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译介白居易绝句的历史与经验

李逸津

（天津师范大学 跨文化与世界文学研究院，天津 300387）

白居易绝句是中国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巨大诗歌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它篇幅短小，语言平白浅近，内容贴近现实，反映民生疾苦，所以颇受素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苏联时期又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俄罗斯、苏联的青睐，成为俄译汉诗中一枝独秀的繁花。但由于俄罗斯诗学中没有类似中国“绝句”的概念，所以俄译“绝句”首先在该体裁译名上就颇费心思。如现代俄罗斯汉学大师B.M.阿列克谢耶夫①将其译作“截断的诗行”或“撕下的诗句”（усечённые строки, оторванные стихи），他的学生Б.A.瓦西里耶夫②则译作“撕裂的诗行”（оборванные строки），现在比较普遍的译法则是译作“四行诗”（четверостишия）。

一、俄译白诗简史

俄罗斯人最早翻译白居易诗作的是20世纪初一位侨居中国的律师兼汉学家A.A.多布罗霍托夫③，他译了白居易的一首诗，题为《异国女人》（Чужестранка），发表在《外国文学通报》（Вестник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10年第2期第251页上（Кобзев，2017:564）。但这个译文不是根据原文，并且有失真，甚至把作者名字译成了“别丘易”（Пе-Клю-И）。1916年，B.M.阿列克谢耶夫在彼得格勒出版了他的硕士论文《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诗品〉》，其中有对白居易诗中某些诗句的散文式翻译。他在为其弟子Б.А.瓦西里耶夫未能出版的译作《白居易四行诗》写的序言中谈到当时俄罗斯译介中国诗歌的情况时指出：“在俄语翻译文学中，如果不算对外国译本的全面改译，白居易还不为人所知。因此，我们应该赶紧给出至少在困难时期可以从中国少有的译者那里得到的东西，并以从一千首诗中随机选择一些诗的形式提供给读者。”（Смирнов，2014:504）

俄译中文诗歌，首先遇到的就是中国诗歌的格律问题。单音节中国词，加之行数固定，字数固定，以及平仄韵脚的限制，译出原诗的音乐韵味，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包括俄罗斯汉学家在内的欧美汉学界提出了众多的解决方案。B.M.阿列克谢耶夫在上述序言中就曾指出：“单调的中文诗格（五字或七字）可以使俄译诗格多种多样，中国人完全不注意，而我们俄罗斯人却极为敏感”，为了准确，他“建议远离四行句式，而用两个俄语句来译中文诗的一句。”（Смирнов，2014:505）

B.M.阿列克谢耶夫的这一意见，是在1918-1921年间欧美汉学发展中酝酿产生的。当时在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A. Giles，1845-1935）和A.韦利（A. Waley，1889-1966）之间，曾因白居易诗以及中国诗歌的翻译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为此，B.M.阿列克谢耶夫另撰有《英国汉学家的纠纷》（Алексеев，1982:367-369）加以介绍。B.M.阿列克谢耶夫鼓励他最好的学生（如Б.А.瓦西里耶夫、Ю.К .舒茨基④），“属于完全俄罗斯诗歌类型追寻者的年轻译者”，“最大限度地俄罗斯化”（Смирнов，2014:504），即用押韵的俄文诗句来翻译白居易绝句。

但是，B.M.阿列克谢耶夫设想的这项工作刚刚起步便遭夭折：Б.А.瓦西里耶夫和Ю.К .舒茨基成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悲惨的牺牲者。Б.А.瓦西里耶夫在后来成为科学院院士的H.И.康拉德⑤领导下翻译了24首白居易的绝句（Бо Цзюй-и，1935:127-138）。而由B.M.阿列克谢耶夫主编的《七至九世纪中国抒情诗选集》，收录了Ю.К.舒茨基译的白居易4首绝句（Алексеев，1923:24、96、97、131），但没有注释，还存在着把某些诗作归于刘禹锡的错误。

继承两位不幸学者工作的是В.М. 阿列克谢耶夫的另一位优秀学生Л.З.艾德林⑥。他在卫国战争期间被疏散到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市去撰写副博士学位论文，其论文题为《白居易（771⑦-846）的四行诗》，于1942年通过答辩。大约出于苏联在上世纪30-40年代弥漫在思想学术界的左倾思潮的影响，Л.З.艾德林在其学位论文中严厉批评了他在该领域的前辈。他引用了已经被杀的 Б.А.瓦西里耶夫和Ю.К.舒茨基的翻译，对他们做了很不客气的批评，诸如：“歪曲”“俄罗斯读者绝对难以理解”“可能会被误解”“词语不表达任何内容”“过于直率”“冗长”“缺乏透明性”等等（转自Кобзев，2017:568）。

