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电影创作美学刍议

张 波 朱逸伦

随着科技飞速发展，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早已进入千家万户，甚至相当一部分人对其是日用而不知的，如扫地机、面部识别、智能手机等。与人工智能人相比，这些设备的区别仅在是否具备人形、是否可以移动。AI远非仅用于这些领域，还有生物科技、医疗等，这些领域的使用与研究部分可能涉及伦理问题，但科幻电影成为AI一展身手的广阔天地，也成为人类对人类与AI之间的关系与相处模式发挥合理想象的领地。

AI作为一种创作元素进入电影，最早可追溯至1927年的《大都会》。早期AI仅是智能化服务，时至今日，于人类的衣食住行而言，AI已无法被取代，且已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伙伴。AI电影也应运而生。“AI电影，即表现和反思人工智能的电影，所提供的关于人类未来命运的叙事框架及视觉奇观，因其与现实境遇的密切互动已渐趋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类型。”当下，AI应用场景随处可见，它已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AI作为主要创作元素进入电影时意味着人类正在严肃思考、研究人类自我与AI的关系，这涉及两个层面：一是AI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性，一是AI引发了人类的伦理思考。

一、人机共生的创作趋向

在世界各国大力发展AI技术、促进“AI+”产业模式转型升级的宏观策略下，AI对现实生活的渗入程度逐渐加深、其应用广度也在极速扩展。“技术的发展总是关联着人类的整体命运”，AI对人类的意义在于赋能与服务。在科技向善的发展理念下，AI为我们带来的舒适与便捷远大于技术升级引发的异化与恐慌。“变异意识、危机意识和大局意识可以统一起来……它既是危机的根源，也是机遇的来源……未来的世界不是魔法的世界，也不是神仙的世界，而是科技所引导的世界。”伴随大众对科学技术发展观念与认知的转变，与其密切相关的AI逐渐受到科幻电影的青睐，人机共生成为AI电影创作的美学特征之一。

考察AI电影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近年来，观众已经对过度强调机器技术和AI危害的作品产生审美倦怠。诸如《终结者：黑暗命运》（2019）之类的高投入、大制作、强IP电影，仍在延续该智能机器人灭绝人类进而统治世界的创作思路，以“人机大战”搭建叙事框架。尽管在视听效果和动作呈现方面花样翻新，但票房依然难尽人意。究本究源，它的主题与理念无法激起观众的观影欲望。与之相对地，以人机协同共存、和谐共生为主题的电影，因契合当前科技发展主流趋势得到了电影市场的青睐，如《我，机器人》（2004）《超能陆战队》（2014）等。

人机对抗与人机和谐主题虽然都将AI设置为与人类角色同样具有主体性的艺术形象，但不同的是，《终结者：黑暗命运》将电影艺术空间与叙事虚拟空间进行叠加与嵌套，而在美剧《爱、死亡、机器人》（2019）是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在艺术范畴内得以再度分离。人类与AI的关系如同在真实世界当中一般，具象化的AI角色更频繁地被塑造成人类的伙伴，而非居高临下的监视者、掌控者、统治者，它们超越了虚拟空间的限制与界定，开始同人类角色并肩作战，彼此独立、平等，在互动与交往中重新构建了两者的主体间性。

“数字化生存”已然成为现实。现实世界中，人类对于科技的进步只有警醒而没有忌惮。艺术世界中，人类与AI也相应的实现了和谐共处、同频共振。如果说当年“人机对抗”作为AI电影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契合了当时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恐惧心理，那么在科技发展迅猛推进的今天，人们更加关心现实生活中如何与AI共存、共生、共处，以期获得高品质的生活体验，如此“人机和谐”类电影作品似乎更易引发观众共情。

身处新媒介环境中，不论主动或被动，经过海量信息冲击与洗礼的现代人，早已对虚拟空间、虚拟角色、数字身份等科技习以为常，诸如《黑客帝国》系列、《终结者》系列等电影只能更多地吸引现代观众对角色个体命运的关怀，其背后关于虚拟与现实的悖论、工具理性的批判、生命价值的求索，将再难触发大规模的社会讨论与更深刻的心理震荡，AI电影在新科技浪潮裹挟中实现了情感投射的温情书写与伦理想象的向善选择。这恰好说明，现实世界与人类认知的发展会对艺术创作与构思产生某种程度的作用与影响。作为艺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一极，欣赏者自身观念的转变将左右其内容选择的偏好，这一偏好最终将通过文化市场作用机制促使艺术作品在内容与形式层面发生改变。结合AI与数字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我们需要创作兼具艺术高度与思想深度的影视作品，以作品映衬现实、反照现实，进而从积极视角出发，探讨未来人类社会与人类命运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可能性。

