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体育课堂风险识别与评估研究

李树旺，李京律，梁 媛，刘潇锴

(1.中国人民大学 体育部，北京100872；2.中国人民大学 人文北京(人文奥运)研究中心，北京100872；3.中国人民大学 体育产业研究院(正定)，北京100872)

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塑造学生的体魄、精神、人格的重要教育手段，也关系到整个国民的健康素质[1]。2020年《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2]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3]等文件的颁布实施，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新时代学校体育的价值和重要战略意义。然而，体育运动中的安全风险成为制约新发展阶段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掣肘，体育锻炼所具有的运动强度属性[4]使得学校体育存在引发严重伤害事故的风险，校园体育的意外伤害事件[5-6]不断引起社会的警惕。有关研究表明，40%以上的在校大学生表示有过不同程度的体育伤害经历[7]，在运动伤害的处理过程中近八成学校被判担责[8]，这让学校管理者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隐忧。为了保证学校体育课堂教学中不出安全问题，很多学校取消了诸如单杠、跨栏、跳马、标枪等运动项目，导致学校体育对学生人格等全方面的塑造功能不断弱化。由此观之，如何有效防控运动风险，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安全风险管理机制，为学校体育的发展保驾护航，已成为新时代学校体育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在梳理国内外运动风险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确定我国高校体育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风险因素，并通过重要性- 表现性分析(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IPA)方法探索高校体育课改善措施的优先顺序。由于传统IPA 方法在广泛运用中已经暴露出其局限性，即在数据获取中无法保证重要性和表现性二者的评价相互独立，进而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存在误差，近年来IPA 方法在其他学科领域得到了修正及应用，能更加准确地反映真实的重要性评价。因此，本文将采用修正IPA 方法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提出相关解决对策，以促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

1 相关研究与评述

1.1 国外运动风险相关研究

国外对运动风险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休闲、国家体育组织管理、体育赛事运营和大型体育设施等，研究内容涉及风险认知、健康风险、风险归因、风险评估与管理4 个方面。

在对运动风险认识方面，Paffenbarger 等[9]的研究认为体育运动中的风险是固有的，体育参与者在运动中遭受轻微或严重伤害的概率大于他们在其他日常活动中面临的风险。Rottenberg[10]认为，充满风险性的特殊属性使得人们给予了体育极高的关注。一个基本的共识是，运动伤害不是一个公共健康问题，而是获得运动成就的代价[11]。可见，在国外特别是西方文化视域下，人们承认运动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体育运动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运动健康风险方面，Lincoln 等[12]调查了12所美国高中男女学生运动项目与脑震荡的发生率和相对危险性，发现运动中的健康风险在性别和运动项目两个指标上存在差异，女孩健康风险的发生率高于男孩，足球和曲棍球等激烈对抗项目健康风险发生率比较高。Kyritsis 等[13]对158 名前交叉韧带重建的男性职业运动员的研究发现，完全达到康复标准后才恢复运动训练的运动员，其重复伤害率远低于未达标者，说明运动康复对于预防运动伤害的重要价值。

对运动风险归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运动负荷的影响。Blanch 等[14]对伤愈复出的运动员再次发生损伤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发现当运动员一周的训练和比赛负荷(急性负荷)超过过去4 周的平均水平(慢性负荷)时重复伤害的风险更高。Bowen 等[15]对负荷数据和伤病发生率的监测发现，更高的累积和急性工作负荷更有可能导致伤害风险。国外该领域的研究表明，慢性负荷的逐渐增加可能会提升运动员对更高急性负荷的身体耐受性和对受伤风险的恢复能力。

在运动风险评估与管理方面，学者们认为运动风险的评估与管理因被作为一种减少责任和疏忽的可能性的方法而受到关注[16]，其研究范式主要是通过开发量表对教学或训练进行风险评估和管理。Joann 等[17]认为风险管理分为评估风险、制定风险管理策略、实施风险管理策略、评估策略4 个步骤。Lise[18]认为加强和扩大任职前教师在体育课程中的风险管理培训，可以发展和拓展教师的风险管理知识，减少运动风险事故的发生。Kelle[19]的研究为体育管理研究提供了设备设施、监督、指导、急救和医疗程序以及管理行为5 个维度的体育风险评估模型。Shehab 等[20]的研究发现，95%的教练认为运动前的拉伸运动是有益的，对降低损伤风险作用较大。Dougherty 等[21]认为，缓冲区或安全区在体育运动中非常重要，建议运动场的边线及端线外预留净空间，可以有效降低运动伤害的几率。

