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施蛰存先生的因缘

2022-02-12 09:19
世纪 2022年1期
关键词:柳亚子鲁迅

曹 旭

我与施蛰存先生认识缘于苏曼殊。

一、苏曼殊是近代著名的“诗僧”和“畸人”

苏曼殊是近代著名的“诗僧”和“畸人”。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风靡一时;当时人对苏曼殊的纪念,热热闹闹的诗文集编纂,以及各种各样有关苏曼殊的逸闻趣事,花边小道消息,形成“苏曼殊热”。

“苏曼殊热”四个字,是鲁迅先生1934年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说的。那时曾人头躜涌,盛况空前。1936年,文公直编《曼殊大师全集》,1943年,柳无忌编印《曼殊大师纪念集》,半个世纪以来,喜爱苏曼殊诗歌的人很多。

施先生十几岁学诗时,就非常喜欢苏曼殊。

虽然年长以后,志趣有所变化,加上时事不堪,战火纷乱,离苏曼殊远了,但是,性之所近,情之所钟,一旦有机会再接触,苏曼殊清隽的才情,流美的文字,飘零的身世,仍像一张透明的网,粘住所有为性情痴迷的精灵。

因言得祸,施蛰存先生成为了“右派”。1973年,“文化大革命”中耐不住寂寞的施先生,在整理旧稿时发现了柳亚子辑的《燕子龛遗诗》,后来又得到沈尹默写的苏曼殊诗卷石印本,重新萌发对苏曼殊的热爱,便天天捧着苏曼殊的诗吟诵不辍,开始收集苏曼殊遗诗。现在的青少年,已经没有人知道苏曼殊了,他觉得应该让现在的青少年知道,在世纪之初,曾经有这样一位身世不幸而才情秀逸的诗人。

施先生和苏曼殊结缘在“文革”中;而我与苏曼殊的邂逅则在“文革”以后。

十年“文革”,应该考大学的时候,大学关门。虽无大学可以考,幸有文学可热爱。当了十年工人,劳其筋骨的同时,也在磨我的剑,窥测方向。

工厂十年,我一方面创作诗词、散文;一方面将大学中文系的主干课程自学两遍,没有教材,就手抄。像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四厚册、马茂元先生的《唐诗选》《楚辞选》、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法国丹纳的《艺术哲学》、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游思集》《吉檀迦利》《园丁集》等,我都有自己的“手抄本”。所以恢复高考,进了大学,经过测试,不仅免去不少课程,还被吸纳进中文系刚刚组建起来的“近代文学组”,研究“近代诗歌”。

近代有多少诗人?有多少诗集?线装的、旧平装的,我一本一本地看,一本一本地抄,还是在工厂的习惯。因为没有出版,书不流通,只有抄。

晚年的施蛰存先生

不知道为什么,近代诗人中,我喜欢苏曼殊的诗歌,或许是觉得他像我以前喜欢的晚唐诗人杜牧,又或许是苏曼殊擅长七绝,写得清新俊逸、情韵摇荡?性之所近吧!还有就是好奇。苏曼殊落花般飘零的身世,缠绵悱恻的七绝诗,赢得了旷世的同情和隔世的缘分。

但是,“文革”自不必说,“文革”以后,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研究、讨论、学习苏曼殊的诗仍然是一片禁区。但我那个时候不信邪,以为自己是工人,就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怕禁区。

临近毕业,我决定以苏曼殊的诗歌为研究对象,收集资料,写我的学士学位论文。

二、我的《苏曼殊诗歌简论》发表引起施先生的注意

我的学士学位论文《苏曼殊诗歌简论》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引起了施蛰存先生的注意。毕业的时候,上海市高教局在戏剧学院礼堂举办上海市七七级大学生“新秀论文报告会”。我代表学校在报告会上宣读了这篇关于苏曼殊的论文。

坐在我旁边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解放日报》记者,见我宣读论文,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曹旭。”

结果《解放日报》的报道出来了:“上海师院的雷旭宣读了他的论文《苏曼殊诗歌简论》”。我问:“曹旭怎么变成‘雷’旭了?”学校宣传部的人对我说:“曹旭、雷旭一个样,跟雷锋姓有什么不好?”

