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下乡”：中央苏区时期基层政权的民主建设透视
——以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文本为中心

吴 强

(龙岩学院 中央苏区研究院，福建 龙岩 364012)

一、问题的提出

毛泽东之所以选定才溪作为调查对象，主要和才溪自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所取得的各项骄人成绩分不开，不仅在福建全省，而且在整个中央苏区区(乡)一级的政权中都是出类拔萃者，也即他具有十足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能够为毛泽东的观点和论述提供足够支撑。在目前所见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这篇近万字的调查报告中，毛泽东依次详细介绍了才溪在选举运动、组织动员、扩大红军、经济建设、群众生活和文化教育等六个方面的先进做法及其显著成效，充分肯定了才溪区乡两级苏维埃政权“一切从群众中来，一切为了群众”，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紧密融合，高度重视民生议题，大力改善民众生活的工作原则和基本方法，认定这才是苏维埃能够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只要做到了这一点，群众就会拥护，苏区也会站稳脚跟。临时中央政府才能屹立潮头而不倒，“党总是将关于地方社区和政治参与的讨论同国家的需要连接在一起，便是很自然的了”[1]。今天再来回看毛泽东中央苏区时期的一系列社会调查报告，《才溪乡调查》不啻于是他为后人所留下的关于中央苏区基层乡村政权建设的一份珍贵记录。

从学术史视角来看，作为历史事件的毛泽东才溪乡调查已被定格，能够挖掘的空间也较为有限，但作为文本的《才溪乡调查》却有待进一步深入，这也与历来研究侧重于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所反映的群众路线以及中国乡村研究偏重于既有区域深耕不无关联，学者们反倒忽视了本该作为头等重要议题的政治选举，及其所折射出的经革命改造后的乡村政权运作实况——或者可以说是在中共领导下的苏区内部，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整合，这也就是毕仰高所指出的近代中国所存在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一个有关国家(受尽威胁、积弱不振)，另一个有关社会(灾祸不断，民不聊生)”[2]，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术界对《才溪乡调查》的文本解读始终停留在表层精神宣扬而未能深入政治社会的实际运作，其显然与毛泽东的原意有一定出入。有鉴于此，笔者以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文本为切入点，回到当时的中央苏区，试对当时中共领导之下的基层政权民主建设一探究竟，以增进后人对这段减速岁月的了解和理解。

二、从一篇珍贵文献说起

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所说的民主政治其实大体包含政权建设与选举形式两个层面。前者暗含中共借此试图塑造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都不相同的官僚体系——既富含高效执行力，又充满廉能生机，而不至于蜕化为老旧僵化、贪污横行的国民党式文官体制；后者则可被视为前者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监督形式。“工农兵代表会议(即苏维埃)是为工农兵士贫民谋利益的政权机关，又是工农阶级镇压豪绅地主反动派最好的武器，它的一切决议和行动，都要根据工农阶级的利益而决定”①。政权建设与选举形式两者一表一里，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中共所理解的苏维埃民主模式。

才溪先后历经三次暴动，1929年7月终于在朱毛红军支持下获得第三次起义的胜利，建立起苏维埃政府。从这一时期起，才溪其实便已开始进行各项政权建设。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一份历史文献——《改造苏维埃运动告全区群众书》就较为完整地记载了才溪区政权建设的具体内容，中共才溪区委还在这份文件中相机发布了“改造苏维埃”“巩固苏维埃”和“创造铁的红军”等多个动员口号。

顾名思义，中共才溪区委之所以要面向全区群众提出“改造苏维埃”，主要原因就在于自苏维埃革命以来，虽然也取得了诸多不凡成就，“但在这严重的局面当中，仍不免有一般的工作人员官僚腐化、消极怠工、命令主义、惩办制度的种种不良表现，使苏维埃政权不能得到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拥护，严重脱离群众”，也正因为此，“改造苏维埃成为我们目前迫切的任务”②。通读全文，不难体认这份文献对基层干部脱离群众的种种腐败风气的严厉批判，并大力呼吁广大民众“要认清苏维埃是我们自己的政权机关”，“为巩固和扩大苏维埃政权而奋斗！”②也就是说，在作者看来，只有彻底杜绝这类贪污腐化、消极怠工等不正之风，并选出真正能够代表群众利益的代表进入苏维埃工作，苏维埃才能真正体现其目的和宗旨。

