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伾山与早期黄河河道变迁的再认识*

张新斌

大伾山是《禹贡》河水下游的重要标志。历史上有关大伾山的地点多有争议，对大伾山系的认识也各有所依，围绕大伾山，进而搞清黄河首次改道的地理内因，是学术界的重要责任。本文力争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提出新的看法，以引起学界的再次重视。

一、大伾山的几种认知与再思考

大伾山是上古“禹河”下游的关键节点。《禹贡》有“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的说法。洛汭为洛水与黄河交汇地带的地区，在今河南巩义市。但是有关大伾的地点，自汉唐以来存有争议。《夏氏尚书详解》卷八：“又东行至于大伾。汉孔氏谓，山再成曰伾。林少颖谓，凡山之再重者，皆可谓之伾。但此言大伾必是有所指定而言。……大伾山，郑氏以为在修武、武德县界；张揖以为成皋县山；臣瓒以为即今黎阳临河山。三说不同，未知孰是。河自华阴以上皆南流，即所谓龙门西河；自大伾以上皆东流，即所谓南河……故经自大伾以下言即北过洚（降）水，盖谓河自大伾以下乃始北流而至洚（降）水也。”这里罗列了历史上形成的大伾三种说法，以及《禹贡》简述的黄河中下游基本走势。《禹贡锥指》卷十三中之上：“薛士龙曰：大伾山，许慎说今黎阳之黎山，是其说不始于臣瓒矣。今按‘岯’、‘不’二字，《说文》俱无。‘伾’字下云：‘以车伾伾’。‘坏’字下云：‘丘再成者’，与孔传同。并无薛所称语。慎有《五经异义》，或出其中。然宋时此书已亡，薛何由见？且郑康成生于慎后，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张揖，三国时魏人，亦云成皋县人。成皋河北岸即修武、武德也。可见，魏时未有指黎山为大伾者，实臣瓒倡之，郦元犹不从，从瓒自颖达始。此后人胜前人处。”自汉代开始，历代学人对大伾山的位置，存有较大争议，这个问题对于早期黄河河道的走向研究，确实有着重要的指向。

（一）大伾山修武（修武、武德）说

修武、武德说为东汉学者郑玄所倡。《禹贡锥指》卷十三中之上：“修武、武德，汉属河内郡。修武故城在今卫辉府获嘉县西北。武德故城在今怀庆府武陟县东。”秦汉时的修武与现在的修武县不在一地，修武之城早在先秦时已存在，《韩非子·初见秦》有“管山东河间，引军而去，西攻修武，逾羊肠，降代、上党”的记载，说明战国有修武邑。但《后汉书·郡国志》“修武”县条，有“故南阳，秦始皇更名”。我认为，秦时正式设置的修武县，是设置在先秦时的南阳邑的，即今获嘉县城所在。而先秦时的修武，也即汉代刘邦夺韩信兵权的“小修武”，在今获嘉县的“齐州故城”［1］。至于武德，《汉书·地理志》在河内郡武德县条注有：“孟唐曰：始皇东巡置，自以武惠定天下。汉因之，属河内。”结合秦始皇陵刑徒墓地发现有瓦书陶文“武德”，说明武德设于秦，文献考古可以印证［2］313。在今获嘉以南、武陟以东一带，自古没有黄河大面积改道的历史，为濒河平原，没有明显的较为醒目的山丘。退一步而言，这一带如果有一个高山，只会阻挡黄河向北流，而不会阻挡黄河东流，这与《禹贡》所言“大伾山”的明显地理坐标性，又不符合。因此，这一观点在历代附和者极少。

