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疫情地图”的数字社会防疫管理

摘要：健康码是疫情期间数字化治理的亮点。基于数字社会的通信、智能传播，健康码应运而生，如今的各个城市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纷纷朝着“智慧城市”、“智能城市”等构建信息的数字社会迈入。数字化背景的先进治理下，人们产生了各种数据，但信息化、数据可视化的背后，数字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和数字社会的道德伦理问题被拿出来探究的却很少。

关键词：数字社会、地图媒介、私域问题、治理风险

疫情对于人类社会并不陌生，自19世纪英国爆发霍乱，“疫情地图”在当时已经投入了应用。随着各项媒介技术的发展更迭，此次新冠疫情同人类史上各个时期都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次“疫情地图”的绘制包括数据追踪、信息研判、数字管理和公众连接，在新型数字社会的管理上有了较大的尝新和突破。移动互联网技术改变着疫情的控制方式，深入嵌入每个身处其中的个体日常生活，本文旨在寻找在数字社会的治理背景下，“疫情地图”有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同时结合疫情这个长期与人类共存的话题探求突破之路。

从信息社会到数字社会

数字社会的追根溯源，要从20世纪70年代信息社会开始说起。资本主义社会从二战后社会经济的增长中遇到了瓶颈，转而追逐为知识生产，在当时知识经济（信息）大行其道。社会权威的认知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提出的“情报社会”，随后由“知识社会论”、“信息经济理论”更迭，这些理论都是当时工业社会变迁更迭的例证和范式。

在“知识生产社会论”中，马克鲁普探讨了几大产业在当下的历史时期如何构造了上层建筑，他将知识经济的产业归为教育、研发、宣传、媒介、信息设备和信息服务五大类，美国对此五大产业进行数据统计，信息业的比重越来越高，计算机行业的生产服务增长最为强劲。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知识经济的重要性被更多的强调，丹尼尔贝尔认为“工业社会以机器和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则依赖知识技术，不再是资本和劳动而是信息。“经济中心明显向信息与知识转移。

信息社会的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的应用开始，互联网使得变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速和根本。短短半个世纪我们的传播范式已经有了可靠的移动数据作为支撑，变得社会化和移动化，数字社会时代到来。信息社会之所以没有在历史中形成一个稳定的知识结构框架，是因为处在变量的社会发展阶段学者试图去分析研究但是始终没能达成共识，知道数字时代在互联网、智能化中强势到来，计算、数据分析、存储记录、传播和算法等核心要素共同构成一个强固稳定的新型传播基础设施。同时，传播形态也从当时的自上而下、政府集中控制变成如今人人自媒体的自下而上的互通式传播。

关于数字传播的定义，现有的研究给出了三类不同的注解。科学研究院的学者认为，数字传播是数字时代基于人工只能、大数据、信息设备、物联网和技术手段实现的传播，通过机器作为传播节点，用物联网取代传统的生产要素人力和设备，从而有了内容生产、知识生产、营销等等;第二种是高校教师的定义，认为在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数据库中，搭建起超越人工的自动化的传播矩阵，实现立体交叉式传播;第三种式产业界人士，他们认为设备是突破的节点，通过技术设备改变了内容生产的方式，精准的通过智能手段识别用户需求，同时用政府数据背书，产生智能推荐，最后粘合用户需求服务。细看这三种定义，都强调了数据和云计算对于数字传播的重要贡献，因为健康码在疫情时期存在的基础也是它拥有强大的信息抓取能力，是大数据在现实社会智能传播的一项实践。

疫情地图在数字社会的传播

为了有效控制疫情的蔓延，迅速切断传播“疫情地图“这项数字管理技术被投入了应用。疫情地图，可以被称为地理媒介，总的来说拥有四个特征：地理定位、无处不在、实时反馈和多元融合。人类有了数据、互联网和智能化通信以后，疫情地图的传播被推向了新的高度。借助移动互联网平台，疫情地图在生活中的传播体现在三个方面：

借助现代移动通讯技术和智能设备，疫情地图的可应用场景变得丰富多元。只需要通过算法分析，就能记录下此次的行程地点，方便在疫情中后台数据的及时更新，此举有效的帮助政府更好的管控疫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2019制作的疫情地图得益于互联网的媒介，让现代的地图媒介一经发布点击量就超过10亿次，可见，在当下数字时代地图媒介和社会结构相辅相成，构成人们应对疫情的方方面面。不同主题对疫情地图的绘制，使得地图的要素和意义不断被豐富，针对不同的目的，健康码、防疫行程卡等等有关数字社会管理的程序在疫情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数字疫情地图的传播形态

