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藏石活动及观念考论

唐雪康

金石学在宋代开始发端，成为“有宋一代之学”1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载《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十四册，第321 页。，宋人集古之风也随之展开。但宋人搜藏，多偏于吉金古器，对于三代以下的石刻，并没有太多关注。欧阳修在《集古录目序》即对此发表过感慨：

汤盘，孔鼎，岐阳之鼓，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与夫汉魏已来圣君贤士桓碑、彝器、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籀篆、分隶诸家之字书，皆三代以来至宝，怪奇伟丽、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远，其取之无祸。然而风霜兵火，湮沦磨灭，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2[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四二，中华书局，2001 年，第599—600 页。

即使当时有如欧阳修这样的“好之者”，也是以收集搨本为主，极少有人专事原石收藏。其中原因可能有二：一则石刻石材巨大，转徙困难，私人收藏不易；二则于宋人眼中，更看重年代久远的三代鼎彝，对于“去人不远”的石刻，往往不如前者著意3叶国良指出，宋自南渡之后，“南宋君臣虽偏安一隅，于金石之爱好曾不稍衰，彝器昂而难得，碑文廉而易获，故士大夫多治石刻，少涉古器”。但这里主要针对收藏石刻搨本而言，不涉及原石收藏。叶国良，《宋代金石学研究》，台湾书房出版公司，2011 年，第23 页。。

宋代每有古石新出，对于大部分发见者来说，初衷并非是用作私家收藏，而是考虑如何对其安置保护。如三国吴天发《神谶碑》刻石，元祐年间被发现后即被运出保护。石上所刻元祐六年（1091）胡宗师题跋颇能说明问题，跋云：“予因游府南天禧寺，寺门之外有石三段，半埋于土，窃疑以为天玺元年岩山纪吴功德段石冈之碣，因观之，果耳。……因辇至漕台后圃筹思亭。”4据朱翼盦旧藏明拓本录文。《明拓吴天发神谶碑》，故宫出版社，2015 年。唐末至北宋初年，曾在京兆任官的韩建、刘鄩、王彦超等人对唐开成石经以及唐代名碑的迁移保护也是同样，这些石刻至今已成为西安碑林藏石的精华5参见武伯纶，〈西安碑林简史〉，载《文物》1961 年第8 期，第16—22 页。路远，〈北宋时期碑林藏石考述〉，载《文博》1996 年第6 期，第59—69 页。。宋代私家收藏石刻原石，根据文献记录，只有零星数家，并未形成风气。前人对此也没有特别的关注和研究，个人阅读所见，只有民国时期，以收藏汉晋间石刻原石著称的周进（季木），在其1929 年影印出版的藏石图录《居贞草堂汉晋石影》自序中，曾略有涉及：

自来私家藏集古器物，以吉金为尚，至碑碣铭志，则但求墨本为考古之资，鲜有搜积原石者。以故有宋一代，仅范雍、张焘、高绅、赵竦、邵伟、夏元昭、吴长文、任贤良等十余家。6周进，《居贞草堂汉晋石影》，民国十八年（1929）石印本。

周季木在自序中列举了宋代私家藏石刻原石者八家，限于篇幅，并未做进一步展开。本人以此为线索，钩沉相关文献，试就此问题进行研讨。

一 搜集熹平石经

早期私家藏石，最早可追溯到对于汉熹平石经残石的搜集。熹平石经自熹平四年（175）开始刊石，历时九年，到光和六年（183）才最终完成。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经籍传布端赖辗转传写，文字舛讹现象时有发生，刻立石经，对于校正经籍，平息纷争，可谓意义重大。因此历朝历代，人们对石经都十分看重，虽然历经变乱，屡遭损毁，仍尽力搜求保护。北魏冯熙、常伯夫为洛州刺史时，石经开始遭到破坏，“废毁分用，大致颓落”（《魏书·冯熙传》）。东魏武定四年（546），将石经自洛阳迁于邺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隋书·经籍志》），运抵邺都时，已经不足大半。周大象元年（579），又由邺城迁往洛阳。隋开皇六年（586），再次由洛阳迁入京师长安，此时“文字磨灭，莫能知者”（《隋书·刘焯传》），刘焯奉敕与刘炫等人参与考定。隋末大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隋书·经籍志》）。等到贞观初，魏征开始收聚的时候，已然“十不存一”（《隋书·经籍志》）。7参见马衡，〈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载《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 年，第199 页。

