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旧志整理与利用情况调查

王 琼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4）

桂林历史悠久，以山水文化著称。康熙《桂林府志》云：“当楚越之交，披山带江，控制蛮荒数千里，盖西南一都会也。世谓桂巅摩天，漓波经地，水环湘桂，山类蓬瀛，其山水诚甲天下。”［1］从考古发现的宝积岩、大岩、轿子岩以及甑皮岩等遗址表明，早在3万年前，桂林就有远古居民生活。先秦时期，桂林为百越地，主要居民为西瓯人。秦始皇平定岭南后，设桂林郡，后行政区划不断变迁。桂林旧志是一个时空概念，从时间来看，1949年以前纂修的地方志都涵盖在内；从空间来看，指现今桂林市行政区划内的地方志，即桂林市以及下辖6个区（秀峰、叠彩、象山、七星、雁山、临桂），1个县级市（荔浦），10个县（阳朔、灵川、全州、兴安、永福、灌阳、龙胜各族自治县、资源、平乐、恭城瑶族自治县）的地方志。

近几十年来，广西旧志的整理和研究成果丰硕，然而目前作为广西北部重镇的桂林旧志的整理和研究明显不足，目前没有一部桂林旧志得以校点整理，现存桂林旧志的现状及存藏情况等有待明确。因此，本文拟对桂林旧志的目录著录、整理出版和数字化情况进行调查，以便为桂林旧志的进一步研究和利用打下基础。

一、桂林旧志概况

桂林修志之风可追溯至汉唐时期。笔者查阅各类目录、工具书调查发现，1949年以前，严格意义上的桂林旧志107种①为方便调查研究，不包含《桂林风土记》《桂游鸿雪》《桂林山水》《桂林诸山别记》等地情文献。雷坚《广西方志编纂史》将《永乐大典方志辑佚》所收录桂林地方志列入广西地方志总目录，然《永乐大典方志辑佚》所收录方志编纂者、编纂年代不详，容易与已列出之桂林方志重复，故暂不列入。，现存桂林旧志45种，佚志62种。现存桂林旧志中一些志书有多个版本，共有68个版本。王歆《始安记》是已知最早的桂林旧志①关于王歆《始安记》的成书时间，目前学界仍有争议，三种观点为：一是南北朝至隋（见刘名鸿《桂林地方志考略》，《社会科学家》1986年第2期）。二是晋朝（见雷坚《（晋）〈始安记〉成书年代及作者考》，雷坚编著《广西方志编纂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三是三国吴以后唐代以前（见陈相因、秦邕江编著《广西方志佚书考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有说《始安记》与《始安郡记》相同者，有说作者为王歆之、王韶、王韶之者，此问题当需专文详考。，已佚，清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仅录其目②清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6页）著录：“王歆《始安记》（营阳郡记 零陵县记），王歆《始兴记》。”，佚文散见于李贤《后汉书注》《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书中。明代《（景泰）桂林郡志》是广西现存最早的地方志［2］，已无完帙，残本存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桂林图书馆（以下简称桂图）、广西区图书馆（以下简称区图）有抄本。《（景泰）桂林郡志》是唯一传世的明代桂林旧志。传世旧志中，编成于清代的旧志33种，康熙9种，雍正2种，乾隆4种，嘉庆3种，道光8种，咸丰1种，光绪6种；成书于民国时期的旧志12种，清朝编成的桂林旧志传世数量最多，以康熙年间为最。