在卫国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Л.З.艾德林连续发表了数篇有关白居易的论文，如《唐诗选：白居易》《白居易诗歌的平行性》等。他在《白居易诗作译文》中写道：“白居易把绝句体裁带到了惊人的完美境地，其中在五言或七言的四行诗句中，包含着完整的情节和完整的哲学思想”（Эйдлин，1978:27）。不仅发表专门研究白居易诗作的论文，Л.З.艾德林在战后还出版了两部俄译白居易绝句选集，书名都是《白居易：四行诗》（Бо Цзюй-и，1949；1951）。以后在1958年、1965年、1978年又出版了《白居易诗歌》（Бо Цзюй-и，1958）、《白居易抒情诗》（Бо Цзюй-и，1965）和《白居易诗作译文》（Эйдлин，1978）等俄译白居易诗歌专辑，成为苏联时期白居易诗歌俄译最普及的译本。

二、艾德林译白诗的得与失

Л.З.艾德林的白诗俄译遵循了他的老师B.M.阿列克谢耶夫关于中文四行诗应用俄文八行来翻译的告诫。他在1949、1951年出版的前两部诗集，虽然书名叫“四行诗”，但俄译文实际上不是四行，而是由四个对句组成的诗节。在结合了他与Б.А.瓦西里耶夫译文的1959年版《中国文学文选》中，四行诗变成八行：由相同间隔的八行诗句，四个对联句或两组四行诗组成（Мамаева，1959:332-336）。但这样拉开句子间隔印成诗集，出版成本几乎增加了一倍。

尽管艾德林对他的前人做了辛辣的批评，他自己的白诗俄译也有不少遭人指摘之处。如他译的白居易《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其中第三句被他译为“我对九月初第三个夜晚感到温暖”（Бо Цзюй-и，1949:29）。众所周知，把一个月最初的前十天称作“初一”“初二”…… 直至“初十”，是中国人的叫法，西方人没有这个习惯。九月三号就是在月初，没有必要重复“初”和“三”，这实在是太拘泥于字句的对译了。所以，艾德林译作的支持者И.С.斯米尔诺夫⑧也不得不承认，艾德林的译文“几乎是滑稽的”（Смирнов，2014:507）。相比之下，被艾德林批评过的Б.А.瓦西里耶夫的译文则要好一些：“我多么爱这九月的第三天，//在这寂静之中的傍晚。”（Бо Цзюй-и，1935:136）但Б.А.瓦西里耶夫译文也存在一个问题，即有超出文本过度阐释之嫌。因为原诗中并没有“寂静”的信息，以及“我”这个行为主体。所以А.И.科布杰夫⑨指出：瓦西里耶夫的译文“引入了原作中所没有的内容：‘寂静’，这在河流上总是令人怀疑的（因为水总是发出噪音）；以及人称代词‘我’，该人称代词不正确地把一般情绪人格化了。”（Кобзев，2017:568）

我们说，中国古典诗词行为主体的不确定性，以及情绪、动作的非专属性，确实是俄文翻译的一大难题。笔者于2000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进修期间，曾拜访过莫斯科大学著名汉学家、具有一半中国血统的谭傲霜⑩教授，她长期从事实验语言学和汉语音韵学研究，对俄译汉诗的难处颇有心得。因为俄语有性、数、格、时、体、态等各方面语法要求，汉诗主语的不确定，时态的不确定，使俄文翻译颇费斟酌。比如杜牧的诗“远上寒山石径斜”，谁远上寒山？没有主语，动词谓语的性、数、时就无法确定。所以，从瓦西里耶夫到艾德林译白居易诗中出现明显冗余的“我”，也实在是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之举。相比之下，当前俄罗斯汉诗俄译工作的后起之秀Н.А.奥尔洛娃⑪的翻译：“九月的第三个夜晚是无与伦比的”（Третья ночь бесподобна в девятой луне）（Орлова，2017:107），以“第三夜”为主语，既符合诗句原意又符合俄文语法，且没有主观添加的溢出成分，实在明显高出她的前辈。

