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人类学视角的甘南藏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研究：以卓尼县完冒村为例

成 亮

(西北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兰州 730070)

建筑是人类社会人居环境的普遍意义载体，而由建筑构成的乡村聚落是人类经验性物质形式的主要人居形态之一.建筑的意义与历史文化的深层结构紧密相关，后者是一个民族或地区世代人积淀的精神和观念，是对生活在这一时期这一地点人类情感的理解.回溯历史原型是对精神文化内核的回溯[1].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可视为乡土建筑群落的人类学形式解读.通过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可以丰富建筑形式与建筑内涵的统一，优化村民群体与乡土社会的文化关系.

藏区是我国独特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而藏区村落是藏区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聚落形式.藏区村落受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宗教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聚落空间层面上形成了稳定的空间结构模式.甘南藏区又是藏区的前缘地带，其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是典型的高寒民族地区.其行政上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地理上、民族上和文化上复合的“民族走廊”北端，其独特的区域社会环境，造就了独树一帜、博大精深的地域文化，且其文化的延续性和一贯性表现得较为强烈，同时又兼具融合性和对抗性，是乡村聚落的特殊发育地区之一.

建筑人类学注重研究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重点关注人类的习俗活动、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美学观念及人与社会的关系[2].对于乡村聚落来说，传统文化的稳固性与快速的现代化产生了急剧的冲突，其主流发展路径需要借鉴建筑人类学来重新解读与回视乡村聚落的营建问题.建筑人类学并不把人作为生物体或尺度基准来看待，而是探究身体触感在建筑与场景体验中的作用与意义，因而涉及到思维与感觉、身体与建筑的关系问题.身体的感性经验和习惯行为不但反映在日常生活实践的无意识之中，也是艺术创造和营造意匠的真正源泉[3].当前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使得全球化对位于藏区前缘地带的甘南藏区传统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其中生产方式的改变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抗衡开始出现.对广大的乡村聚落而言，传统建筑特色的减弱与现代建筑形式的界入使得乡村聚落空间受建筑形态的改变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需要重新审视聚落场所和乡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1 完冒村概况

完冒村是甘南藏区典型的乡村聚落，“完冒”是藏语译音，意为“红色的狐狸”.完冒村为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完冒乡政府驻地，见图1.

图1 完冒村卫星图

由图1 可知，完冒行政村驻地有岷合公路经过，村落东距卓尼县城54 km，西距甘南州府合作市51 km.截至2018 年底，全村有34 户共220人.完冒村位于甘南高原边缘，为典型的高寒阴湿性高原气候区，降水少而无霜期短，不适宜农作物生长，周边主要为优质草场.村内有乡政府、学校、幼儿园、卫生院、兽防站、村委会等公共管理服务机构以及玛尼房等宗教建筑，见图2.

图2 完冒村现状

完冒村作为乡政府和行政村委会所在地，有双重化基层管理服务的职能，一方面承担着本村村民的生产与生活功能，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全乡公共管理服务和行政村域行政管理服务的功能.因此，从建筑人类学角度看，完冒村是多元社会关系交织的节点，村落建筑群落承担着较强的多元化社会生活和交往空间特性的功能，构成聚落空间的建筑也有多元化特征.完冒村是甘南藏区普通又典型的乡村聚落，作为行政村委会所在地，完冒村比一般自然村的建筑类型要丰富，而相对于县城或小城镇而言，又具有民族乡土性特征.

2 完冒村聚落空间的建筑学特征

乡村聚落空间类型是对村落生活居住者行为活动的空间安排，人、物和信息的空间流以及塑造空间的围合、表面、渠道、场景、实体等物理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对人的行为活动具有重要的作用.乡村聚落维持着不间断的空间微循环，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族群文化积累和传承，在历史演变中慢慢产生结构的精神“层叠”.建筑是社会的产物，其社会性决定了建筑学研究应从传统单一化本体拓展至更广阔的复合化社会视角[4].