在当时的苏区内部，对于广大群众来说，苏维埃一词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实质之于他们确实都是新鲜事物，姑且不论有群众将其视作已故工运领袖苏兆征之子这类令人多少有些啼笑皆非，太过荒唐的“笑话”，即便是以“苏先生”这样已经人格化之后的名号来称呼也多少能够反映普罗大众脑中的政治意识并不算高，“有少数群众没有深切的认识苏维埃”，也就“不能督促苏维埃和帮助苏维埃的工作”，反过来，“苏维埃是工农的斗争武器，但各级苏维埃政府还不十分健全，即斗争的武器还不十分利害”①。

《改造苏维埃运动告全区群众书》这份文献还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才溪苏区虽然已经有三年的实际工作经验，但仍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旧式衙门的官僚习气，尤其是“严重脱离群众”的问题使当时的主政者对现状感到非常忧虑，也充分反映了才溪苏区自身的快速纠错能力，而毛泽东两年多后前来才溪调查时所看到的恰恰证明了中共才溪区委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改革之后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而最为突出的就体现在政治层面，尤其是政权建设，也即其与民众之间的融合度更深，这也是毛泽东整个才溪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文本最为“亮眼”之处，他代表了毛泽东理想图式中的基层政权状貌，从他被排在内容最前面也能看出些许端倪。③

三、中央苏区的三次大规模选举运动

如果说基层政权是老树之“根”，那么，民主选举及其结果无疑就是盛开之“花”，后者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前者的性质，不同的“根”所生长出来的“花”也必然有其差异。1931年11月“一苏大”召开之前，中央苏区就已开展过选举运动，这次主要是选举出席乡、区、县级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产生出席“一苏大”的代表，但由于此时尚未制定和颁布详细的选举法(“一苏大”中央准备委员会只颁布过“一苏大”代表选举条例，而对选举的事项和细则则规定得不够严密、细致)，也导致整个选举过程不够周密，“一苏大会前的选举，最显著的是没有明确的选举法。居民中有选举权的与没有选举权的没有明白划清，在方法上，多是用一种群众大会方式进行选举。群众的多数还不充分认识选举是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重要关节，因此没有争取选民的多数来参加选举”[3]。

在此之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并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细则》，针对此前不太严谨的选举工作做了极为详尽的规定。1932年1月28日，为了有关变更与补充居民和苏维埃代表比例标准一事，还进一步出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号训令。在这些细则和训令的指导之下，1932年春至1933年春，中央苏区在福建④、江西、赣东北三省又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选举乡、区、县、省苏维埃代表的民主选举运动，并取得良好成效。

在一苏大会后，由于中央政府的领导与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两次选举的表现和以前是大不相同了。选举细则制定了，选民与非选民开始严格的分开，开始用选民大会方式在选举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选举。选民对于选举意义的认识提高，因此参加选举的人数增加了。一苏大会后两次选举中，第二次比第一次参加选举的人数更见增多，部分地方竟达到了选民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兴国与赣东北)。许多地方的选举大会上(尤其是第二次选举)，发动了选民对候选名单的热烈的批评，收集了许多选民关于自己实际生活问题的提案。在这个基础上，苏维埃的成分比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过去有不少的阶级异己分子与投机分子混入苏维埃中来，经过一苏大会后的两次改选，这些成分大批的被淘汰了。相反的方面，大批工农先进分子被选举到了苏维埃，建筑了苏维埃大厦的强固的基础。[3]125-126

