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主体”与“他者”之间
——《耻》中白人后裔的身份认同困境

王传章

(青海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7)

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之后，西方文明即呈衰落趋势，白人后裔一时无法将自己与几百年来惯有的优越感彻底剥离，他们身上仍带着殖民者的印记，然而在黑人群体的眼中，这些白人正在逐渐失去其“主体”地位及影响力。出生在南非的白人作家库切在其小说《耻》中，以几乎不加藻饰的语言为读者描绘出一幅新旧交替时代发生在南非大地上的历史画卷。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白人后裔如何反思自己的文化身份？如何看待身边黑人群体的文化？又如何处理自己与黑人群体的关系？作者库切借小说中的主人公卢里和露茜两个白人的行动，尤其是白人女性露茜的选择，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

一、渐失白人“主体”地位的卢里

在小说的开始，生活在南非的白人卢里以知识分子的形象位于较高的社会阶层之中。作为一位传播学副教授，卢里理应对南非大地上的种族冲突历史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但一直在种族隔离环境下被优待的他，总觉得自己与别人不一样，他甚至认为这种内心固有的种族优越感就是他早已改变不了的性情，“到了这把年纪，要改几乎不可能。他的性情已经定了型，改不了了。”[1]2实际上，“定了型”的不仅仅是卢里个人的性情，更是一贯在南非享受着便利条件的白人群体的“主体性”共识。卢里在开普技术大学教授传播技巧和论浪漫主义诗人的课程，在校任教的他沉浸于自己所建构的浪漫的精神世界之中，对所处时代的变化浑然不觉，以至于女儿露茜带他参观农场时，他觉得女儿显得如此轻松：“真是新一代的拓荒者。”[1]69为此，舒心的他竟然得出历史的自我重复“相当温和”的结论。

卢里被浪漫诗人课上的女学生梅拉妮提出投诉后，承认了指控书上所说的一切，但他始终拒绝公开忏悔或道歉。为了维护自己的高傲，他宁可放弃这份工作，也不肯向新体制妥协，甚至宣称自己在这段关系中“获益匪浅”。后来提起这件事时，他对女儿露茜说：“当众认罪，自我批评，公开道歉。我可是个旧派的人，我宁愿别人把我往大墙前这么一堆，一扣扳机，一了百了。”[1]73由此可见，卢里内心根植的“主体”优越感使他无法自觉向自己从骨子里就轻视的黑人梅拉妮道歉，他的行为表现出一个既得利益者对南非去殖民化进程的反抗。卢里并没有意识到：在结束种族隔离的新南非，黑人群体不再是往日任人宰割的羔羊，白人殖民者曾拥有的“主体”地位日趋下降。哪怕后来他不得已住在女儿的农场里给黑人邻居佩特鲁斯打下手、到动物诊所去帮黑人贝芙照看动物，他高人一等的自我感觉也不曾消失过。

直到三个黑人闯入女儿露茜的农场，露茜被强暴、他被烧伤，会说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他才意识到：“无论是意大利语还是西班牙语，到了非洲这个地方，哪一个都救不了他。”[1]107可见，曾经优雅高贵的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不再是白人的保护伞，黑人群体的暴力反击正在迅速消解曾可庇护卢里、露茜等人的“白人至上”主义。卢里把施暴的三个黑人称作“野蛮人”，“传教：那旨在把野蛮人提高一个档次的伟大工程到底留下了什么成果？他是一点也没看出来。”[1]107卢里的自问自答表明他在潜意识中认为自己的种族是正义、先进的一方，白人所处的文明社会从前对黑人的传教行为，则是一项正当的把野蛮群体“提高一个档次的伟大工程”，他的殖民主义思想倾向在此刻表露无疑。三个施暴者逃走后，他仍以固有观念认为，只要他们白人一报案，南非的警察就能够快速解决所有的问题，殊不知新南非的现实已经主宰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白人命运——白人“主体”地位的光环已经褪去，黑人群体报复的欲望悄然萌芽。

二、渐成“他者”的白人露茜

露茜是一个白人殖民者后裔，是曾长在大城市并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教授之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露茜本应有作为白人种族的优越感，她本该追随父母，过着体面的上等生活，“读读书逛逛街”，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露茜却选择来到南非一个偏远的农场里种田卖菜、照看别人家的狗，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对此，作为父亲的卢里也有疑惑：“真奇怪，他和她母亲都是城里人，生下的却是一个返祖的孩子，一个年轻健壮的移民。但是，也许真正造就她的并不是他们，也许历史在这里起着更大的作用。”[1]68诚然，露茜的选择，实质上是白人殖民者后裔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对自己新文化身份的一种认同，也是其对历史赋予她的这一混杂文化身份的重新审视。

白人露茜生在南非、长在南非，她与黑人邻居友好相处、和黑人贝芙成为朋友，她把自己从前的黑人雇工佩特鲁斯变成平等的合伙人，这其中自然也表现出了作为白人后裔的露茜的文化“他观”[2]。她对父亲卢里说：“他们是不会把我带进更高层次的生活，其原因就是，根本不存在更高层次的生活。生活就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是我们同动物共同拥有的生活。这就是像贝芙这样的人在努力做出的榜样，这也是我试图学习的榜样。”[1]83然而，具有混杂性文化身份的白人露茜，虽然对南非有很强的归属感，但是她很清楚，自己不可能享有其他南非人所拥有的权利，连最起码的安全生活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南非黑人群体不会赋予她这样一个曾给黑人先辈带来过灾难的种族的后代一个同等的文化身份，她白人身份的优越性已经消失殆尽，甚至为她带来不幸。