以桂林现有行政区划来看，桂林旧志包括桂林市旧志2种，即《（景泰）桂林郡志》《（康熙）桂林府志》；临桂区旧志3种，即《（嘉庆）临桂县志》《（光绪）临桂县志》《（道光）义宁县志》；阳朔县旧志4种，即《（康熙）阳朔县志》《（道光）阳朔县志》《（民国）阳朔县志》四卷本、《（民国）阳朔县志》十编本；灵川县旧志3种，即《（雍正）灵川县志》《（乾隆）灵川县志》《（民国）灵川县志》；全州县旧志4种，即《（康熙）全州志》《（乾隆）全州志》《（嘉庆）全州志》《（民国）全县志》；兴安县旧志3种，即《（乾隆）兴安县志》十卷首一卷本、《（乾隆）兴安县志》十二卷本、《（道光）兴安县志》；永福县旧志3种，即《（道光）永福县志》《（光绪）永宁州志》《（民国）永福县志》；灌阳县旧志4种，即《（康熙）灌阳县志》《（道光）灌阳县志》《（光绪）灌阳县志》《（民国）灌阳县志》；龙胜各族自治县旧志4种，即《（道光）龙胜厅志》《（民国）龙胜县志》二卷本、《（民国）龙胜县志》四卷本、《（民国）龙胜县志稿》；资源县旧志1种，即《（道光）西延轶志》；平乐县旧志6种，即《（康熙）平乐府志》不分卷、《（康熙）平乐县志》八卷本、《（雍正）平乐府志》《（嘉庆）平乐府志》《（光绪）平乐县志》《（民国）平乐县志》；恭城瑶族自治县旧志2种，即《（光绪）恭城县志》《（民国）恭城县志》；荔浦市旧志4种，即《（康熙）荔浦县志》《（道光）修仁县志》《（光绪）修仁县志》《（民国）荔浦县志》；寺志1种，即康熙年间修《栖霞寺志》；山志2种，即《（康熙）湘山志》《（咸丰）湘山志》。

二、桂林旧志著录情况

桂林旧志在全国和广西方志类专题目录文献中著录最为集中。这些目录文献包括：《广西省志书概况》《广西方志提要》《广西方志佚书考》《广西方志编纂史》《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古方志考略》《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等。上述目录，有的是较为简单的登记目录，只著录题名卷数、著者、版本及馆藏地，如《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广西地方史志联合目录》；有的则是较为详细的提要目录，著录题名卷数、著者、内容等，如《广西方志提要》。从著录数量来看，《广西方志编纂史》著录桂林旧志111种，包括现存桂林旧志和佚志，数量最多。从著录版本及收藏信息看，《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资料较全。从内容来看，《广西方志提要》所收录桂林旧志内容最为详实。通过地方志目录文献的梳理，可以对桂林旧志的整体状况有一个基本了解。

《广西省志书概况》是1934年广西统计局编撰的一部著录广西府州县志的方志文献。该书分为三部分：（一）广西省志书概况；（二）广西各县志书近况；（三）附录：关于嘉庆《广西通志·艺文志》之一点探讨。本书收录广西旧志357种，其中桂林旧志65种，著录志名、卷册、编修者、编修朝代、出版年、备注（出处、存藏等）。该书是较早对广西旧志进行整体梳理的著作，具有开创意义，但志书存佚情况标注不明。其对《（隆庆）清湘志》《（嘉靖）全州志》编修者、编修年代进行了考辨，是较早对桂林旧志进行考证的著作。

《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是全国性志书总目。《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桂林旧志39种，正文38种，附录从大陆劫运至台湾稀见方志目录增加1种《（乾隆）灵川县志》。此书著录书名、著者、版本及22个图书馆存藏情况。《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桂林旧志40种，修订了《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上的一些错误，删除了误收的佚志《（康熙）临桂县志》、江西旧志的《（同治）兴安县志》，增加了《（民国）永福县志》《（民国）平乐县志》。该书以1962年出版的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为蓝本，印发给各收藏单位参照实际馆藏进行核对，并且补充修改［3］。该书著录方志名称、纂修者、版本、存藏情况，著录了190个文献收藏单位方志的存藏情况，因为由各收藏单位进行核对，信息相对较为准确。

《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下）收录桂林旧志42种，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基础上删除了误收的雷汾清纂修《（乾隆）兴安县志》，增加了《（民国）龙胜县志》二卷本、《（民国）龙胜县志》四卷本、《（民国）龙胜县志稿》3种旧志。著录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存藏情况、附注，存藏情况以广西区内10个文献收藏单位为主，对稀见本也著录广西区外馆藏地，如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康熙）全州志》、道光八年（1828）刻本《（道光）永福县志》，附注“原刻藏日本内阁文库”。新旧地名辨正或改并者，亦略加注明。《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由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等主编，198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广西地方志目录有关桂林旧志的收录情况较全，能够较为清晰地反映广西区内桂林旧志的存藏情况，且在附注部分对志书的存卷、纂修、存藏、地名变更等做了简要说明，使用更为便利。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相比，该书作了一些修正和增补，如《（宣德）桂林郡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存卷数有三种情况：一是国家图书馆存卷一至八、十九至二十三；二是桂林图书馆存卷一至二十一；三是广西区图书馆存卷一至八、十九至二十二；此本统一更正为存卷一至八，十九至二十三。《（康熙）桂林府志》的纂修者，由《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清）程可则纂修”更改为“（清）高熊征辑”，更符合事实。补充了一些存藏信息，如《（康熙）全州志》八卷本，原刻本国内不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国家图书馆存一至七卷，天津图书馆存卷五，其他藏本均为影印本、抄本，而此书注明了日本藏本。