直到北宋，作为西京的洛阳仍时有石经残石出土，据马衡先生推测，东魏武定四年（175）、隋开皇六年的两次迁徙盖仅就完碑而论，残毁之石应该尚存洛阳8同注7，第200 页。。北宋书家黄伯思在《记石经与今文不同》中记录了北宋诸家藏熹平石经残石的情况：

此石刻在洛阳，本在洛宫前御史台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时时得之，若骐骥一毛，虬龙片甲。今张焘龙学家有十版，最多，张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晋玉家有小块，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9[宋]黄伯思，《宋本东观馀论》卷上，中华书局，1988 年，第110 页。

材料中称藏石经最多的是张焘，有十版。张焘，字景元，疏密直学士张奎之子，曾加龙图阁直学士，《宋史》有传10《宋史》卷三三三〈张焘传〉，中华书局，1977 年，第10700—10701 页。。其次，张焘的女婿家藏有五六版。再次，便是王晋玉家藏有小块。王晋玉即王玠，晋玉为其字。黄伯思《跋九咏后》称：“洛阳王晋玉，好文爱古，鉴裁殊高”11同注9，卷下，第232 页。，知其人在当时即为收藏名家。在黄伯思《东观馀论》以及赵九成《续考古图》中，对其收藏的古籍、书画、彝器有所记录。12如《东观馀论》卷上〈跋秘阁法帖〉：“米元章礼部所作《法帖题跋》一卷，真迹藏西洛王晋玉家。”卷下〈跋宝箧经后〉小注：“乃王晋玉所蓄书，凡五轴。”是其所藏法书。卷下〈跋玉溪集后〉：“政和壬辰岁四月，从河南王晋玉借东平吕氏本。”是其所藏善本。卷下有〈跋王晋玉所藏韦鶠马图后〉，是其所藏画。同注9，卷上，第99 页。卷下，第239、242—243、273 页；《续考古图》卷二著录之丁举卣、父乙罍、中鬲、螭形卣盖、涂金奁为王晋玉所收。[宋]赵九成，《续考古图》卷二，《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

黄伯思在记录张焘及其女婿收藏的汉石经数量时称“十版”“五六版”，而记录王晋玉的收藏时则称“小块”，这可能是根据其所藏石经的完整程度而言。或可推测，张焘及其女婿收藏的汉石经为相对完整的整石，而王晋玉所藏则为已经损毁的残石。

上文所引黄伯思的记录称“洛人好事者，时时得之”，可知远在张焘之前，洛中好古之人便时有搜集到石经残石。在得到石经原石后，还时常会打有拓本。对于当时大多数人而言，拥有石经的拓本便已足够，至于是否收藏原石，并不十分措意。宋人对于石经的看重，是因其具有校正经文的学术价值。利用石经拓本校正经文也是一直以来的传统，《隋书·经籍志》即著录有汉熹平石经、魏三体石经拓本13《隋书》卷三二〈经籍志〉著录的“一字石经”“三字石经”即熹平、三体石经，此处应是就拓本而言。中华书局，1982 年，第945—946 页。。王国维《魏石经考（四）》亦云：“拓石之事，未识始于何时，然拓本之始见于纪载者，实自石经始。”14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六，同注1，第8 册，第490 页。可知这一传统渊源有自。

南宋洪适为纂集《隶释》，还曾将所得熹平石经文字重新摹刻于会稽蓬莱阁：

本朝一统时，遗经断石藏于好事之家，犹昆山片玉，已不多见。今京华鞠为毡罽之乡，残碑日益鲜矣。予既集《隶释》，因以所有镵之会稽蓬莱阁。15[宋]洪适，《隶释》卷十四〈石经尚书残碑〉，《隶释·隶续》，中华书局，2003 年，第151 页。

从保存文献的角度，重摹之石与原石并无分别。在宋人眼中，石经的文献价值要远远高于文物价值。洪适摹刻石经，亦旨在传布文献，广其流传。这与后世碑估翻刻碑石从中牟利的行为截然不同。