二、情感投射的温情书写

AI是科幻题材作品的常见叙事元素，自艾萨克·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大定律”开始，人类与AI之间的伦理关系便成为文艺创作的核心议题之一。几乎在所有的AI电影中，“机器人三大定律”都会被提及，它是人类与AI和谐相处的前提。相比现实世界对于AI技术与应用的重视，艺术作品中的AI角色（赛博格）也如同真人角色一般，被赋予了多维的符号与意象表征。在AI电影中，AI角色大体可分为虚拟人、机器人。无论哪种类型，AI角色大都被赋予了人类的情感特性，也是人类对AI的合理性想象。

虚拟人存在于虚拟的想象性空间，它是想象的非具象化角色——即不以人类的形象出现，但具备人类的部分特征，如《流浪地球》（2020）中的莫斯等——或想象的具象化角色——如《黑客帝国》中的先知等，有时会作为故事的发生场景隐身于叙事当中。此类角色具有两种特征，一是完全理性的角色，它是人工智能的产物，存在虚拟空间中，是未被赋形的真实存在。如《流浪地球》中的莫斯，它是完全根据外部条件作出反应，它是理性的、无情感的，即便是以人类福祉为要义，也难以掩盖其工具理性意味，所以它以数据进行判断，并变相杀死了宇航员。但也并非完全如此，《爱、死亡、机器人》系列《幸运13》单元讲述了一名新晋菜鸟飞行员分配到一架似乎总是带来霉运的13号战机，这样的组合注定险象环生。然而在初战中，飞行员凭借过硬的飞行技巧和面对强敌永不言退的勇者精神与13号战机默契配合，不但在两架敌军战斗机的夹击中全身而退，还抓住机会反击，大获全胜。此后，一人一机在19次任务中屡战屡胜，多次荣立战功。经过战斗的洗礼，飞行员已经不是菜鸟，但她依然拒绝了性能更好的飞机，选择与13号战机不离不弃，而13号战机也不负所托，表现优异。最后一战中，在飞行员不得已弃机的情况下，13号战机果断违令自爆，清除敌人的同时帮助飞行员平安撤离，人机之间的情感羁绊感人至深。二是具备了人类情感特征的虚拟形象。在《黑客帝国》系列中，AI的虚拟程序被赋形为具象化的人物。某种意义上，它生成了一个“神经-影像”的世界。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在“神经-影像”的网络虚拟空间中，还是电影与观众之间，虚拟人都被倾注了一定的情感。虽然矩阵系统纠错完全遵从技术逻辑，系统对于主角行动的破坏与限制是为了程序的顺畅运行与升级，但是对人类未来却投入情感。这类角色并不具有具身形象，其存在的意义在于为影片构建世界观，使AI技术作为一种与人类或人性相对抗的力量弥散在故事当中。

图1.电影《机械姬》剧照

机器人在AI电影中则更强调自身的情感表达。它是受程序控制的具象化角色，存在于现实空间，通常以人的形象或仿人形象出现。“科幻影像对类人他者的塑造肌理，是在与人类主体的无限趋同中划定差异。当人形的、外在的差异被消解，类人他者和人类主体的差异性矛盾便向人性的、内在关系转化。”在转化中，人类往往迷失自我，无论是影片中的人物，还是现实中的观众，将基于自我认知，对被赋以人形的机器产生情感投射。如《机器管家》（1999）中的安德鲁、《机械姬》（2014）中的艾娃、《佐伊》（2018）中的佐伊等，这类AI角色被赋予和人类相似的外观形象，因此天然具有一定的亲和力与接受度，也更容易形成与人类角色的对比与反思。具体来说，《机器管家》中，安德鲁经过多次升级改造，逐渐具有人的意识，甚至爱上了二小姐的孙女波西娅，并共度一生，最后安德鲁也得到了人类的承认。《机械姬》中，艾娃并没有对Caleb产生情感，但它已经具备了人类反抗的自主意识。《芬奇》（2021）中，杰夫也具备一定的自主意识，基于系统设置，遵循芬奇的遗愿，尽心照顾芬奇的狗。以此来看，机器人已不仅仅是机器，而已具备了人的功能，是物的人化，因为它起到了人的陪伴作用。在多数电影中，人类与机器不但能够和谐相处，甚至产生了超越常人的情感。因给予机器赋以人形，这种情感依然是基于人形而产生的，似乎并不能称之为“恋物癖”。虽有不和谐状况出现，如《机械姬》中艾娃杀死了操控者内森，也是因为内森的过度奴役，是内森未做到人类与机器的和谐相处导致的。机器人在故事中的身份并非人类，其外观也几乎与人类无异，但却常在剧情推进过程中借助机械身体的展示强化人类与机器人之间情感阻隔上的矛盾冲突。如《佐伊》中，佐伊爱上了研究所的同事凯文，在她向凯文表白之后，凯文告诉佐伊，她是自己创造的智能机器人。佐伊十分失落，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凯文告知佐伊，爱情程序不是自己的初始设计，这是佐伊进化的结果。随着两人交往的不断加深，凯文也爱上了佐伊。但一次意外车祸使凯文突然意识到佐伊非我族类，她身体里布满了电子元件和线路，凯文落荒而逃。相比AI利用人类弱点学会欺骗、获得自由的最高成果而言，是否具备人类的真情实感才是人类与AI的本质区别。影片结尾，凯文意识到自己对于佐伊的依赖，当他再度出现在佐伊面前时，佐伊流下了眼泪。这一浪漫笔法满足了观众的情感需求与心理期待。