建筑人类学以建筑物质形式呈现为载体，重点关注聚落建筑的形式，优化和深化乡村社会的再认识.完冒村空间类型从使用者的文化公共性角度看，可以划分为2 大类，即公共性弱的本地村民的居住空间和公共性强的全乡民众的公共空间.其中，居住空间是由数量大、功能单一的居住建筑构成；公共空间是由数量小、功能多元的公共建筑构成.

2.1 居住空间的建筑学特征

完冒村居住建筑是村民生活和生产的重要场所，完冒村的传统乡土建筑为碉房，也是整个甘南藏区的主要平顶传统建筑形式.碉房因其外形似碉堡而得称，是土木结构2 层楼房，由木框架和土坯墙建造而成.碉房最典型的特点为外不见木、内不见土，藏语称“切木囊”.碉房外墙利用当地盛产的卵石、块石和土坯砌筑；屋顶有平台，与小型楼房相似；室内有雕刻、插画，简朴而美观.屋内还有一间房子，作为佛堂其内供佛像，是诵经之处，其堂内另有一小塔，承担着煨桑烧符的功能；旁边往往树一木杆，上挂有六字真言的幡旗.较富有者则另外修建一处房子，陈列各种经文，名为传经阁，其余各间均为住人或储藏实物.楼房上下设有木板楼梯或藏区特有的独木梯相通，当地人称其为西番梯子.下层往往又称底层，无外窗开启，故光线昏暗，主要圈牲口放柴禾.碉房仅有天井式小院，每院占地约45 m2，建筑面积约600 m2.

碉房作为土木结构传统住宅建筑，立面强调横竖线条搭配，粗细有变化，线条装饰讲求凹凸质感；建筑挑台结合梁柱共同打造，营造底层灰空间，配有藏族民居惯有的边玛墙装饰，彰显建筑细部趣味；转角柱体略大于墙面柱体，呈圆柱状，配有柱型石块石基；挑梁底部运用传统雕刻圆柱状装饰物收头；门窗彰显传统特色，在中部采用镂空结合透明玻璃的形式，无繁琐的饰面.

当前受快速的经济发展影响，完冒村居住建筑形态相对稳固，局部却开始出现变化.

1)碉房建筑已经逐渐被普通砖混平房院落代替，仅存部分碉房，见图3.

图3 完冒村居住建筑1

2)在建造过程中已经大量使用现代建筑材料，见图4.

图4 完冒村居住建筑2

3)为了建造便利，出现了与精神文化内涵不适应的、与传统文化相隔离的拼凑式建筑组合形式，最终则呈现出了传统建筑形制的巨大变化，见图5.

图5 完冒村居住建筑3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加快，传统地域文化受到冲击，进而使社会生活与文化承袭朝着趋同化方向发展.从文化价值角度看，对于乡土建筑的改变，不仅仅是建筑形式与材料使用上的改变，更是对传统建筑中所蕴含的地域社会文化内涵的破坏[5].

2.2 公共空间的建筑学特征

完冒村公共建筑是村民参与公共活动的重要场所，主要为完冒乡政府、完冒乡九年制学校、完冒村幼儿园、完冒乡卫生院、完冒乡兽防站、完冒村委会办公点等公共管理服务建筑以及宗教建筑玛尼房等.公共管理服务建筑由于是现代行政管理制度下的公共空间，建筑形式明显受现代化影响，以模数化的空间划分利用及高效性的功能趋向为导向.此类建筑的大尺度功能性建筑形式，镶嵌入乡村聚落空间肌理中，与传统的碉房乡土建筑体量形成了对比.完冒村公共建筑都在对外交通线沿线(见图6)，其对对外交通的依附性更强，体现了更强的外张性，承袭着开放与世俗的社会属性.从空间组织上看，这些变化对聚落内部空间肌理和聚落外部空间边界都产生了较大破坏，见图7.