二 著意书家所书碑石

虽然藏石在宋代并没有成为风气，但宋人对书家所书碑石，仍有特别的兴趣。只不过相较于清代碑学兴盛以后出现的以藏石闻名的收藏家而言，宋人收藏石刻原石的活动都不是专门性的行为，往往带有偶然性因素。举证三例说明。

（一）范雍藏欧阳询书《化度寺碑》残石

解晋在《跋欧阳率更〈化度寺碑〉》中引述隆兴时（1163—1164）宋人范谔所作跋尾，追述其高祖范雍得欧阳询书丹《化度寺碑》残石一事：

庆历初，其高王父开府公讳雍奉使关右，历南山佛寺，见断石砌，下视之，乃此碑，称叹以为至宝。既而寺僧误以为石中有宝，破石求之，不得，弃之寺后。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问之，僧以实对，公求得之，为三断矣，乃以数十缣易之以归，置里第赐书阁下。靖康之乱，诸父取藏井中。兵后，好事者出之，搨数十本，己乃碎其石，恐流散。浙右者皆是物也。16[明]解晋，《文毅集》卷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1236 册，第827 页。

范雍所以能得到此碑，是源于其奉诏出使关右，路过南山佛寺时的偶然发现。等到范雍再次回原地寻访时，此石已被寺僧砸破弃之寺后，后以数十匹缣换得，最初发现完全出于偶然。

欧阳询作为初唐书法名家，其书体在宋代亦十分盛行。北宋彭乘《续墨客挥犀》云：

范文正镇鄱阳，……时盛欧阳率更字，荐福寺碑墨本直钱千。文正为具纸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师。17[宋]彭乘，《续墨客挥犀》卷四，《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1166 册，第165 页。

此则材料又见于北宋释惠洪的《冷斋夜话》18[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二，《日本五山版汉籍善本集刊》，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4 册，第543 页。，文字存小异。欧阳询书丹的《荐福寺碑》拓本能够作为商品在北宋的都城汴梁出售19参见全汉升，〈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中国经济史论丛》（一），中华书局，2012年，第173 页。，足可反映当时人对欧阳询书法的推重。

（二）高绅、赵竦藏王羲之书《乐毅论》刻石

北宋时人高绅得到乐毅论刻石的情形与范雍得到《化度寺碑》残石类似，据北宋李之仪《跋乐毅论》：

高绅为湖北转运使，道中闻砧声清远，因得此本于其覆，而已断裂矣，遂载以归。完理缉缀，椟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后世之传布，皆止于“海”字，则其碎而不缉者，良可惜也。20[宋]李之仪，《姑溪题跋》卷上，《丛书集成新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第51 册，第242 页。

高绅任官湖北转运使，因为路上听到捣衣声清明幽远，细查之下才在砧石背后发现此石，得石经过同样十分偶然。

高绅之后，《乐毅论》刻石又到了赵竦手中。赵竦之后，原石便不知所在。事见赵明诚《金石录》：

右《晋乐毅论》石本藏高绅学士家。《集古录》云“绅死，其子弟以石质钱于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者，非也。元祐间，余侍亲官徐州时，故郎官赵竦被旨开吕梁洪，挈此石随行。已断裂，用木为匣贮之。竦尤珍惜，亲旧有求墨本者，必手模以遗之。竦殁，今遂不知所在。21[宋]赵明诚，《金石录校证》卷二十，金文明校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 年，第377 页。

欧阳修在《集古录》中的记载与《金石录》有异，称高绅死后，《乐毅论》刻石被其子弟典当与富人，后遭焚毁。赵明诚认为欧阳修的这一说法有误，《乐毅论》刻石实则辗转到赵竦之手。赵明诚的说法出自经历闻见，较欧阳修所述，应更为可信。

《乐毅论》刻石在书法上亦极具价值，据沈括《梦溪笔谈》：“王羲之书，旧传唯《乐毅论》乃羲之亲书于石，其他皆纸素所传”22[宋]沈括，《梦溪笔谈校证》卷十七，胡道静校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423 页。。知此石旧传为王羲之亲书上石。

值得注意的是，高绅、赵竦藏《乐毅论》刻石一事，近代学者在引述时常常把《乐毅论》刻石误记为魏三体石经残石。这一“误记”实则同清末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魏三体石经残石的出土有关。在这里略做说明。

