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北京古玩行的水有多深?

2022-01-19 12:37孔鲤
廉政瞭望 2021年23期
关键词:琉璃厂南城古玩

│文 孔鲤

《古董局中局》是马伯庸近几年大热的IP,近期上映的电影也备受关注。不过,比起剧情主线,古玩行背后深不见底的那张网才是一个更真实的局中局。

影片开始时,主角在一个类似琉璃厂的地方鉴宝。这是民间鉴宝场所,已经失去了过往文人墨客齐聚此地的盛况。但很快主角就被带去了半官方性质的海外文物接手大会,在一个大礼堂里,台上坐的是业内公会的主席。这些人是鉴宝世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里被改编成了文物业,成为专业人士。

事实上,从这个时候开始,才是文物归文物,交际归交际。虽然这些人员都有家传,但很显然,无论是鉴别技术,还是他们的社会关系,都已经褪去了私人化,开始了面向国家的文物专业化。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这些古玩行,本质上并不是鉴别和保护文物的,而是彰显身份和地位的,是交换彼此信息与资源的。

“圣地”琉璃厂

拿有名的北京琉璃厂来说,这个地方以前是明代的窑厂,专门为皇家烧制琉璃瓦的,因此从明代开始,就有许多退隐的官员和赶考的士人聚集在这里。但这里毕竟是皇家场所,主要的古玩业还是零零散散分布在慈仁寺附近,不成气候。

等到了清朝,因为清朝不允许汉人住在内城,大量北京人都被赶往了南城住下。一下子,位于南城的琉璃厂就成为了最受瞩目的地方。

清廷一方面要笼络住这些汉人士子,另一方面又不能给他们足够高的地位。换言之,他们的身份地位不再是铁饭碗了,他们需要寻找新的能够证明自己身份地位的事情。于是大量文人聚集在琉璃厂就再自然不过了。朝廷不给你颁发地位的象征,那什么才能更说明你是有文化的?鉴宝。

从清初开始,琉璃厂就出现了许多我们熟悉的人。比如吴伟业,写《圆圆曲》的那位,原来在明朝的翰林院,清朝建立后在清廷担任秘书院侍讲,主要工作就是给皇帝写诗作画。从一个有政治抱负的文人变成了山水画家,最终在琉璃厂被众人捧上了天。

又比如查慎行。他在琉璃厂住了十来年,是康熙年间权臣明珠的门客,同时也是东南诗坛领袖。几百年后他还有一个后代叫查良镛,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金庸。

由此可见,这群人事实上一边是被朝廷排挤的边缘文人,另一边又是朝廷用来笼络士人的象征。二重身份下,最能体现他们身份又不引起朝廷反对的就是吟诗作对、把玩古物了。

过去的金石学、古董学(以前叫骨董学)、文玩学,虽然从唐代开始就有了,但都是单打独斗的,许多文人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社会地位。但明清以来,随着科举的兴盛,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不事生产的文人。把这些人不闻不问肯定不是个事,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别的方式管理起来。

到了乾隆年间,就有了编《四库全书》的想法。乾隆朝大量征集民间书目,一下子各地文人都与有荣焉,前来献书。那么这群人住在哪呢?南城会馆,琉璃厂附近。一时之间,琉璃厂实际上成为了明清无法通过科举的士人阶层心中的“圣地”。

琉璃厂。

不只是中国人,在朝鲜人写的《燕行录》里也都有写这群使臣来到中国时,是如何在琉璃厂买书买古玩的。至于《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大名鼎鼎的纪晓岚,他家更是距离琉璃厂只有800米,今天还在。

北京城的南北城胡同是不一样的。北边主要是王公贵族,留下来的大多是院落,门院深深,大红门,一道坎,进去还有影壁。南边主要是普通居民和尚未登堂入室的文人,因此胡同杂乱零散,门面也矮小破旧。

既然这是一个朝廷笼络士人的地方,既然这个地方有着大量的文人聚集,那么全中国上下谁最关心这里?