1933年10月(也即毛泽东率临时中央政府检查团启程赶赴长冈、才溪、石水三乡调查的前一个月)，中央苏区⑤进行了第三次大规模的选举运动，“是从乡苏市苏，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实行改选”，“这次选举更负着伟大的历史任务”[3]131，本次选举的主要目的在于选出参加“二苏大”的代表。同时，还颁布了经过修订的《苏维埃暂行选举法》，并决定对中央苏区县级行政区域进行重划，适当缩小行政区域，以便于领导和选举。为了使整个选举过程更为顺畅，还特别制定了时间表：九月二十日至十月十五日为准备期，进行选民登记；十月十六日至十月二十五日进行市苏及乡苏选举；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十日召集区代表大会；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召集县代表大会；十二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五日为召集省代表大会。[4]前期所考虑的准备工作可以说是巨细无遗，涉及到方方面面，后期的顺利开展其实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为了能对相关人员进行一次系统的选举动员和培训，1933年9月6日至9日，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村特地召开中央苏区南部18县选举运动大会⑥，福建、粤赣两省各县级和瑞金直属县区以上内务部长或副部长，以及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选举运动训练班学员共计300多人参加了此次大会，毛泽东特地在会上作了《今年的选举》的重要报告，这篇报告也成为指导本次选举的纲领性文献，另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代部长梁柏台在会上作了有关《选举法》的报告。[5]

毛泽东认为此次选举与前两次选举有着很大不同，首先，他谈道：“今年的选举，将建立更加巩固的苏维埃——这个最重要的阶级武器，我们要拿了这个武器去更大的增进群众福利，去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反对帝国主义的瓜分政策，扩大苏维埃运动于全中国”；其次，他进一步还指出，“今年的苏维埃的选举，正当着粉碎‘五次’围剿的关头，我们要选举出强有力的苏维埃来，组织战争领导战争，这是纪念选举的十分重大意义。今年又是召集全苏大会的念头，今年的全苏大会将选举新的中央政府——这是全国范围内革命与战争的组织者、领导者。要使二次全苏大会能够担负他的伟大历史责任，今年的选举就不能当平常一样看待”；再者，“我们要建立坚固的城乡苏维埃，不但要用最广泛的宣传使得大多数群众参加选举会，而且要使到会的选民都是真正的工人、农民及其他应得选举权的人，而没有一个已经剥夺选举权的被他混了进来，没有一个应该剥夺选举权的被他假冒工人、农民偷取了选举权去”，“这种有选举权人民与无选举权人民的严格划分，是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出发点，是苏维埃宪法与选举法最重要的一条”[6]504，因此，“今年的选举是一个非比平常的选举，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选举，是一个最尖锐的阶级斗争”[6]499、500、507。

四、才溪选举概况

如果说此前毛泽东和临时中央政府所做的选举准备工作更多还是以理论阐释为主，那么，才溪的选举则是对上文所提一系列应注意事项的落实化和具体化，下面我们顺着《才溪乡调查》的文本对其一探究竟。

(一)选举权的变化

“从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领导权的观点出发，乡级代表大会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的选举方式”[7]。根据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文本开头所作的说明，上才溪乡2 318人，下才溪乡2 610人，由于才溪乃是著名的匠人之乡，从事泥瓦工和木工者较多，而中央执行委员会修改公布后的《苏维埃暂行选举法》中规定工人代表人数比例较之其他类别(如农民)“要享受优越的权利”，因此，“工人的家属，则与其本人在同一处地方参加选举，且与其本人取得同等的选民资格”，在乡苏维埃与隶属于区的市苏维埃这两级选举中，“工人居民每13人得选举正式代表1人，其他居民每50人得选举正式代表1人”，而在直属于县的市苏维埃选举时，“工人居民每20人得选举正式代表1人，其他居民每80人得选举正式代表1人”，区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结构则是“乡村居民每200人得选举正式代表1人”[4]894、895。正是因为选举权的变化，致使执行新办法之后的此次才溪选举的代表成分也随之发生较大变化，毛泽东对此作了详细记录：

上才溪：前五十三个代表。此次选举，工人家属算入工人成份，增至七十五个代表(新增二十二，本乡泥水工人多)。原五十三个代表中，工人十三人，加新增二十二人，共有工人代表三十五人，余四十是农民代表。全乡工人一百八十三人，属于一百六十三家，连家属平均每家以三人计，共四百八十九人，每十三人举一代表，故举代表如上数。下才溪：前七十三个代表，现在九十一个代表，新增了十八个代表。[8]