《中国古方志考》收录桂林旧志16种：《始安记》《桂林风土记》《（桂林）旧经》《（桂林）图经》、宋江文叔纂《桂林志》、张氏《永乐大典》辑本《桂林志》、《静江府图志》、宋黄岂《桂林编》、元《桂林图册》、元赵天纲纂《桂林志》、《临桂图经》《全州图经》、宋陈岘修《清湘志》、宋余元修《清湘志》、张氏《永乐大典》辑本《清湘志》、张氏《永乐大典》辑本《全州志》、张氏《永乐大典》辑本《平乐志》，除了《桂林风土记》，其他均已佚失。此为张国淦先生遗著，“方志之书，不论存佚，概行收录。因系资料性质，故只辑录旧文，有删无改，分析论断，多出前人，编者间抒己见，则附著案语之中。”［4］

《广西方志佚书考录》收录桂林佚志62种，汇集所佚志相关史料，辑出方志佚书序，附在其后。该书为陈相因、秦邕江编著，199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广西方志提要》的姊妹篇，为根据正史之艺文志、历代公私书目以及《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类书、元明清一统志等，并参考《中国古方志考》的研究成果。

《广西方志编纂史》书末所附《广西地方志总目录》，是在《广西方志提要》《广西方志佚书考录》《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史志图书目录》《永乐大典方志辑佚》基础上整理而成，收录桂林存佚旧志111种，其中6种为《永乐大典方志辑佚》所收。该书由雷坚撰写，2007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从不同角度、各个层面，全方位探讨广西地方志编纂发展变化的历史与轨迹。

《广西文献名录》《广西方志提要》《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稀见地方志提要》均为提要式目录。《稀见地方志提要》收录桂林旧志3种，即《桂林风土记》《（康熙）阳朔县志》《（康熙）荔浦县志》。《桂林风土记》《（康熙）阳朔县志》存于上海图书馆，《（康熙）荔浦县志》存于徐家汇藏书楼，三志均为抄本，较为少见。其不仅著录了志书内容及作者提要，还著录了馆藏信息，对志书编纂的优劣之处做了简要评价，对后代研究者具有参考价值。如《（康熙）荔浦县志》的提要称明代荔浦志久佚，此志“征诸耆宿见闻，参诸省郡志书，摭采颇难。其书体裁凡三十二门，而无大纲，记述则极简略，为未竟志稿也”［5］。《桂林风土记》据福建谢肇淛《小草斋》记载有张因、卢顺之诸人，而此本无，提要评价说“则此本又有缺散，非洪武时抄传之原本也”［6］。对《（康熙）阳朔县志》则称：“观其书中各门，间有挂缺者仍多，编者虽密意搜求，然终不免犹有疏漏之感焉。”［7］此本在版本著录上讲求客观，三本均为抄本，其《桂林风土记》著录为“槜李曹氏抄本”，《（康熙）阳朔县志》著录为“传抄清康熙十二年刊本”，《（康熙）荔浦县志》著录为“清康熙四十八年修，抄本”，而不是直接著录为“清康熙抄本”。该书著录全国各地稀见方志1012种，分十五卷，首一卷，著录题名卷数、著者、版本、著者简介、地方沿革及内容简介，由陈士贻撰写，1987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取版本稀见、或定例笔墨优异、或取材独到，为方志之独到者收录之”［8］，言简意赅，评论精当。

《广西方志提要》收录桂林旧志45种，书末附桂林旧志佚书62种，是桂林旧志著录内容最详细的一部方志目录，现存的桂林旧志均有收录，内容包括方志版本、著者及生平、主要内容、考证等，舛误较少，考证详明。该书由广西通志馆编，1988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桂林旧志部分除了少数为江南岸、思凡等撰写，大多数为陈相因撰写。编者修正了之前目录著录中的诸多问题，如未收录不属桂林的雷汾清修《（乾隆）兴安县志》（属江西兴安）；《（康熙）平乐府志》纂修者著录为“郑长青”［9］，而其他目录多著录为“郑长清”。此提要目录通过扎实的考订工作，为桂林旧志整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收录桂林旧志42种，依次著录纂修者及生平、方志内容及价值、版本情况，除了少量为黄启文、王福近撰写，大多数为阳剑宏撰写。该书2002年由台湾汉美图书公司出版，卷前附阳剑宏撰写《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述评》，阐述广西旧志概况，现存旧志249部，明代12部，清代155部，民国95部，并指出《（景泰）桂林郡志》是广西现存最早的一部方志。此书亦有少量失误，如将“程庆龄”为江苏吴江人，此书著录为“江苏关江人”［10］。