Л.З.艾德林在距今70多年前撰写学位论文的时候，用无韵译文翻译了大量的白居易绝句。这种无韵律译诗虽然对于重在阐释诗歌内容的学术论文可以接受，并且在当时困难的战争年代，这样做也可以原谅，但还是受到其导师B.M.阿列克谢耶夫的严厉批评。阿列克谢耶夫指出，在没有任何其他艺术手段补偿的情况下放弃押韵显然是不合适的。他说：“略似散文的无韵诗几乎不能反映原诗的雄壮、精采、有力、完美……对于押韵的原作，尤其在押韵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复杂的中国，即使像白（居易）这样公认的大师（的作品），也绝不能拆散成异类的无韵诗和词语……”（Алексеев，1950:102）曾经担任过艾德林学位论文评委的Н.И.康拉德院士在写给艾德林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也指责他“隐瞒了对韵律的掌握”（Конрад，1996:307）。半个世纪后，另一位颇有权威的理论家和中国诗歌翻译家Л.Н.缅尼希科夫⑫在他译的《清流：唐代诗歌》中也说：“尽管 Л.З.艾德林的诗学品质应得到无条件的认可，但艾德林还是从根本上拒绝了押韵，而中国诗歌从一开始到二十世纪，一切都完全基于韵律——他的翻译不适合。这意味着要展现中国诗歌的这一面，有必要再次进行翻译。”（Меньшиков，2001:7）

尽管当年艾德林所译白居易诗受到权威学者的批评，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苏联读者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的时代，艾德林翻译的这些现在看来相对粗糙的白居易诗俄译文本却符合了时代的要求。加之当时译作的出版附加了高度艺术性的设计，由著名木刻画家М.И.皮科夫⑬配以精美的插图，使得1949年版艾德林译《白居易》（Бо Цзюй-и，1949）的发行量达到了一万册。此后，艾德林的白居易绝句译本还被多次再版，并且都没有经过重大修改和更正。苏联时期出版的艾德林译白居易绝句，除了上面提到的1949年版《白居易，四行诗》之外，尚有1951年版《白居易，四行诗》（Бо Цзюй-и，1951），1958年版《白居易诗》（Бо Цзюй-и，1958），1965年版《白居易抒情诗》（Бо Цзюй-и，1965），1978年版《白居易诗作译文》（Эйдлин，1978）等。此外，在1975年和1984年两度出版的《Л.艾德林译中国古典诗歌》（Эйдлин，1975；1984）中，都收有艾德林译的白居易绝句诗。这中间1978年版的《白居易诗作译文》发表了艾德林译的白居易35首新诗，其中包括22首绝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编辑出版“诗歌世界丛书”，莫斯科编年史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离别苦——中国的四行诗》（Филатова，2000），收录了艾德林译的白居易绝句158首，不过这已经是在炒冷饭，可以看作是对艾德林译白居易绝句的总结。

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Л.艾德林本人没有再对白居易绝句作进一步研究，而是转向研究陶渊明的创作，1967年出版专著《陶渊明和他的诗歌创作》（Эйдлин，1967）。Л.艾德林的白居易绝句俄译除了不押韵，某些译文缺乏考证甚至误译，用词不当等缺点以外，最大的问题则是他遵循当年苏联的思想政治路线和文艺方针，用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唯物论来理解和阐释历史上复杂的文艺现象。比如，他把白居易奉为“民间诗人”（Бо Цзюй-и，1949:14），认为他“看到了为人民服务，与邪恶作斗争的诗歌任务”（Бо Цзюй-и，1949:18-19）。他几乎从没考虑过白居易思想中“儒、道、释”三家结合的复杂的哲学和宗教观点。在他1942年完成的学位论文中，也回避了这个问题。直到1970年代末，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的青年汉学家Г.Б.达格丹诺夫（1948-2001）⑭才开始尝试研究佛教对白居易思想的影响。在他后来发表的副博士学位论文《禅宗佛教对唐代诗人创作的影响（以王维和白居易为例）》，以及《唐代诗人白居易生平与创作中的佛学》（Дагданов，1985:89-100）等文章中，都谈到了佛教思想对白居易的影响。

与Л.З.艾德林同时代，还有一些俄罗斯汉学家发表过对白居易诗的押韵翻译，如有一位旅居中国的俄侨В.别列列申⑮，他译有一首白居易诗《在路上》，发表在1948年5月在上海出版的俄侨杂志《今天》上（Кобзев，2017:569）。然后是М.И.巴斯马诺夫⑯译的两首，收录于1988年出版的他本人译的中国古典诗词集《玉笛声》（Басманов，1988:29-34）中。此外，还有最近发表的С.А.托洛普采夫⑰译的五首（Торопцев，2016:86、87、90、93、95）。但这些译作数量不多，影响也不大，所以若论以往俄罗斯翻译白居易绝句诗的成果，还属艾德林译本为最多。

