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政治合法性意蕴

张建喜

(青海民族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7)

2015年9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的王岐山在会见出席“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外方代表时，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和来源。他指出：“执政党的使命决定了必须从严治党，执政党对人民的承诺就是它的使命。要兑现承诺，执政党必须对自身严格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1]中国共产党历来非常重视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积累，但党内最高领导层鲜有关于合法性问题的公开论述，特别是以“合法性”这一西方性色彩非常浓厚的概念来阐释中共执政的正当性问题更是少之又少、慎之又慎。因此，王岐山的谈话引起了媒体和学术界的浓厚兴趣，有评论认为是话语体系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个突破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由以往避免使用政治合法性到主动使用；二是没有照搬当代西方以选举授权理论和代议制程序为主流的合法性话语体系，而是旗帜鲜明地论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这一含义上的突破更值得关注。本文将在廓清政治合法性实质的基础上，试以历史使命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进行一个学理分析，以就教于学界方家。

一、政治合法性的实质

政治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权的政治统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广大民众自觉自愿地认可、拥护和支持，从而达到对其始终高度认同和忠诚的效果。这一概念中“政权”一词是核心，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政治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而所谓国家政权，就是在阶级社会中，一个国家进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需要被凝聚、执掌和运行，因此，为了符合人们的日常用语习惯，本文使用的政权概念是国家公共权力与执掌公共权力的当局的统一。政治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那么政治合法性的主体便是整个政权及其政权的执掌者，因而政治合法性也就是关于国家政权(公共权力)的归属和来源的正当性或正统性。

首先，国家政权(公共权力)的归属应具有正当性。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政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些少数人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统治阶级，他们利用国家及其政权压迫和剥削广大被统治阶级而成为他们的工具。此时，这种公共权力并不属于社会，也不应用服务于社会，而是异于社会、外在于社会、与社会相脱离而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不具有真正的公共性。但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利益，他们又声称国家及其公共权力是一种与社会相脱离的第三种力量，这种力量在社会两大对立阶级的矛盾冲突和对抗中起调停人的作用，并以此“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2]。因此，在这种社会中，国家政权(公共权力)的归属具有欺骗性和非正当性。社会主义社会则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大多数人掌握国家政权的转变，从而体现出极大的进步性和正当性。作为社会大多数的工农无产阶级，他们的骨干先进分子和先锋队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能够忠实地凝聚和表达他们的公共意志，因而能够代表他们执掌国家政权。

其次，国家政权(公共权力)的来源应具有正当性。这涉及对权力本身的认识问题。权力作为一种巨大的支配性力量可以为公益的实现也可能给私利的谋取提供方便，因而具有极大的魅力，由此导致追求权力很多时候成为人们的主要动机和目的，甚至权力本身也成为一种价值。当此种情况变成政治的全部时，政治只能堕落为权力斗争的场所和代名词而遭到人们的诋毁与批判，政治衰败也将不可避免。因此，在对权力的认识上必须明确，权力只是一种为履行相应的职能、达到相应的目的而存在的工具和手段，其自身不是目标，更不是目的本身。权力的获取和使用必须与其背后的道德和价值判断与选择密切相关，权力的目的不是权力，而是比其更本质、更高贵的善和公平正义。

基于对权力的这种正确认识，有助于深化对政治合法性实质的理解。政治合法性的实质指向的是一个政权的存在理由是否是正当的或充分的，因而能够赢得人民广泛的认同、拥护和支持。具体来讲，一个政权承载的功能或使命是评判和决定该政权应否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标准与基础，由此该政权才合乎道义，而公共权力只是用以承担和实现功能或使命的有效工具和手段而已。而且，一个政权对人民的承诺与承担的功能使命必须符合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反映广大人民最迫切和真实的愿望，因而具有超越一般世俗利益价值的高贵价值，体现出无可辩驳和质疑的道义性，因而值得人民拥护和认可。它解决的主要是一个政权执掌和行使公共权力的必要性、正当性，以及人民服从的合道德性。同时，对一个政权为了实现使命功能而在治国理政方面的能力和效果，即权力行使的有效性也不能忽视。因为合道义性和有效性二者密切相关、统一不可分。仅有强的道义性而有效性却长期不足，则会渐渐侵蚀道义性并最终消解政治合法性，毕竟任何一个政权都易于提出宏伟远大的目标，却因治理能力的长期低下而无法实现，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反过来，有效性长期处于较强状况则会有助于增强政治合法性。当然，缺乏道义性的有效性也无法真正建构起充分的政治合法性，因为政治没有高远终极的目标，有效性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所以，一个具有人民充分信任和认同的政治合法性必须是合道义性与有效性的统一。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其一经成立就坚守的初心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正是它获得这一信任和认同的一个重要来源和基础。

