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3世纪辽朝与高丽、日本水路交通考述

陈晓菲

《辽史》卷37《地理志》载辽朝“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1〕这里所谓“东至于海”的“海”，是指今渤海和黄海北部海域及日本海、鞑靼海峡和鄂霍次克海。可见，辽朝拥有的海岸线为南起今天津海河入海口，北至古代乌第河海口之间，长达万余公里。辽朝立国期间，在行政管理上曾有五京之制。其中的南京地区、中京地区及东京地区，均濒临海洋。当辽之际，这里的海事活动，构成了辽朝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但由于受到长期以来重陆轻海传统思维定式的影响，对于辽朝海事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

自辽亡至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对于辽朝海事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较沉寂的状态。自20 世纪70 年代后期，始有少数学者对辽朝海盐产业问题加以关注。进入本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辽朝海事问题的研究领域才有所拓宽，开始由海盐问题向辽朝的海防、海关及海上交通等领域拓展。田广林先生《辽朝镇东关考》〔2〕《草原与大海的对话——辽代海疆与海上交通》〔3〕两篇文章，既从宏观的角度概述了辽朝的海疆、港口、海防以及海上交通等问题，并认为位于今辽宁大连地区的镇东关是辽朝时期的海关及海上通商口岸。近十年来，随着海洋领域问题研究渐热，学术界也逐渐意识到契丹辽朝所蕴含的海洋文化因素，以辽朝海事活动为题的研究也已展开。2011年，在孙玮、张宏利以及笔者的以辽朝东京、中京和南京海事研究为题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就分别以这三个滨海地区为中心，较体系地论述了辽朝的海疆、海口、海上交通以及沿海资源开发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复原了辽朝时期的海事状况。

但上述研究均以我国疆域内为主，对辽朝时期的对外海事交往问题几乎未做涉猎，其中就包括辽朝与高丽及日本的海上交通问题。本文正是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在全面梳理相关材料的同时，进一步利用古代域外文献，对契丹辽朝与朝鲜半岛及日本的水路交通问题进行讨论，借以进一步深化对于辽朝海事问题的认识。

一、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水路交通

当辽之际，朝鲜半岛为高丽所统治。公元918 年，泰封君主弓裔部下起事，拥立王建为王，建立王氏高丽，后灭新罗、百济统一朝鲜半岛。起初，辽与高丽因有渤海国相隔而无直接接触，直至辽太祖天显元年（926），辽太祖灭渤海国后便与其“相爱相杀”至辽亡。《辽史·二国外记·高丽》载：“高丽自有国以来，传次久近，人民土田，历代各有其志，然高丽与辽，相为终始二百余年。”〔4〕期间圣宗朝时期两国围绕“江东六州”问题发生过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最终以“高丽王乞和”为结束。其余大部分时间里，辽朝多视高丽为属国，两国遣使、交流频繁。据《辽史》记载，两国自辽太祖灭渤海国后，国境直接相接，两国人员往来基本以陆路为主，且多以辽朝东京为中介，公私往来互动频繁。

尽管辽朝与高丽之间的海上通道于《辽史》失载，但相关信息却见于《高丽史》。该书《仁宗世家一》载：“仁宗元年（辽天祚帝保大三年，公元1123年）八月甲辰，遣河则宝如辽，自龙州泛海，不达而还。”〔5〕保大三年（1123）距离辽亡仅两年时间，此时辽朝与高丽之间往来的必经之路——辽东京，早在天庆六年（1116）即已落入金人之手，辽朝与高丽之间的陆路通道已无通行可能，因此，河则宝需泛海通辽，虽然此次泛海并未成功，但笔者认为此次泛海之目的地当为辽朝的南京地区。

