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

2022-01-01 08:05辛向阳
教学与研究 2022年10期
关键词:中国式法治化民主

辛向阳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习近平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论断。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其可行性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特质,中华文明的磅礴伟力正在焕发出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为基础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政治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的现代化,法治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无比深厚的基础。

一、中国式现代化深刻激发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过一本插图版的《历史研究》。在这本著作中,他使用了一张名为“中国的回应”的宣传画。他说:“中国的宣传表现了一种有创见的关于共产主义工业化的西式观念;在这幅画上,毛泽东扮演了一个常见的现代化提倡者的角色,教导工厂的工人鼓足干劲、建设一个自力更生的强大国家。”(1)[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版)》,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彩图78。在汤因比看来,毛泽东是把西方的现代化变成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他进一步指出:“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文化传统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2)[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版)》,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彩图78。应该说,汤因比的这一认识还是很深刻的。

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使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特质生机盎然。中国式现代化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特别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一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中国式现代化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仅要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且要持续地使中华文明的优秀品质时代化。例如新时代产生的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要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把中华文明中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时代化,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等等。

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使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变得无比强大。从中国式现代化一起步,中国共产党人就强调实现农业现代化,再创农耕文明新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工程,组织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效果最好、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使辉煌灿烂的中华农耕文明绽放出新的勃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强调要实现工业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人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用几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更是强调建设制造强国,防止经济脱实向虚。十年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12年的16.98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31.4万亿元,占全球比重从22.5%提高到近30%,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按照国民经济统计分类,我国制造业有31个大类、179个中类和609个小类,是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3)王政:《2021年制造业增加值达31.4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近30%,我国制造业综合实力持续提升》,《人民日报》2022年8月30日。一种强大的工业文明已经产生,这使中华文明建立在越来越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之上。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74页。民主与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紧密相连的。

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能够调动起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动性。西方一些国家的学者和政要极力垄断“民主”“自由”话语权,给中国贴上所谓的“威权”“专制”等标签,动辄以“价值观外交”“人权外交”“民主国家联合体”等方式对中国发动政治意识形态围攻,试图将中国式现代化标注为非民主的现代化、不自由的现代化。其实,这种抹黑和标签化是徒劳的。我们深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人民群众干出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演的。正是因为人民当家做主,人民群众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战场上才能展示出旺盛的创造力。十年来我们一直推进的“放管服”改革实际是放开搞活、促进公平竞争,给群众经商办企业更多自由和便利。“放管服”改革本质上是人民至上价值理念在行政管理领域的体现,不仅重在培育和壮大市场主体,而且让人民群众有广阔的发挥才能的舞台。2022年8月,在国务院召开的第十次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指出:“目前市场主体1.6亿多户、比十年前增加近2倍,其中个体工商户1亿多户。众多大中小市场主体融通发展,支撑了经济总量翻番、财政收入增加近一倍,承载了就业创业基本盘。”(5)《李克强在第十次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不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培育和壮大市场主体 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人民日报》2022年8月30日。市场主体的不断发展壮大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民主的成长性。另外,我们把人权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从我国国情和人民要求出发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人权,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的广泛发展使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民意广泛、共识强大的现代化。

只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6)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36页。建立在党内民主基础之上的党的领导不仅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且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更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幸福的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有效保证了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清晰的制度路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现代化的决策,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现代化的政策,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现代化的措施,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化

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和法治演变史上的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直接关乎国家现代化的命运。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讲话中,习近平指出:“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7)《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84-85页。

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的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把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重大诉求纳入法治轨道,防止出现失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法治化的道路,这一道路“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系统研究谋划和解决法治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8)②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4页。我们始终把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法治建设放在突出位置,用法治来保障这些需求的实现,人民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种新的需求都会不断地被纳入法治建设的轨道,从而防止了法治无法解决新需求带来的社会风险和社会无序状态。习近平指出:“要积极推进国家安全、科技创新、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生态文明、防范风险、涉外法治等重要领域立法,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法律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以良法善治保障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9)①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4页。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的产业、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发展业态,特别是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发展产生了诸如互联网金融、网络信贷、网上商城等,很容易发生各种问题,引发社会不稳定。我们加快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立法步伐,切实防止这些领域出现重大问题。习近平指出:“要聚焦人民群众急盼,加强民生领域立法。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电信网络诈骗、新型毒品犯罪和‘邪教式’追星、‘饭圈’乱象、‘阴阳合同’等娱乐圈突出问题,要从完善法律入手进行规制,补齐监管漏洞和短板,决不能放任不管。”(10)习近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求是》2022年第4期。通过不断完善民生领域立法,加大民生领域法治执法,一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法治化的特点既保证了立法的科学性,又保证了立法的民主性。习近平在2015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过一个重要观点即法治化的两种模式:“从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像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呈现出来的主要是自下而上社会演进模式,即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发展需要,经过一二百年乃至二三百年内生演化,逐步实现法治化,政府对法治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小。像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呈现出来的主要是政府自上而下在几十年时间快速推动法治化,政府对法治的推动作用很大。”(11)⑤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35-136、136页。这两种方式的法治化,一方面是由于各自国情和历史的不同,另一方面就是因为现代化的方式不同。中国的法治化更有自身特点,“就我国而言,我们要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在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地推进法治化”(12)④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35-136、136页。。这种法治化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进行的。首先,自上而下的法治化,可以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使法治建设更加科学化。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全面依法治国决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在统筹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步伐、法治建设总体进程、人民群众需求变化等因素的基础上,制定了法治中国建设规划,不仅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而且设计了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中期战略。同时,还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保证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依法正确行使等。其次,自下而上的法治化使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的法治建设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特别是坚持基层问题导向,及时地把人们新的工作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提出的民事立法课题加以研究,并制定相关法律。另一方面在立法过程中广泛听取民意民声。2019年11月2日下午,习近平来到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社区治理和服务情况。市民中心内,一场别开生面的法律草案意见建议征询会正在进行。习近平同参加征询会的中外居民亲切交谈,详细询问法律草案的意见征集工作情况。习近平强调:“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13)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03页。

习近平强调:“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14)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2年第17期。中国式现代化切合中国实际,因为它是人民选择的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因为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基础之上的;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它不仅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而且遵循了现代化的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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