三、奥尔洛娃新译白诗的成绩

2016年，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人文社会科学中心高级讲师、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Н.А.奥尔洛娃在第46届《中国社会与国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发表论文《白居易四行诗（绝句）研究》，公布了她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白居易570首绝句的现代翻译和最新研究成果。2017年，她又出版了本文前边提到的《白居易：百绝句》一书。这本书复制了白居易诗的中文原文，所有诗都标明日期，其中大多数还注明写作地点，对白诗中涉及的中国文化、历史、地理、典故等等，也给出了详细的注释。在这本书的“译者序”里，译者概括介绍了白居易的生平事迹和她的俄罗斯汉学前辈译介白居易绝句的情况，还特别研究了被认为是代表绝句特征的中国传统诗学术语“含蓄”的涵义。H.A.奥尔洛娃的这本书可以说是当前俄罗斯译介与研究白居易诗歌的最新代表性成果，用A.И.科布杰夫的评价来说就是：“在俄语中首次出现了白居易绝句体裁诗歌的代表性文集。它一方面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翻译的，涉及初步的文本、评论和研究工作，综合研究了中国‘文言’作品的历史文化现实、内容和形式特征（平行性、语法极简主义、元语法结构、多义性、大量用典等等），以及绝句体裁的细节特点；另一方面则是它完全适合我国诗歌的传统主流。”“《白居易》新译本的准确性已从根本上比其前辈的水平提高了。”（Кобзев，2017:570）

Н.А.奥尔洛娃没有按照B.M.阿列克谢耶夫提倡的“俄罗斯诗学”，为了使译诗更像俄罗斯诗歌而背离原著；但也没有效法Л.З.艾德林风格的、为文本对译的准确性而牺牲俄文译文“诗味”的做法。比如，Л.З.艾德林译白居易《早秋独夜》诗（井梧凉叶动，邻杵秋声发。独向檐下眠，觉来半床月）的第二句“邻杵秋声发”为“Валёк у соседки // Разносит осенние стуки”（女邻居那里的杵//发出秋天的敲击声）（Бо Цзюй-и，1949:47）。这里“邻”被艾德林译成实指的一位女邻居（соседкa），杵声就是从她那里发出来的。而H.A.奥尔洛娃的译文则是“По соседству раздаётся стук осеннего валька”（附近传来秋天杵的敲击声）（Орлова, 2017:15），这就把动作主体和声音来源虚化了，更加符合白居易原诗描写静谧秋夜里杵声不知从何处传来的意境。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M.B.鲁别茨曾经在《中国社会与国家》2017年第47卷第2期上发表文章，称赞《白居易：百绝句》的译者奥尔洛娃“具有良好的诗意音节，诗的维度、各种韵律、诗的技巧都很流利。”说她“设法通过诗意的方式不仅传达了作品的意义，还传达了总体情绪。”M.B.鲁别茨以 Н.А.奥尔洛娃译的白居易《遗爱寺》诗（弄石临溪坐，寻花绕寺行。时时闻鸟语，处处是泉声）为例说：“诗中的每一行都让人感到喜悦，享受大自然带来的欣喜若狂，诗人用轻快而响亮的文字描绘了行走中围绕他的画面。”⑱且看Н.А.奥尔洛娃的译文：

Сижу у ручья, забавляясь камнями,

Брожу возле храма, любуясь цветами,

Всечасно я слышу пичуг щебетанье,

И всюду ручья раздаётся звучанье.（Орлова，2017:91）

/我坐在溪边玩石头，

我漫步在庙旁赏鲜花，

每时我都听到鸟儿鸣叫，

每处都有小溪发出声音。——笔者译

尽管不懂俄文的中文读者未必能体会到俄译诗句的妙处，但通过译文的节奏和韵律，还是能体会到一种轻快、愉悦的情调吧？

Н.A.奥尔洛娃译本还通过大量历史地理文化的考证，纠正了艾德林白诗翻译注释中的一些错误。如我们前面所说，艾德林遵循当年苏联的思想政治路线和文艺方针，用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唯物论来理解和阐释历史上复杂的文艺现象，习惯用“为人民服务”“与邪恶作斗争”这类主观凝定的评价模式来套框他所分析评价的作家作品，从而导致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断语。比如他在评论白居易的《江上笛》（江上何人夜吹笛，声声似忆故园春。此时闻者堪头白，况是多愁少睡人）时写道：这是一个“流亡的故事，那就是诗人本人时时刻刻都在悲伤，并且不会因为思想而闭上眼睛。”⑲Н.А. 奥尔洛娃在译文的注释中则指出，这首诗写于公元809年，“当时白居易在首都担任左拾遗，并平安地在官职阶梯上升迁”（Орлова，2017:31），所以艾德林的解说可谓凭先入之见的无稽之谈了。