辽天祚帝天庆四年（1114）九月，完颜阿骨打正式起兵反辽，破江宁州，天祚帝遣兵击之。十一月，阿骨打大破辽军于出河店，辽东京地区宾、咸、祥等州及铁骊部皆降于女真。天庆五年（1115）正月，阿骨打称帝，国号金，建元收国。九月，金军攻陷黄龙府。十二月，金军大破天祚帝于获步答冈。天庆六年（1116）正月，辽将渤海高永昌据辽东京，国号元，建元隆基。四月，金取辽朝沈州，破东京，杀高永昌。八月，金攻陷保州，至此辽之东京大部州县皆入于金。此时，恰逢高丽遣使如东京，便以辽有危亡之事，去其年号，但用甲子。天庆七年（1117）正月，金攻陷辽上京春、泰等州。天庆八年（1118）正月，金遣使如辽求册封，辽遣使如金议和。五月，辽朝诸路大乱。安生儿等聚众二十万于龙化州，后被耶律马哥等斩杀。余众与海北州霍石等合，降于金。天庆九年（1119）三月，辽册金帝为东怀国皇帝，金不受。天庆十年（1120）四月，辽、金议和不成，金帝亲攻上京。五月，攻陷辽上京。辽保大二年（1122）正月，金攻陷辽中京，天祚帝奔西京。二月，金攻陷辽之北安州。三月，金兵西进，天祚帝继续西走。因以此，耶律大石等立南京留守秦晋国王耶律淳为天赐皇帝，改元建福，与天祚帝分庭而治。四月，金攻陷辽西京，西路州县部族亦多降于金。十二月，金帝自将攻陷南京，天赐帝后萧氏北走。至此，辽之五京皆陷于金。天祚帝逃往夹山，后于保大五年（1125）为金所俘，辽朝灭亡。

综观辽末形势，保大三年（1123）八月，高丽遣河则宝使辽之时，辽之五京均已陷于金，但因其时形势混乱，信息传递并不及时，高丽不知辽五京均已陷落，仍遣使使辽。辽朝境内，东京、中京、南京地区均临海、有港口，可航海通行，而东京地区早已为女真所控制，高丽深知此事，也正因此才需泛海而行，因此，河则宝所行之目的地不可能是东京地区，那么中京与南京二者之间，谁最有可能是河则宝所行之目的地呢？笔者认为是辽朝南京地区。首先，辽中京及与之毗邻的上京先于南京落入金人之手；其次，辽保大二年（1122）后，天祚帝一直徘徊、避难于西京地区。因此，如果此时高丽通辽，不论是觐见位于西京的天祚帝，抑或是打算示好已于南京称帝的天赐帝，其泛海的目的地都应是南京地区。

辽南京所处的幽州地区一直是中原王朝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及日本交通往来的要冲、枢纽，与朝鲜半岛的水陆交通传统由来已久。特别是隋唐时期，在山东半岛以北，环渤海、黄海北岸，由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掖县）、军粮城（今天津市）、卢台港（今天津市）和都里镇（今辽宁大连旅顺）等几个港口组成的海上交通网已经形成，环渤海水域沿岸、横渡渤海海峡及横渡黄海至朝鲜半岛各口岸的航线已被频繁使用。

武则天朝，鸾台侍郎狄仁杰曾上表请求“停江南之转输，慰河北之劳弊”。其在表文中更明确地表示：“今以海中分为两运，风波飘荡，没溺至多，准兵计粮，犹若不足。且得其地不足以耕织，得其人不足以赋税。臣请罢薛讷废安东镇，三韩君长高氏为其主。”〔6〕狄仁杰曾任职幽州，对北方形势甚为明了，其上表是在圣历二年（699），安东都护府正驻于新城（今沈阳市东）。他所谓的“海中分两运”即指幽州海运和辽东、朝鲜半岛海运而言。虽然“安史之乱”后，唐朝幽州地区海运时断时续，已不复之前的盛况，但航路犹存。在环黄海、渤海湾北岸地区入辽后，情况亦基本如此。因此，笔者认为辽末河则宝自龙州（“江东六州”之一）通辽，即应是打算利用辽南京、东京地区及朝鲜半岛之间的旧有航道抵达尚在辽朝控制之下的南京城，可惜的是并未成功。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朝鲜半岛与辽朝之间除有与东京地区之间的陆路交通线外，在朝鲜半岛与辽南京地区之间也有海上航线存在，两地之间可存在直接航道，也可经由辽东半岛港口相通。

二、与日本之间的水路交通

我国与日本列岛的航海交通也发迹较早，至唐朝末期，在中日两国航海者的共同努力下，就已形成了以“两路四线”为主的海上航道。①北路北线，又称黄海北线，是中日间形成的最早航线。这条航线基本沿海岸而行，一般由山东半岛横渡渤海海峡至辽东半岛南端，然后沿着黄海北岸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再沿朝鲜半岛西岸南下，而后或经过济州海峡，或经由对马海峡到达日本九州北部的筑紫大津浦（今博多）。②北线南路，又称黄海南线。这条航线由山东半岛直接横渡黄海，到达朝鲜半岛西端的白翎岛一带，而后再沿朝鲜半岛南下，取线与北路相同。③南线南路，又称东海南线。这一航线由我国南方各港口出发，横越东海，到达日本南方的奄美大岛附近，然后北航，越大隅海峡而至九州西南萨摩（今鹿儿岛县西部海岸），再沿肥后（今熊本、长崎两线西海岸）、肥前（今佐贺县）抵筑紫大津浦。④南线北路，又称东海北线。这一航线也由我国南方沿海港口启程，向东偏北横越东海，直抵日本肥前松浦郡的值嘉岛，然后驶向筑紫的大津浦或难波。〔7〕

