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双重超越

2021-12-28 14:04赵美玲杨宗然
理论与现代化 2021年3期
关键词: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赵美玲 杨宗然

摘要: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和以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都曾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化事业发展,却也都存在着固有的矛盾与缺陷,酝酿着现代化的危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事业在经历被动适应与主动迎接后成功探索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开始走向引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道路和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双重超越。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本质上体现为社会制度的超越;对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体现为同种社会制度下的模式超越。超越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也正是在双重超越中推动了现代化事业的大发展。

关键词: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1)03-0005-11

现代化代表了近代以来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新高度,是一个包含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与跨越,是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不能回避的现实追求和发展方向。回望世界现代化进程,各个国家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尽相同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具有典型代表性并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现代化道路,依据社会制度划分主要有两种,一是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二是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两条道路都曾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但由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掠夺性和扩张性的本质,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一定危害,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和格局。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追求中也曾受到两种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影响。中国现代化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炮火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倾轧传导中开启的,但真正意义的现代化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也处处可见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影子,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才逐步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本身就以其极大的制度优越性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又以“中国特色”显著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超越。可以说,超越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属性,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双重超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显著特征,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维度。中国道路正是在双重超越中创造了发展的奇迹,引领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前进,为世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典型模式

现代化是“特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全球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心理各方面的巨大变迁”[1]。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2],是任何国家与社会在发展进程中所追求的目标和必经的阶段。综观世界现代化历程,共有四次现代化浪潮。首先是在18世纪中后期以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在西方正式确立。因其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是来自内部社会力量,是“内在因素导致的突破”,这类现代化又被称为内源性現代化。其次是在19世纪中后期以东方资本主义国家日俄为代表的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其现代化主要是在西方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与影响之下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开启的,又被称为外源性现代化。这一时期,日本成为东方国家成功走向现代化的典型范例。再次是20世纪初期以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代表的第三次现代化浪潮,其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打破了西方模式定于一尊的局面。最后就是二战结束以来,摆脱殖民统治、取得民族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开启了新一轮现代化探索的第四次现代化浪潮,现代化模式的多样化也成为这一时期现代化浪潮的显著特征。

在四次现代化浪潮中,不同的民族国家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不尽相同,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也形态各异。但以社会制度来划分,从18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现代化的典型道路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一类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两种道路构成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典型区别的两个发展方向,并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一)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特征与矛盾

近代以来,少数西方国家首开现代化之先河。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崭新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兴起支撑起西方现代化道路与模式的开拓和建立,进而实现了生产力的大发展、社会财富的大增长、社会文明的大进步。“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3]。显然,“资本”成为了这个人类社会进步“新时代”的最显著标志,成为了推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断发展的核心力量。

首先,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就是西方现代化的起源过程,其主要方式就是实行对内剥削和对外殖民掠夺,进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起步奠定了基础,如英国的圈地运动、罪恶的美洲黑奴贸易等等。在马克思看来,它是“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4]不断形成的。其次,资本统辖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在资本力量的驱动下,传统国家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原有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被彻底打破,代之以崭新的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同时,它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建立起以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5],从而推动了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形成,这种秩序本质上就是资本绝对统治下弱肉强食的霸权体系。最后,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文明、以工业化为目标的发展水平、以自由市场为显著特征的经济体制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认同等现代性文明不断建立起来,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核心要素。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迈出了人类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开创了人类现代文明,也使得西方道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首要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8。这种先发以“先入为主”的惯性,既成就了这些国家现代化的大发展,又使其现代化道路成为各国自觉的努力方向。

显而易见,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实质就是私有制下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化道路。资本推动了西方道路的确立和主导地位的实现,其无限发展也引发了种种矛盾。首先,它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一度以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与掠夺为代价。其次,它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社会的分化。伴随资本的积累,贫困随之而来,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阶级矛盾趋于尖锐。再次,它引发了全球冲突。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是一种排他式的发展,常常表现为以牺牲他国利益,尤其是以犧牲弱小国家的利益为前提和代价。这种排他式的发展势必给国际秩序带来不稳定因素。最后,自由市场机制与资本的无序发展势必引发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给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带来负面影响。纵观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形成和发展的数百年,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动荡时有发生,国际冲突接连不断。而当大批后发现代化国家以西方道路为蓝本,或在西方国家“指导”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更多的是带来本国的政治动荡、社会矛盾激化、经济长期停滞,从而失去了自身发展的独立性,长期徘徊在现代化边缘,陷入“发展陷阱”。

