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红色文化的世界意义

胡守勇

文化是人类在生产劳动基础上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①徐光春主编:《马克思主义大辞典》,武汉:崇文书局,2017年,第81页。。作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高度概括以及形象化表达的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深度融合形成的先进文化谱系,是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精神脊梁以及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重要体现。党自成立之日起,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积淀和形成,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得到继承和发展的红色资源、红色传统和红色精神,都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②高翔:《充分认识红色文化的深刻内涵》,《红旗文稿》2019年第11期。。建党百年铸就的红色文化是世界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贯穿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而且融通着中国和世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胸怀“两个大局”、放眼国际共运和人类前途,深入理解建党百年红色文化的世界意义,对于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传统,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担当好大党大国的文化责任和人类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红色文化是维护文明多元平等的中流砥柱

文明体现为人类基于文化传统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技术、精神、制度等方面的整体成就。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世界各地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形态。中国红色文化从孕育、成长到发展的全过程,以其先进的文化基因、高尚的文化品格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不但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脊梁,同时也成为维护世界文明多元平等的中流砥柱。

首先,中国红色文化蕴含和秉持着交流互鉴的文明观,这是维护文明多元平等的思想先导。文明观是对世界文明体系及异质文明间相互关系的观点、看法和态度的总称。纵观中国红色文化的百年发展历程,交流互鉴的文明观始终是指导中国对外交往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国红色文化秉持的交流互鉴文明观以历史唯物论为根本指导,在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事业中不断发展。一是文明平等观。文明平等观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文明优越观,中国红色文化从发生学意义和实践意义上都坚持文明平等观,认为任何文明都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人类智慧的结晶,不同的时空背景和不同的社会实践孕育出不同的文明,这些文明本质上都是人类的创造,因而都是平等的。二是文明特色观。文明特色观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在唯物史观的视域内,每一种文明都值得尊重,“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7页。。在中国红色文化的认知中,多元文明“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②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22页。文明无高低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三是文明包容观。文明包容观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关键。坚持不同文明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反对基于自我中心主义的文明偏见,是中国红色文化交流互鉴观的准确写照。文明是一个复合体,具有不同的面向,即使不同文明体之间在某个时段、某个领域存在冲突关系,也不应该成为相互交流和借鉴的障碍。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各国政府要“消除疑虑和隔阂,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1页。四是文明和谐观。文明和谐观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蕴含崇高理想和信念的中国红色文化秉持文明融合的信念,与“文明冲突论”存在根本的区别。通过交流互鉴能够消除文明隔阂、超越文明冲突、实现文明共存和文明和谐的目标。中国红色文化所蕴含的交流互鉴文明观不仅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繁荣进步,让中国人民普遍受益,而且以实际行动和持续倡议增强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共识,为维护世界文明多元平等营造了良好氛围。

其次,中国红色文化秉持着开放包容的发展观,形成了维护文明多元平等的实践伟力。发展始终是世界不同文明安身立命的根本。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文明的发展都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的发展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推进自身文明发展中,对待异质文明的态度取决于特定文明所蕴含的发展观。受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文明固守着片面的、单向的、零和的发展观,以其强大的既得优势,控制着世界主要的资源、规则和话语权,恣意践踏弱势文明的生活方式和道路选择,压缩其他文明的发展空间,成为实现世界文明多元平等的主要障碍。中国红色文化坚持开放包容的发展观,引领和主导中国社会先后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熠熠生辉。一方面,中国红色文化把开放作为发展自身文明的基本条件。无论是革命阶段锻造的革命文化还是建设、改革、新时代铸就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秉持开放的理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党自觉将革命事业向国内外一切进步力量开放,破除一切应该破除的痼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层、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延安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青年,以及来自世界各国援助和支持中国抗战的记者、作家、医疗队、军事人员等汇集在革命圣地,形成了以革命文化为内核、荟萃国内外抗日进步力量的战斗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指引下,中国虚心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另一方面,中国红色文化把包容作为对待异质文明发展的基本态度。蕴含“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天下大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文化基因的中国红色文化对待异质文明始终持包容态度。在百年演进中,中国始终尊重不同文明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自我选择的发展道路,在对外交流中始终做到不卑不亢、平等对待所有文明。在新时代“一带一路”的倡议中,中国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形成了“协和万邦”的发展局面。中国红色文化开放包容的发展观不但实现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在提供公共产品、消除南北差距方面不断作出贡献,为维护文明多元平等夯实基础。