光绪中，洛阳曾出土魏正始石经《尚书·君奭篇》残石，归山东黄县丁树桢（幹甫）23黄县丁氏为清代山东资本家之一，主要经营钱庄当铺。丁树桢，字干甫，又号陶斋，别号长年。收藏宏富，铜器、石刻、砖瓦、古陶、封泥、钱币等皆有涉猎。参见王献唐，〈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的黄县丁氏铜器〉，载《文物参考资料》1951 年第8 期。，后为民国收藏家周进（季木）收得24此石著录于周进《居贞草堂汉晋石影》中，同注6。周进（1893—1937），字季木，以字行。安徽至德（今东至）人，清两江总督周馥之孙、周学海四子、周叔弢之弟。是民国著名金石学家、收藏家。。这是自宋代以来，三体石经石刻原石的首次面世，在当时的学术界影响深远。与三体石经有关的研究亦在此一时期展开，最先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是王国维先生，他在1917年，利用丁氏藏石拓本撰写《魏石经考》，据此推定魏石经每行字数、每碑行数以及石经经数等。与之同时，罗振玉因感“墨本见之者罕”，遂将原石拓本影印，名曰《魏三字石经尚书残石》，辑入《吉石盦丛书》三集。25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上册，第271—272 页。影印本末有罗振玉1917 年闰月跋尾，称“据欧、赵二《录》记高绅学士藏残石，后归郎中赵竦，竦没不知所归”26罗振玉，《雪堂校勘群书叙录》卷下，载《罗振玉学术论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9 集，第344 页。，这里便将高绅、赵竦所藏《乐毅论》刻石误记为魏三体石经残石。

由于原石拓本罕觏，罗振玉影印的《魏三字石经尚书残石》在当时影响很大。梁启超在1923 年曾作《魏三体石经残碑跋》，其中有大段文字完全袭用罗跋，却并未申明。梁文称：“三体石经，流传端绪，据欧、赵二《录》记高绅学士家藏残石，后归郎中赵竦，竦没不知所归”。27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四四上，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 年，原卷第48 页。张国淦的专著《历代石经考》在论述魏三字石经时亦称“宋时高绅得残石，后归赵竦”。28张国淦，《历代石经考》，民国十九年（1930）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铅印本。这样的“误记”，在这一时期的相关著述中屡见不鲜，很大可能是受到罗振玉所作题跋的影响，人云亦云，并未亲自检寻文献。

然而将高绅、赵竦藏《乐毅论》刻石张冠李戴作魏三体石经，却并非权舆于罗振玉，清代朱彝尊《经义考》已肇其端。《经义考》卷二八八《刊石二》“魏三字石经”下即征引欧、赵二《录》有关《乐毅论》刻石文字29[ 清] 朱 彝 尊，《 经 义 考 新 校》 卷二八八，林庆彰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5231—5232 页。，最先导致这一错谬。翁方纲在《经义考补正》中称朱彝尊之误是因《宝刻丛编》抄本错简导致：

此条下所引欧阳棐、赵明诚二条，皆系《晋乐毅论跋尾》，与《魏石经》无涉，盖因陈思《宝刻丛编》抄本错简，将《乐毅论》之跋误置于《魏石经》下，而竹垞命小史抄誊，遂牵连入此条下耳。此二条凡八行，当删去。30[清]翁方纲，《经义考补正》卷十二，《经义考新校》卷二八八，第5232 页。

《宝刻丛编》宋刻本早已亡佚，长期依靠抄本流传，且多有缺佚、错简。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宝刻丛编》康熙间抄本3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1459 页，编号：14746。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此抄本著录为“清抄本”，经本人目验，此抄本字体为清三代馆阁体风格，避康熙讳，“玄”字缺末笔，不避乾隆、嘉庆讳字（弘、琰），据之定为康熙间抄本。，《中华再造善本续编》将之影印，此抄本卷七有“魏三体石经遗字”一则，其下即征引《金石录》《集古录》关于《乐毅论》刻石的文字，可以代表此书早期传本的样貌。清修《四库全书》时，馆臣已发现这一错谬，将文本校正。《四库提要》称：