如何规避移植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所带来的“发展陷阱”,从而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路,就成为世界现代化探索的新方向。

(二)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就与挫折

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通常指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它打破了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为尊的单一模式。马克思主义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批判当中诞生的。马克思曾系统论述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客观历程,并做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判断。但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将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社会发生,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与基础,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继承与取代。所以,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是两个相互区别并接续发展的历史阶段,构成“历时性”关系。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俄国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但俄国半工业化与落后的生产方式并不符合马克思所描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前提,俄国还面临着向现代社会跨越的鸿沟,因此,新生的经济条件落后的苏俄就面临着发展社会主义和推进现代化的双重任务,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也就构成“共时性”的关系。从“历时性”到“共时性”的发展,意味着一条在社会主义形态下建设现代化的道路开始形成。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在新的社会形态下走出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首先要摆脱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形态的现代化模式。这就要统筹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既要以社会主义的先进制度引领现代化建设,又要以现代化建设成就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一方面,苏联把重工业作为优先发展方向,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以改变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经济落后的现实局面;另一方面,苏联建立起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基础上的单一公有制和社会生产中的计划体制,以使生产关系充分体现现代化建设中的社会主义特征,也使得政府权力在社会生产与运行中占据绝对地位。在现实国情需要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相互作用下,苏联构建的“公有制+计划指令+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基本格局,成为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原型 [6]。历史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模式的显著优势使苏联迅速成长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成就所产生的巨大向心力也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相对落后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后选择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不断取得发展成就。

然而,成就与危机并存。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条道路留给我们更多的是教训与反思。苏联模式本身就具有显著的弊端,主要是单一公有制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市场活力;过分倚重重工业而导致经济发展失调,人民生活水平无法得到显著提高;极权政治和专制文化不断发展而一再贻误改革时机。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缺乏自主性,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与控制,脱离了具体的现实国情。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失败,归根结底是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关系认识的失误,且这一失误并未得到根本纠正。长期以来,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突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而把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的简单附属,离开现代化的内涵和要求,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市场化、社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看成资本主义的专利,从而把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对立起来,造成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分离与脱节[7]。这种认识的失衡或者颠倒致使当现代化建设与传统社会主义目标相冲突时,不是进行新的理论探索或体制改革,而是不断加强国家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控制以进一步维护所谓的“社会主义”特征,使得苏联模式逐步僵化而走向崩溃边缘。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曾经创造了辉煌的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和谐统一,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事业与现代化发展的共同进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共运低潮之际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道路探索

中国现代化本质上是后发外源型现代化,近代中国是被动地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和众多外源性现代化国家一样,中国现代化的开启源自西方文明的刺激与冲击。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剥夺了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又以先进的工业文明成果极大地刺激了腐朽的封建文明,推动了一批又一批中国人的反思与觉醒。“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苦苦寻求中国现代化之路”[8],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探索。

(一)被动适应

面对强大的西方现代文明,为挽救民族危亡,具有进步思想的中国人便开始了对现代化道路的早期探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现代化运动轮番登场,代表了近代中国不同社会阶级的诉求与思考,或仿技或效制或推翻或重建。毋庸讳言,这些自强或革新运动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些效仿欧美的探索并没有找到一条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出路。百年的变革始终在抄袭外国与回归传统之间摇摆,时断时续,杂乱无章,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找到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2]。原因何在?纵观世界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的实现都是以民族国家的独立为前提的。恩格斯曾这样说道:“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9]。因此,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实现民族独立。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建立近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8]。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到建立新中国,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改变了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屈辱地位,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主权的完整,完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第一步。

(二)主动迎接

实现民族独立只是中国真正走向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方向和奋斗目标,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入了新的阶段。和传统后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样,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双重任务。受时代条件所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初也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起单一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956年,特别是在苏联模式弊端初步暴露之后,中国共产党也开始逐步突破苏联模式。“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方向。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正确态度和理论自觉,是在中国具体国情基础上对如何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主动探索和积极作为。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取得了诸多成就,民主制度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但现代化道路始终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局限。单一公有制基础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片面强调生产关系而忽略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左”的错误的累积发展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从而偏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航向。不容置疑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一时期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自觉和实践勇气也奠定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理论根基。