综上所述，在国外的研究中，客观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风险[11]概念被有效地应用于体育领域，心理测量学和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成为重要的选择。一方面依靠大规模调查和统计分析以确定影响客观风险的主观感知的心理、情感和社会因素[22]；另一方面在风险认知层面，运动者普遍接受风险的客观现实，但特定文化制度因素也会影响运动风险的解释和理解[23]，如Coakley[24]对运动损伤的亚文化研究。

1.2 国内运动风险相关研究

国内研究主要从风险归因、风险识别与评估、风险管理3 个领域展开讨论。

风险归因方面的研究主要从“过程”和“结果”两种角度切入。边菊平[25]、王军[26]等认为体育过程中的运动超负荷、外部环境以及个人的自身因素等会成为导致运动伤害的风险；刘晓军[27]则认为，体育运动后也可能会造成相应的生理或心理的损伤，对运动参与者造成风险。对于学校体育而言，风险事件的原因主要分为环境因素和人为因素两类。环境因素包含天气风险、场地风险、器材风险等，这些因素造成的风险伤害极高。张左鸣[28]、何素艳[29]等对冰雪运动的场地器材要求以及容易引起高风险的状况进行研究，认为场地、器材是学校体育风险防范的重点。人为因素包含自身风险和他人风险两类:自身风险主要是学生缺乏对运动风险的预知、运动技能较差等；他人风险因素包括学生在运动过程中学生间的碰撞所造成的风险，以及个别同学不遵守课堂纪律造成的风险事件[30-31]。

学校体育风险的识别与评估也是备受关注的研究主题。石岩[32]、张大超等[33]、翟虎翔[34]的研究认为，对于学校体育风险的识别，最重要的是找出造成风险事件的诱因。侯柏晨等[35]认为，一般来说风险管理的过程便是由风险识别到风险评估，再得出风险应对策略的过程。涉及到风险评估的方法问题，前期研究常用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风险清单检查法和专家访谈法等。师耀武[36]、李晓亮等[37]的研究认为，学校体育风险评估的指标维度主要集中在风险危害程度、风险后果、风险概率和风险可控性等。石岩等[38]和郑柏香等[39]认为，风险评估应首先确定评估方法，其次建立评估指标体系或模型，最后进行评估分析。

在学校体育的运动风险管理研究领域，陈明伟等[40]的研究认为，风险管控主要运用降低风险、转移风险以及规避风险等方法进行；杨亚琴等[41]、刘红等[42]和连小刚等[43]的研究认为，风险管控的措施应包括严格的安全教育、课堂学习行为的严格监督、了解学生的运动能力并因材施教、场地器材的定期检查、为学生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等。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为后续更深入地探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证经验。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定量的分析可以直观体现并有效评估学校体育风险，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估方法更具科学性。学者们认为造成学校体育风险事件的主要原因集中在教师、学生、场地器材和应对措施等方面，应对学校体育风险事件的重点举措是风险的识别与评估，评估事项集中于学校体育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与严重性。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高校师生为研究对象，以高校体育的运动风险为研究内容，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应用修正IPA 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围绕“高校体育运动风险在严重性和易发性两个维度存在秩序性的层次结构”展开，该结构能够为运动风险监管提供数据支撑，同时在专家访谈和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探讨高校体育运动风险监控的对策。

2.1 修正IPA 方法

IPA 方法也称为重要性-表现性分析方法，以观测指标的重要性得分为横轴、表现性得分为纵轴，从而将二者的平均得分绘制在一个二维矩阵中，且找出以上两个平均数在IP 矩阵图中的确切交叉点，对4 个象限的观测指标分别进行解释[44](图1)。