答案自然是朝廷,是朝廷的上上下下。

文物背后的社会关系

清朝官员、王爷是不能直接经商的,但他们放着琉璃厂这么一个可以和全天下交换信息的地方不用,可能吗?所以最终这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络。从最初边缘士人维持自身身份地位的场所象征,变成了上下默认的情报交换中心。

比如笔彩斋是郑王府出资开的,郑王是清初铁帽子王世袭罔替之后,在同治年间让王府总管挂名东家,取丰富多彩的笔墨丹青之意,开了这家铺子。又比如赏奇斋,是1901年开的,经理人拿了摄政王载沣的九千两银子,直接打着旗号开了这家店铺。

所以从这个角度,自然就能理解一些事了。比如为什么传统古玩行有这么多行话切口?答案很简单。这是门槛,是获取入场券的身份牌。你不懂这些话术,你也能鉴定得了文物,但你就是进不去这个圈子。什么串货、砸浆、打眼,说出来都很浅显,但就是不这么说。在传统古玩行,重要的不是文物,而是圈子。

又比如,为什么传统古玩行几乎不标价,也不讲价钱?说白了,对于这群人来说,钱真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名声,是脸面,是这个人有没有资格继续交往。

毕竟官员和王爷们不能经商,都得靠总管或者小厮在外经营,最后线索都汇集在南城。从徽班到会馆,从茶馆到棋社,背后大都是一家家的产业,产业赚多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有。

我们经常可以从清末文人的笔记文集里看到,今天去琉璃厂见了谁谁谁,明天要去这里拜访谁谁谁。比如林则徐,他在日记里就写得明明白白,宣南诗社时期,他在这里与魏源、龚自珍等人大谈天下大事,交换了各路人马对禁烟的态度,最终确立了一定要销烟的决心。

又比如谭嗣同,作为晚清时期对全国各方力量(洋务派、维新派、光复会、湖广本土力量)最有动员力的那个人,他在来北京没多久就和康有为、梁启超搭上了线,就是因为他住在这一带的浏阳会馆,与这些人住的地方仅有几百米。

总的来说,古玩行兴起的几个条件:一是朝廷不需要大量无法通过科举的文人。因为朝廷就这么多位置,而封建王朝又不会发展社会生产,所以只能想办法养着他们。二是朝廷要养着这些文人,单靠钱是不够的,要给他们身份地位。只要你考上生员就能在文庙拿吃的,但他们要的是地位。所以朝廷必须要想办法笼络和维持他们内心的自我期许,哪怕穷困潦倒,身份得在。三是朝廷不能明面上插手,不能直截了当地说我给你地位。这事得委婉。更何况朝廷也没能力插手,北京南城往往是安徽一块、江苏一块、江西一块、山西一块、陕西一块,各路人马都齐聚于此。

琉璃厂著名的崇古斋,是由一个叫陈衍庶的安徽人开的。他早年考中科举,当了新民府知府,还收编了著名响马张作霖。后来他就找了一个人,在沈阳和北京各开了一家崇古斋。因为他大哥早死,他把大哥的儿子过继了过来。这个孩子后来来了北京,就在崇古斋住过,再后来当了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还创办了《新青年》。是的,就是陈独秀。

而张作霖,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还没入关,就已经让人在琉璃厂开了鉴光阁。著名的文物专家刘光启就在这当过学徒。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很显然的是,由于民国以来,尤其是护国战争以来,政治中心一分为几,北京不再是全国的集中地,所以民国时期琉璃厂的萧条也成了必然。

于是我们看到,在民国时期,因为北京失去了其特殊地位,文物一下子就不被人当回事了。那些人看重的是文物,还是文物背后的社会关系?不言而喻。

当背后的力量退去,文物才真正成为文物。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民国时期经常会有文物丢失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迅速接管文物业,并且请来了大量的真正有文物保护意识与能力的老专家,才保护下来了大量的文物。

所以最后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传统行当封建与否,看的不是手艺是否传统,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圈子衡量,还是以能力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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