在农场暴力事件中，三个黑人施暴者似乎并不是单纯在宣泄男性的情欲，而是在喷发种族仇恨，这股仇恨中积淀着历史和民族意识。露茜对卢里说：“那时候带着那么多的私愤。那才是最让我震惊的。其他的事都在意料之中。可他们为什么那么恨我？我可连见都没见过他们。”[1]174那三个黑人要报复的并不是露茜一个人，而是曾经的“白人至上”的殖民主义。正如卢里回答她的那样：“一段充满错误的历史……这事看起来是私怨，可实际上并不是。那都是先辈传下来的。”[1]174事发之后，露茜对报案的抵触态度则暗示出殖民主义势力在南非消退时，殖民者曾赖以生存的社会架构也随之解体，报案与否，对露茜来说已没有什么区别。露茜是殖民主义的替罪羊，也是暴力冲突中的受害者，她以自己的白人女性之躯为先辈的越界付出了代价。[3]

当得知露茜决定生下这“三个父亲造成的一个孩子”时，卢里在内心斥责那三个施暴的黑人：“不是出于情爱，而是出于仇恨，混杂在一起，是要玷污她，给她做上标记，就像狗撒尿一样。”[1]221暴力事件的发生促成了农场上新秩序的建立，露茜从过去体面的殖民者后裔变为如今被黑人报复、欺凌的对象，随后成为失去主体性的黑人雇工的小老婆，而佩特鲁斯从原来的黑人帮工转变为白人露茜的庇护者、农场的实际掌控者。这一系列的身份转变，颠覆了过去南非大地上黑人与白人关系的固有模式，白人中心主义影响下的社会结构正逐渐被反转，以露茜为代表的白人后裔被迅速“他者化”，他们的白人祖先曾在南非攫取的种种利益，正被提高了社会地位的黑人群体带着复仇情绪一笔笔讨还。[4]

三、游走在“主体”与“他者”之间的白人后裔

殖民化是一场暴力的过程，是被殖民者遭受强暴的过程，这样的暴力行为体现在物质、心理、文化等各个方面。在南非几个世纪的殖民历史中，黑人妇女曾遭受到白人殖民者的蹂躏，所以这三个黑人歹徒对露茜的抢劫和强暴具有特殊意味，他们对白人后裔的施暴是他们为历史的复仇，如同讨历史之债一般。卢里也认为，他和露茜肯定不是这三个黑人碰到的第一个白人，这三个黑人的所作所为是有预谋、有目的的，更像是对前白人殖民者的复仇，这便加强了殖民之耻。

暴力事件之后，卢里和黑人帮工佩特鲁斯一同去市集摆摊，当天的买卖都由佩特鲁斯一手处理，卢里因此又找回了过往的优越感——坐在一旁暖手的感觉就像从前当老爷的时光。可见，即使卢里的生活状况已因时代的发展而产生了诸多变化，但他的思想依然摆脱不了社会优越者意识的影响。

其实作为一位学者，卢里当然了解历史有其必然性，南非的去殖民化进程势不可挡，但他需要时间来调整心态，接受自己在社会中的新身份。经历了一连串耻辱事件之后，卢里去拜访了梅拉妮的家人，向梅拉妮的父亲艾萨克斯述说了自己最近的遭遇，“艾萨克斯轻轻说道，嘴唇间吐出的字像一声声叹息，‘强者坠落如此境地！’”[1]186此时，卢里“觉得自己不过是个无名之辈，而且越来越无名了。”[1]186他成了“历史边缘的孤单身影”，在充满种族矛盾的社会环境中，卢里的优越感已经消失殆尽，他只是在新南非渐失“主体”地位的白人中的一分子而已。

遭受屈辱后的露茜并没有选择回到荷兰开始新生活，而是留在南非的农场孕育自己的混血儿。露茜甘愿牺牲自我以承担白人袓先的罪恶，她要生下这个混血儿的决定，体现出一个坚强女性的隐忍和对新生命的宽容，更反映出她的尴尬处境。她明白自己就算回到荷兰，也无法获得一个被荷兰人所认同的“主体”文化身份，甚至可能成为一个“边缘人”。[5]于是，生活在南非的白人露茜，实际上受到了来自南非黑人和欧洲白人两种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这两个方面的排斥，露茜这样的白人殖民者后裔被认为在文化上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南非，她早已被裹挟于身份认同的困境之中无法自拔。

在暴力事件中，露茜的私人财产被掠夺、精神受到伤害，她成为了历史之耻的承担者。但她试图以自己热爱南非田园生活的白人女性身份来化解历史仇恨，她决定生下孩子、做个好母亲，“不管怎么说，这都是这片土地的孩子”，“爱会滋长起来——得相信大自然母亲”[1]239。露茜不愿使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仇恨以更为复杂的形式延续下去，她的选择是一次融入本土的痛苦实践，她即将出生的混血儿也许可以成为联结白人与黑人的纽带，带她真正融入新南非。露茜也不止一次地对卢里说：“醒醒吧……这是在乡下。这是在非洲。”[1]139历史之耻是需要有人承担的，作者对露茜形象的塑造表现出以露茜为代表的白人女性正视历史的担当。

四、结语

《耻》是一部寓意丰富的作品，它反映出新旧交替时代发生在南非大地上、发生在不同种族之间的诸多问题。固守种族优越感的白人教授卢里风光不再，具有混融性文化身份的白人露茜在强暴事件发生后默默担负起殖民主义的历史之耻，父女二人是在小说所描绘的南非后殖民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凸显出的独特的人物形象。出生在南非的白人作家库切通过《耻》这部作品，表达了后种族隔离时代中宽容与和解才是黑人与白人的相处之道的观点，身处身份认同困境的露茜做出的生活选择，更体现出库切对新南非黑人和白人放下仇恨、和平共处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