图1 重要性-表现性矩阵Figure 1 Importance-performance matrix

IPA 方法具有直观、明晰、形象地反映出实际状况与理想目标之间的差距的特点，便于决策者理解资源和计划应集中在哪个方面，从而帮助组织提升决策水平、减少资源浪费。该方法在管理学[45]、旅游学[46]、体育学[47]、心理学[48]等诸多研究领域备受学者青睐，并衍生出众多变式。例如，彭定洪等把IPA 方法转化为层次结构，制作了产品性能-重要性矩阵[49]；房德威等构建了IPA -KANO 模型[50]以评测公交车服务质量；刘华荣制作了风险矩阵图[51]。借鉴上述研究经验，基于“运动风险识别”的研究意旨，本研究制作了基于IPA 方法的风险发生“严重性-可能性矩阵图”(图2)，该矩阵按照变量将各属性的严重性和发生危险的可能性的平均值得分绘制在二维平面的4 个象限里:横轴代表学校体育运动风险的严重性程度，纵轴是运动风险的可能性程度。第Ⅰ象限为严重性程度高且风险发生可能性高的区域；第Ⅱ象限为严重性程度低但风险发生可能性高的区域；第Ⅲ象限为严重性程度低而且风险发生可能性低的区域；第Ⅳ象限为严重性程度高但调查对象认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低的区域。

图2 严重性-可能性矩阵Figure 2 Severity-possibility matrix

随着IPA 方法被广泛运用，传统模型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传统IPA 方法无法保证受访者对重要性和表现性的评分相互独立。为了消除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多数学者建议以引申重要性(implicitly derived importance)来替代重要性[52-53]。学术界为此多采用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系数、部分相关系数和结构方程模型系数的引申重要度来代替自述重要度对其进行修正[54]。其中多元线性回归系数作为引申重要性得分的方法被广泛采用[55]，作者认为该方法能更加准确地反映真实的重要性(风险严重性)评价，因此采用修正后的IPA 方法对高校体育运动风险进行评估。

2.2 数据来源

通过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向全国759 所高校在职体育教师和在读学生发放“高校体育课堂风险因素量表”调查问卷，样本量为3 745 份。以问卷填写时间、完整度、反向题矛盾、量表勾选情况等为依据对调查数据进行梳理，剔除1 097 份无效问卷，保留有效问卷2 648 份。样本特征如表1 所示。

2.3 问卷设计

参考王岩[56]的风险评估表、刘华荣[51]的风险评估问卷、李晓亮等[57]的风险评估问卷等调查工具，经过15 位相关研究领域专家和高校教师的评估和讨论，设计“高校体育课堂风险因素量表”。通过对350 位高校体育教师和学生的预调查，对量表的结构、测量维度、题项合理性和科学性进行再次完善，最终确定教师的教学与组织、学生参与的意识与能力、场地器材与体育环境、运动风险的应对措施4个维度和30 个指标的量表。

2.4 信效度检验

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之前，对量表进行Bartlett 球型检验和计算KMO 值。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高校体育课堂风险因素量表” KMO 值为0.977，且Bartlett 球型检验结果都在0.001 水平上显著，表明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法旋转获得的因子载荷矩阵，并根据Kaiser 原则，在风险因素量表各提取4 个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这4 个因子总共解释了69.77%的总方差，且所有因子的载荷都在0.5 以上，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聚合效度。因此，“高校体育课堂风险因素量表”有较好的建构信度，同时各分量表的Cronbachα在0.920 ～0.942 之间，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3 分析与讨论

对4 个维度30 个指标进行数据处理，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求出引申重要性得分，如表2 所示。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采用风险发生的严重性和发生可能性的平均值作为交叉点，以风险的可能性为纵轴，风险发生的严重性为横轴，构建两个4 象限二维坐标，如图3 和图4 所示。

图3 风险因素修正IPA 矩阵(维度)Figure 3 Risk factor correction IPA matrix (dimension)

图4 风险因素修正IPA 矩阵(指标)Figure 4 Risk factor correction IPA matrix (index)

表2 风险因素严重性与发生可能性分析结果Table 2 Analysis results of severity and occurrence possibility of risk factors