图6 完冒村公共建筑1

图7 完冒村公共建筑2

除此之外，公共建筑建造的宗旨依然是现代建筑技艺的内部空间功能化，但为了体现藏区建筑特色，此类建筑均在建筑外部装饰方面进行藏式化装饰，如刻意化的文化符号的涂刷与组建(见图8)，无意义的符号化充斥在所有公共建筑之中.

图8 完冒村公共建筑3

公共空间的建筑学特征除了服务于现代行政管理的变异类型外，还有相对稳定的宗教建筑.完冒村宗教建筑是位于村落内部的玛尼房以及村口处的玛尼石堆(见图9～图10)，其承担着村民日常转经祈诵的功能.在藏区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内部，重要的空间坐标是一种内在的凝聚力，是构成聚落空间的重要元素，更使得人们确立了自己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从而产生人居安全感，获得地方情感庇护，增强人们对村落内涵的体验[6].对于宗教建筑而言，虽然规模小但空间意义极强，是村民的共同精神场所，始终是村庄内部居住区域的核心、聚落内部精神服务的节点，体现着更强的内生性，也承袭着封闭与神圣的社会属性.

图9 完冒村玛尼房

图10 完冒村玛尼石堆

目前，宗教建筑的规模与公共性呈萎缩趋势，也逐渐丧失了传统的交往集聚场所功能，并且只有特定的老年人群体规律性的使用.传统的交往空间与宗教场所结合的复合性空间的缺失，也开始分解宗教建筑的文化功能.玛尼房反映了完冒村的村民集体记忆，也是部落族群精神凝固的重要标识，是真正体现场所精神的节点，而如今的对外交往场所呈现出对外交通性的依赖(见图11)，逐渐脱离了传统的玛尼房.

图11 完冒村公共集聚场所

3 建筑人类学视角的完冒村聚落空间重构

甘南藏区乡村聚落的形成是以宗族部落为基础的演化过程，游牧部落的定居生活方式与藏传佛教宗教文化共同构建成具有向心力的乡村聚落.完冒村历史上是甘南藏区卓尼土司所辖之地，部落组织机构除土司衙门为其最高统治机构外，于清康熙15 年由第九任土司杨朝梁(藏名才旺东珠)采取寓兵于民的措施进行户籍登记后，实行军营编制，将所辖各部落编为旗制.完冒村所在的完冒乡辖地原属卓尼杨土司北山完科旗和癿力达加旗分辖[7].

完冒村乡村聚落的空间原型是以宗教空间为中心的生活、生产空间守护的圈层式布局，投射到建筑空间类型中是横向的封闭式空间，即院落与房屋的有机结合.碉房形式为院中有房、房中有院的形态，此类空间形态始终与人的文化塑造方式有关，但现代公共管理服务空间的空投式植入，对完冒村聚落空间的整体性产生了影响.建筑人类学认为建筑及文化都具有模式关联和时空传承特征.因此，立足于建筑人类学的思考，借助于建筑人类学的思路，基于乡村聚落建筑分析，尝试提出完冒村聚落空间重构的体系引导.

A·拉普卜特从“人—环境研究”的角度将环境重新进行了梳理，在研究人与人之间“活动”的基础上，将与活动紧密联系的环境概念概括为4 个要素：空间、时间、交流和意义[8].在建筑人类学视角下，人们对“环境”的认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需要借助物质空间并超越物质空间，从单纯的物质性(physical)的认知体系转换到叙事性(narrative)的认知体系中来[9].

从建筑功能看，完冒村传统意义上的宗教空间体量小，但空间场所精神强大，是乡村聚落的空间重心.在具有代表性的原始型建筑与风土型建筑发展的阶段，宗教在社会构成、运行以及人们的生活和文化中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因此，宗教作为原始性与前工业化的文化基础，直接导致了建筑的象征性.而生活—生产并置空间结合而成的居住建筑，也是完冒村作为一处普通藏族聚居单元的文化脉络演化的产物，其未来受到现代社会行政管理和商业服务发展的冲击，需要有效保育.公共管理服务建筑以效率为导向的空间营造，需要从调节性思维向构成性思维转变.