（二）大伾山成皋说

成皋说的首倡者为三国魏人张揖，孔颖达《疏》专引张揖的说法“成皋县山也”。但是该说影响最大的学者为郦道元。《水经注》卷五：“河水又东经成皋大伾山下。《尔雅》曰：山一成谓之伾。许慎、吕忱等并以为丘也成也。孔安国以为再成曰伾，亦或以为地名非也。《尚书·禹贡》曰：过洛汭至大伾者也。郑康成曰：地喉也，沇出伾际矣。在河内修武、武德之界，济沇之水与荥播泽，出入自此，然则大伾即是山矣，伾北即经所谓济水从北来注之者也。今济水自温县入河，不于此也，所入者奉沟水耳，即济沇之故渎矣。成皋县之故城在伾上，萦带伾阜绝岸峻周，高四十许丈。”郦氏所讲极为细致，他不但肯定“大伾即是山”，而且明确成皋县故城“在伾上”，也就是说他是充分肯定大伾山成皋说的。

郦氏的说法对后世影响较大。《太平御览》卷六十一、《河防一览》卷五：“大伾山，今汜水县即故成皋也。”《行水金鉴》卷三：“东经成皋大伾山下。”又，卷八十一有：“成皋有大伾山，在今开封府郑州汜水县西一里。”《治河奏续书》卷一：“东经成皋大伾山，汜水南来注之。”所谓成皋大伾山，也即前述“成皋县山”，可知成皋故城与大伾山合为一体，另一标志为汜水之侧。《说郛》卷一百八下、《稗编》卷五十六均载：“河水又东经成皋大伾山下，河水南对玉门河水，又东合汜水河水。”成皋故城在今荥阳市西北汜水镇虎牢关的西北，至今还保留有不规则形状的城墙和夯土台基［3］。因此，在今荥阳汜水以西为大伾山，而在汜水以东则为广武山了。“其实大伾山是界于洛口与汜口之间的一个高阜，所谓山一成或再成曰伾，就是指这种情况……在唐宋以前，由于大伾山与广武山的顶托作用，黄河下游河道就主要趋向东北；后来，由于他们不断被黄河圮毁，顶托作用大大减弱，黄河就主要趋向东南。”［4］有的学者，据《国语·周语》有“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而以为丕山为商文化起源地，结合郑州商城的发现，而论证“丕山”即今荥阳“大伾山”［5］。

（三）大伾山浚县（黎阳）说

浚县，古称黎阳。倡导此说者为臣瓒，他在《汉书音义》中指出“修武、武德无此山也”［6］，而以为大伾“为黎阳县山”［7］。但有的文献，更云此说首倡于许慎，并认为大伾山“今黎阳之黎山”［8］，如果此说确准，大伾山浚县说的时间可能为目前诸说中最早的说法。而在臣瓒之后，力主此说者为孔颖达。《元和郡县志》卷第十六：“大伾山，正南去（黎阳）县七里，即黎山也。”《括地志》卷二，在黎阳县条有“大邳山，今名黎阳东山，又名青坛山，在卫州黎阳县南七里”。自唐代开始，此说为主流说法。大伾山在黎阳，也是当代诸多学者力主的观点，如谭其骧力主浚县（黎阳）说［9］23，黄河水利委员会编写的《黄河水利史述要》认为，“禹河”“再向东便到了三门峡砥柱山、孟津及洛水入河处，然后经河南浚县东南大伾山；东北汇合降水（即今漳水），向北流入河北的古大陆泽”［10］41。有的学者，则更从七个方面论证大伾山在浚县，为早商起源地的正确性。“殷之都邑屡迁而皆在大河之滨，围绕大河来回移徙，而大伾山正当诸邑的中心位置……所以，商人不论迁到哪里，必以其能与神灵交通为前提。”［11］这也是学术界关注大伾山地点的又一个收获。

（四）大伾山武成（武德、成皋）说

此说又回到第一说，即大伾山为修武、武德说，此说首倡者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他提出此说后，便遭到后人的质疑，但自郑玄到张揖，相隔时间不长，提出大伾在黄河南岸。因为从理论上讲，黄河北岸有山，只能阻止黄河北流，并促使黄河向东流与南流。王法星则在否定大伾山黎阳说的基础上，为使大伾山西的黄河折而向北，必须在南岸有绵亘的山丘或陵原，而大伾山由今荥阳向东北与今武陟结合在一块，尤其是与原武黑洋山结合在一块，形成西南东北走向的连绵不断的山，才能使黄河改变流向，不过在东汉郑玄提出修武武德说之前，大伾诸山已被黄河腰斩［12］。