《广西文献名录》为提要式目录，收录广西图书馆、桂林图书馆藏桂林旧志42种，内容包括纂修者、修志时间、版本以及在广西区图书馆和桂林图书馆的收藏情况。该书表明，绝大多数桂林旧志在广西区内均有收藏，但部分为抄本，而非原刻本。

根据巴兆祥《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下编《东传方志目录》的著录，日本存桂林旧志11种［11］，分别存于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天理图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大阪府立图书馆。

三、目录著录中存在的问题

从目录著录来看，前辈学人用力甚勤，做了很多工作，但有诸多问题仍需进一步说明。

1.纂修者存在的问题。《（雍正）灵川县志》的纂修者，《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为“（清）郑采宣、陈虞昭修，（清）崔达纂”，《中国地方志综录》《广西方志提要》同，然《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著录为“（清）郑采宣修，陈虞昭、崔达纂”，纂修者“陈虞昭”的著录方式不同。方志著者的著录，“修”一般是指主修者，“纂”一般是指实际执笔者。《（雍正）灵川县志》“纂修灵川县志姓氏”题“主修总裁 广西桂林府灵川县知县沁水郑采宣”，“纂修 灵川县举人戊戌拣选知县陈虞昭 灵川县儒学扃廩膳生员崔达”［12］。清代，拣选知县并非知县，而是举人多次应进士不第，可参与知县的拣选。从修志姓氏来看，陈虞昭应为《（雍正）灵川县志》的实际执笔者。《（民国）灵川县志》载：“陈虞昭，字佚，县城南街举人，陈嘉谋之子，幼承家学，殚精经史，弱冠有声庠序。康熙五十六年举于乡，六十一年泗水郑公采宣莅任，因邑志残阙已甚，聘虞昭及贡生崔达纂修，虞昭以明代永乐、天顺、隆庆间志经三修，历一百五十年之久，旷阙莫稽，乃考诸残篇，征诸故老及耳目之所听睹而默识者，分为二十四类，别子目一百有八条，勒为成书，至雍正三年始克成□事，时称信史。”［13］由此可见，陈虞昭不只是实际执笔者，而且在《（雍正）灵川县志》的实际编纂中起主要作用。故当著录为“（清）郑采宣修，陈虞昭 崔达纂”，《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为是。

《（光绪）灌阳县志》修纂者，《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为“翁绶祺续纂”，《广西地方史志联合目录》《广西方志提要》《广西文献名录》则著录为“翁绶琪”续纂修。“翁绶祺”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及其他各类资料中均有出现，如《中南、西南地区省、市图书馆馆藏古籍稿本提要》［14］《桂林史志资料（第1辑）》［15］《况周颐年谱》［16］《中国古籍总目史部八》［17］等目录及学术著作、《中华书法篆刻大辞典》［18］等艺术类辞典。当以“翁绶琪”为是。首先，翁绶琪是江苏吴江人，清光绪十七年举人，工诗文，善书画，其书画作品多题款为“翁绶琪”［19］。其次，在《政治官报》和《广西官报》中所记均为“翁绶琪”，如1907年7月29日第298号《政治官报》载“广西巡抚张鸣岐奏请将宜山令翁绶琪开去底缺、以知府留桂差委片”［20］。误为“翁绶祺”者，可能因混淆所致，据《清代硃卷集成》载：“翁绶琪，原名寿祺，字楚珍，号印若，又号合攵玗”［21］，“绶琪”与“寿祺”可能在流传过程中误写为“绶祺”。