(三)引领发展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和发展揭开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新篇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总结我国和世界现代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它以社会主义为鲜明底色,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始终以人民为根本价值取向,并在实践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它以“中国特色”为显著标志,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发展方式、文化形态、社会治理模式、生态体系,是在中国国情基础上走出的现代化新路。它以“现代化”为追求目标,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内涵,朝着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前进。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创造了发展的奇迹,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民族复兴呈现光明前景,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以自身發展带动他国发展,为解决世界问题贡献中国方案。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从经济落后国家到实现现代化跨越的正确道路,为世界现代化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它既打破了“现代化即西化”的固有逻辑,又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发展模式的转换,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发挥了强大引领作用。

三、在双重超越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作为一种崭新社会形态下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这种超越集中体现在价值目标、发展动力、力量来源、国际效应等方面。

从现代化的价值引领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实现资本增殖为追求的价值目标。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标和核心动力就是实现资本的无限增值,从而引发了难以根除的矛盾与危机。马克思曾鲜明指出:“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10]。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者的不自由状态前所未有。而伴随着资本不断增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造成的两极分化也是不可避免的,进而诱发阶级冲突与社会动荡。现代社会应该是所有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实现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事业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始终的价值追求,其基本内容就是始终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不断在现代化进程中促进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就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需求不断满足,不断实现自我解放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从苦难与压迫剥削中实现政治解放和当家做主,一百年来,从保障温饱到全面小康并朝着共同富裕不断前进,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鲜明的人民价值导向正是中国道路超越西方道路的根本所在。

从现代化的动力机制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以国家权力、资本的二元驱动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私人资本一元驱动发展模式。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当资本在起步阶段或力量薄弱的时候,它寻求国家权力的庇护;当资本发展起来、建立自己的生产方式的时候,它开始限制国家权力;当资本积累过于集中、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的时候,它又会完全支配和控制国家权力,把国家当作它的避难所。但不管如何演变,西方国家权力的存在形态和作用方式完全决定于资本,国家权力服务于资本意志[11],这凸显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中资本的绝对主导地位。这种资本一元主导模式必然会导致私人资本不受限制地无序扩张,长此以往,必然引发经济社会的混乱,带来现代化危机。反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突出了国家权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效力发挥,这是社会主义国家超越资本主义国家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面前,私人资本被允许长期存在以活跃经济、推动生产力发展;同时政府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以国家权力限制私人资本无序扩张,进而引导和驾驭私人资本朝着有利于实现国家、社会、人民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有效克服了私人资本一元驱动发展所引发的问题,从而在国家权力、有序资本的双元平衡协调中驱动中国现代化事业健康合理可持续发展。

从现代化的力量来源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团结有力的举国体制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利益博弈引发的分散割裂。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雇佣劳动关系活生生地反映着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造成了社会阶级之间天然的对立。同时,在个人主义价值观与资本逐利的本性驱动下,资本集团、各社会力量之间在现实利益面前也存在着无休止的争夺与倾轧。这就决定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利益博弈、利益纷争是无法根除的矛盾,个人利益至上就意味着社会上难以形成共同的社会追求与前进方向,进而无法有效达成共同一致的团结合作关系。特别是近年来,西方社会的撕裂现象不断加剧,不仅体现在社会事件与冲突时有发生,还体现在政党之间的倾轧与纷争,其背后仍然是各社会集团的利益斗争,这导致政治内耗加剧,国家与社会撕裂,难以形成推动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合力,这是西方现代化发展无法逾越的鸿沟。然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一致性,这就使得全国各民族、社会各个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在共同利益的引导下始终团结在一起,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合力。体现在政治方面,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长期执政,各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实现了社会各界智慧和力量的广泛凝聚,朝着共同的发展目标前进;体现在经济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保证了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同时又发挥了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作用。自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来,这种全社会团结一致的举国体制的发挥使我们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其中蕴含的正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这也极大地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性。