（五）大伾山综合说

大伾山诸说形成之后，有关大伾山所在争议不休，怎样客观看待各个说法，以及各说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看待大伾山所在问题的关键，我认为修武（修武、武德）说、成皋说、浚县（黎阳）说，三者是一个综合体，是一个有机的统一。

一是伾字的考证。《水经注释》卷五：“河水东经成皋大伾山下。《尔雅》曰：山一成谓之伾。许慎、吕忱并以为，丘一成也。孔安国认为，再成曰伾。亦或以为地名，非也。”《行水金鉴》卷三：“顾炎武《肇域记》云：《尔雅》，山一成曰伾。孔安国曰：山再成曰伾。今观山形，当以安国为是。”《夏氏尚书详解》卷八，同“汉孔氏谓山再成曰伾。林少颖谓，凡山之再重者，皆可谓之伾”。这里孔安国、林少颖所讲似有道理。所谓“伾”，应是重重高起的丘阜，不见得高，但是一个连绵不断的丘阜。所以由成皋之伾，到武德之伾，到黎阳之伾，应该在古代有一个连续不断的高阜，由此黄河到此不得不折向东北，而不得到东、南方向流淌。

二是《禹贡》的句读。《禹贡》虽然文句简单，但却十分准确，其原文为：“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抪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在这里，用了“东至”“又东至”“东过”的字样，而在述及大伾时，没有加“又东”的强调词。并不像有人所说的“华阴、砥柱、孟津、洛汭、大伾五地大致在一条直线上”［12］，因为从前后句子判读，则“东过洛汭”之后没有“东至”大伾，则从洛汭到大伾以下为“北过降水”，黄河在向东流的过程中，到大伾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实际为从成皋开始为东北方向流，到黎阳才正式北流，这就是“东过洛汭，至于大伾”的真实含义。

三是学界的认识也逐步向综合性考虑。王法星将成皋说与武陟说合并本身，就是考虑到这样的地形了。在此之前辛树帜先生就认为：“所谓大伾者，指大阜之地貌而言，所包甚广，非指成皋、黎阳某一小区某一小山。这样成皋、黎阳有大阜之地形为河所经者，皆可用以释（说）《禹贡》。”［13］169这一观点，被刘起釪先生评价为“此说最为通达”［14］494。这就是说，综合说更符合历史的实际。大伾山为黄河右岸一系列丘阜的统称，其起点为“成皋大伾”，终点为“浚县大伾”，两者在黄河的长期冲刷中保留至今，也成为大伾山的标志性景观。

二、浚县大伾山黄河早期河道特殊性的再认识

浚县大伾山，在传统文献中为大伾山所在地的正统说法。大伾山浚县说，也是黎阳说与通利军说。《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上：“浚县东南二里大伾山，臣瓒所谓黎阳山。”《尚书日记》卷五：“澶州黎阳县大伾山，即今黎阳山也。”《尚书通考》卷八：“左过黎阳大伾山，黎阳今通利军治也。”黎阳县，西汉设置，直到明初才废止。北宋时在黎阳设置浚州，明初撤州改黎阳为浚县，直到现在。而在黎阳设置通利军，则是自北宋端拱元年（988年）至政和五年（1115年）的百余年间。《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七：“端拱元年属通利军，大伾山在县南七里。《尚书》云：至于大伾。又名青檀山，今黎阳东山。”《河南通志》卷七：“大伾山，在浚县东南二里，山高四十丈，周围五里。《禹贡》：导河至于大伾，即此。一名黎阳山，又名青坛山。”《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四十九：“《禹贡》大伾，《汉书音义》以为黎阳县山，在今卫辉府浚县。”黎阳大伾山的说法，在《尚书日记》《尚书地理通释》《书纂言》《通志》《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书中均得到认同。

