狗等亦为后者所不见。此外，与赵家湖磨光黑陶人群内部兼有使用铜、陶礼器和日用陶器的两大等级人群相比，九店甲组人群内部分化程度较小，其等级大体相当于赵家湖墓地中单纯随葬磨光黑陶日用器的人群。整体来看，九店甲组人群与赵家湖墓地赵家塝和金家山Ⅰ区人群应同属于春秋早中期使用磨光黑陶器的一类人群，其存在紧密联系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差别，应为该类人群内部两支关系相对密切的不同人群，其各自内部又包含有若干分支小群，其中位于赵家湖的这支人群中还存在使用铜礼器的较高等级统治人群，且统治人群随着时间的发展楚化程度日渐加深。春秋晚期以后，这两支使用磨光黑陶器的人群在赵家湖和九店墓地突然消失，至少从器物组合和风格上暂无法找到其延续的证据。从赵家湖墓地其统治人群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来看，磨光黑陶器人群的消失很可能与楚相关。有学者指出[12]，江汉地区春秋早期以前为江汉土著蛮族所居之地，民族构成复杂，直到强势楚文化进入并成为了这一地区的主导者，这些来源不同的江汉居民才逐步走向整合，并最终形成了楚人这一新型族群。据此推测这两支短暂出现于赵家湖和九店的磨光黑陶器人群很可能为早期当地土著人群，进入春秋晚期以后伴随着楚势力在江汉地区占据主导地位而迅速为楚所同化，当然亦不排除其被消灭的可能。

二、乙组墓葬布局与人群社会关系

除19座甲组墓外，Ⅰ区其余墓葬均属乙组墓（图二），涵盖了铜、陶礼器墓和日用陶器墓三大类别，年代从春秋晚期一直延续至战国晚期。从随葬器物来看，本区陶礼器墓组合在战国中期早段及以前以箍口鼎、簠、缶为主，进入战国中期晚段后渐趋多样，表现为箍口鼎或子母口鼎+簠或敦+壶或缶，鼎、敦、壶组合明显呈现出增多趋势。各墓一般仅随葬一套礼器组合，战国中期以后部分墓葬还发现两套组合共出的现象，且墓葬规格相对略高。日用陶器墓以盂与各类罐的组合或只出罐居多，随葬有鬲组合的墓葬较少，既有大口鬲，也有小口鬲。战国中期晚段开始出现少量铜礼器墓，以子母口鼎、敦、壶为大宗，部分还共出一套陶礼器组合。各墓葬随葬器物除个别盖豆、双耳罐以外，其余均属于典型楚式风格，发展序列一脉相承。

Ⅰ区乙组墓以南向为主，另有少量东向墓，北向和西向墓仅零星存在。结合图二可知，墓地的东部和北部绝大多数为南向墓，仅在空地东侧发现少量不同墓向混杂的现象，其中东向墓表现为小规模集群分布。与墓地东、北部墓葬墓向相对单纯相比，空地西侧和墓地西南部墓葬墓向较为多样，虽然亦以南向为主，但其他墓向墓葬亦占有一定比重，不同墓向墓葬混杂分布，未见明显集群现象。就不同时期墓葬分布而言，本区乙组陶器墓最初多集中于墓地中部且大体围绕中心空地略呈C字形分布。进入战国早期后墓葬数量有所增多，开始向空地外围扩张。陶礼器墓主要分布于空地北侧和东侧，部分墓葬排列整齐，横纵皆成列。日用陶器墓以墓地西北、西南及空地东侧三处区域分布较为集中，排列略显散乱。战国中期晚段以后，墓葬数量剧增，广泛分布于各区域内。墓地东部和北部的铜礼器墓和陶礼器墓排列相对整齐，多成排分布，其中部分等级较高者——随葬两套组合的陶礼器墓与随葬铜、陶礼器各1套的铜礼器墓大致处于同一轴线上，表现出一定的集群性，而同时期位于墓地西南的铜、陶礼器墓及墓地中大多数日用陶器墓排布却较为散乱。整体来看，虽然不同时期墓葬分布存在一定规律性，但无论是陶器墓还是铜器墓，随葬相同器物或其组合的墓葬始终分布零散，而未出现明显的集中成片现象。

图二 九店Ⅰ区乙组墓葬分布图

根据上文对本区乙组墓随葬器物、墓向及历时性分布的考察，结合墓葬空间集聚、墓位排列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若干空白地带，大体可将Ⅰ区乙组墓划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墓区。东区和北区墓葬绝大多数为南向，东区墓向接近正南，大体为南偏西，而北区略呈东南向，偏转角度较大。两区墓葬整体排列有序，较高规格墓葬大体呈线形分布，等级较低的日用陶器墓亦多集群分布，分别位于东区内空地东侧和北区西端。值得注意的是，在两区内还发现有几组异穴并葬墓，如M294和M296、M633和M642、M263和M264等，其中M633墓主经鉴定为女性，无兵器，相邻的M642随葬有兵器，且墓葬等级较M633略高，相似的情况在M263和M264亦有发现，此两组墓墓主很可能为夫妻关系。M294和M296与之不同，二者等级较高且均无兵器随葬，另有1座墓M295紧邻M294，墓主经鉴定为女性，此3座墓墓主关系虽无法确知，但彼此至少应存在较为密切的亲缘关系。与东区和北区相比，西区和南区分界较为明显，两区内不同墓向、不同类别墓葬混杂分布，且各墓葬墓位排列略显散乱，埋葬规律不甚明晰。