续表2

3.1 从“维度结构”的角度进行风险识别与评估

IPA 矩阵(维度)中包括教师、学生、场地器材与应对措施4 个维度。矩阵第Ⅰ象限代表运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大且风险隐患严重程度高的因素，该象限包含的风险因素主要在学生维度，属于风险防控层级的“高度优先区”。矩阵第Ⅱ象限代表运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大但风险隐患的严重程度低的风险因素，该象限内包含的风险因素主要处于场地器材维度，属于风险防控层级的“日常监控区”。第Ⅲ象限代表运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小且风险隐患的严重程度低的风险因素，该象限内包含的风险因素主要处于“教师”和“应对措施”维度，属于风险防控层级的“定期评估区”。第Ⅳ象限代表运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小但风险隐患的严重程度高的风险因素，该象限内不包含任何风险维度。

3.2 从“指标设置”的角度进行风险识别与评估

在矩阵的第Ⅰ象限内包含8 个指标，具体如表3所示。第Ⅰ象限的指标结构表明，学生自身原因所引发的运动风险较为严重，且风险的潜在可能性较高。学生是高校体育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的参与主体，也是高校体育运动风险的直接受害者，学生维度所引起的运动风险的易发性和严重性是高校运动风险教育缺失的必然结果，也为后续加强风险教育提供了数据支撑和目标引领。

表3 第Ⅰ象限指标结构Table 3 Index structure of quadrant I

在矩阵的第Ⅱ象限内包含5 个指标，具体如表4所示。第Ⅱ象限的指标包括教学配置方面的师资力量和场地器材，也包括学生个体层面的注意力、惊吓等心理层面的因素。这些因素被认为风险隐患存在的风险问题的严重程度不高，但经常发生且较为普遍。因此，该区域内的风险因素需要体育管理层将其纳入日常性监管范畴。

表4 第Ⅱ象限指标结构Table 4 Index structure of quadrant Ⅱ

在矩阵的第Ⅲ象限内包含11 个指标，具体如表5 所示。第Ⅲ象限的11 个指标属于教师的教学方法和组织管理、场地器材的适配性、对危急事件的应对和处理3 个维度的内容。这些指标所指代的运动风险发生概率较高，风险隐患问题的严重性低。该象限包含的11 个指标所指代的风险因素虽不属于必须优先处理的层级，但仍需进行定期评估和监管。在矩阵的第Ⅳ象限内包含6 个指标，具体如表6所示。第Ⅳ象限的6 个指标基本都属于教师维度所隐含的风险因素，指标反映出教师维护课堂秩序的低效性、技术特长与教学内容的不匹配、教学的错误示范、课程要求与学生的承受能力不相符、预防风险的意识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因为不经常发生而往往被忽略，一旦发生就需要及时并重点应对。

表5 第Ⅲ象限指标结构Table 5 Index structure of quadrant Ⅲ

表6 第Ⅳ象限指标结构Table 6 Index structure of quadrant Ⅳ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基于修正IPA 方法以横纵坐标轴模型构建高校体育运动风险评估的“严重性-可能性矩阵”，通过分析高校体育运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直观展现了教师和学生对当前体育课风险各要素评估的真实境况。

1)应用IPA 方法对高校学校体育进行运动风险评估可以看到，高校体育的运动风险的结构框架大致是:运动风险的主要来源和风险伤害指向学生群体，学生自身是运动风险防范和风险管理的核心对象，与学生相关的风险监管选项的优先级应该放在首要位置加以重点考虑；场地器材等体育环境存在发生概率大的风险隐患，风险监管策略应置于日常监管的序列；与教师和应对措施相关的风险问题较小，但仍需要建立合理有效的预防机制。

2)从具体风险指标所指代的问题来看，在运动过程中不仅应重点关注学生的身体、运动中的行为方式、运动中的心理状态及其变化等状况，还需关注其他几个运动风险指标，包括“学生上课服装不符合要求”所引发的运动损伤、“学生知识和经验不足，无法识别判断风险”所包含的风险隐患和“器材装备数量和种类不能满足需要”所导致的意外伤害等。此外，教师是学校体育的组织者和风险监控与应对的前沿防线，虽然教师教学行为中的课堂组织问题，运动特长与教学内容不匹配问题，风险防范的意识、方法和能力不符合要求等风险问题的发生可能性不高，但具有较高的风险隐患严重程度，仍应引起足够警惕。