（一）浚县大伾山是禹河“九曲”之一，也是《禹贡》三州的交界处

“九曲黄河”，是古人对黄河流向的一种表述。《经义考》卷一百六十四：“河流九曲特明晰，其言曰河导昆仑山，一曲也；东流千里至规其山，二曲也；北流千里至积石山，三曲也；千里入陇首，抵龙门，四曲也；南流千里至龙首，至卷重山，五曲也；东流贯砥柱阏流山，六曲也；东至洛会，七曲也；东流至大伾山，八曲也；东至绛（降）水，千里至大陆，九曲也。”正是由于有了黄河的弯曲，才有了依河方位而形成的四向河说。《禹贡指南》卷一：“《禹贡》导河积石，自积石而下南流，谓之西河；至于华阴折而东，经砥柱山又东经孟津东，过洛水之北皆东流，谓之南河；至于大伾山折而北，流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谓之东河。”《夏氏尚书详解》卷八，也有西河、南河与东河的说法：“自大伾以下则北流入海，即所谓东河，故经自大伾以下，即言北过洚水，盖谓河自大伾以下乃始北流，而至洚水也。”所以浚县大伾山的这种地理坐标意义十分明显。

正是由于大伾山的地理坐标性，才成为《禹贡》三州的交汇处。《禹贡锥指》卷八：“又东北抵浚县大伾山，冀、兖、豫三州之交也。”《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七：“黎阳山北，其地夹河为分有冀、兖二州之城。”《五礼通考》卷二百三：“豫居中央，为辐辏之地，地接界者七，唯青为兖，徐所隔，豫不相接。”而“浚县大伾山，冀、兖、豫三州之交也”。反映了在位居中央的豫州，尽管浚县大伾山偏于北或东北，也成为冀州、兖州、豫州三州的交结之处，也是浚县大伾山地位重要的具体体现。

（二）浚县大伾山是禹河第一次改道的发生处

《禹贡》所记述的是大禹治水后，形成的黄河河道，文字虽然简洁，但却勾勒了大致的黄河流向。《汉书·沟洫志》有：“大司空橡王横言……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周定王五年为公元前602年，也就是说春秋时黄河下游河道有了第一次重大改道。《水经注》卷五，为“河水”下游上段部分，有“河水东经成皋大伾山下”，“河水南对玉门，河水又东合汜水”，“河水又东经卷县”，“河水又东北，通谓之延津”，“河水又东，右经滑台城”，“又东北过黎阳县南”，“至于大陆北，播于九河”，其后又有“大河故渎，又东经贝丘县故城南”，“大河故渎又东经甘陵县故城南”，“大河故渎又东经平原县故城西”，“大河故渎又东经修县故城东”，“大河故渎北出为屯氏河，经馆陶县东”。郦道元在这里将“河水”与“大河故渎”区别开来，由此形成了在汉魏以前在太行山东部东原上的与黄河有关的两条河道。但是学术界有人认为“定王五年河徙”，只是这一时期黄河多次改道的“其中的某一次”［15］98，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宿胥口同时存在一股东流的《汉志》河和一股北流的《山经》《禹贡》河［16］42。