综合来看，Ⅰ区乙组四大区墓葬年代并行，文化面貌高度一致，其墓主应属同一大的人群。各区之间以空白地带相隔，区内墓葬在墓向构成、墓位排列方式等各有特点，其中东区和北区墓葬墓向较为单一，整体排列有序，不同规格墓葬各自遵循一定的埋葬规律，加之两区彼此紧邻，其墓主很可能分别归属于关系较为密切的两个不同家族。至于西区和南区，墓葬排布稍显杂乱，其他墓向墓葬与南向墓穿插分布，未见明显集群，其墓主应当不全属一个家族。从其拥有共同的楚文化传统，但却并非完全聚族而葬来看，这些死后埋入西区和南区的人群之间很可能已存在一定的地缘关系。

Ⅱ区位于Ⅰ区以西约50米处，墓葬类别与Ⅰ区相同，存续年代较Ⅰ区明显偏晚，除少数为战国早期至中期早段外，绝大多数集中于战国中期晚段以后（图三）。

图三 九店Ⅱ区墓葬分布图

从不同时期墓葬特征及分布来看，战国早期至中期早段以日用陶器墓为大宗，均无鬲，多以盂、罐为组合或罐单独出现，自北向南均有分布。陶礼器墓和铜礼器墓较少，散布于墓地中部偏北，其中M4、M43、M44位置紧邻，其墓主关系当较为密切。战国中期晚段以后墓葬数量猛增，各类墓葬分布广泛，且逐渐集聚形成若干墓区，各墓区之间以空地相隔，分界较为明朗。日用陶器墓除个别随葬大口鬲或小口鬲以外，其余多为罐与盂或豆的组合。这些随葬不同日用陶器组合的墓葬交错杂处，散布于各墓区中，未见明显群聚现象。各区陶礼器墓组合以子母口鼎、敦、壶最为常见，其中M711和M712南北并列，经鉴定墓主为一男一女，当属夫妻合葬墓。铜礼器墓数量相比上一阶段明显增多，散布于各墓区，新出现了随葬越式鼎的墓葬——M19、M55，报告认为其墓主当属被楚征服的越人。另外，在战国晚期还发现有5座墓葬为洞室墓，其分布较为集中，墓主很可能为流入的秦人。

本区墓葬虽然与Ⅰ区随葬器物类别和组合基本相同，文化面貌一致，但仍存在一定的特殊之处：1.尽管本区墓葬可根据空白地带划分若干墓区，且部分墓区内同一墓向墓葬相对集群分布，但整体上本区大多数墓区内墓葬墓位排列较为混乱，其分布规律不如Ⅰ区清晰。2.本区墓葬虽以南向居多，但东、西向亦占有较大比例，这些东西向墓多与南向墓交错杂处，在各墓区均有分布。部分东、西向墓还存在小规模集群分布现象，其墓主关系当较为密切，很可能同属一个家族成员。3.从本区所发现的越式鼎、洞室墓来看，本区人群成分相比Ⅰ区明显更为复杂，在战国晚期很可能新流入了少量外来人群，且与当地楚人共同埋葬于此。