与此同时，位于东北地区的渤海国政权也与日本保持着密切的交通往来，《新唐书》中所记之“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8〕即渤海国通日之路。龙原，渤海国东京府所在地，故址在今吉林省珲春县八连城。龙原府东濒日本海，是渤海国通往日本的重镇。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到东京龙原府，然后向东南行至盐州出海到日本，即其道也。从渤海国驶往日本海航路，共计有三条：一条是最为常用的北线航路；另两条分别是利用较少的筑紫航路与南海府航路。北线航路的基本走向是，从波谢特湾的毛口崴起航，循东南向，横渡日本海，直达日本本州中部西海岸的能登（今福井县）、加贺（今石川县）。这条航路是连接渤海国东京龙原府与日本京城平成京（今奈良）、平安京（今京都）的最短海上交通线，航程约为486海里，绝大多数的渤海国船队多取此线赴日。筑紫航路的基本走向是，从波谢特湾的毛口崴起锚后，顺流沿朝鲜半岛东海岸南下，然后越涉朝鲜海峡，经对马岛到达日本筑紫和大宰府。南海府航路，由南海府（今朝鲜北部咸镜南道新岛）的吐号浦出航，先沿朝鲜半岛东岸南驶，再经对马海峡前往筑紫。〔9〕

因此可以说，公元10 世纪辽朝建立之时，从北至南辽朝有多条航路可以通行日本。特别是辽天显元年（926）辽太祖灭渤海国、建立东丹国，可对原渤海国境内的港口及对外航道实行完全的占有，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辽天显四年（929）实际上已处于辽廷控制下的东丹国即派遣裴璆出使日本，裴璆抵达日本之时，日本朝野还不知道渤海国已被契丹所灭。而裴璆“多称契丹王之罪恶云”，这种行为令日本感到不满，进而认为“东丹国失礼仪”，致使裴璆等人没有机会到京都面见天皇，无功而返。事实上，这是裴璆的第三次使日，在渤海国期间，裴璆已于公元908 年和919 年两次代表渤海国出使日本，并深受日本国礼遇。辽廷之所以派遣裴璆出使日本，也是因为他对使日流程及线路的熟悉。因此，裴璆的这次出使线路应是渤海国时期最为常用，也是最被大家熟知的北线航路，即由盐州起航，循东南向，横渡日本海，直达日本本州中部西海岸的能登或加贺。

裴璆的这次使日说明，形成于渤海国时期的通日海上航路，至辽朝初期依旧是可以通行的。凭借着这样的先天优势条件，似乎辽日之间应有频繁交往，但事实并非如此。今本《辽史·本纪》中有关日本使辽的记载仅有三条：

①（辽天赞四年）庚辰，日本国来贡。辛巳，高丽国来贡。〔10〕

②（辽大安七年）日本国遣郑元、郑心及僧应范等二十八人来贡。〔11〕

③（辽大安八年）九月丁未，日本国遣使来贡。〔12〕

从以上史料不难看出，《辽史·本纪》对日本记事十分稀少且简略，这种情况说明两国交往不多，几无官方往来。《辽史·本纪》中的条①天赞四年（925）“日本国来贡”是《辽史》中首次出现的关于日本国的记录，甚至早于天显四年（929）年裴璆等人的使日，本应意义重大，但《辽史》的记录却十分简略，对于日使送来什么物品、其入辽目的和用意也不得而知，而辽朝是否回赠亦无明确记载，并且对于这次“来贡”，日本史料也是无迹可查。因此推测，日本人的这第一次“来贡”很有可能并非官方性质，而是一次私自的贸易活动，《辽史》因政治需要，将其记为朝贡。并且庚辰“日本国来贡”，第二天“辛巳，高丽国来贡”。由此分析，此次“来贡”的日本人与高丽使者极有可能是一同前来，只是分两天觐见而已。那么，天赞四年（925）的这次日本人入辽路线，很可能是由日本经朝鲜半岛由陆路进入辽朝境内的，正是我国最早开辟的连接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之间传统的“陆桥”线路。