关于周定王时的河徙，文献中多持肯定态度。《汴京遗迹志》卷五：“周定王五年河徙，则非禹之所穿。”《行水金鉴》卷一百六十二：“浚县大伾山，北入海即《禹贡》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处，胙之河禹之旧迹也，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砾胙流，乃塞。”这里都关注到定王河徙之道，不为大禹治水时的河道。《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七十四：“自周定王时，禹河初徙，失宿胥口故道，而内黄在河北；汉时禹河再徙，失长寿津故道，而浚又在河北；金明昌时，河决阳武堤，而滑又在河北；元至元时，河决新乡出阳武南，而延津又在河北。”这里所讲的黄河几次改道，内黄、浚县、滑县、延津，由黄河南而变为黄河北，反映黄河河道由北向南的迁徙趋势。《图书编》卷五十三：“周定王五年河徙，则非禹所穿。”《山东通志》卷十九：“按黄河禹迹，在今阳武北、新乡西南，又东北经延津、汲县、胙城至大名府浚县，经大伾山而北，周定王时河徙宿胥口，由元城、冠县、馆陶东北合于漳水，今馆陶西南六十里迁堤村南有大河故渎。”而这个大河故渎也即禹河所在，转折点则为“大伾山而北”。周定王五年河徙在水利界得到了广泛认可的。这次河徙被称为“禹河大徙”，“一般认为这是黄河第一次大改道”［17］5。这种认识极为普遍，如“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有一次大改道，下游河道稍向南移，后代称为第一次大改道”［18］26。有文献记载以来黄河下游有五次大改道，“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河决浚县宿胥口，是黄河第一次大改道”［19］65-66。

（三）浚县大伾山为禹河由向东转向北的折转处

禹河在浚县大伾山是一个弯道。《禹贡锥指》卷三：“自今河南卫辉府胙城县北，东至大明府浚县大伾山西折而北，经河南彰德府界中，又东北经直隶广平、顺德、真定、河间四府界中，东入于海，此禹河之故道。”《行水金鉴》卷八十七有相同的记载，反映对此河道流向的共同认知。《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七十：“禹河自今河南浚县西之大伾山即折而北行，凡河内之地皆古冀州境。”禹河在大伾山形成的“河曲”，也是冀、兖二州的分界。宿胥口在大伾山禹河中，有特殊地位。《水道提纲》卷五：“又东北至浚县西南，古曰宿胥口，大伾山在其口东北。大河自今浚县折而北行。”今浚县的位置与大伾山一致。《山东通志》卷八：“又东北至浚县西南古宿胥口，大伾山在其东北，其南岸则滑县。”《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七十：“又东北流经滑县西北、浚县西南，至大伾山折而北曰宿胥口，始为东河，与兖分界。”从这几条文献分析，宿胥口在浚县的西南，如果浚县与大伾山在一地则宿胥口与大伾山有一定的距离，而不应在“大伾山折而北”处。《春秋大事表》卷八下：“宿胥口，在今卫辉府浚县之西南，滑县之西北，禹河则绕浚县之西而北流。”这里并没有将宿胥口与“西而北”即折弯处划等号。但，《禹贡锥指》卷十三中之下：“禹河自汲县东北流入黎阳县界，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为宿胥口。”宿胥口，应为宿胥水的入河处，我认为这个汇水口与黄河由西而北的河曲，还应有一段距离。《水经注》卷五，在谈及河水流向时，“河水又东，淇水入焉，又东经遮害亭南”。在讲“遮害亭”时，才提到“又有宿胥口”。正文又提到“河水又东，右经滑台城”，滑台城在河的南岸，“又东北过黎阳县南”，这时才提到“黎山”即大伾山。因此，宿胥口与大伾山并不在一地，史念海认为在今申店［20］，则明显与大伾山有一段距离。如果依《水经注》所述河水经行地点，结合当今浚县地名，则宿胥口在今纸坊一带，更为合适。在大伾山，禹河由向东折而向北的河曲处，与此还是有点距离的。