二、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合法性来源和基础

(一)从初心使命到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共同价值承载

初心使命是近来人们谈论的比较热的一组词，“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牢记使命，方能致远”。初心，最一般的理解就是最开始的本心，最开始坚持的梦想。作为一个人来讲，不忘初心就是不能忘本，不能忘记我们的本来身份，不能忘记我们的源头。作为一个带领14亿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奋发图强、摆脱贫穷落后挨打、走向繁荣富强自信、建设幸福美好新生活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既是一经成立就始终坚守的本分，也是义无反顾肩负的使命，因而初心和使命是问题的一体两面，指向同一个内容。这个基本内容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需要指出的是，初心使命及其基本内容的高度凝练经过了一个逐渐明晰和成型的过程。其最早出现在2016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讲话中首提初心， 说道：“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5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3]然后在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作的大会报告中正式明确提出初心使命及其基本内容，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4]1-2之后在不同的国际场合的讲话中又加进去了初心使命的世界性内容，如2017年12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我说过，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5]在2018年4月26日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总书记将其世界性内容结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大同”理想凝练表述为“为世界谋大同”。至此，初心使命的内容基本定型，其呈现出更为丰富、更为磅礴大气的特点，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责任担当和国际视野。限于本文在国家范围内阐释政治合法性问题，因而“为世界谋大同”不在讨论之列。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二者之间是一种紧密相连、互为支撑、统一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只有人民幸福了，民族、国家复兴才有意义，而只有民族、国家复兴了，人民生活幸福才有坚实可靠的保障。而且，在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民众的一般认知感受中，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民族、国家复兴强盛的重视和追求要更为迫切或者说更具有优先地位。所以，“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6]36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集中体现在“中国梦”的论述中，最终凝结在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就此而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其最开始的源头、也是其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这就需要继续追溯初心使命论述的源头即“中国梦”的提出。这个时间节点就是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后不久，2012年11月29日，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其他六位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赴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梦”及其具体内涵：“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6]36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4]11，并将这一梦想的实现表达为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的历史使命。可见，初心使命、“中国梦”、历史使命这三个不同的词汇承载着唯一共同的实质内容，那就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彰显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叙事逻辑

何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的历史使命呢？这是因为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一直是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优秀民族、伟大民族，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而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大地是世界各国人民向往的繁荣富庶之地，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只是近代以来，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正面交锋时屡屡受挫、失败，继而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巨额赔款、被迫开放通商、允许外国驻军等条约内容使得泱泱大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处在西方列强欺辱压迫的悲惨境地，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族荣誉感、民族自信心受到极大打击。面对这一亡国灭种的最危险境地，无数仁人志士抱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奋起抗争，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轰轰烈烈的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救国图强运动，但都以失败而告终，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仍然处在弱国受欺辱的地步，中国人民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人民依然生活困苦而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

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4]11，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因为“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4]11。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名党员，并在多次艰巨斗争中面临生死考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成立之初看似弱小的党，却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心骨和坚强领导核心，经过28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执政七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虽然走过弯路、犯过错误，但能一次次勇于纠正错误，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勇于开拓创新，带领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空前提高，中华民族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4]12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4]12。这都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结果，更雄辩地证明了党执掌国家政权具有充分的人民认同感和支持度。因为，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这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根本和急迫的最高利益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予以明确、自觉地认知和表达，并在党的领导下最终实现。由此清晰地彰显了国家政权(公共权力)的归属、特别是来源应具有正当性的政治合法性叙事逻辑。

三、社会历史境况：中国共党坚强领导实现历史使命的现实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而“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4]13作出这样的论断，缘于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造成的巨大历史负担和包袱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动员和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并为之持续奋斗。这个历史负担和包袱就是梁启超、费孝通和梁漱溟等著名文化学者从不同侧面深刻剖析后指出的典型的中国人身上普遍存在着的“公德”缺乏而“私德”盛行的问题[7]。这里的“公德”指公共品德、公共精神，主要用以描述人们能够理性的认识公共利益、强烈的凝聚公共意志，并自愿为公共利益和意志放弃和牺牲个人利益的意识或愿望以及行动。“私德”以政治学的术语指称就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主要用以描述人们为自身个人的利益奋不顾身，而全然不知、不顾、忽视公共利益，甚至以牺牲公共利益来实现和维护个人利益，或从公共利益那里占取便宜来达到个人目的和好处。毫无疑问，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公德”缺乏而“私德”盛行，势必造成整个社会呈现一盘散沙的分散状态，大多数人普遍为一己私利而忙忙碌碌、勾心斗角，相互猜忌排斥甚至内斗不息，却无法团结一致共同为远大崇高的民族理想和民族伟业努力拼搏，奉献牺牲。在这种精神萎靡状态下，特别是当民族面临深重灾难、巨大危机的严重时刻，个人更会选择退缩到个人利益的狭隘小圈子里而明哲保身，在个人利益围筑的封闭城堡里坚守不出，忘记了或者毋宁说根本就不知道还有集体的利益、民族的复兴。

