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健康码发展的实践路向

【摘要】健康码是新的理念和技术手段在数字治理领域的运用，是我国疫情防控期间的一大创举。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健康码虽一如既往地发挥着防控作用，但也产生了一系列个人信息安全风险。文章认为，健康码的发展离不开数据常态化利用合法性的构建，应遵循严格同意规则以保障个人权利。

【关键词】健康码;个人信息;实践路向

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爆发，并在2020年初扩散至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人民上下齐心协力，共克时艰，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战略成果。在疫情防控期间，健康码、测温仪和核酸检测是诊断疫情、切断传播途径的重要工具。其中，以“健康码”为代表的技术治理创新大放异彩。作为数字时代产物的健康码是我国企业开发、基于智能手机追踪治理的程序，主要用于传染病防治和健康服务的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兼具人口数字化识别及服务功能。随着疫情防控日趋常态化，健康码也出现了常态化和延展化的应用趋势。本文主要讨论健康码延展应用引发个人信息保護新挑战的背景下自身的发展路径。

1“健康码”的发展历程

建设数字政府历来是杭州市的目标，“健康码”便发源于此。自2020年2月上线，杭州健康码超过1400万人申领，被推广至全国200多个城市。3月全国版健康码上线，跨省互认互通机制形成。依据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年2月发布的《传染病防控人员健康码管理规范》，健康码又称人员健康码，是行政管理部门在应对突发传染病公共卫生事件时，按照特定时间内的人员行动轨迹、健康状况数据等进行风险分级而生成的彩色二维码。健康码依托支付宝等平台实行“绿码-黄码-红码”三色动态管理[1]。健康码外化为彩色二维码，但又不限于二维码。二维码仅是健康码应用的系统前端和信息入口，完整的健康码应用是一个包括前端、云计算、交互界面、算法决策后台、业务场景在内的平台系统。作为电子通行证，健康码具有极强的社会渗透率、防伪性和监控度，在使用上有一定强制性（无绿码则无通行权）。健康码依算法决策的自动化识别判定，实现了从人工判断到智能判断、从长链管理到短链管理。健康码统一了疫情防控的信息收集渠道，简化了一线检查手续，强化了受检人员责任，从而快速阻断疑似人群活动，有力保障了企业复工和社会秩序恢复。

2“健康码”的发展困境

健康码系统的应用表明了国家平台化治理水平正在迅速发展，但是数据在平台的集成也逐渐发生了异化。现实中，健康码的应用也已出现诸多问题。首先，各自为政的情形屡见不鲜。在一些城市，健康码的运营是由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但这些企业自身的技术存在差异，给健康码的应用带来诸多消极影响，如健康码故障、失效等等。其次，这些名目多样的健康码在设计之初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在用户数据使用告知方面存在较大欠缺，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个人隐私信息安全。作为一种健康身份证明，健康码已打通智能手机、3D人脸识别、多场所和群体认证等多种应用端，形成了一套无所不在的政府监控装置，甚至可实现多主体切换、多场景兼容[2]。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虽然公民在疫情防控时期默认了这种全面且深入的监控手段，但健康码数据之常态化应用已开始入侵公民日常生活并对其权益造成影响。“监视”已随着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变得无处不在。最后，不同颜色的健康码意味着用户会面临不同的应对方式，但对三种颜色的赋权规则却缺乏透明度，这也干扰到部分居民的日常生活。例如，在未到访过高风险区的情况下，本应为低风险的绿色识别码突然变成高风险的红色识别码，严重影响到个人的防疫和出行。

3“健康码”发展的实践路向

3.1构建健康码数据常态化应用的合法性

数据活动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政府作为数据处理者的内控管理水平将直接影响个人信息保护的实际水准。具体而言，政府在对应用新型技术对公共区域进行大范围系统监控、对自然人权利和自由造成较高风险的数据活动中，应对拟进行的数据处理操作进行个人数据保护影响评估[3]。以注重审查程序、信息披露、责任承担的数据保护影响评估和事前咨询制度作为制度落脚点，不仅能减少健康码常态化应用的合法性质疑和安全性风险，还能更好地适应后疫情时代的常态化疫情监管和居民管理需求。

3.2遵循严格的同意规则以促进健康码升级

健康码一旦转型升级为日常服务应用，其目的也就超出维护公共卫生安全范畴，此时的个人信息处理必须以个人在知情、自愿情形下做出的具体同意为前提，政府不得擅自将其控制的个人信息用于医疗、教育等目的[4]。同意规则不仅要求政府征求个人同意，还要求政府为个人提供做出同意与否之决定的空间。实践中，掌握公共资源支配权的政府可以通过铺设或改变基础设施迫使个人被动接受个人信息权益的限制，个人客观丧失了拒绝的权利。为确保同意规则的有效性，健康码升级过程中，应当保留传统的治理手段和服务提供路径（如在推动刷码就医的同时也应保留线下人工挂号的途径），防止同意规则沦为形式。在做出同意之后，个人有权撤回同意，放弃使用升级版健康码，重回传统的社会运行系统。

4参考文献

[1] 方兴东，严峰.“健康码”背后的数字社会治理挑战研究[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16）：78-91.

[2]宁园.健康码运用中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制[J].法学评论，2020，38（06）：111-121.

[3]鲍坤.健康码数据常态化应用的比例原则限制[J].电子政务，2021（01）：32-41.

[4]单勇.健康码应用的正当性及其完善[J].中国行政管理，2021（05）：53-60.

作者简介：

段梦琪（1996—），女，汉族，河南洛阳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代城市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