人类并不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疫情，却是第一次出现数字传播的疫情地图。超越了平面层面的地图内涵，在数字社会疫情地图演变为空间界面、多维度的地图媒介。基于地理叠加信息在应用当中，疫情地图的数字可视化特征明显。

首先，这张地图媒介的背后有着大数据的支撑。导入GPS地图作为数据库，成为主题地图，后台通过敏感的数据测算，精确的将实时更新的地理位置录入库中。我们不仅能够随时接收到疫情的信息，还可以知道自己离病源的距离，甚至是和确诊病例的直线距离。健康行程卡经过精确无误的测算，让我们在经过某一个疫情区域的时候，实时更新的健康码会被标注上星号或者变色，在疫情的防止管控上不得不说立下了汗马功劳。真正行之有效的管理是对接上各个企业或者地方政府的后台数据库，人们在进入医院等有危险隐患场所时，需要将个人及时更新的健康码扫描仪器，疫情后台根据数据匹配一旦检测到有关风险地区的行程，可以更好的管控风险人群，此举为地方政府管理疫情助益良多。

一批批企业的数据中心纷纷响应数字管理的号召，其中表现可圈可点的是第一财经在2020年绘制的“CBN定制防疫地图“，用户使用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定位，然后找到相关附近的感染区，可以看到后台更新的病例情况，与个人的距离，迅速实施风险防范和改变出行策略。简单却行之有效的出行管理策略，大大方便了用户的生活，也对于政府管控疫情做出了很大贡献。在2003年SARS病毒肆虐的时候，我们大概无法想象17年后再次经历考验之时，数字化健康管理的图景。不仅仅能帮助影响用户的出行决策和自我防控，数据库中的信息也提供了在过往所乘班车或航班中，是否存在感染源，这一地理媒介作用更有待深讨。

数字社会治理挑战

尽管健康码是数字社会抗疫的亮点之一，但其背后存在的安全治理隐患也不能不考虑。数字社会的管理其实由来已久，在美团、饿了么等即时生活服务软件被投入应用，人们已经无意识的被纳入了数字社会的网中，我们可以看到骑手配送的实时订单，知道骑手距离我们的位置;在疫情时期，更是能够看到配送商品的骑手目前的体温状况，以防出现问题做好及时防护，这样的数字管理贯穿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同时由于缺乏体系的管理和制度上可保障执行的规范。

一些企业会利用到手的数据、资本进行“监管控制“，数字管理背后的商业力量很容易引发隐私泄露，突破权利的边界造成数字社会的失衡。商业逻辑下带动的数字社会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条规范道路要走，由“健康码”带来的治理挑战对于数字社会是新近面临的考验。

在技术比较欠缺的时候，政府的权力被让渡给了拥有技术优势的企业，这也让健康码在疫情期间随广受赞誉但仍然逃脱不掉企业的商业获利性质。健康码的运营过程中也出现过数据错乱，让这样一项在疫情期间关注自身安全与否、配合国家卫生工作有效展开的工具失效，所处安全地区但健康码却变黄变红，导致人们出行不便，这是运营商的主要集结。企业对于大数据的不良应用，会导致出现隐私泄露、隐私的不当使用等数字伦理问题，如果对待收集到的信息数据，企业的应对为严格遵守国家指示对相关应用中的用户信息进行必要的删除;同时，从数据资源出发，多渠道拓宽其它领域的合作和效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企业达成的合作关系，提升了政府在此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活力和应变能力，也对企业的伦理道德进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念培养，应用的拓宽也被应用到了行程卡、健康卡、公交路线卡等各项生活服务类平台上，是的大数据的价值得以真正在数字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

数字社会的治理是否将成为潘多拉魔盒？

健康码不同于其他智能管理软件体现在它众多维度的覆盖上：数量上，它几乎覆盖了所有的人口，不能或者不熟悉使用手机的用户也解决了，在不断深入的功能问题上，增加了帮助他人管控的选项;在范围上，它的GPS达到了全域覆盖;在信息的时效性上它能够不断更新数据，并根据动态呈现颜色;在信息的二次使用上，这将是功能最为强大的部分，对于人们的信息，包括就诊医院和住址、甚至是药品都会绑定为个人身份，理论上任何信息都可以被收集。