(二)代表成分的优化

每个村的代表选定之后，再由他们各自开会选举一人作为乡苏的“代表团”，也即上下才溪两乡的乡苏“代表团”从每个乡所辖四个村的代表中所选出，每个村一位，共计四人。“比较小的工作即由主席召集代表团开会解决”，同时，“每次代表会开会之先，召集代表团开会，预先准备(或在上午，或在先天)，代表会约五天开会一次”[8]334。但这些代表的政治素养和思想意识也是良莠不齐，并不都是“又红又专”。我们可以看到，在前一次选举所选出的上才溪乡53名代表中，就有先进与落后之别，这其实涉及代表的成分问题，“最积极的，二十多个，中等的，二十多个，最差的，一个。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中，没有最差的”，而上才溪乡那个最差的代表“十次会只到三次，忙于找自己的生活，分配工作不上紧做，批评了多回，被代表会开除”[8]335，可见这位代表并没有因为政治地位的提升而对自身责任意识有所警觉、升华，还是一如既往的以谋生为主，而苏维埃政府的管理应对也是在明文规定之外不乏温情，以思想教育为主，不到最后一刻，不会放弃任何一位同志，但这也说明了积极分子还是占绝大多数，只有个别人无法将自身利益主动融入到革命工作中来。

此外，对于那些因参军公调而产生的代表空缺，才溪所采取的办法也很务实，“以村开选民大会补选，去的是工人补选工人，农民补选农民。有候补代表，则以候补代表充任”[8]335。

(三)妇女代表的变化

除了工人代表比例的大幅度提升之外，妇女代表更是占据“半边天”。在前一次选举中，上下才溪乡的女代表分别为16人、21人，都占总数的30%，而“至今年十月选举时，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中，女的三十三个，差不多占了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中，女的四十三个，也是百分之六十。此次选举，上才溪七十五个代表中，女的四十三，仍然是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九十一个代表中，女的五十九个，则占了百分之六十五”[8]336。两乡女代表的增长幅度可谓空前，一方面既说明了扩红运动对才溪成年男性的摄取力度，另一方面也再次展现了临时中央政府对妇女解放运动以及男女权利平等的贯彻执行和落实所取得的巨大成效。

不论是较之中央苏区所辖赣南闽西因传统客家伦理根深蒂固所导致的男尊女卑——如“女子是没有吃的。并且女子吃饭除50岁以上的老婆婆外，青年女子及成年女子，统统没有资格上台吃饭。其余穿衣方面，什么一切都比较男人要苦点”[9]，还是现实境遇中所处的经济窘况，如毛泽东调查寻乌时所发现——“女子的劳苦实在比男子要厉害。她们的工作不成片段，这件未歇，那件又到”，“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和“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8]177，才溪妇女在这次选举中的亮眼表现堪称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里程碑，真正实现了列宁所说“要使每个煮饭的女工都能管理政权”[10]，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贡献，其他政党或党派难以企及。

(四)选举流程的规范

不论是欧美式代议制还是俄式苏维埃，选举其实都是“一种政治形式”[11]，其本身乃是民主制度最为重要而直接的体现，一个没有定期选举的政体很难称得上是民主政体，而其流程的设置则既是确保选举顺利进行的关键前提，也是衡量民主品质高低与否的重要指标。就此而言，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所描述的基层选举流程虽然简洁明了，却也极富操作性，十分便民，真正做到了让愚夫愚妇只要愿意就都能参与到投票进程中来，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了民众的政治热情。其程序设计与百姓热情丝毫不亚于今日，甚至说是远大于今天，具体流程如下：

首先是组织选举委员会，由其来领导整个选举全程，而后进行选民登记，发榜三张，其上附有候选名单，将其公之于众。

群众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对榜中的候选名单表达自己的情感好恶，而且不论男女老少，全民参与，“在个人名下注意见的很多，注两个字的，五六个字的，十多个字的，儿童们也在注”，“注‘好’、‘不好’等字的多，注‘同意’或‘消极’的也有，有一人名下注着‘官僚’二字”[8]337，“受墙报批评的有二十多人，被批评的都是只知找自己生活，不顾群众利益，工作表现消极的。有诗歌。内有三张批评乡苏对纸业问题解决得不好”[8]337。