从现代化的国际效应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和平崛起之路,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发展中的掠夺侵略。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实现是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扩张”的基础之上的。“日不落”帝国的全球霸权背后充斥着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后发现代化国家日本、德国的崛起带给人类的是惨烈的世界大战。资本逐利的本性集中体现为它的掠夺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性或地区性冲突和动荡。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认为,对抗性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本质,这不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冲突,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了抢夺资源和势力范围而发起的战争[12]。它引发了大国对小国的侵略,引发了国家之间利益的冲突,也造就了国强必霸的逻辑。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人民团结一心的艰苦奋斗。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和平发展是中国现代化一以贯之的发展思路。中国的崛起,为世界增加的只能是和平的因素,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开放姿态欢迎世界各国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无不体现了中国以自身发展惠及世界的宽广胸怀。习近平总书记说:“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13]。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和平崛起的现代化道路,超越了“国强必霸”的逻辑,开辟出“强而不霸”的中国崛起之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同一种社会形态下的不同发展模式,相应地产生了不同的结局和影响。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也曾成就了苏联现代化的大发展,但对僵化模式的固守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建立在对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反思之上,其超越性集中体现在发展布局、经济制度、发展方式以及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认识方面。

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布局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布局不断拓展,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片面失衡的畸形现代化格局。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以牺牲农业、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换取工业发展,以牺牲轻工业来换取重工业发展,未能从根本上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未能从根本上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14]。这种畸形不平衡的发展违背了人民的切身利益,违背了现代化发展规律,进而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毛泽东已经注意到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危害,明确提出探索建设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并初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现代化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四个现代化被重新提起,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15]。伴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规模展开,国家的政治和法治体系、经济体制、科教文化事业、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的现代化开始不断被重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也从“两手抓”逐步拓展为“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五位一体”,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布局伴随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拓展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16],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升到了制度和治理现代化的新高度,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方向,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新认识。中国道路正是以现代化布局的不断丰富超越了苏联模式下的现代化的失衡发展。

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制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公有制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和市场。苏联长期坚持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试图依靠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把经济引向预定的发展轨道,其结果是生产效率不高、劳动者积极性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经济发展迟缓。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曾仿效苏联建立了单一公有制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历了挫折与徘徊。一段时间里,计划与市场被当作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导致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长期对立与相互否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对这一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逐步突破理论禁锢,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认识飞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从社会制度的本质属性中剥离出来,强调计划和市场仅仅是实现资源配置的经济手段,进而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一伟大理论的创造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概括: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充满生机与活力,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了发展与腾飞,对在社会主义形态下推进经济制度改革创新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方式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通过不间断的改革开放推动现代化事业发展,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封闭和僵化的体制机制弊端。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动力。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7]。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存在的普遍性,进而忽视了随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展而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从而始终未能突破苏联在固守社会主义具体特征中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造成了经济低迷、政治腐败严重、社会矛盾尖锐。而在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中,危机全面爆发,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留下深刻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鲜明特征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18],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力量。从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四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进程始终以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为鲜明导向和根本目的,勇于破除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体制机制障碍,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学习借鉴西方经验,但绝不盲目照抄照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方向,改革而绝不改向,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同时,中国的改革既勇于突破,又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推进,将改革力度与社会可承受能力结合起来。历史经验表明,后发现代化道路一般会遭遇传统与现代、富裕与贫困、发展与秩序、解构与重建等一系列悖论,稍不注意就容易跌入“现代化陷阱”,并造成现代社会发展的断裂[19]。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从而有效推动现代化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以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相互促进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中将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简单附属的错误认知。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追求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平均主义,教条式地看待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将现代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的简单附属,具体表现为当现代化进程与对社会主义的固有认识发生冲突时,通常以现代化的舍弃来坚持所谓的社会主义特征。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颠倒的理论关系,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真理的理论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纠正了这种颠倒的理论关系,坚持了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理顺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与现代化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使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统一中共同进步,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现实面前,将现代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首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充分肯定各种社会主体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丰富探索和智慧结晶,进而把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并继续在实践中检验和推进,从而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探索出一条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的而非教条式照搬传统社会主义一般特征、扎根于中国实践的而非坚持固有模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促进了现代化事业的进步,推动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实现了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事业的高度统一。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一条不同以往且成就卓著的现代化新路,超越性是它的显著特征。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如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站在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新起点。面向未来,只有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才能够实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就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放在首位,在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辩证统一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始终坚持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20]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就是要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新时代的改革开放走得更稳、更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超越中开辟,在超越中前进,在超越中发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于我们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至关重要,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也必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和世界现代化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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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翟   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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