《（光绪）永宁州志》的修纂者，《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为“（清）李重发原本；（清）高日华、联丰增修；（清）刘汉镇增纂”。《（光绪）永宁州志》卷前李重发序、联丰序述修志故实，可知为此志李重发原本、联丰增修。高日华纂修之证据在正文中，《（光绪）永宁州志》卷八《职官》云：“高日华，号蔚青，云南昆明进士，光绪八年署，倡修州志，未成，移署柳城，未一月，卒于仕。”［22］“（清）刘汉镇增纂”之据不详，在古籍普查登记目录中，桂林图书馆著录为“（清）李重发等纂修；（清）联丰增纂”，广西区图书馆著录为“（清）联丰撰”［23］。由此可见近十年来古籍普查工作的成效。

《（康熙）平乐县志》的修纂者，《广西方志提要》著录为“郑长青纂”。《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著录为“郭长清”，显误。其他目录均著录为“郑长清纂修”。《（康熙）平乐县志》卷五《职官》云：“郑长青，福建晋江人，进士，康熙十一年任。”［24］故当为“郑长青”。

2.所收志书有误。《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将雷汾清修《（康熙）兴安县志》作为桂林旧志。而实际上，此兴安为江西兴安而非桂林兴安。《中国地方志综录》所著录李宾晹修《（同治）兴安县志》也是同种情况。《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康熙）临桂县志》，清张遴、潘弘树纂修，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并注明科学院图书馆、桂林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有收藏［25］，但实际上已佚。这些问题在之后的桂林旧志著录中已得到修正。

3.编印错误。《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有一些明显失误，如光绪刻本《（嘉庆）临桂县志》著录为“清光绪五年（1880）补刻本”，当为“清光绪六年（1880）补刻本”。《（光绪）临桂县志》修纂者著录为“（清）吴征鳖修”，当为“（清）吴征鼇修”。《（民国）全县志》著录为“《（民国）全县县志》”。《（道光）灌阳县志》《（光绪）灌阳县志》的修纂者著录为“（清）肖煊修”，当为“萧煊”。《（康熙）平乐府志》著录为“郭长清纂修”，当为“郑长青纂修”。《（康熙）平乐府志》著录为“清康熙五十六年（1771）刻本”，当为“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刻本”。［26］

四、桂林旧志数字化情况

地方志数字化在近年来颇受重视，国家图书馆等收藏单位自建了地方志数据库，此外，还涌现出多个商业数据库，如中国数字方志库、万方中国地方志数据库。

另外，广西桂林图书馆“广西旧方志”数据库收录桂林图书馆藏桂林旧志33种，著录题名、著者、版本、提要，并配书影，提要多为阳剑宏所撰。

从表1可知，有27种桂林旧志已完成全文影像数字化。其中中国数字方志库、万方中国地方志数据库、大成中国古方志集为商业数据库，需单位购买才可阅览。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旧地方志库需校园网内阅览，广西地情网古籍旧志能阅览部分。中国哲学电子书计划可全文阅览，但中途需不断验证，过程较为繁琐。有部分数据库有一些错误，如大成中国古方志集中，俞荔纂修乾隆十四年刻本《永福县志》被误认为桂林市永福县志，实际上应属福建省永福县志。

表1 重要数据库收录桂林旧志情况表

五、整理出版情况

方志古籍文献的整理主要包括原文影印、标点注译、分类资料汇编三种形式［27］。桂林旧志的整理主要是原文影印，目前还没有标点注译的桂林旧志出版。近几十年来出版了大量方志影印丛书，其中收录有部分桂林旧志，如台湾成文出版社的《中国方志丛书》收录9种、《中国地方志集成·广西府县志辑》收录25种，“稀见地方志丛刊”系列丛书出版诸多稀见桂林旧志。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是，常见的桂林旧志在很多数据库、图书馆或影印本中都可以找到，但是稀见的桂林旧志不仅无法见到原本，也无法见到影印本和数字化版本，严重影响到桂林旧志的整理研究和利用。值得注意的是，区外甚至海外桂林旧志孤本和稀见本都得以影印出版，而区内桂林旧志却没有得到影印出版。

六、桂林旧志整理存在的问题

通过桂林旧志文献调查可以发现，从整体来看，桂林旧志著录传承有序，不断发展，以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为起点，不断完善，至《广西方志提要》，已经解决了桂林旧志著录中的诸多讹误错漏；整理成果丰硕，26种已实现全文数字化，33种已影印出版，方便读者阅读和使用；广西区内桂林旧志的存藏也较全，除个别情况外，稀见的桂林旧志如《（景泰）桂林郡志》《（雍正）灵川县志》等在广西区图书馆或桂林图书馆都有抄本或复印本保存。但仍存在部分桂林旧志无影印整理本和全文数字化，重复建设，关注和研究较少等问题。