造成这样一种错误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状态的深层次原因，笔者以为主要在于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和政治状况。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经济形态主体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关于这种经济形态的特征和这种经济形态下社会成员的主体小农阶级的社会生存交往情况以及其对人民内在心灵和精神的影响，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经典小册子里作过精辟的论述。“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8]104“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8]105这就意味着，在小农为主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方式的自然性使每一个农户、每一个农民都可以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获得生活资料，而无需与其他农户、其他农民合作进行。简而言之，社会成员间缺乏实质性的社会交往和联系，没有共同的社会纽带将众多的人们联系起来，大家彼此独立，各干各事，同时又能在没有他人援助的情况下不会陷入太大的生活窘境。这就是小农为主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作为社会主体的农民们的社会生存交往情况。同时，对于农民的阶级特性，马克思同样深刻的指出：“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8]105农民阶级的阶级模糊性导致他们之间无法形成深刻的同情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共同感情与意志，当然就更不会造就理性持久的共同行动。

在政治上，古代中国实行君主专制。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国家的事情成为君主个人的私事，国家成为君主个人的私财，君主个人及受其支配的庞大官僚队伍垄断了国家的政治生活，而将广大人民群众拒绝、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社会实质上处在一种无政治状态。在这种无政治状态下，公共事务只能由少数人决定，大多数人则无权过问，久而久之，应该过问公共事务的大多数人反倒自然而然地习惯于这种不关心政治的状况，他们乐于接受一个主子的统治，而心甘情愿地埋头于自己琐碎的私人事务中，全然忘记了他人的存在和集体的光荣，公共品德和公共精神就此失落。而发达的公共政治生活恰恰能够避免人们封闭在狭小的个人小天地里，将他们聚集在一起为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贡献各自的智慧和力量，从而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的公共德性和精神。因为政治生活就是要求社会成员就公共事务集体讨论、集体决定、集体行动，在此过程中激发每一位社会成员意识到个人的存在与集体的繁荣壮大息息相关，个人为集体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才智，集体的荣誉有每个人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而只有集体强大了，个人的存在也才会获得坚实的保障。这种通过政治生活形成的个人与集体相互交融、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最能激发社会成员的公共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君主专制制度不但窒息了社会的公共政治生活，而且还要想方设法刻意制造人民之间的相互独立与隔阂，防止人民相互联系和团结，造成社会成员以原子化的个体身份存在。因为“专制在本质上是害怕被治者的，所以它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是使其长存的最可靠保障，并且总是倾其全力使人与人之间隔绝。在人心的所有恶中，专制最欢迎利己主义”[9]。

综上，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社会的经济形态和政治状况形成一种合谋，共同发挥作用导致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文化心理。在这样一种消极萎靡的文化心态支配下，社会的大多数普通成员没有能力、也没有意识就事关民族、国家的集体利益形成一种公共关怀和公共意志，当然更没有能力和勇气为这样一种公共利益果断抛弃个人私利而慷慨付诸行动。那么，近代以来饱受欺凌压迫的中华民族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也是一个最为艰巨的任务，而在这样一个人心涣散的环境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当此任。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与把握为前提，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宗旨，以实现自身民族、国家的解放或发展为自觉使命，以推进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使命，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情怀”[10]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其在科学思想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在此基础上将包括阶段性的时代使命和最终使命予以明确认知并自觉担当作为自身存在的意义。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要实现崇高使命和宏伟蓝图，在其自身的组织结构建设上势必强调“集中的权威、严密的组织、严明的纪律、有效的动员、统一的步调”[10]，这就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一个具有顽强战斗力、非凡毅力、持久动力的坚强有力的领导党、执政党。换言之，在中国大地上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才能够自觉、清晰、正确地认知和表达民族最高利益，并以自己特有的强大领导力动员和团结起全国各方面的智慧力量投入到最高利益即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上。

四、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实现历史使命的基本保障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性历史使命“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4]12。然而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付出巨大牺牲、作出艰苦努力，朝着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始终奋勇前进。今天，实现民族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令世界刮目的伟大成就，根本上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及时地对不同时期国内外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进行准确研判，在此基础上就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正确、科学判断，并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遵循，指导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政府施政的方向、重点，共同服务于伟大崇高历史使命的实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作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准确认识，进而科学判断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在准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一切进步力量与国内外反动势力作斗争的纲领和方针，并最终取得完全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确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此时党作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科学判断。虽然前期经历过曲折甚至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总体上来看，六十年来，我们党始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文化软实力、综合国力显著提升，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实现了小康。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重大政治论断，并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重新阐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并在这个重大判断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而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当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了，并不表示社会的发展从此可以一帆风顺、一跃迈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新的矛盾解决了旧的矛盾又会出现，而有理由坚信党在那时仍能正确认识和判断新的社会矛盾，并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更大、更辉煌的成就。

五、结语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成为唯一的执政党具有充分深厚的合法性来源和基础，这就是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史和近代一百年来英勇抗争的悲壮史向中华民族提出的最急迫、最具有价值优先性的共同使命和最高利益。在历史和现实的跌宕起伏、纵横交错中，中国共产党不仅自觉的肩负起这一使命作为自己的阶段性奋斗目标，而且在付出巨大牺牲、作出巨大努力的情况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展现出光明的前景。总之，在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承载的历史使命从理论解释和现实成就两方面都充分体现了前文关于政治合法性的实质，因而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