相对于人口稀少的大部分外国教学环境来说，人口众多的我国一般教学班级人数都是几倍有余，这样的窘境就导致我国的教学资源严重匮乏。还有一个困境就是不可避免的教学资源的分配不均，其表现出两个方面：优秀师资的分配不均和自然教学资源的分配不均。分配不均的困境实际上是我国贫富差距的体现，位于社会上层的占据着大多数资源，能够吸引优秀师资；相对的社会底层则缺少资源，也无法保留人才，这样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困境也将愈来愈严峻。

继而，召开选民大会和选举大会，由乡苏做工作报告，接受群众监督和检验，“能使政府的政策与工作，在群众中得到检验的机会，能使选民对于的热忱提到更高的程度”[3]130。“选民到百分之八十”，“老人撑着棍子到会”[8]337，“十六岁以下的吵选举权，以为他们当红军不少，工作也做得多”[8]337-338，铁的事实证明了群众确实对于选举和政务表现出了高度热情。以政治学术语来说，当年才溪选举的投票率非常高。

经过一番革命洗礼，正所谓“大浪淘沙”，才溪本次选举所选出的代表成分明显较之前一次更为优化，“上才溪七十五个代表中，前任代表五十三个，有二十一个再当选了，落选的三十二个，新当选的占五十四个。下才溪九十一个代表中，前任代表七十三个，有五十个再当选，落选的二十三个，而当选的占四十一个”[8]338，从中不难看出竞争十分激烈，这也正好吻合了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所说的“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12]。

与此同时，大会现场周围还伴有工会、贫农团、妇女会、互济会、反帝同盟等群众性团体借此机会召开会员大会，并宣传公债购买和扩大红军，且取得不错成绩，“下才溪在会场中一天买了一千五百多元，上才溪六百三十元”，“大地乡选民大会中，动员了13个人当红军，全项赤卫军模范营两班中去了一班”[8]338。更有文艺活动在选举期间助兴，这也是对选举进行有效宣导，使民众能够切实了解选举的价值，“宣传队到各村宣传，白天讲演，夜间演戏”[8]338、337，“有标语，有小册子”，“所以今年的选举宣传，比去年普及得多，大多数人都了解选举的含义”[8]337。整个选举的政治意涵以如此生活化方式渗入民众脑中，直至扎下根来，政治集会的严肃被赋予嘉年华的欢乐，让民众在兴奋中感同身受，这也就是为何国民党军在红军长征之后惊讶地发现苏区民众的政治意识已非一般群氓所能相比。

选举场合的热闹以及必要的文宣手法使中共从政治层面深入贴近底层民众，得以进入所在地社会结构，并对其进行成功再造，从而获得老百姓发自肺腑的真心拥护。换言之，底层民众不再与上层政治隔绝，而是真正实现了孙中山所说的政治乃“众人之事”。才溪的选举过程也告诉世人，沟通中共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并非来自知识分子精英的宣讲(这只能起到辅助作用)，而恰恰就是选举，这本身就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绝非单向疾进，更不需要等待其中一方达到某一节点之后再行启动，民众完全可以在此过程中逐步提高自身民主素养，真正实现老百姓自己当家做主。

五、毛泽东的评述

通过上述才溪选举概况与毛泽东的有关评述进行对照，从中不仅可以对才溪选举过程作进一步细化，而且更能够知悉和了解毛泽东当时对选举以及苏维埃民主的基本看法，而这也是他试图通过《才溪乡调查》向党内外人士乃至后人进行解释的重点所在。

选举为何如此重要？毛泽东为何会对这次选举倾注全部心力，他的着力点究竟在哪？这其实还是涉及对苏维埃本质的理解，而选举则是体现苏维埃本质的外在形式，两者互为表里，相互映衬，缺一不可，“苏维埃政府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府，这是目前阶段上革命政权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首先表现在苏维埃的选举上”[3]127，下面就先从对这个问题的阐释说起。

对毛泽东而言，苏维埃的本质就在于他是一种“打击反革命的武器”，“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工具”，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我们自己的生活完全由自己管理着，我们内部是真正自由平等的，不受哪一个地主资本家的干涉。而我们对于地主资本家，却是独裁，却是专政，不让他们有一个参加我们的政权，我们设置各种法律管理他们，半点政治上自由都不给他”[6]501。简言之，广大工农已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护这个政权，发展这个政权，使之能尽快打击内外反革命势力，增进工农生活福利的重大作用”，而要使苏维埃最大限度发挥其作用，以切实实现增进工农生活福利的目标，“就要用选举的方法，把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选进苏维埃去，而把旧人员中那些不中用的分子淘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6]501。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苏维埃的颜色不变质，苏维埃的品质不蜕变，而城乡选举又是各级苏维埃选举中最为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一层。