此外,中国红色文化既蕴含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又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义精神。中国红色文化引领着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的苦难中走出来,在其百年发展中,表现出来的是从未在任何强权、霸权面前屈服、从未欺负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气度和风骨。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红色文化自觉将自身纳入到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坚定地站在人类正义事业一边,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华民族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但我们坚决不称霸,与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在国际争端中,我们坚持正确义利观,不选边站,不畏强权,一切以事实的是非曲直作判断,发出正义的呼声。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交往中存在着文明歧视甚至文明霸凌,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仅在国际经济体系、政治体系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甚至在文明交往中备受打压和歧视。中国红色文化坚决反对在文明交往中以强欺弱的行径,充分尊重弱小国家的正当权益。

二、中国红色文化是破解全球治理困境的文化秘笈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正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突出问题。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是人类在新的十字路口绕不开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5页。。中国红色文化内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闪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光芒,依托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伟大实践,是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相统一的先进文化,在全球治理变革中应该而且能够提供强大的文化文明力量,是破解全球治理困境的文化秘笈。

首先,中国红色文化的红色资源是消除文化误解和隔阂的重要载体。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封闭、隔阂、歧视,不仅不利于整合文化文明力量服务全球治理,而且还是累积全球治理破坏性能量的文化源头。由于受到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尤其是在西方保守政治势力上升、文化民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西方文化对社会主义文化有着较深的误解和误读。消除文化误解和隔阂是中西文明交流和对话的关键,红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红色革命精神的弘扬和传播是其重要进路之一。

红色资源是指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党领导各族人民形成的具有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纪念意义的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①参见《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2021年7月30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国红色资源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的初心和使命;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承载着伟大的理想信念、国际主义情怀、人本主义精神和正义的力量,是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文化交流互鉴的精神富矿。要树立坚定的红色文化自信和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的信心,依托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业和多层面多层级的文化交流,加大对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采取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的表达策略,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积极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的红色资源。通过“请进来”与“走出去”、“对人说”与“让人看”相结合,让世界各国人民通过对中国红色资源的了解和认识,真正体认到中国红色文化是人类的文化、人民的文化、正义的文化、开放的文化,逐渐消除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和误解。

其次,中国红色文化的红色传统是破解全球治理制度困境的治本之策。无论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还是面对气候变化、核扩散、地区冲突等问题,二战以来形成的现代国际治理体系越来越难以应对关涉人类共同命运的突出问题,其制度性困境日渐突出。在资本文明主导下,全球经济治理无法扭转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格局,南北差距只会越拉越大;国际政治秩序也不可能实现主权国家一律平等的制度设计初衷,大国控制、小国依附、丛林法则会使国际社会不得安宁;在遇到全球公共危机和全人类共同挑战时,狭隘的个人主义必然会通过主权国家传导出来,“国别优先”论大行其道,人权、道义荡然无存。破解以上全球治理存在的制度性困境,应重视文化变革的先导作用。

红色传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体现了中国红色文化的行动范式。相较于全球治理的制度性困境,中国红色文化具有的人民至上、大局意识、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四大传统,切中了全球治理制度性困境的要害。人民至上是中国红色文化的根本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体现。这体现在全球治理中,就是各国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全球治理的参与方要以世界人民福祉作为国际机制构建的依据。大局意识就是个人和组织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协调和伟大事业的推进中,让“小我”自觉服从于“大我”,让局部自觉服务从全局。讲大局、顾大局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制度优势,也是中国红色文化的突出传统。这体现在全球治理中,就是要让国家利益、地区利益、大国关系、国家行为服从于全球治理和全人类利益。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红色文化的基本传统。集体主义精神就是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和国家利益相冲突时,在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应该让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集体利益的原则。这体现到全球治理中,就是要用集体主义传统去改造国际关系中的极端自私自利、见利忘义行为,用集体主义价值观协调国际利益关系,朝着服务全人类的方向消减个人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国际主义传统指各国无产阶级在反对剥削制度,争取自身解放斗争中,坚持国际团结的思想和政治原则,在政治、经济、道义等方面互相支持、互相援助。这一传统已经体现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不同时期的政治抉择、政策选择中,成为担当大国大党国际责任的鲜明写照。这体现到全球治理中,就是各主权国家、特别是大国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在国际社会大家庭中互相支持、援助,共建共享共治人类命运共同体。