（四）浚县大伾山附近是多条河流的会合处

浚县大伾山附近有淇水、宿胥水、漯水和漯川等多条河流汇入或析出，在较小的范围内，形成了较大的水流富集区。

一是淇水。淇水是古代黄河下游地区的重要支流。《毛诗类释》卷四：“淇水出河南卫辉府辉县之共山，经淇县境流入浚县宿胥口入河。”《春秋大事表》“舆图”：“淇水源出河南卫辉府辉县之共山，经淇县境流入浚县西南宿胥口入河。”淇水源头与辉县有关，在《诗经》中有“彼彼泉水，亦流于淇”。似以为这个“泉水”为辉县的百泉，辉县与淇水有关，在文献中应占有一定的地位。《毛诗类释》卷四，还有“百泉”，“今卫辉府辉县西北七里有苏门山，山有百门泉，泉通百道，《卫风》所谓淇水在右，泉源在左者也”。也是百泉与淇水有关的一种认识而已。不过，《水经注》卷九：有“淇水”篇，“淇水出河内隆虑县西大号山”。隆虑，即今河南林州，但实际上淇水的源头“大号山”，在今山西陵川境内。至于淇水入黄河之处，所言“宿胥口入河”并不确切。《御定佩文韶府》卷五十五之二，有“宿胥口”与“淇水口”并列，并强调“淇水至卫州界入河”。《水经注》卷九：“《地理志》曰，淇水出其东，至黎阳入河。《沟洫志》曰：在遮害亭西一十八里，至淇水口是。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故时人号其处为枋头。”在今浚县西南方向有“淇门”，距今淇卫交汇处不远，其北有东、西、前枋城村，这三个村名“枋城”，应与曹操时的“枋头”有关，显然这里与宿胥口不在一个地方。

《禹贡》有“北过洚水，至于大陆”的说法，但有的文献点明将洚（绛、降）水当作淇水。如《通志》卷四十：“又东北左过黎阳大伾山，黎阳今通利军治也，有淇水从西来入焉，淇水即降水也。”《诗传通傍》《尚书通考》等有相同的记载。降水的位置更靠北，在黄河由“西折而北”之后。《水经注集释订讹》卷十：“河之经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为宿胥口，又东北经邺县东至列人、斥漳县界，合漳水是为北过降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五：“漳水，以合绛水，故亦名绛，兼通为降也。”洚水为漳水，在文献中为一说。但，《日讲书经解义》卷三：“洚水，水名，即今真定府冀州枯洚渠。”《尚书日记》卷五：“又东至澶州黎阳县大伾山即今黎阳山也，折而北流为冀东河，至今冀之信都，洚水入焉，今名枯洚河是也。”《春秋大事表》“舆图”则云：“自大伾山折而北，历汤阴、安阳、临漳、魏县、成安、肥乡，合漳水至于钜鹿，北过洚水，至于大陆之故道。”禹河自成皋大伾开始向东北流，但只有到黎阳大伾之后才真正由东西向河，变为南北向河，文献中对洚水虽有漳水、枯洚渠等不同说法，但这个洚水在今安阳以北，在今河北境内，似应为多数文献所接受，淇水在黎阳大伾之上（西南），与洚水无关，应得到肯定。

二是宿胥之渎。《诗札》称“宿胥之渎”，《水经注》称为“宿胥故渎”。《五礼通考》卷二百五：“禹河自汲县东北流入黎阳县界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为宿胥口。苏代曰：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虚在朝歌界，顿丘在黎阳界。时河已徙而东，宿胥口塞，故秦欲决之，以灌二邑。”《水经注·河水》云：“自淇口东至遮害亭，淇水东流经枋城南，右合宿胥故渎，渎受河，于顿丘县遮害亭东黎山西，北会淇水处，立石堰遏水，令东北注，魏武开白沟，因宿胥故渎而加功。”在这里，宿胥口为宿胥渎与早期黄河交汇处，宿胥口在淇水口的下游，战国时因黄河在大伾山由北流改为东流，故苏代则要决宿胥口，而此后宿胥渎因黄河改道而成为“宿胥故渎”，曹魏时开通的白沟，其基础是宿胥故渎。后世文献中有许多文字，来源于《水经注》卷九“淇水”在述及淇水口、枋头之后曰：“淇水右合宿胥故渎，渎受河于顿丘县遮害亭东黎山西北，会淇水之处，立石堰遏水，今更东北注，魏武开白沟，因宿胥故渎而加其功也。”宿胥故渎与黄河的交汇处在遮害亭的东边，大伾山（黎山）的西北，也就是说宿胥口应在黄河“折而北”的附近，所以便成为黄河决口的关键。

