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墓人的女儿》中的犹太文学主题研究

魏 宁，曹颖哲

(东北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犹太文学是美国文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因为其与美国国家一同成长，更是因为美国犹太文学中涌现出了大批杰出的作家。第一代美国犹太作家主要是来自东欧的移民，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描写因受迫害不得已流浪异国他乡的苦闷、在移入国遭受的歧视以及在主流文化包裹下对身份认同的困惑等；第二代美国犹太作家中出现了许多举世闻名的伟大作家，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辛格、贝娄以及马拉默德和罗斯等。他们的作品“对犹太人身份和犹太人生活进行了不尽相同的表现和处理”，[1]77实现了对犹太性的超越，具有一般性的意义；第三代美国犹太作家以辛西娅·奥茨克、迈克尔·查邦和乔纳森·萨福兰等为代表，“有意识地在作品中突出犹太性；他们注重表现犹太思想和文化特色，强调犹太价值观念，探讨犹太人特别关心的问题。”[2]130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是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两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多次获得各类文学奖项，其众多而优秀的作品历来都是研究者研究的热点。她的作品以揭露美国社会的暴力现象而著称，涵盖社会的各个领域和阶层，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美国当代社会的全景图。近年来，在得知自己拥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后，欧茨将自己的创作领域转向犹太题材，先后出版了《纹身女孩》和《掘墓人的女儿》两部长篇小说，其中《掘墓人的女儿》中的主人公丽贝卡更是以欧茨的祖母为原型来进行塑造的。本文从异化、大屠杀和“父与子”三个美国犹太文学主题来分析《掘墓人的女儿》，探寻欧茨对美国犹太文学主题的继承与发展，展现她对犹太移民的生存境遇和如何在主流社会立足的担忧与思考。

一、异化主题

异化主题频繁地出现在犹太文学中，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纵观犹太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犹太人多次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在经历了沦为“巴比伦之囚”、两次犹太战争后，便正式开始了向世界各地的长久流散。犹太民族几千年来在各处流浪，被认为是“无根的犹太人”，这种长久的“孤儿”状态使得犹太人备受孤独的折磨，无法获得身份感的庇护。不仅如此，居住地的各种排犹运动、文化冲突使得犹太民族沦为社会的边缘。即使是在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的美国也出现了多次排犹运动，当发生战争、社会矛盾激化、经济衰落时，犹太人总是被当作罪魁祸首，主流社会毫不掩饰的偏见与欺压使得犹太人不仅要忍受艰难的物质生活境遇，还要面临种族身份认同的危机，巨大的压力包裹着他们，所以犹太文学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异化现象。

在《掘墓人的女儿》中，异化主题具体体现在人与他人关系、人与自身关系之中。作为犹太后裔的施瓦特一家，因逃避纳粹屠杀，不惜出卖亲人换来了逃离到美国的机会，可是现实是残酷的，在美国迎接他们的是另一个地狱。初登美国大陆，他们就被安置在了位于荒郊野外的墓地，居住的地方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小石屋，处于米尔本的最边缘地带，这隐喻着他们被迫过着孤立的生活以及沦为主流社会的边缘。因此，小镇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他们肆意欺辱：安娜经常被一群小孩子扔石子，奚落取笑；雅各布工作的墓地时常迎来一批破坏者；三个孩子在学校常常受到同学的打骂，而更让人心寒的是校方竟然对此置之不理。不仅如此，家中也没有该有的温暖，父亲对孩子动辄打骂，母亲胆小怯懦不敢阻止；夫妻之间缺少交流，父母与子女之间缺少关爱，压抑的家庭氛围如巨石一般横亘在每个人心头。出卖亲人的愧疚、战争屠杀带来的伤痛，加之如此冷漠、充满敌视的人际关系，击碎了全家人怀揣着的“美国梦”，他们的精神状态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异化。雅各布变得越来越暴虐、专制，在外卑躬屈膝的他，通过在家中实行独裁统治来维护自己的男性尊严：他禁止家人使用收音机，剥夺他们了解外界的权利。安娜变得越来越沉默，时常一个人自言自语，每天精神恍惚，随时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三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缺乏爱的滋养，形成了极度不安的心理状态，他们在家中小心翼翼地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触发父亲的怒火。全家人的处境可以称之为“精神孤儿”。

二、大屠杀主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给犹太民族带来了灭族的灾难，600余万犹太人无辜丧命，数不尽的犹太人流离失所。犹太文化也在战火的重创下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美国是二战中犹太移民的主要避难地，因此出现了大批关于大屠杀的文学创作。“根据托马斯·里格斯编辑的《大屠杀文学参考指南》一书介绍，截止到2000年该书出版之前，美、欧地区约有223位作家和307部作品可以归为‘大屠杀文学’。”[3]122贝娄、罗斯、辛格、马拉默德等作家的作品都对其有所涉猎，可见大屠杀对美国犹太文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大屠杀文学通常可以分为六类：受害者的手迹、幸存者的回忆、抗争者的故事、解救者的英雄事迹、德国人(包括刽子手和平民)的亲身经历以及大屠杀反思文学。”[4]3欧茨的《掘墓人的女儿》可以归为最后一类。