类似这样不人云亦云，通过认真考证纠正前人错误的，还有如Л.З.艾德林认为白居易《送萧炼师步虚诗十首后以二绝继之》中的“萧炼师”是一个男人（учитель Сяо，萧教师）（Бо Цзюй-и，1949:104），奥尔洛娃则把“炼师”（教师、指导者）一词译为女性（наставница），并在俄译白居易诗著作中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解释：“道家导师萧炼师，毕业于宫廷戏剧学校——梨园，她在公元780年成为舞者，并在784年成为河南省圣山嵩山上的宫廷道教寺院的居民，诗人拜访了她”（Орлова，2017:101），从而填补了白诗俄译注释中的一个空白。

再如前面提到的那首《暮江吟》，С.А.托洛普采夫将“可怜九月初三夜”译为“哦！在这些初秋的夜晚”（О, эти ночи осени начала!）（Торопцев，2016:87），H.A.奥尔洛娃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她引用А.И科布杰夫对Л.З.艾德林副博士论文的注释，指出这首诗是白居易于元和十一年至十三年（公元816-818年）期间在江州创作的。而在这几年里，“‘九月的第三个晚上’（九月初三夜）在西方历法中是在9月底到10月中旬之间来临的。”（Орлова，2017:107）从互联网上的万年历可以查到，公元816年的农历九月初三是公历9月27日，817年是10月16日，818年是10月6日。它们在西方历法中，属于秋天中间，因此不能说是初秋。如此细致的考据探究，实在令人对译者的科学精神表示钦佩。

H.A.奥尔洛娃译本对白诗中涉及的一些俄国没有的中国独特的植物，也做了详细的考察和译名订正。如艾德林译白居易《早秋独夜》，开头一句“井桐凉叶动”，他只用译音“Утун”来译“梧桐”（Филатова，2000:199），奥尔洛娃则按其植物学学名，译作“Фирмианы”（英文Firmiana）（Орлова，2017:15）。《得钱舍人书问眼疾》中的“黄连”，艾德林也是音译作“Хуанлянь”（Филатова，2000:242），奥尔洛娃则译为“Коптис”（英文Coptis）（Орлова，2017:53）。还有白居易的《红藤杖》，这里的“藤杖”即是藤子（ротанг，英文rotang）做的手杖（трость），而被艾德林音译为“тэновый посох”（Филатова，2000:252），奥尔洛娃的译文将其纠正过来，译作“красная трость из ротанга”（用藤子做的红色手杖）（Орлова，2017:75）。最有意思的是白居易的《采莲曲》，首句“菱叶萦波荷飐风”中的“菱”，被艾德林译作“каштан”（板栗）（Филатова，2000:294）。虽然西方称“菱角”确有“水栗子”（俄文：Водяной каштан，英文：water chestnut）一说，并且艾德林在注释中也说这是“水中的板栗”，但诗句译文没有出现“水中”这一修饰语，这就造成了读者的疑问：板栗生在山坡，它的叶子怎么会“萦波”，还与荷花联系在一起？奥尔洛娃将其译作“рогульник”，并解释说，这是“漂浮在水中的坚果”（Орлова，2017:133），并附注拉丁文“trapa natans”（类似坚果的可食菱属），总算说清了这一植物是什么 东西。