在淇水，禹河与宿胥渎关系中的两个地名《禹贡锥指》卷十三中之下、《五礼通考》卷二百五、《行水金鉴》卷四给出了较为一致的说法。如，枋城“在今浚县西南即淇门渡也”，淇门和枋城在今浚县西南角。遮害亭，“亭在浚县西南五十里”。但从《水经注》及相关文献中，在述及淇水入河处淇水口，或言在宿胥口，明显是矛盾的。《春秋大事表》云：“《水经注》：淇水东流经黎阳县界南入河。汉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号其处曰枋头。又云，魏武开白沟，在今内黄县南，又北至东光县西，入于河。”可能在禹河时，宿胥口与淇水口，较为接近，或为同一个入河口。但在汉魏时，淇水口靠南（西），尔后为遮害亭，尔后为宿胥口，由此依托宿胥故渎的一部分开挖成白沟，由内黄，向北至东光县后入于黄河。刘起釪先生也意识到文献记载中的矛盾，但他认为《水经注》中《河水篇》与《淇水篇》“所叙相吻合”，“故渎自是旧河水故渎，淇水自是淇水，故渎其后又称白沟，是魏武时把它因宿胥故渎加工，而后始遏淇水入于白沟”［14］498。

三是漯川与漯水。漯川，为大伾东向黄河的分支。《水经注》卷十，在述及河水时，专门讲到：“其一为漯川，自黎阳大伾山南，东北流至千乘入海；其一则河之经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为宿胥口，又东北经邺县，东至列人、斥漳县界合漳水，是为北过降水……而北入海，即此道也。”以大伾山为顶点，向东为漯川，向北为禹河。《春秋大事表》“舆图”载：“漯水受河自宿胥口，始东经滑县西南，又东北经浚县南，又东北经滑县东北，又东北为长寿津，第一次改道为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至此与漯别而北，漯水又东经开州西，又东北至开州北。”漯水是与黄河关联的较长的干流，在《水经注》卷五中与河水同列，漯水与漯川是有区别的。“漯水，也是黄河下游一条古老的分支。《禹贡》中也有‘源于济、漯，达于河’的记载。汉时漯水自东郡东武阳县与黄河分流，以下经今山东的莘县东，聊城西，茌平西，至禹城南向东，济阳以下略近于现今的黄河，至滨县一带入海”［10］59-60。《行水金鉴》卷二十一，在述及黄河的五次大改道时曰：“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至长寿津，与漯别行，而东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这种说法与《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七十所记一致，反映“漯川”实际上是黄河至漯水长寿津连结的河道，因与漯相连，而称之为漯川。《禹贡》中，在述及兖州时，也有“浮于济、漯，达于河”的记载，反映漯水是一条重要的黄河支津，为古代黄河下游干流中的重要一支。

黄河与漯水关系密切而复杂。《禹贡锥指》卷三专门述及了这种关系：“桑钦言，漯水所出。今按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陆东畔入海。而漯首受河自黎阳宿胥口，始不起东武阳也。《水经注》所叙河水，自宿胥口又东经滑台城，又东北经黎阳县南，又东北经凉城县，又东北经伍子胥庙南，又东北为长寿津，河之故渎出焉。河水又东经铁丘南，又东北经濮阳县北，又东北经卫国县南，又东经鄄城县北，东北经范县之秦亭西，又东北经委粟津，皆古漯水也。自周定王之五年河徙从宿胥口东行漯川至长寿津，始与漯别，其津以西漯水之故道悉为何所占而上游较短矣。”以漯川、漯水为代表的漯川泛道，是黄河九大泛道之一，其行水时间最长，在黄河泛道中最具代表性［21］93-94。