技术与情感是AI电影隐含的两大角色设定取向，它与影片对AI的定位相关，所要回应的主要议题是“究竟是什么使人成为人？又是什么使非人不能成为人？”。在《人工智能：灭绝危机》（Genesis，2018）中，当女博士Eve无法接受自己是机器人时说，“我感觉到了人性”，但President反问道，“你感觉到了人性，你就是人了吗！”毋庸置疑，这是情感的数字化模拟，它可以无限接近人的真实情感，但并不等同于人的情感。或言之，这是一种虚假情感。无可置疑的是，它足以以假乱真。在AI技术发展初期，“智慧”被理解成具备记忆和思考能力。当计算机运算能力足够强大时，人类的情感与情绪反应可以被模拟并借助AI得到训练，人类的创意设计也可以被计算机习得，它们能够完成与艺术创作者相似的创造性活动，如AI写诗、AI绘画等，人类关于“我是谁”的迷思再度显现。而在AI影片中，《佐伊》里的佐伊留下了泪水；《机器管家》里的安德森经过多次的升级改造，具备了人类的外形、情感，甚至一切特征，最后得到了人类的认同与接纳，并与心爱之人共度一生；《机械姬》里的艾娃逃出别墅，消隐在人类世界当中……从种种设定中可以看出，判定为“人”的标准在肉体、思想与情感的叠加之外，还包括对自身的认识与反思。当AI的自我意识觉醒时，无论具有怎样的具身形象，它都已拥有独立的个体身份。

三、有限之恶的隐喻映现

如果说AI角色带有“物化人”的神话原型色彩，那么在AI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作为生活在现实世界并受惠于技术红利的人类，又该如何理解自身与AI的关系呢？这一问题的回答最终指向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科幻电影中人工智能的发展沿革不单建构电影时空中的人机伦理关系，也是创作者对现实社会中人口、生态、科技、伦理问题的现实观照”，甚至给予可能性解答。AI电影中，人类对于AI的伦理想象经历了从威胁到陪伴的转变，这种变化的产生与现实世界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相对现实生活而言，影片塑造的艺术世界即“不可思议世界”，它与现实世界平行存在，但“‘不可思议世界’所闯入的世界，是在作者生活的年代活生生存在的日常世界”。因此，现实世界的认知与观念便会在创作理念的指引下，借由故事情节在影片中得到映射。

在赛博角色中，创作者显然是仿照人类的人性进行设计的。人性的善与恶在赛博格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赛博格是基于服务人类的目的被生产的，首先已经给予了“善”的原初性，但基于认知的有限性和科学研究的可能性，人类无法确定赛博格发展的未来是否会走向无序。或许正基于此，“科幻电影里的人工智能，可以粗略地分成善恶两类”，善与恶体现在AI对待人类生命的态度上。实际上，这种态度并非取决于AI，而是取决于人类自身。某种意义上，这是人类对于人类自身的态度。作为AI的缔造者，人类是AI的上帝。AI的善与恶取决于原始程序设计。进言之，它是取决于程序设计的目的。某种意义上，恶的一极并非指向AI本身。在各种比赛中，人工智能战胜人类的新闻不绝于耳。战胜意味着智力超越，但我们忽视了这种智力是理性化的。反应与思考速度超越了人类，但不等于智力超越了人类。如果从数据角度来断定AI的智力，或许过于偏激，当计算机可以以惊人的储存能力超越人类记忆能力时，这种现象便已存在，为何今日才产生恐慌？某种意义上，人类恐惧的是它的外形、移动和思考所引发的不确定性或地球主人翁地位可能被取而代之的恐慌。《黑客帝国》中计算机终会战胜人类并统治人类的世界观将现实社会中人类的惊恐与焦虑推向了集体意识层面的思考与讨论，“人与机器的关系再次回到思考的视界，寻求自由的出路成为终极诉求。上帝与人类，人类与机器，到底哪一方才是走向自由的最终出路，影片并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寻找——注定是宿命”。由是观之，我们恐慌的不是AI，而是人类自身以及人类科学探索的不确定性，但又无法舍弃奴役他者/它者的本性。因此，AI电影叙事中向善的选择是基于人性本善的价值观。