在书中，欧茨并没有直接描写大屠杀的血腥、暴力场面，而是将其作为叙事的历史背景，施瓦特一家除去在美国出生的小女儿外，都是大屠杀的亲历者，虽然他们未曾进过集中营、毒气室，但是大屠杀的恐怖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们。在去往美国的船上，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不计其数的人死去，尸体被堆在船舱的角落，留着老鼠啃食。雅各布的身体就是从这时开始垮掉的。大屠杀不仅毁坏了犹太人的身体，还摧残着他们的精神。在得知表姐一家要来投靠他们时，家中弥漫着少有的喜悦氛围，母亲开心地装饰着屋子，父亲也着手修缮房子。在陌生国度尝尽了歧视与排挤的施瓦特一家，十分渴望亲人的到来。但现实是残酷的，“莫利亚”号最终被遣返回去，美国的冷漠政策击碎了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从那以后，全家人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这石屋的一家人已经没有定时的一日三餐了，谁饿了谁吃，而且都是狼吞虎咽的样子。”[5]118大屠杀给他们留下了无法治愈的伤痛，加剧了其精神的异化。后来两个儿子相继离开，雅各布再也无法容忍这样的生活，万念俱灰的他在开枪打死了妻子安娜后自杀而亡。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大屠杀，对这一历史事件也不了解，但基于童年遭遇以及家庭悲剧，丽贝卡延续了全家人惯常的做法——隐瞒自己的犹太身份。值得注意的是，欧茨并没有局限于记叙大屠杀给犹太人带来的不可磨灭的悲痛，她更加强调犹太后裔通过对大屠杀的反思与追忆回归犹太身份的动态过程。随着丽贝卡生活逐渐幸福，她开始主动去了解这一历史：和丈夫谈论二战、与失散多年的表姐通信，对大屠杀有了更深、更清晰的认识，慢慢地接受自己的犹太背景，实现了美国身份和犹太身份的融合，形成了新的犹太—美国身份，这对犹太族裔的身份构建具有借鉴意义，是欧茨对犹太民族生存出路的思考。

三、父与子主题

“希伯来民族最早的文化母题便是‘父与子’的母题，它深刻地贯穿在希伯来《圣经·创世纪》之中。”[1]100从一开始上帝就对他的子民抱有偏见，他在创立天地、水等万物之后的第六日才创造了人类，为的就是打击人的傲慢与自大，当亚当、夏娃违抗上帝的命令偷吃禁果时，他给予了他们最严厉的惩罚。即使后来上帝与希伯来人立下约定，“天父”与“子民”之间的矛盾也从未缓和，这种原生质的对立一直存在于犹太文化中。美国犹太小说是犹太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化相互碰撞的产物，蕴藏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包括对犹太文化中“父与子”母题的继承与发展。

与常见的描写“父与子”主题的作品不同，欧茨在《掘墓人的女儿》中将主人公设置成女性，从另一种角度来展现犹太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传统“父与子”主题中，通常采用父子订约的经典模式：父亲捍卫犹太传统文化、坚守犹太身份，儿子顺从父亲的教诲、承袭犹太身份并以此为信仰。然而欧茨在这部作品中，对此模式有所更改。雅各布与老一辈传统的犹太父亲不同，他并没有固守自己的犹太身份，因受大屠杀和反犹主义的影响，而将其隐藏起来，并严格要求子女不许暴露犹太身份，如禁止大家说德语，甚至连“犹太”两个字都不能提。在这样的影响下，丽贝卡一直小心翼翼地隐藏犹太身份，她改了一个颇具美国化的名字，并通过化妆掩盖自己的犹太特征，即使是对最亲近的儿子，她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种族身份。她一直信奉父亲告诫她的话：“你必须把自己的弱点隐藏起来。”[5]118-119这是丽贝卡与父亲订约并认真履行的体现，但因现实原因，从坚守犹太身份变成了隐匿犹太身份，可以算作是欧茨对这一模式的创造性表达。除此之外，欧茨更加关注父女间复杂、矛盾的情感关系：两人对彼此都同时兼顾爱与恨。和大多数女孩一样，丽贝卡很爱自己的父亲，她渴望父亲的关注并将其当作自己活着的意义，如果父亲不理她了，她就像去死一样难受。有时父亲心情好了会陪她玩捉迷藏，短暂的快乐对她来说犹如蜜糖。但更多的时候，父亲无视她的存在，甚至暴力相对。雅各布从未想过生下丽贝卡，当时船舱到处污秽不堪，加之处于逃亡状态，丽贝卡的出生对他来说是个累赘，并且在当时的境况下，他连自己都保护不好，更不用说守护她平安长大了，所以他一度希望她死去。在得知丽贝卡参加学校单词比赛获奖后，他感觉到了背叛，认为女儿和外人合起伙来愚弄他，顿时恶语相向，大发雷霆。长期的暴力相对使得丽贝卡恨起父亲来，她恨他的冷漠、对家人的暴虐以及最后留她孤身一人面对这个可怕的世界。但随着她的长大，丽贝卡深切地体会到犹太人的处境，也理解了父亲的选择，恨意渐渐地随着时光流逝而消散。在一定程度上，丽贝卡与父亲达成了和解。值得注意的是，雅各布父女间的问题并不是犹太人所仅有的，在当代社会，父子矛盾更加突出，普遍存在着不理解与仇视，因此欧茨所展现的“父与子”主题超越了犹太传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欧茨在《掘墓人的女儿》中再次尝试探究犹太主题，并以其祖母为原型，具体描摹了犹太后裔在美国主流社会的生存处境、大屠杀带来的创伤以及父子问题，彰显了她对犹太民族命运的关注与同情，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以及对人类普遍问题的思索，在沿袭传统的同时又有所超越，赋予小说主题普遍性的价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