结合《禹贡》可知在大禹前后一段时间，漯水在黎阳大伾山析出为黄河较长的支津，河、济、漯水均为平原水系的一部分。自周定王五年黄河第一次改道后，“河道自今河南浚县南改道折向东，又东北经山东西北部，入河北境，循今卫河河道，北汇合故道入海”［22］54。黄河自大伾山南，直接汇入漯川，直流至长寿津入漯水故道，形成了黄河自大伾山东北方向流向的河道，这些河道在定王五年前便已存在，但其后漯川、漯水的河道，也就成了黄河河道的一部分。《水经注》的记载，包含了《水经》撰写时代的三国时期。《水经注》时代（北魏）的水系变迁，情况复杂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浚县大伾山附近河道地势为黄河下游河道高低不平的汇集处

浚县大伾山附近河道的地势高低不一。《水经注》卷五：“《汉书·沟洫志》曰，在淇水口东十八里有金堤，堤高一丈，自淇口东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自淇水口，向东到遮害亭，地势变低，也因此专门修筑了金堤，以防不测。《禹贡锥指》卷十三中之下：“贾让云淇水口金堤高一丈，自是东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因欲决是堤，放河使北入海，则亭北之地，固下于河矣。禹引河使北，岂有难行之理，其曰高地者，特以大伾之东地益卑，以彼视宿胥口，则宿胥口之地较高耳，高地对上文平地而言，非谓高于河之上流也。”《行水金鉴》卷七淇水口金堤“高一丈，自是东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因欲决是堤放河使北入海，则亭北之地固下于河矣。其曰高地者，特以大伾之东地益卑，以彼视宿胥口，则宿胥口之地较高耳，高地对上文平地而言。非谓高于河之上流也”。依上可知，淇水入河处的淇水口，河底地势已开始变低，修筑的金堤仅高一丈，但再向东北的遮害亭，地势更低，金堤高达四五丈，大伾山附近地势稍高，其东则地势更有低下之势，这样就形成了欲决的特殊河段。因此，在春秋时期不但出现了定王五年河徙宿胥口的事件，使黄河在大禹之后出现了第一次重大改道。而且在战国时，也有了苏代所谓“决宿胥之口”的说法，反映了大伾山宿胥口一带，在黄河下游河段的特殊性，由此引发黄河决溢频发，以及相应的特殊地位。

结 语

大伾山为早期黄河下游段落中的重要标志，成为《禹贡》所标明的黄河河道重要地点之一。从以上的研究中，共有两点需要关注：

一是大伾山为早期黄河边上的具有地理标识意义的山。大伾山实际上是黄河东流时，处于黄土高原东端连续不断的丘阜，这些丘阜阻挡了黄河的东流，而迫使黄河折而向东北方向流动，但这个丘阜最具代表性则是其东北端的浚县大伾山。由于这一地区大伾的阻隔，而导致黄河正式完成了由向东折向北流动的转向，也形成了黄河的“河曲”；由于这一地区汇集了淇水、漯川、宿胥之渎等河流，水量加大，而且黄河河底地势高低不平，因此形成了早期黄河最早的极易决徙的河道。所以早期大伾山及其在黄河变迁史中的特殊地位，值得关注。

二是要重点研究大禹治水之后，黄河的首次改道。《汉书·沟洫志》所记载的周定王五年的“河徙”，在黄河变迁史中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是这次“宿胥口”的黄河变迁的原因却很少有学者探究，我们从水流的加大、河底的抬高、河道的转向等方面，研究“大伾”的标志意义，将地理因素与文化因素有机的结合，也为我们认识大伾山作为文化圣山有了更深入地理解。对大伾山大佛的建构原因，尤其是在早期大佛的镇河意义有了深入地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谈大佛的建造时间可能会有新的认识。总体而言，大伾山在黄河变迁史上具有的重要价值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尤其要研究大伾山地理价值背后的文化意义，探究文化圣山的累积过程，对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