四、奥尔洛娃白诗新译指瑕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奥尔洛娃联系中国历史文化、哲学宗教观念解说诗词语句的做法，有时也有过度联想、误入玄虚之处。比如白居易的《答春》诗：“草烟低重水花明，从道风光似帝京。其奈山猿江上叫，故乡无此断肠声”。其第二句中的“从道”，就是“纵道”，也就是日常口语所说的“虽说”。白居易《昭君怨》诗中有句云：“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这里的“从道”即是“纵道”，也就是“虽说”。当年艾德林在其学位论文中将此句译作“你告诉我”（Ты говоришь мне）（Кобзев，2017:571），虽然也不准确，但没有把原句复杂化。而奥尔洛娃则把“从道”译为“следовать Дао”（跟随道），并在注释中解释说：“这个说法来自于《易经》，在这种语境下，不仅意味着与道路——‘道’相对应的景观的完美，而且还预设了孤独的回归（独复）到故乡。”（Орлова，2017:83）这就有点阐释过度，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我们说，追根溯源，联系古代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心理和哲学观念来解说中国文学，是俄罗斯现代汉学奠基人B.M.阿列克谢耶夫一贯提倡的学术传统，他的传人后学也基本秉承这一衣钵。笔者当年在刚刚涉足俄罗斯汉学—文学研究时，曾在评论阿列克谢耶夫的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古代文论是一个相当庞杂的对象，不同时代，不同派别的理论家在论述文学问题时，即便使用相同的术语、重复类似的话头，其内在涵义却可能大相径庭。‘执一隅之解’去‘拟万端之变’，就难免要出差错。比如阿列克谢耶夫在他早年研究司空图《诗品》的专著中，曾注意到司空图的一个文学观念，即‘道——诗人’。用这个观念来解说司空图一派的诗论，原本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把这个观点看成是一个公式，用它来解说所有中国古代文学家的主张，就难免有‘胶柱鼓瑟’之嫌了。像他在拿宋濂同布瓦洛作比较时，就专门以一节的篇幅，论述了中国人的‘道——诗人’（这里的‘道’，是庄子一派的‘自然之道’——笔者）观念。然后说‘如果把nature解释为自然，那么布瓦洛把古代（作品）看作是被说明了的大自然和自然性的观点，就完全是中国人所具有的。这时宋濂就是布瓦洛思想的传道士了（比他早了三个世纪）’（Алексеев，1978:278）。我们说，宋濂文论主张中的‘道’是儒家的封建圣贤之道。并且宋濂的《答章秀才论诗书》通篇讲的是诗人要不要学习前人，以及怎样学习的问题，并没有涉及阿列克谢耶夫……所说的什么‘诗人返回自然……在强烈的灵感中……顺从地摹仿大自然的道’（Алексеев，1978:278）等话题（阿氏自己也说，那是庄子的观点——笔者）。阿氏之论，可谓无地放矢地‘顾左右而言他’了。这说明用一个固定的公式去解说不同时代、不同派别的文论家的主张，是不妥当的。”（转自夏康达 王晓平等，2000:413）H.A.奥尔洛娃在这里犯的也是同样的错误。

理解和翻译中国古诗，需要大量中国历史文化知识背景的积淀，这一点，抑或中国本国学者也难免失误，对于外国译者，更是难免有误读、失解之处。这里我们仅举当年艾德林和今天奥尔洛娃译的白居易《照镜》诗为例。白居易诗云：“皎皎青铜镜，斑斑白丝鬓。岂复更藏年，实年君不信。”这首诗的含义，其实并不费解：诗人面对光洁的铜镜，看到自己鬓发斑白，发出感叹说：“我怎么能再隐瞒自己的年龄，我要说出自己的真实年纪，你们反倒不相信了。”我国注家释此句曰：“藏年，虚减年龄。”（谢思炜，2006:771）这里涉及到中国古代官场的一个惯例：旧时官方册籍，登记年龄加用“实”字，以别于虚报的“官年”。宋代洪迈著《容斋四笔·实年官年》曰：“士大夫叙官阀，有所谓实年、官年两说，前此未尝见於官文书。大扺布衣应举必减岁数……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抬庚甲，有至数岁者。”《儒林外史》第三回叙范进说：“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可知当时平头百姓为了圆科举梦，隐瞒年龄到什么地步。白居易这句诗是说我其实年纪并不大，但已经老成这副样子了，哪里还会再虚减年龄？Л.З.艾德林译文把“藏年”译作“挽留岁月”（упрятать годы）（Филатова，2000:204），明显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与上文的“斑斑白丝鬓”并不形成对应关系。镜子照出了斑斑白发，这已不是挽留，而是揭露。所以诗人不承认自己是在“藏年”，年龄在客观的镜子中是藏不住的。Н.А. 奥尔洛娃则把“藏年”译作“积累岁月”（накопивши года），显然更不妥当。特别是她在这段译文下面注释道：“汉字——‘复’——重新、再次，‘更’——更多，和词组——‘藏年’——累积年，暗示了在作者更老的时候对镜子的诉求，并表达了一个请求，不要反映他的真实年龄。”（Орлова，2017:65）。她还注明这是在K.И.科布杰夫的解说和帮助下作出的翻译，那就只能说他们两位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都错了，并不符合原诗的意境和情感逻辑。诗人揽镜自照，看到须鬓斑白，想的就是当下。眼下已经显得很老，超出了自己的实际年龄，还用想更老吗？看来科布杰夫和奥尔洛娃都受到“岂”“复”“更”这些副词的误导，认为这两句说的是将来年龄积累更大以后的情况，这明显是与原诗情境不合的。至于说“请求镜子不要反映他的真实年龄”，更是脱离原作意旨的主观发挥和臆测了。这一点，我们仅作为奥尔洛娃译作的白璧微瑕指出来，希望今后参考中国学者的意见加以改正。