城乡代表会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因此城乡选举是苏维埃的基本选举。城乡苏维埃是最接近群众的一级，上级苏维埃的一切法令政策，一切扩大红军查田运动、实行劳动法、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工作，均须经过城乡苏维埃才能实际去执行，所以城乡苏维埃的选举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选举。并且，要全苏大会开得好。就必须要省苏大会选出很好的代表来；要省苏大会开得好，必须要县苏大会选出很好的代表来；要县苏大会开得好，就要区苏、市苏大会选出很好的代表；要区苏大会开得好呢？就要乡苏代表会选举出很好的代表。这样看来，市苏乡苏的选举，岂不是关系全区、全县、全省、全国的整个苏维埃选举吗？所以说市苏、乡苏的选举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选举。[6]504

他进一步针对候选名单的遴选明确指出，“首先要注意成分，不但要照着选举法使适当数目的工人、农民当选，而且要依照选举训令至少要占百分之二十五的劳动妇女当选，其次应注意政治表现，凡属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及同地主、富农、资本家妥协的分子都不要使他当选，当选的应该全数是工作积极观念正确的分子”[6]501、505。

在提名乡苏市苏的选举名单时更需谨慎，德才必须兼备，“不但应注意不使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成分与工作均坏的)混了进来，还应注意各人的政治表现于工作能力。凡属工作不积极的分子，同地主、富农、资本家妥协的分子，表现过贪污腐化的分子，工作方式上表现浓厚官僚主义的分子，凡有这些错误表现的，都不能使之当选(以最近时期为准，过去虽犯过这些错误，但最近已经改变了的，仍然可以当选)”，“除了政治表现是选举最主要的标准外，工作能力方面，亦应予以相当的注意，过去有些地方只看成分，不看能力，把能力过于薄弱分子引进政府，仍然是不妥当的”[3]129。

在选举流程方面，才溪基本做到了按照毛泽东明确提出需要注意的宣传鼓动、基本选举、选民登记、工作报告、选举单位、候选名单、选民大会、选举委员会的任务等问题展开。[6]503作为整个选举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选举委员会的作用不可小觑，犹如毛泽东所说，“必须切实工作起来，不能容许仍如过去许多地方的一样成为有名无实的机关”[3]128。至于候选名单，新旧代表之间的增删补充也表明才溪在选举时“除注意成分之外，同时注意工作能力。决不能只看成分，不看工作能力如何，随便列入名单”[3]130，这也与毛泽东的殷殷嘱托相符。至于对妇女代表的特别考量，上下才溪乡所选的妇女代表最少都占各乡代表总数的60%，远远超过前一次选举的30%，也与其在指示中所强调的“这里应提出劳动妇女的成分，至少要使有占百分之二十五的劳动妇女当选”[3]129这一精神相一致。总之，毛泽东在总结“一苏大”后两次选举时所列举出来的那些缺陷——“发动群众不充分”、“对于吸引工人积极分子使之当选，许多地方还做得不够”、“对于使女工农妇当选到苏维埃工作，许多地方注意得非常不够”、“许多地方选举委员会不起作用，仍然只是政府主席等几个领导人在领导选举”、“有少数地方简直违反选举法令，不开选民大会，而由区乡政府负责人指派乡苏代表”[3]126、127在这一次才溪选举中都一一得到克服和修正，十分难得、实属不易。

从这些数据变化中，毛泽东对才溪的这次选举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

上下才溪的选举是一般成功了的。他们的选举宣传，他们的组织候选名单与发动群众对候选名单的批评，他们的联系选举于别项工作，他们的组织工人与女子当选，都充分执行了中央政府的选举训令，成为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8]338

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与居民发生固定关系的办法，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才溪乡，是同长冈、石水等乡一样，收得了很大效果的。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8]336