最后,中国红色文化的红色精神是应对全球治理复杂局面的重要法宝。当前全球治理处于国际格局的深度调整期,各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隐患层出不穷。从协调机制看,国与国之间存在利益差别甚至冲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客观存在。全球治理本应该是全世界的事情,应该由全世界的政府和人民共商共建,可在既有国际体系下,很难实现这一目标。红色精神体现为中国红色文化的精神风貌,是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开端,在党领导人民防范重大风险、应对重大挑战、开展伟大斗争、夺取重大胜利的各个历史时期累积形成的系列精神风范,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红色精神博大精深,有革命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精神升华,有建设时期典型人物、重大工程、重大攻关背后的精神写照,有改革年代时代精神的揭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精神体现,还有诸如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在新时代铸就的红色精神。红色精神唤醒和鼓舞着中国人民的志气和力量,使中国人民实现了精神上的完全主动;彰显了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革命、自我革命,以及应对外来侵略、封锁打压和自然灾害中必胜的精神状态。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面临着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红色精神是百年来在应对国际复杂局势、国内复杂局面中锤炼出的强大精神力量,其开放包容的品格和追求人类进步事业的使命决定其同样是应对全球治理的伟大精神,因而能够助力整合经济科技力量和文化文明力量,有效应对全球治理的复杂局面。

三、中国红色文化是建构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来源

站在人类发展的十字路口,如何从精神文化层面建构一套全人类都能认可的价值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在资本文明和资本逻辑主导的国际体系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将蕴含着自身利益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包装成“普世价值”。但随着国际体系的不断演变,“普世价值”论的虚伪性不断被揭示,既有国际体系的公正性不断受到质疑。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首次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是中国共产党100年来理想信念与国际体系观的升华,是红色中国70年来外交实践经验的结晶,更是大国大党担当世界历史责任和人类前途命运责任的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根植于中国红色文化的肥沃土壤,成为凝聚世界各国共识,荟萃文化文明力量的精神支柱。中国红色文化将以其先进性、民族性、实践性、斗争性、开放性和人民性的鲜明特征,成为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强大支撑。

(一)人类共同价值同构中国红色文化的价值追求

中国红色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坚实的理论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的文化渊源、党领导人民开创的革命、建设、改革等伟大事业的实践沃土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积极为人类做贡献、建设一个美好世界的志向和情怀始终是其固有的价值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支撑。尽管“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在西方话语中早已耳熟能详,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进步意义,但始终无法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总体来看,全人类共同价值是能够凝聚全球不同文明、不同价值观的价值底线,超越了意识形态偏见和狭隘的“文明冲突论”。“和平”“发展”在中国红色文化中具有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实践体认。消灭战乱、实现和平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夙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梦想。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正是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之时。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历史演进,中国人民深知和平的来之不易,发展是文明赓续发达的根本。放眼全人类,中国红色文化首要的价值追求就是和平和发展。“公平、正义”在中国红色文化中具有公道正义、重义轻利的道义传统。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中国红色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义利观,积极倡导国际交往要坚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坚信“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在国际上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民主、自由”在中国红色文化中具有解放世界、解放自身的目标追求。中国坚定主张国家主权的独立、全球治理的民主、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是各国人民乃至未来世界人民实现真正、全面、彻底的民主和自由的基本前提和关键。

(二)人类共同价值立于中国红色文化的强大势能

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提出的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相配套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条件下国际治理体系价值观重建的光辉旗帜。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国红色文化内含的理想信念、初心使命、价值追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度契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已被写入联合国的多个重要文件,说明其依托的人类共同价值已经作为一个理念框架在国际社会矗立起来,这离不开中国红色文化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强大文化势能。文化势能指的是国际文化交流中体现出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①胡守勇:《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评价标准、构成要素与指标体系》,《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文化势能强的文化文明必然会对文化势能弱的文化文明产生启迪、借鉴和规训效应,这是文化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