居住建筑与宗教建筑是服务于本村村民的生活交往场所，公共管理服务建筑是服务于全乡村民公共管理和行政村域行政管理的场所.由于整个完冒乡域人口数量少而传统的部落文化深厚，需要重视宗族部落的文化维系.在各种叙事者加入建筑叙事之后，建筑与空间的观念从围护的实体与被围护的体积演变成为行为的场所和文化的载体[10].通过建筑人类学考察本村村民与全乡村民的交往行为与活动类型，同时关注外地工作人员(如乡政府、学校等工作人员)非本村身份与本地化生活的特征，根据人们的行为习俗演绎空间，构建多元化社交聚集重置的节点.

以传统乡土建筑的外形与现代公共活动的功能相结合，通过建筑形式优化，重新构建建筑空间的联系，形成对公共建筑进行居住建筑化的空间形制重组的方案设计意向(见图12)，产生聚落文化熟悉感，应对现代化对象的个体化维度，重视制度化、个体化与宗教社会需求的文化建设.

图12 完冒村公共建筑方案设计意向

藏区乡村聚落在整体空间上为内部封闭的居住单元和外部开敞的服务单元，不同需求对应的功能分类有其相应的空间形式[11].针对完冒村建筑，根据空间组织类型可分为内部、外部及灰空间，如宗教建筑玛尼房的内部、转经廊及周围场地；根据空间边界形态可以分为封闭和开敞的渗透空间，如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的内部和院落；根据空间结构特征可分为单一和复合空间，如居住建筑碉房中的生活、生产和宗教空间.空间类型的建筑学特征是以空间功能所要求的建筑形式看待乡村聚落空间功能的匹配化，并用现代建筑材质重构传统功能的复合化需求(见图13)，同时考虑乡村聚落空间形态与空间文化精神的匹配.

图13 完冒村公共建筑外观意向

重新解读或重新匹配在建或拟建建筑，可通过建筑形式的适时改变，使不同功能的聚落空间通过建筑形态的变化符合当地村民使用习惯和文化传承的要求.如未来可以进行低层院落式公共建筑形式，尝试使用小尺度大院落的建筑形态，使建筑形式与文化内涵相对应，形成较强的地域文化辨识度.如藏戏在卓尼县历史悠久，其在完冒村也有流传，且藏戏演出多在露天广场.藏戏广场的形态可以通过内部—外部空间及灰空间、封闭—开敞的渗透空间、单一—复合空间与公共建筑相结合，重新再现文化空间.具有文化意义的建筑可诱发进入建筑中的人们产生有意趣的行为，此类行为具有行为动机的内容，也涵盖着人类学的特性，其过程具有记忆诱导特性[12].

4 结语

现代建筑从功能至上出发，试图引导人们过一种纯“科学”且机械的生活，而人从本质上还需要过一种习俗性的“自由”且灵活的生活，这就需要寻求有含义的建筑空间[13].通过本文的思考，对于宗教文化传承较好的藏族地区，习俗化生活是当地村民的文化基础.甘南藏区乡村聚落由于受地域、环境、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完冒村作为典型的甘南藏区乡村聚落，同时又是生活、生产、行政、服务和宗教多重功能及多种活动方式发生的汇集处.一个小村落既承担多种社会群体的众多活动，又要考虑到不同人群(包括本村村民群体、行政村村民群体、非本地工作人员群体和外来旅游者群体)的多元化功能性和心理性需求.因此，不同行为群体既对活动载体有使用的人类学意义追寻，又被活动载体所反作用.这必定是双向的综合化过程，并非简单、直接地建造一处建筑那么简单，毕竟从建筑人类学视角来看，保护固化居住空间、传承优化宗教空间、提升涵化公共空间，才会实现集体记忆的延续.从建筑的功能、类型和意义着手进行阐述，分析空间类型和文化意义所凝聚的集体记忆，根据建筑功能的人类学意义自反式“活化”建筑意义，才能更好地推动乡村聚落空间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