各个地区为了更有效的管控，都联合当地能提供技术支持的企业，如“苏康码”、“随申码”密切监管流动信息，外来人口进入上海也需要下载“随申码”进行数据的报备。人们不禁担忧，如此，个人信息不就意味着在企业中流入泄露，处于被监视的状态？长此以往，不得不让人防备着背后巨大的商业空间，无异于打开了数字社会的“潘多拉魔盒”？

数字时代是从信息时代迈出的一步，因而在管理上是伴随信息产生的，也就是数字时代的人文思考。健康码中的身份证录入、信息地址录入、人脸识别模式，可以说已经将数字信息与人绑成了移动的身份证，隐私信息化的同时信息隐私化却比较堪忧。在政府因为技术不足而将一定的特权让渡给企业，商业性质下人们的隐私成为了牟利的手段，什么信息可以被利用，什么信息最终需要销毁删除。源于不同的文化，现在对于隐私的界定还不甚明确，大多数对于隐私的讨论还是在法学的范畴内，公众认为不愿意公开的信息都属于隐私。

当下数字时代，人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信息，这其中很多就是不愿意向社会公开的。比如人们在登上一个交友APP的时候，准许其获得地理位置，或者用无线网络和移动流量使用其功能，在其间的卫星系统产生一大批的数据采集在不经意间就被公开给了企业，个人隐私也不知不觉受到了侵犯。人们的隐私泄露很多在无意识中产生，也有一些在有意识地情况下不得不这样做，让不法商家分子有机可乘，信息隐私化转而变为“隐私信息化”，这也是数字时代信息管理遇到的瓶颈。

身份识别系统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包括但不限于人脸识别、身份证明、支付工具、银行个人账户等等，例如出行需要的App“亿通行”，要使用此应用就需要绑定支付账户并进行人脸识别，个人支付信息和身份信息不得不被公开曝露给企业甚至是个人。信息隐私化和隐私信息化的边界模糊，在必要时候人们在数字社会难逃泄露风险，成为个人隐私的最大威胁。这就不难想起那句话“一切智能的背后，都是监管与控制。”

数字时代的隐私重塑

如何保管好个人隐私其实是数字时代中治理环节的恒久命题。在大数据将我们圈禁在物联网中的时候，我们享受着互联网提供的便捷服务，也承受着出卖个人信息的后果，网络社会环境恶化、企业根据算法大数据实行精准推荐，让互联网和社会的风气不再如前十年那般澄澈，要想数字社会良性环境中运行，那就要对隐私信息设立明确的边界。

我认为，行之有效的管理应当遵循一些原则。第一是事先知情原则，个人信息被讓渡用户应当充分知情，信息的使用在企业和用户之间要有条约，使用的边界和双方权责明确;第二是政府针对企业的业务有严格的门槛和准入制度，对于个人信息的管控，一旦触碰法律红线将采取适当的措施，必要信息收集不必要信息不应当为了牟取私利而纳入系统，日后对于网络安全问题的管控增加压力;第三是要有失效原则，信息的收取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可以被应用，但是超过一定时效期间，某些信息需要被销毁，对于信息严格的保存时间和过期不在使用的约定;第四就是补救措施，不仅仅要丢弃信息而避免滥用，一些用户的个人信息如果在设备不小心遗漏，在不同部门的管控中一个当设有备份，这样的重要信息就不会在数字社会的管理中遗失。

仅仅由这些原则，对于尚在起步中的数字社会管理还是远远不够的，流程必须遵守外还需要有可保障实施的法律制度规范，企业合法规范使用用户隐私信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塑造隐私的重构，建立清晰的产权制度框架，考量数字社会隐私背后的人文内涵。

在共同抗击疫情之下的卓越创举，它的明天会不会变成一场科技数据失控而导致的灾难，这个边界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和规范。这应当警惕什么是公权，而什么又是私域，公权执行的边界不应当涉及用户私域，企业要承担公共服务的职责才能让数字社会在发展中迈出稳健的一步。新冠疫情何时驱散尚是个未知数，在这场灾难完全清楚之前，数字管控带来的阴霾应当早日澄澈，共享网络信息时代的透明。

参考文献：

[1]马长山，《数字社会的治理逻辑及其法治化展开》，法律科学，2020.9.7

[2]王俊秀，《数字社会的隐私重塑》，探索与争鸣，2020.3.5

[3]陈刚、谢配宏，《信息社会还是数字社会》，学术界，2020.5.15

[4]方兴东、严峰，《健康码背后的数字社会治理挑战研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9.1

作者简介：孙海莹（1999-）女，汉族，学生，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全日制本科在读）新闻传播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