（《宝刻丛编》）其余亦多错简，如《魏三体石经遗字》条下，文义未竟，忽接“石藏高绅家，绅死，其子弟以石质钱”云云，乃是王羲之书《乐毅论》跋语，传写者窜置于是。朱彝尊《经义考》於《刊石》门内“魏石经”条下，引欧阳棐、赵明诚“石藏高绅家”云云，盖未详究原书，故沿其误。32[ 清]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六，中华书局，1965 年，下册，第737 页。

《经义考》作为清代辑合儒家经典、学术的重要著作，对后世影响极广。且资料翔实，便于学者引证。罗振玉在写作题跋时应是直接征引了《经义考》中的材料，并未复核欧、赵二《录》原书。所辑《魏三字石经尚书残石》传播既广，这一错谬又为同时代学者所沿袭，以讹传讹。

（三）沈括、夏元昭藏谢朓书《海陵王墓志》刻石

宋人收藏书家所书碑石还有沈括藏谢朓撰书海陵王墓铭原石。《梦溪笔谈》云：“予家藏《海陵王墓志》，谢朓文，称‘兼中书侍郎’。”33同注22，卷二，第105 页。《集古录跋尾》卷四云：“《南齐海陵王墓铭》，长兼中书侍郎谢朓撰。”则“兼”上应有“长”字，“长兼”为南北朝时兼官之称。见《欧阳修全集》卷一三七，第2168 页。同书另外还详细记载了沈括获得此石的情形，得石过程不仅具有偶然性，且具趣味：

庆历中，予在金陵，有饔人以一方石镇肉，视之若有镌刻，试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铭，谢朓撰并书，其字如钟繇，极可爱。予携之十余年，文思副使夏元昭借去，遂托以坠水，今不知落何处。34同注22，卷十五，第397 页。

在这段文字之后，沈括录有此志铭文字，称谢朓《集》中不载。严可均曾据此辑入《全齐文》中。关于此墓志志名，沈括称“宋海陵王墓铭”，《艺文类聚》作“齐海陵王墓志铭”，《集古录跋尾》作“南齐海陵王墓铭”。沈括称“宋海陵王”，不确。黄伯思在政和元年（1111）正月十一日所作题跋中对沈括的记载有所辩证：

《海陵志》在沈翰林括家。沈庆历中在金陵，厨人以方石镇肉，视之有字刻，乃此志也。后为人借去不还，遂亡所在。此本今世殊难得，然海陵乃齐世，而沈云“宋海陵王”，非也。又云谢朓撰并书，而志但云“朓立耳”。然玄晖自以草隶名当世，后人目以“飞花满目”“残霞照人”。此志结字高雅，必朓书也。沈载此文于其书，亦小异，如“温文著性”，石本云“者性”；“嗣德方衰”，石本云“方褰”；“晚夜何长”，石本云“晓夜”。当以石本为是。35同注9，卷下，第229—230 页。“朓”原作“眺”，乃避宋僖祖赵朓讳，今径改。

黄伯思在题跋中还着重提到谢朓的书法，认为“此志结字高雅，必朓书也”，著意此石刻的书法价值。“飞花满目”“残霞照人”为唐人张怀瓘对谢朓书法的评价，见《法书要录》卷九引张怀瓘《书断下》：

谢朓字玄晖，……草书甚有声。草殊流美，薄暮川上，馀霞照人，春晩林中，飞花满目。《诗》曰：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是之谓矣。36[唐]张彦远辑，《法书要录》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208—209 页。

《南齐书》谢朓本传称“朓善草隶”37[梁]萧子显，《南齐书》卷四七〈谢朓传〉，中华书局，1974 年，第826 页。，这一点或许是陈郡谢氏的家学传统。远可追溯到谢安、谢灵运。张怀瓘《书断》曾将擅书者分神品、妙品、能品，妙品之中隶书有二十五人，草书二十二人，皆有谢安、谢灵运之名38同注36，卷八，第178—179 页。。近则可说谢朓的伯父谢综，《宋书》称其“善隶书”39[梁]沈约，《宋书》卷五二〈谢述传（附谢综传）〉，中华书局，1974 年，第1497 页。。谢朓本人善草隶应与这一家学传统有关。40参见曹旭、李猛，〈谢朓年谱汇考〉，范子烨编，《中古作家年谱汇考辑要》卷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 年，第113 页。