H.A.奥尔洛娃的这部白居易绝句新译作在编排上有一个特点，即她把白居易的一百首绝句按时间顺序排列，从而形成了一个事件、思想和记忆的链条，反映了诗人从大约公元800年到828年，即从 28 岁到 56 岁的生活传记。每一首译诗的背后，都蕴含着对前人翻译经验的研究和不同译作的对比，并且把诗中所涉及的事件与当时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解释和评论工作。这不仅对尚不熟悉中国文化和诗歌的读者有用，而且对研究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专家学者也是大有益处的。

近年来，俄译中国文学已是中俄两国文学工作者和翻译家共同关注的事业，在中国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大环境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党和国家对我们文学工作者的要求。在中国文学进一步走出去的大好形势下，研究海外学者译介中国文学的经验，无疑对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汉诗外译工作具有积极的借鉴和推动作用。希望笔者的这篇小文，能对中俄两国从事文学交流与文本互译工作的同行、同道有所裨益。

注释：

①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Василь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汉名阿理克，人称“阿翰林”，1881-1951），现代俄苏新汉学的奠基人。1881年出生于瓦尔戴城，1902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留校进修并从事教学。1916年以研究司空图《诗品》的论著获硕士学位。1923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9年未经答辩获语文学博士学位，并被选为院士。自1910年起先后在圣彼得堡大学（即后来的列宁格勒大学）、列宁格勒东方学院、列宁格勒文史哲学院、莫斯科东方学院任教。1933-1951年任亚洲博物馆中国部（后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主任。1951年逝世。发表著作约260种。其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主要著作于1978年收入《中国文学》一书。

② 鲍里斯·亚历山大洛维奇·瓦西里耶夫（Борис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1899-1937）1921年起在亚洲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工作。在1924-1927年到中国进行科学考察。从1924年开始在列宁格勒东方学院工作。自1930年以来为副教授，自1935年以来为列宁格勒哲学学院、列宁格勒语言与历史学院教授、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全联盟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ВАРНИТСО）成员。他因被指控为日本间谍于1937年被捕。在审讯期间，他没有认罪，也没有指控同事，同年被枪杀。1957年恢复名誉。

③ A.A.多布罗霍托夫（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оброхотов），律师兼汉学家。哈尔滨俄罗斯东方学家协会（Общества русских ориенталистов）（OPO）成员。中国诗歌翻译家。1945年被捕并被遣返回苏联。

④ 尤里安·康斯坦丁诺维奇·舒茨基（Юлиа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Шуцкий，1897-1938，一说1941），1897年生于叶卡捷林堡。1921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社会科学系民族语言班。1922-1937年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1935年以论文《中国的〈易经〉：语文学研究和翻译经验》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35年晋升为教授。1920-1937年在亚洲博物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36-1937年在国立爱尔米塔日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苏联30年代肃反运动时被杀害。主要译作有1923年出版的《7至9世纪中国诗选》、1936年出版的《易经》等。

⑤ 尼古拉·约瑟夫维奇·康拉德（Николай Иосифович Конрад，1891-1970），苏联著名日本学家，1891年出生于拉脱维亚的里加。1912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及实用东方学院日本部。1914到1917年在日本进修。1934 年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曾在列宁格勒大学、莫斯科东方学院等学校任教，1931年起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1958年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致力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著有1966年出版的论文集《西方与东方》。

⑥ 列夫·扎尔曼诺维奇·艾德林（Лев Залманович Эйдлин，1910-1985），1910年1月5日出生于契尔尼戈夫市。1937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42年以论文《白居易的四行诗》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69年获博士学位。1937-1952年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学院、军事外语学院任教。1944年起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著作有1955年出版的《论今日中国文学》、1967年出版的《陶渊明和他的诗歌》、1984年出版的《艾德林译中国古典诗歌》等。