虽然在部分作品中，其形象是负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AI是人类的对手。AI被划分为不同的层级，不论相对低级的机器人杀手，如《我，机器人》里被幽灵程序控制的生活型机器人，还是相对高级的、早已征服人类的《黑客帝国》系列中的矩阵系统，其所引发的讨论聚焦于AI胁迫与统治下关于人类终极命运的想象、思辨与呈现。《我，机器人》中，机器人虽然受系统操控，但着实已威胁到了人类的人身安全，成为人类谋杀同类的工具，甚至可能统治人类，显然这已违背了“机器人三大定律”，但这并非是机器人自我进化的结果，其背后还是人的“恶”或个人目的在作祟。《机械危情》（2013）中的艾娃，为了营救文森特、粉碎反派上级丹尼斯的阴谋，艾娃手刃丹尼斯，其行为仍然不能判定为恶。《机械姬》中艾娃具备了人反抗的自主意识，它想走出庄园，不愿意被囚禁。虽然杀死了它的囚禁者，违反了“机器人三大定律”，但囚禁者的反面形象似乎稀释了这一“恶”的行为。这类作品把人们心中对AI的惧怕、排斥和无法与之匹敌的宿命感进行集中放大，在其叙事框架内，AI是社会系统的管理者与维护者，而人类则不自知地沦为没有自主权、被操控、被监视、被剥夺的底层弱势族群。所以，AI形象自然而然被看作为“恶”。

图2.电影《机械危情》剧照

AI出现的初衷是人类的守护者、协助者与陪伴者。或许在出厂设置中标明，AI不能参与人类之间的纷争与战争，并限定机器人的服务领域，超越这一限定，技术所有者便会受到伦理协会的惩罚，或许才能消除人类的恐惧心理。AI电影的创作焦虑在于，一旦人类中心主义一去不返，人类何以自处。实际上，它的内在本质是西方个体中心主义价值观在作祟。几乎在所有的AI电影中，“机器人三大定律”都会被提及，这意味着AI服务于人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善”的前提，至于“恶”性是程序系统的设置，因为在出厂时它们是无所谓善恶的，甚至是“神”的化身。实质上，遵循于“机器人三大定律”的AI，始终被定位于人类的服务者形象，甚至在世界末日，AI成为人类的生存与延续的被寄托者。至于AI的“恶”似乎仅仅是被看做人类刽子手的表象显现。当然，在西方电影情节建构中“恶”的出现与西方文化（宗教）中的二元对立有一定关联。可见，AI电影中AI形象的“恶”性是有限的。

结语

因人类对未知技术的恐惧本能，AI常被视作掠夺者、入侵者，甚或是未来的统治者，但这并不是电影的主要关注之处。AI电影探寻的主旨与哲理除了人与非人的本质，还有人的控制欲。影视艺术对AI的青睐不仅在于题材本身的吸引力，还在于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终极关怀，即人类将走向何方，人类是否能够掌控自我的命运、是否能够继续做地球的统治者，这是AI电影创作的内在逻辑。随着人们对AI的认识日渐明晰并不断推进，科学技术的神秘感与宿命感必将持续减弱。那么，在日常生产与生活中人机协作和伙伴关系也必定是影视艺术创作的底层创意基础。

【注释】

1张霖源.后人类的奇观情境与文明的终结幻想——精神分析结构中的AI电影[J].文艺研究，2020（02）：100-110.

2严锋等.新媒介语境下的科幻景观与科幻文化[J].探索与争鸣，2019（08）：37-66.

3黄鸣奋.危机叙事[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9：6.

4Box Office Mojo网站显示《终结者：黑暗命运》世界总票房2.61亿美元，《我，机器人》世界总票房3.53亿美元，《超能陆战队》世界总票房6.57亿美元。以上数据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未四舍五入。

5袁海燕.赛博现实主义：一种新的电影思维与美学观念[J].电影新作，2021（05）：13-19.

6杨俊蕾、王嘉玮.主体范式博弈与后人类寓言：科幻影像叙事中的类人他者镜像建构[J].电影新作，2021（02）：19-25.

7[英]大卫·贝尔、[英]布莱恩·D·罗德尔、[英]尼古拉斯·普利斯、[美]道格拉斯·舒勒.赛博文化的关键概念[M].郝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10.

8朱旭辉.科幻电影中人工智能的技术哲学之维[J].电影艺术，2019（03）： 70-75.

9[瑞典]约特·克林贝耶.奇异的儿童文学世界[M].沈赟璐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4.

10许乐.AI童话与AI梦魇——解读科幻电影中的人工智能[J].当代电影，2016（02）：56-60.

11袁海燕.栖居于赛博空间——解读《黑客帝国》中的象征交换游戏[J].文化艺术研究，2018（01）：106-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