黄伯思在题跋中还用《海陵王墓铭》的拓本校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录文，称“当以石本为是”。其所举出的拓本部分异文与《艺文类聚》所引相同41如“晚夜何长”，拓本作“晓夜何长”，与《艺文类聚》同。[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四五〈职官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06 页。，可相互印证。这段材料也证明了谢朓所书《海陵王墓铭》石刻为当时人所喜爱，不但收集拓本，还为此写作题跋。

通过上举范雍、高绅、沈括的得石情形，可见宋人收藏石刻原石往往是无心之举，并非专门性行为。范雍得到《化度寺碑》残石后，“以为至宝”“置里第赐书阁下”；高绅得到乐毅论刻石后，“完理缉缀，椟以木箱”；沈括得到《海陵王墓铭》后极为喜爱，“携之十余年”。虽然得石出于偶然，但到手后皆表现出爱重之意。此三方石刻书写者欧阳询、王羲之、谢朓皆前代书法名家，范雍等收藏这些石刻，所看重的正是石刻在书法上的艺术价值。

三 对颜真卿所书碑石的特殊感情

宋人对颜真卿所书碑石有着特殊的感情，《金石录》中记录有吴奎得到颜真卿书《唐开元寺僧残碑》的情形：

右《唐开元寺僧残碑》，虽书撰人姓名残缺，然以字画考之，为颜鲁公书无疑也。初仁宗朝，吴长文参政在京师僦居，治地得之。当时文士皆为赋诗，今其石尚藏汶上长文家云。42同注21，卷二八，第514 页。

吴奎，字长文，历官仁宗、神宗朝，《宋史》有传。《开元寺僧残碑》，今已不存，赵明诚称“为颜鲁公书无疑”，《宝刻类编》著录，亦归于颜真卿之下43[宋]佚名，《宝刻类编》卷二，载《石刻史料新编》（第1 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 年，第24 册，第18426 页。。吴长文得到此残碑后，“当时文人皆为赋诗”，为此还进行了雅集唱和。

吴奎除了收得颜真卿书《开元寺残碑》外，还曾得到颜为台州刺史康希铣撰书的神道碑石刻44关于颜真卿书康希铣神道碑事，参见朱关田，《颜真卿年谱》，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第298—300 页。。见《嘉泰会稽志》：

从分析结果得知，在工况5作用下，烟囱顶部存在最大变形，而其余无风荷载组合的工况下，烟囱顶部变形相对小很多。可见，风荷载在高塔型吸收塔结构的变形中起主控作用。塔顶烟囱水平位移量的控制，可参照《高耸结构设计规范》中相关规定，并结合实际，位移量控制在H/150即可。而从分析结果得知，烟囱顶部最大位移为144mm＜60000mm/150=400mm，满足设计要求。

康希铣墓，在山阴兰亭。希铣，会稽人，历饶、海、台、睦四州刺史。其碑颜鲁公撰并书，郡守吴奎得之，王荆公及弟平甫赋诗而墓始著。45[宋]沈作宾、施宿纂修，《（嘉泰）会稽志》卷六，《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影印明正德五年石存礼斋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第274 册，第286 页。

吴奎得到此碑后，曾令人传拓制作拓本并送与王安石、王安国兄弟题跋。在宋人孔延之编选的《会稽掇英总集》中，收有王安石、王安国兄弟二人的两首同题共作七言古诗，题为《题吴长文得兰亭康相墓颜鲁公断碑》46[宋]孔延之编，《会稽掇英总集》卷三，明钱榖抄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函五、架六四。。王安石此诗见《临川文集》卷九，诗题作《吴长文新得颜公坏碑》47[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间影印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抚州刻本。。相比较，《会稽掇英总集》所录诗题应更接近原貌。吴长文得到《开元寺僧残碑》后，“当时文人”所赋之诗今已不存，今可借由王氏兄弟所题二诗看出时人对于颜真卿所书碑刻的感情。全诗如下：

鲁公之书既绝伦，岁久更为时所珍。荒坛坏冢朽崖屋，剥落风雨埋煨尘。断碑数尺谁所得，点画入纸（白）[貌]如新。延陵公子好事者，拓取持寄情相亲。六书篆籀数变改，训诂后世多失真。谁初妄凿妍与丑，坐使学士劳骸筋。堂堂鲁公勇且仁，出遇世难亲经纶。挥毫卓荦又惊俗，岂亦以此夸常民。但疑技巧有天得，不必强勉方通神。诗歌甘棠美召伯，爱惜蔽芾犹思人。时危忠义常恨少，宝此勿复令埋烟。（王相）