4.2 加强体育教学运动风险管理的建议

根据上述应用IPA 方法对学校体育运动风险的评估，在实地调研和专家访谈的基础上，从人的因素、环境因素和管理因素3 个方面探讨加强体育教学运动风险管理的对策。

4.2.1 提升教师运动风险应对能力，加强对学生健康知识和风险防控的教育 学生是体育课堂的参与主体，教师是保障教学质量和维护课堂安全的核心，对体育课堂中人的因素的再优化是运动风险防控的关键。依据问卷调查和数据统计的结果，对于教师而言，一是要不断加强岗位意识，始终秉持“安全至上”的理念，不断强化自己作为体育教师这一特殊职业的运动风险预判和防范意识，为风险监管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二是不断提升运动风险防控的能力，学习并熟练掌握教学中的运动损伤急救的程序和方法，并在教学中加强运动风险的教育。对于学生而言，一是要帮助学生在思想层面意识到在体育类特殊课堂上“隐瞒疾病、生理缺陷或伤病”“准备活动不充分”“注意力不集中导致运动失衡”“恶意违纪”“不服从安排擅自行动”等行为有可能伤害身体健康，甚至危及生命，所以要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参与体育学习。二是要传授学生运动健康知识，准确评估自身身体状况和健康水平与教学内容的适配性，主动与教师沟通并建立适合自身实际的个性化运动方案。

4.2.2 建立体育教学环境的结构体系，提供多元化的环境保障 体育教学环境是一个包含了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疾疫因素、场地器材因素等多元素的综合性体系，各方面因素单独或者综合发挥影响所产生的场域是环境体系发挥影响的关键。因此，一是建议学校体育管理机构应根据自身具体情况梳理本校体育教学的环境结构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体育教学环境监控机制，以体系化的环境监控应对环境风险；二是场地器材是体育教学重要的、特殊的环境因素，建议建立定期巡检制度，责任到人，重点加强对本次调研所梳理出来的“器材装备数量和种类不能满足需要”“器材缺乏专业保护与救援措施”“场地与活动要求不符造成伤害事故”等场地器材风险因素的监管；三是针对疫情、雨雪等突发状况，要提前制定清晰完备的应急预案，从制度层面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

4.2.3 建立层次分明的运动风险监管体系，加强全链条全方位的运动风险管理 运动风险监管体系是提高风险管理效能的关键。一是建议建立层次分明的运动风险监管体系，在制度、机制、组织等方面搭建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的监管模型，全程监管并随时应对不期而遇的运动风险；二是建议根据本研究评估结果中不同风险维度的优先级有针对性地制定符合本校实际的运动风险监管方案，对于严重且易发性较高的运动风险进行优先、重点防控，以提高风险防控的指向性和效率；三是针对风险问题对教师进行专门的培训，提高教师的体医结合素养，并且将教师在教学中易于产生风险的“擅自离岗失去对学生的监控”“为省事减少体育教学操作环节”“不检查场地器材的安全性或者器材使用不当”等失范行为纳入课堂常规管理范畴；四是针对学生知识经验不足的问题，建议在体育教学的课程设置中增设运动风险防控模块，并完善学生运动风险学习评价体系，确保运动风险防控教育贯穿学业始终，在防范风险的同时帮助学生掌握风险防控这门终身受益的技能。

总体而言，本研究立足于我国高校体育的实践并基于前期研究经验编制“高校体育课堂风险因素量表”，通过实证调查方法收集数据，采用IPA 方法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经过评估，对高校运动风险进行结构梳理和层次建构，为风险应对和风险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和方向引领。但由于研究资源和其他客观条件限制，存在不足:出于调查伦理的规定和研究资源的限制，本次调查的样本不包括中小学生，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涵盖整个学校体育范畴，希冀在后续的研究中能探讨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加以弥补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