三、九店墓地结构及社会背景

由前文分析可知，九店墓地应属于春秋早期至战国晚期由多个人群（包括家族）共同埋葬的一处公共墓地。该墓地在春秋早中期由一支流行磨光黑陶器且不使用鬲的当地土著人群（甲组墓墓主）所有，春秋晚期以后该人群消失不见，很可能因某种原因完全楚化而放弃使用标识其身份的磨光黑陶器，或被楚所灭。继之而来的人群（乙组墓墓主）随葬器物表现出浓重的楚式作风，暗示其拥有共同的楚文化传统。从陶器来看，似乎至少包含了随葬大口鬲、小口鬲及以罐为主的三小类人群，但其均未集群分布，更无单独的埋葬区域，概因年代较晚，日用陶器组合及陶鬲类别等已逐渐失去了标识人群的作用。尽管如此，乙组Ⅰ、Ⅱ两大区墓葬仍能通过墓地间的空白地带、墓向及墓位排列方式等进行大致分区，其中墓葬墓向单一、排列有序、埋葬规律清晰的墓区墓主很可能归属于某一大家族，而不同墓向交错杂乱分布且无明显埋葬规律可循甚至流入外来人群的墓区内人群之间应当已存在一定的地缘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由Ⅱ区内不同墓向墓葬各自小规模集群分布可以推测，即使是基于地缘关系的墓区，其内部亦可能包含有若干聚族而葬的小家族。从这一层面来讲，这一时期楚国社会基层组织虽然仍以血缘关系为主，但同时亦带有一定的地缘色彩，这种复杂的组织形态或可理解为血族组织的地缘化[13]。另外，虽然由乙组墓地少量可确认的夫妻异穴并葬墓可知，在这些血缘家族或地缘维系的墓区内部应存在若干以夫妻为单位的小家庭，但其所占比例明显偏低，且部分关系较为密切的墓主缺乏性别鉴定及其他必要佐证而无法判断其确切关系，不排除其中存在父子、兄弟等其他关系的可能。可见，以往学界关于战国时期盛行夫妇异穴合葬墓且墓地组织从家族向个体家庭转化的认识[14]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九店墓地甲、乙组人群的存在及各自不同的发展脉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周不同时期楚国在以纪南城为中心的江汉地区的经略过程。结合目前考古资料发现情况及相关学者研究[15]来看，春秋早中期楚国国力虽然日渐增强，但其经略重心主要集中于襄宜平原及以北地区，对纪南城及周边区域影响力相对有限。这一时期纪南城一带遗存数量较少，人口密度较低，且等级不高，地方色彩浓厚。九店甲组及赵家湖早期独具特色的磨光黑陶器土著人群的存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春秋晚期以后，楚势力在此地获得了较大发展，地方土著或融合入楚或被其所灭，典型楚文化很快占据主导地位，文化面貌日渐趋同。至迟在战国中晚期，纪南城成为楚国都城，江汉地区也由此成为了楚国统治的核心区域，大量人口汇集于此，楚墓数量猛增，且涵盖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其后伴随着秦势力的不断南侵，楚节节败退，最终导致白起拔郢，纪南城一带彻底沦为秦人势力范围，该地区楚墓数量急遽减少直至消失不见。

四、结语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九店甲组墓墓主为春秋早中期一支不使用鬲的磨光黑陶器人群，属于楚势力进入以前江汉当地的土著居民。该人群内部包含若干分支，不同分支人群各自分区集中埋葬而又略有交叉。春秋晚期以后，该人群突然消失，或完全楚化或为楚所灭。

第二，乙组墓拥有共同的楚文化传统，其人群于春秋晚期开始埋入九店墓地，一直延续至战国晚期秦拔郢都之前。根据空白地带、墓向及墓位排列方式可将乙组墓所在的Ⅰ、Ⅱ两大区划分为若干小区，部分区内墓葬墓向一致，墓位排列大体遵循一定的埋葬规律，其墓主应属于楚人内部的同一家族或其支族。九店乙组部分墓葬以族为单位分区集群埋葬，与文献记载中“邦墓”所实行的各从其亲的族葬制基本吻合。

第三，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期晚段以后九店墓地部分墓区并非完全聚族而葬，区内墓葬排布较为混乱，不同墓向墓葬穿插分布，甚至还流入了少量的外来人群，其埋入人群之间已存在一定的地缘关系。然而由同一墓向的墓葬小规模集群分布可知，即使在这些基于地缘关系的墓地内部亦存在相当比例的小家族，血缘关系仍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础而存在。

第四，共同埋葬于九店墓地的甲、乙组人群年代相接，文化属性相异，且各有其不同的发展脉络，与东周时期楚国势力在纪南城一带的消长变迁历程有着直接的关系。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腾铭予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1]原报告称“西周晚期墓1座，东周墓596座”，然而这座唯一的“西周墓”——M224年代实际已进入东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

[2]张昌平.江陵九店东周墓年代下限的讨论[J].江汉考古,2016(4).

[3]报告结将Ⅰ、Ⅱ区划分为若干组群，对各组群墓葬的年代、等级、墓向、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类等进行了简要概括。

[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漳市博物馆.湖北南漳川庙山东周墓地2014年发掘报告[J].江汉考古，2015(4).

[5]襄樊市考古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队.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64.

[6]同[5]:83.

[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馆.襄樊真武山周代遗址[C]//考古学集刊(9).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

[8]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当阳赵家湖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9]朱凤瀚.论西周时期的“南国”[J].历史研究,2013(4).

[10]刘彬徽.长江中游地区西周时期考古研究[C]//考古学研究(五).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11]同[8].

[12]张硕.早期楚文化的民族构成与民族属性[C]//楚学论丛(第一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

[13]陈絜.血族组织地缘化与地缘组织血族化——关于周代基层组织与基层社会的几点看法[J].社会科学战线,2009(1).

[14]a.印群.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42-50.b.宋玲平.晋系墓葬制度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16-131.

[15]尹弘兵.楚国都城与核心区探索[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