鲁公之忠旷世无，吾爱斯人无必书。九原寥寥不可诘，笔法髣髴精神余。况公于艺自天纵，一字宜用千金摹。想当挥洒笑谈际，不复靳惜唯所须。山砠水险勇镵刻，照耀楚越连秦吴。百年兵火变陵谷，万里玉石埋榛芜。时平好事（拔）[搜]遗迹，穷极南北缘崎岖。耳闻目见略已尽，疑有断裂留樵渔。那知数尺翳尘土，洗涤近出都城居。松煤到纸觉飞动，气象磊落超钟虞。吴卿获此喜惊坐，朝昏把玩过明珠。携来赠客客为赋，爽迈远并前贤驱。自云感激得妙理，学入胜处繇勤劬。余闻书史羸蟠礴，意匠不为形骸拘。能将声利瓦砾弃，点画应手成璠玙。公遭乱世生死俱，见危授命真丈夫。俯仰兵械犹簪裾，毫端妍丑肯睢盱。试怀局缩较精粗，体势岂暇烟云舒。区区技巧尚乃尔，欲鸣道德宜何如。嗟哉荒烟几日月，豪俊忽徙临庭除。由来始弃终见取，鉴裁谁敢欺锱铢。物微显晦亦有待，人生通塞无巧愚。寄谢纷纷驰骛徒，真伪枉以好恶诬。（王安国）

体味王氏兄弟所题诗，可以看出当时士人对于颜真卿书碑刻的喜护，一方面是爱重其书法，但更重要的则是对其在道德层面表现出的忠勇仁义的推重。如王安石题诗云“堂堂鲁公勇且仁，出遇世难亲经纶”“时危忠义常恨少，宝此勿复令埋烟”。认为真正所应宝贵者，在于“时危忠义”，并非仅仅是书法而已。这一观点在王安国所题诗中表现就更加明确，所谓“鲁公之忠旷世无，吾爱斯人无必书”“区区技巧尚乃尔，欲鸣道德宜何如”。认为相较于“鲁公之忠”，书法只不过是“区区技巧”而已，真正需要称说的乃是其人身上表现的忠义道德。

欧阳修也曾说：“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48[宋]欧阳修，《字说·世人作肥字说》，同注2，卷一二九，第1970 页。据美国学者艾朗诺研究，欧阳修曾为出自颜真卿笔下的二十三件碑文撰写跋尾，远远超过其藏品中其他书家。在跋尾中，欧阳修“将颜真卿描绘成一个儒家楷模，要从其书法来感受其伟大的人格特征”49[美]艾朗诺，《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杜斐然、刘鹏、潘玉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28 页。。吴长文收聚颜真卿所书《唐开元寺僧残碑》以及《康希铣神道碑》，在某种意义上，与欧阳修为颜真卿所书碑文拓本撰写跋尾的目的相同，为的是张扬其所附带的道德典范价值。

在《嘉泰会稽志》中，另有一则关于颜真卿书《康希铣神道碑》的材料：

康希铣残碑，大历十二年颜真卿撰并正书，旧在山阴离渚，今在府治厅壁，通判府事施宿又得二十余字于民间，并陷寘焉。50同注45，卷十六，第493 页。此则材料由学友魏晓帅兄提示，谨致谢忱。

四 其他见诸文献记载的宋代私家藏石

宋代私家藏石，见诸文献记载的除上述之外，仍有少量可以举证。

（一）邵伟藏《许君残碑》

南宋洪适在《隶续》中记录有邵伟得到《许君残碑》的情形：

建康王厚之云：其友阳羡邵伟尝泛舟过许氏丛冢，见水滨一石，举而察之，则许君残碑也。邵遂载以归。51[宋]洪适，《隶续》卷二〈司农刘夫人碑〉，同注15，第304 页。

邵伟其人今不可考。王厚之是南宋著名的金石学家，与洪适同时，对洪适写就《隶续》襄助不小。其人乐古多闻，所说邵伟藏石一事应确有所据。据王厚之所述，邵伟发现《许君残碑》的情形也同上文所论述的一样，完全出于偶然，在水滨发现后并载归之，更多的是出于保护古物的想法。