而《辽史·本纪》中的条②记述，在日本史籍中却有相关记载。日本史籍《百錬抄》载：“嘉保元年（辽大安十年，公元1094年）三月，诸卿定前伊房卿遣明范法师于契丹交易货物之罪科。”〔13〕从时间及身份等方面推断，“明范法师”与《辽史》中之“僧应范”应是同一人，而且《百錬抄》更言明此种贸易行为非法。关于这一事件，日方史籍《中右记》记载：

①（日本宽治六年九月）检非违使等于左卫府勘问商人僧明范，件明范越立趣契丹国。经数月归朝，所随身宝货多。仍日者为勘问事，元虽使厅，例币先后之斋间，引及今日也。契丹本是胡国也，有武勇闻。僧明范多以兵具卖却金银条，已乖此令欤。〔14〕

②（日本宽治七年十月）是彼契丹事，可被问对马守敦辅等者，件敦辅依召近日上洛也。〔15〕

③（日本宽治八年五月）次前权师中纳言伊房卿，已依契丹国事，减一阶被止中纳言。又依同事前对马守敦辅追位记。〔16〕

由《中右记》记载可知，因明范赴辽贸易不仅大宰权师藤原伊房受到处罚，对马守敦辅等亦被传讯作证，可见此事一定与对马官员有关，是在对马守敦辅的辅助下渡海的。故由此推测明范等人是由大宰府所在地博多出发跨越对马海峡经对马岛而入辽的。既然取路对马岛，那么明范等人应是取道传统的“北路北线”（黄海北线），即由娜大津或博多大津（今博多）出发，再以对马、壹岐为中介横渡朝鲜海峡，抵达朝鲜半岛，由陆路经高丽继而进入辽朝东京地区。

日本史料《小右记》载：“长德三年（997）年六月十三日乙巳，……太宰府解文，高丽国牒三通一枚牒日本国，一枚牒对马嶋司，一枚同嶋，谐卿相共定申，大略不可遣返牒。又警固要害兼致内外祈祷事，又高丽牒状，……高丽国背礼仪事也。商客归去之时，有披露彼国欤，但见件牒不似高丽国牒，是若大宋国谋略欤，抑高丽使太宰人也，若不可返遣，可被勘其罪。”〔17〕由此史料看来，且不论日方是否回复此牒，此牒是否为高丽国所发，抑或是如日本担心的那样是由北宋所伪造，但在给牒日本国时，同样发牒于对马嶋司，都说明对马岛在日本与高丽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是当时所公认的，亦可反映出经由对马岛沟通日本与高丽这一交通路线是日本与高丽之间的最主要交通通道，这又为我们所推测的明范等人取道“北路北线”（黄海北线）提供了一个有力支持。

同时期，宋日间的航海往来，船舶皆发自两浙，横断东海而至肥前值嘉岛，再回航至筑前之博多，与唐末五代时期无异，也即是南线北路（东海北线），并不经由北线之对马岛，因此，取道对马岛的明范等人定是沿“北路北线”（黄海北线）取道高丽继而入辽的。另外，与明范一同入辽的郑元、郑心等人，就姓氏而言为高丽人的可能性较大，不失为明范取道高丽的一个佐证。

《辽史·本纪》中的条③大安八年九月的这次“日本国遣使来贡”虽暂无具体材料可供分析，但因与明范入辽时间十分接近，推测此期间不仅只是一两次的日本人入辽，只因是非官方性质，辽日双方对此没有过多记载罢了。

因此，通过对辽日双方现存史料的综合分析认为，有辽一代，辽朝与日本之间存在着两条海上通路：一是原渤海国与日本之间的北线航线，基本走向是，由东京地区的盐州出发，循东南向，横渡日本海，直达日本本州中部西海岸的能登（今福井县）、加贺（今石川县）。然而，此航线在天显四年（929）裴璆等使日后，再无使用记载。另一条航道则是中日航线的“北路北线”（黄海北线），即由博多大津（今博多）出发，再以对马、壹岐为中介横渡朝鲜海峡，抵达朝鲜半岛，由陆路经高丽进入辽朝东京地区。此条交通路线，也是日僧明范使辽之路，是辽朝与日本之间最为常用的往来通道，终辽一代一直为双方往来人员所使用。

综上所述，本文对于辽朝与朝鲜半岛、日本之间水上交通路线的考证尚属首次，辽朝与高丽、辽朝与日本之间的水路交通，不仅是辽朝对外交流的具体体现，更是辽朝海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充分表明辽王朝虽是崛起于我国北方的草原帝国，但同时又是一个具有海洋人文内容和特点的濒海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