(三)人类共同价值成于中国红色文化的赓续发达

人类共同价值从理论建构、公开提出到真正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渐进过程。毋庸讳言,人类共同价值形成的最大障碍是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既得利益国家集团不会慷概地、自觉地交出对国际体系的控制权,更不会在国际社会中削弱对“普世价值”的伪装和鼓吹,因此,具有中国红色文化渊源的人类共同价值必然面临着与其持久的较量和斗争。中国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蝶变升级,是中国特色的突出表现。从根本上说,没有中国红色文化的赓续发达,就不可能真正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两者存在深层次的逻辑关系。中国红色文化的赓续发达,有利于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而夯实人类共同价值的话语基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在跨文化交流中被更多人所尊重、亲近和接受,才会得到更为广泛的国际认同,这是夯实人类共同价值认同基础的重要途径;形成高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文化势能,才会使具有“零和博弈”传统的资本主义文化真正改变文明交流方式,消除其固有的傲慢与偏见,真正形成共商共治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四、中国红色文化是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对这一重大命题,我们要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以负责任态度作出明智选择”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让各国人民更加幸福、让世界未来更加美好是国际社会共同的心愿。中国共产党既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大同不懈奋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本身又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②任晓伟:《中国共产党百年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中国红色文化承载着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以及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人类情怀,承载着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崇高使命,这些宝贵的元素彰显着坚定的信仰和信心,积淀着团结、乐观和担当,不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引擎,而且是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动力。

中国红色文化承载的理想信念是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指引。理想信念体现着人类对未来社会的追求,中国红色文化承载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执着信仰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在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红色文化包含的理想信念引起了世界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等相继考察延安,通过著作和报道的形式热情地传播中国红色文化,成为在相对封闭条件下世界了解中国革命的重要窗口,让世界看到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力量。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红色文化对亚非拉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推动亚非拉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甚嚣尘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及其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复杂考验。我国坚定“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1页。的理想信念,不但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站稳了脚跟,而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高举着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让处于低潮阶段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依然充满生机和活力。建党百年来,中国红色文化依托中国式革命、建设和现代化,体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这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也不同于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生动诠释了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模式不是单一的,世界各国应该根据各自国情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深刻道理,折射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的深层逻辑。立足于中国红色文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行动方案,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的重大理论创新,既体现了博采不同制度、整合不同文明的包容性和策略性,又体现了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马克思主义崇高信仰的坚定和执着。在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进程中,不管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曲折,中国红色文化所承载的理想信念始终是人类走向未来美好社会的灯塔。

中国红色文化承载的人类使命是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动力。在领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的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在一起,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红色文化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以推动人类解放和人类文明重塑为核心目标的人类使命,“为人类而工作”“环球同此凉热”等胸襟已经深深地注入到中国红色文化的基因里。中国红色文化秉持“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革命视野、“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的开放精神、“欢迎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的豪迈气概,始终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中国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综合国力还不够强的情况下,毛泽东认为“不能因为自己独立了就不管别人了”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8页。,“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6-157页。中国坚持国际主义原则,把支持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和支援各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战争,作为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基本途经。改革开放新时期,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邓小平认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6页。,创造性地发展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观,以新的视角和姿态去推进人类进步事业,强调“我们党在国际方面能否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归根到底,首先决定于能否把我们国内的工作搞好”④《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7页。,“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2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积极拓展人类进步事业的内涵和外延,积极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尽管国际单边主义、强权政治、保守主义抬头,丛林法则若隐若现,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共享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积极应对传染病、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等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我国积极履行大国责任,向世界提供疫情信息、防疫物资,为世界卫生组织和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等。总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余年来,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作贡献的人类使命已经成为中国红色文化的基因被不断传承和发展,这种使命的力量是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不竭动力。

中国红色文化承载的革命精神是保障历史正确方向的纠偏机制。中国红色文化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神,即主动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和自觉开展自我革命的内在精神品质。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拘泥于历史的个别事件,并不单纯是受它们所驱使的,而是自己就构成了推动力量的本质,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起决定性的影响”⑥[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9-130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社会革命精神是与生俱来的存在。自我革命精神同样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本质属性。从主观层面看,作为使命型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中国共产党在应然层面的内在要求,只有敢于刀口向内,始终以批判性和革命性态度不断改造自己,才能履行好引领时代的使命。从客观层面看,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利益,只把人民整体利益作为最高利益,所以能够以超然的姿态摆脱各种特殊利益的羁绊,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锻造,中国共产党的社会革命精神和自我革命精神已经成为文化基因,传承在中国红色文化的发展中。中国红色文化承载的革命精神能够转化为有力的纠偏机制,在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违背人民意愿的情况发生后,定能发挥关键性作用,有效动员变革力量、矫正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保障人类进步事业始终在正确的航向上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