（二）任子宣藏《汉涪陵太守庞肱阙》

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碑记目》中记录有任子宣得到《汉涪陵太守阙》的情形：

其上书云：“汉涪陵太守庞肱阙”。庞肱者，即庞士元之子也，刘后主时尝为涪陵太守。淳熙中，贤良任子宣舟过涪陵，于小民家见，汉隶隐然，遂载以归。碑在左绵任贤良家，至今犹存。此事得之夔路钤干冯田，冯乃任之甥。52[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四，同注43，第24 册，第18571 页。

任子宣为南宋孝宗时人。《记纂渊海·郡县部》称：“任子宣应贤良科，著《古涪志》。”53[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十六“郡县部”，同注16，第930 册，第389 页。按《宋史·艺文志》著录有“王宽夫《古涪志》十七卷”54同注10，卷二〇四〈艺文志三〉，第5164 页。。任子宣或为预修志书者55参见顾宏义，《宋朝方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510 页。。王象之有关任子宣得汉涪陵太守阙的记录来自任子宣的外甥冯田，来源可靠。任子宣发现《汉涪陵太守阙》的情形也是出于偶然，在小民家见到后载归其家，或许也是出于保护古刻的目的。

（三）蔡挺、刘忱藏《秦祀大沉久湫文》《秦祀亚驼文石刻》

宋人姚宽在《西溪丛语》中简要记录了北宋时出土的《秦誓文》（即《诅楚文》）三种石本的流传情况：

《秦誓文》有三本传于世，岐阳《告巫咸》、朝那《告大沈》、要册《告亚駞》。岐阳之石，在凤翔府署；朝那之石，在南京蔡挺家；亚駞之石，在洛阳刘忱家。56[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中华书局，1997 年，第44 页。

《秦祀大沈久湫文》刻石为蔡挺收得。蔡挺，字子政，应天府宋城人。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宋史》有传57同注10，卷三二八〈蔡挺传〉，第10575—10577 页。。《宝刻丛编》引叶梦得跋尾称，《秦祀大沈久湫文》刻石“治平中渭之耕者得之于朝那湫傍”，朝那湫在今甘肃平凉西北部。熙宁中，蔡挺在渭州为官，“乃徙置郡廨”58[宋]陈思，《宝刻丛编》卷二，同注43，第24 册，第18105 页。。后蔡挺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县南）为官，携归其家。又据陈思跋尾，后蔡挺故地焚毁，“汶阳李伯祥来宰宋城，雅好古文，徙置郡廨”59同注58，第18105 页。。

《秦祀亚駞文》刻石为刘忱收得。刘忱字明复，河南府洛阳人。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五朝。有关其收藏《秦祀亚駞文》刻石的情况不详。

五 余论

宋代金石学兴起，文人士大夫对于碑刻文物亦渐爱重。但除却上文所述能够用于校正经文的石经，以及包括颜真卿在内的书家所书的碑石外，宋人收聚石刻更多的是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如上举邵伟藏《许君残碑》《任子宣藏汉涪陵太守阙》等，即可见一斑。

金石学在元、明两代中衰，直至明末才逐渐复兴。乾嘉以降，随着帖学衰微，碑学兴盛，士人访碑活动也不断展开，由此产生了大量地方金石志类的著作。志书上所载金石，有些是根据史志，有些是根据所收藏的碑拓，更多的则是实地访求所得。碑学复兴同时也激发了士人对于碑拓的收藏兴趣，而大量地方金石志类著作的出现，也有助于士人因地求碑，按类寻访。在此种风气之下，碑拓的玩赏、买卖与流通，逐渐成为当时士风与学风的重要内容。私家藏石风气也随着碑学复兴逐渐开始盛行。道咸以降，逐渐成为风尚。碑估亦觉此事有利可图，积极地参与贩卖和流通，翻刻碑石、私掘古冢的行为也与日俱增。甚至一部分外国人也开始收购中国石刻，将之运到国外收藏，其中以日本为最多60参见柯昌泗，《语石异同评》卷二，载《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2005 年，第145 页。。这与宋人藏石在观念上有着本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