梁柏台在谈及这次选举运动时也显得较为满意，“确实得到了许多成绩，和第一次全苏大会的两次选举，有了显然不同的地方”[13]。

六、结语

除了将本次选举的实况与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文本中的叙述相对照之外，我们也从三个向度进一步对才溪选举运动进行评判。

其一，才溪选举运动所反映的选举程序与民主实质都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鲜事物，某种程度上确是为中国几千年政治史开了先河，闯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无异于是历史新纪元的开端。揆诸传统政治史可知，“中国历朝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制度”[14]，君主专制政体(Absolute Monarch或Monarch)的本质在于“君主的独尊”[15]。在君主专制制度之下，绝无所谓民主可言，哪怕是个别君主(如唐太宗)在言辞行动中所体现的民本意识和纳谏胸怀，其出发点也主要是为了便利其统治，而绝非保障广大民众权利。与此大不同的是，苏维埃民主不仅在选人、用人方面秉持德才兼备之原则、而且也实现了林肯(Abraham Lincoln)总统1863年11月19日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中所提到的“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的政府三原则。

其二，才溪选举运动所反映的组织规范和民众热情也说明了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所探索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如工农兵代表大会制、民主集中制、议行合一制、委员会制、政府机构以精简和效能为原则、行政区划以接近民众方便民众为原则、广大民众直接参加乡(市)苏维埃工作)对于民主实践起到很好的“保驾护航”作用。正是因为中共的存在，中央苏区时期的苏维埃民主才有可能实施和推行，这也再次证明“政党是选举的动力，没有政党的组织就不能有民主的选举”[15]183，而中共也完全可以和选举共存共荣、相互促进。

其三，才溪选举运动过程中所体现的俄国色彩与本国样式既说明了中共深受苏俄模式影响，也表明他试图在拉近与民众之间的距离，并以后者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进入乡村。就所谓的俄国色彩来说，不论是对选举的定性还是对选举权的重新划分，乃至对根本政治制度的设计，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所领导下的苏维埃民主显然是以苏俄模式为样板。就所谓的本国样式而言，才溪选举运动中的张榜公布、注明好恶、宣传演讲等环节则又具有中国农村年节活动中的“俗气”，而为了这次选举重划选区，缩小选区规模，使其更切合中央苏区实际情况其实也是中共意图将苏俄模式“乡村化”的努力和尝试，虽然这仅仅只是个开头而已，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总之，作为中外历史上的新生事物，苏维埃民主从其一诞生之始就以避免欧美代议制模式的缺陷为职志，并以落实广大工农群众当家做主为根本宗旨，“苏维埃政府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做到了每个工人、农民、贫民、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艺术家、革命家不分男女、不分国籍的都有选举权”，而才溪的选举运动也用事实证明了“苏维埃政府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所希望的政府”，“只有苏联与中国苏维埃才实行了真正广泛的民主制度”[16]。

注释：

①《永定县工农兵代表会议第二次大会宣言》(1930年2月)，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苏维埃政府文件)》(1930年)，1985年4月，第6、5页。

②《改造苏维埃运动告全区群众书》(1931年2月1日)，中共上杭县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编：《才溪革命史资料汇编》，2013年5月，第21、22页。

③现有研究往往采取面面俱到之方式，类似于厨艺中的“撒胡椒面”，即根据《才溪乡调查》中的已有文本内容按照顺序对其进行逐一介绍，且还是尽可能平均分配笔墨。虽力求全面，但由于并未分清主次，反而模糊了重点，没有能够领会到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最为看重的其实就是第一部分。否则，他其实完全可以将其置于文后，文章的谋篇布局和写作次序本身就是作者本人思绪的直接体现，并非随意迁就。笔者认为，这也不符合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者和领导者在此前既有工作中所展现的一贯细致风格和缜密心思。

④如《中共闽粤赣省委通告第四号——加紧全省苏维埃选举运动》(1932年2月14日)(中央档案馆：《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1933年)，第47页)一文中所示。在当时的历史文件中，福建省和闽粤赣省经常交替使用。

⑤不只是中央苏区境内，其他如湘赣、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和四川等苏区省份也纷纷进行了选举运动。

⑥此前已经开过中央苏区北部18县选举运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