⑦ 白居易生于唐大历七年正月二十日，即公元772年2月28日。艾德林在这里把他的生年标为771年，是他认为中国人计算年龄以受孕为始，这是对中国人计算年龄方式的误解。我们说中国人是以出生年为1年，故有虚岁之说，但生日还是要以出生年为准，并非提前一年。所以在艾德林后来正式出版的著作中，又都把白居易生年改为公元772年。

⑧ 伊里亚.谢尔盖耶维奇.斯米尔诺夫（Илья Сергеевич Смирнов，1948- ），苏联和俄罗斯汉学家，100多部著作的作者。语文学副博士，国家研究大学高等经济学院（НИУ ВШЭ）古代与东方经典研究所所长。

⑨ 阿尔觉姆·伊戈列维奇·科布杰夫（Артём Игоревич Кобзев，汉名科雅琼，1953- ）出生于诗人家庭，197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自1978 年起为苏联科学院（现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1979年获莫斯科大学哲学副博士学位，1989年获哲学博士，1999年晋升为教授。 1990-1991年在中国北京大学进修。《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主编之一。著有800多篇（部）中国哲学、科学和文化史方面的学术著作（包括四本专著），自2011年起任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部主任。

⑩ 谭傲霜，女，生于1931年，大学学业始于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攻读英美文学。1951年转入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1954年毕业后，先后在中国新闻社和《俄文友好报》担任记者和编辑。1957年结婚后到苏联，在全苏广播电视台华语编辑部担任高级翻译，1963年考入莫斯科大学研究生函授部。1966年转入莫大东方语言学院（后改称亚非学院）任教，并继续从事实验语言学和音韵学研究。撰写并于1972年答辩通过题为《广州话的音调系统》的副博士论文。

⑪ 娜塔莉亚·亚历山大洛夫娜·奥尔洛娃（Натал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Орлова），1991-1996年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学习，1996-1999年在该系读研究生，2000年获莫斯科大学哲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象征概念的哲学和分类基础》。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人文社会科学中心高级讲师，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⑫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缅尼希科夫（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еньшиков，汉名孟列夫，1926-2005），苏联和俄罗斯东方学-中国学家，翻译家，语文学博士，教授。

⑬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皮科夫（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Пиков，1903-1973）苏联版画家、雕刻家，书籍插画家，杰出的木刻大师，苏联美术家联盟成员。

⑭ 根纳吉·巴托罗维奇·达格丹诺夫（Геннадий Баторович Дагданов，1948-2001），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80年以论文《禅宗佛教对唐代诗人创作的影响（以王维和白居易为例）》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中苏关系紧张时期曾在中苏边境担任过两年翻译，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以后到俄国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布里亚特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为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蒙古学、佛学和西藏学研究所）工作，从实习研究员一直做到主任研究员、教授。1984年出版了《王维创作中的禅宗佛学》、1991年出版了《在中世纪中国文化中的孟浩然》等四部学术专著，以及一系列有关中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史方面的研究论文。

⑮ 瓦列里·别列列申（Валерий Перелешин，真名瓦列里·弗兰茨维奇·萨拉特阔-别特里舍，Валерий Францевич Салатко-Петрище，1913-1992），生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1920年随母亲移居中国哈尔滨，在那里完成人文中学和大学法律系学业（1935年）。诗歌翻译和文学评论家。译有老子《道德经》，诗歌集《长诗》等。

⑯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斯马诺夫（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Басманов，1918-2006）俄罗斯外交官，中国学家，诗人和中国诗歌翻译家。出生于阿尔泰省（现阿尔泰边疆区）巴塔洛沃附近戈雷沃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后因苏联30年代肃反的威胁，举家迁往后贝加尔的彼得罗夫斯克。

⑰ 谢尔盖·阿尔卡季耶维奇·托洛普采夫（Сергей Аркадьевич Торопцев，汉名谢公，1940- ）出生于列宁格勒，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东方学家，中国文学与电影专家，中国诗人李白作品翻译和研究家。

⑱ 这里的引用信息出自Рубец М.В.于2017年发表的论文《Современный перевод танской поэзи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или традиция? (О переводе Н.А. Орловой ста цзюэ-цзюй Бо Цзюй-и)》。

⑲ 此信息出自Эйдлин Л.З.于1942年攥写的博士论文《Четверостишия Бо Цзюй-и (771–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