据笔者目前所见的影印本丛书和数据库，桂林旧志有18种无全文数字化本，有12种无影印本。包含三种情况：一是孤本或稀见本，存藏较少，难以获取。如《（民国）龙胜县志》二卷、《（民国）龙胜县志》四卷、《（民国）龙胜县志稿》上下二册，均藏于龙胜各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光绪）灌阳县志》为抄本，仅桂林图书馆和广西区图书馆有藏；《（康熙）平乐府志》刻本仅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有藏，上海图书馆和广西区图书馆仅有胶卷；《（光绪）修仁县志》稿本藏于天津图书馆，广西图书馆、桂林图书馆仅有抄本。二是因纂修年代、题名或内容与他本重复而被忽视。如《（民国）阳朔县志》有两部，一为张岳灵修，黎启勋纂；一为余次彭、金焕模修，徐新宪、莫乔庚等纂，两者内容重复较多。前者有影印本和数字化全文，而后者皆无。咸丰三年《纂集通览湘山志》二卷本，多承袭《（康熙）湘山志》，《（康熙）湘山志》有影印本和数字化全文，而《纂集通览湘山志》则难以见到。三是山志、寺志如《湘山志》《栖霞寺志》在很多目录中未著录，故在数字化或影印时出现遗漏情况。

表2 影印方志丛书收录桂林旧志情况表

与部分桂林旧志难以见到相对应的是，桂林旧志的整理和数字化存在重复建设情况。机构之间的壁垒导致合作不畅通，相关的整理和数字化成果没有互通互享，也没能及时吸收各自的整理成果并不断发展。《中国方志丛书》收录的9种桂林旧志，在多个数据库中都有。在已数字化和影印的桂林旧志中，有多个版本的旧志，往往只有同一版本多次影印和数字化，而其他版本则无，如《（嘉庆）临桂县志》有清嘉庆七年（1802）刻本、清光绪六年（1880）补刻本、清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三个版本，但目前影印和数字化的只有清光绪六年（1880）补刻本和清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清嘉庆七年（1802）刻本则未见。

近年来，广西旧志研究成果较多，广西旧志目录整理的单位主要来自两个系统：一是图书馆系统，以广西图书馆、桂林图书馆为代表，代表性人物是阳剑宏，整理出版了《广西文献名录》等；一个是方志办系统，整理出版了《广西方志提要》《广西佚志考录》《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等，代表性人物是陈相因。《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的编纂则整合了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各方力量。但是桂林旧志的价值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繁荣的旧志整理潮流中，桂林旧志似乎是被忽略，目前还没有校点整理的桂林旧志问世。关于桂林旧志的关注和研究也较少，目前所见，研究成果有：《桂林地方志考略》［28］对从古至今的桂林旧志进行整体梳理，但是只局限在桂林市区，而不是桂林整个行政区域；《明代〈桂林郡志〉的编纂及其成书时间考辨》［29］通过对纂修者在桂林做官时间和志书编纂过程，推断此志当为建文年间纂修、景泰重刻；雷坚《（晋）〈始安记〉成书年代及作者考》［30］、黄权才《广西古代方志研究存在的问题商榷及相关考释》［31］分别对佚志《始安记》《桂林志》《清湘志》的作者及成书时间等问题进行考证。此外，桂林旧志较少受到应有的关注。

七、结 语

桂林旧志的整理和利用不仅具有学术意义，对广西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具有重要意义。桂林是一个历史悠久、具有全国性知名度的城市，《（景泰）桂林郡志》是广西现存旧志中纂修时间最早的地方志，桂林旧志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在广西居于前列。桂林不仅有山水，更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桂林旧志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对桂林旧志的整理和研究是迫在眉睫的时代需求。

根据以上调查我们知道，桂林旧志的整理已经具有较好的基础，只是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形成长期建设规划。旧志的整理和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统一规划，图书馆、方志馆等收藏单位通力合作，以点带面，逐个突破。首先，桂林旧志的影印、校点等整理工作应提上日程，充分调动各方力量，优先影印稀见本桂林旧志，优先校点整理具有重要价值的桂林旧志。其次，协同开展桂林旧志整理和数字化工作，最大程度整合各个单位资源，包括商业数据库和各单位自建数据库，节省社会资源，避免重复建设。三是加强桂林旧志的研究与利用，充分发挥其在桂林文旅融合及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