第二天,《解放日报》在谁也不会注意的报缝里刊登了纠错启事,说“昨日”文中的“雷旭”是“曹旭”之误。所以,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在我的纪念册上写道:“你的一生想必充满传奇色彩,因为被报纸篡改名字的荣誉,并非人人可得。”

施蛰存先生看了我的论文,并且对那次会议很注意,他没有参加会议,但看了《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的报道。多少年来,他是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苏曼殊的名字;并且由此了解到,有一位上海师院中文系叫曹旭的学生,写了关于苏曼殊诗歌的论文,并受到与会者的好评,他很高兴。

他说,以前他觉得社会上只有他一个人偷偷地喜欢;现在,有一个大学生的论文就以苏曼殊为对象。而且《解放日报》还登错了名字,很好玩。

这就是施先生知道我的开始,靠的是苏曼殊“中介”。

大学毕业,我想考研究生,看到《解放日报》上刊登华东师大的招生简章:施蛰存教授招近代文学研究生,我觉得机会来了。

我寄去我的《苏曼殊诗歌简论》,静等回音。

过了几天,施先生很高兴地回信了。

他说,他发现我就是那个在“新秀论文报告会”上宣读苏曼殊论文的大学生。但是,他不招近代文学研究生,并且从来没有说过要招近代文学研究生,是招生简章弄错了,《解放日报》登错了。但施先生表扬了我的《苏曼殊诗歌简论》,说,上海的“新秀论文报告会”召开,是苏曼殊的名字“文革”以后第一次正式见报,假如有空,请我到他家谈谈,令我惊喜万分。

我登门拜访,初闻謦欬,并成了施先生的“私淑弟子”。

三、坐在抽水马桶上接待客人的施先生

按他信上的地址,我像寻找春天。

施先生住在愚园路,在一所邮局的楼上,后门乱七八糟地停放着许多自行车,大多是草绿颜色邮局送报纸的公车。从后门上去,旧式的楼梯也还宽敞,不开灯也能摸索上楼,脚试了几步就会相信拐弯抹角也不会遇到什么羁绊。离二楼还有几级楼梯的转弯处就是施先生住的小房间——那时,他房子政策还没有落实。他从大房间搬出,和师母俩人住在一间由“厕所”改装的小屋里。

我去看他,他招呼我坐,自己却抢先坐下来。他为什么要抢先坐?因为他的座位是由一只“抽水马桶”改装的,说改装,只不过是在抽水马桶上横搁一块木板,遮住白色的马桶圈。

因为房间太小,如果他不抢先坐,客人就有可能坐下去。施先生觉得,让客人坐在抽水马桶上不好,于是自己抢先坐下来,坐在马桶上与客人谈话虽然不雅,但客人未必看得出来。

偏偏我看出来了。因为他凳子的后面的水管像头上的辫子似的直通上面的水箱。这根管子就像孙大圣屁股后面的尾巴,夹不了,遮不住,即使变成土地庙,尾巴变成的旗杆竖在后院,也不合体例,令人怀疑,二郎神一看就看得出来。

除了我,施先生“文革”中坐在抽水马桶上接待客人的事情,许多人都知道的,我不过是目击者之一,并在这种方式下受施先生接待过的人。

四、施先生谈他名字“蛰存”的意义

施蛰存先生曾经笑着对我说:他的名字叫“蛰存”,就是秋冬之后,靠蛰伏生存下来的虫豸,惊蛰后冒出来,大难不死。

惊“蛰”过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像屋檐上的冰棱,一点一点化成水滴下来。施先生开始有了读书、吃饭、睡觉合在一起的“多功能间”。

为研究生上课,也在“多功能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施先生的写字台中间放笔砚,左右两边堆的全是书报杂志和各种文稿,身后是藤编的旧书架,前面是客人坐的椅子。

施先生不喜欢寒暄,谈话清新俊逸,抖去俗尘,非常直白、简要、精粹、深刻,不绕圈子。

他问:“你爸爸是干什么的?是哪所大学的教授?”

我说:“我爸爸不是教授,是工人。”

“是不是下放的?”

我说:“不是,是产业工人。”他显得很失望,摇摇头不相信。

我与施先生交往,我总显得拘谨,而施先生却很放松。经常是这样开场的。不等我坐定,他总问:

他说:“我么,还是老样子。”

那种随随便便,自由自在的口气,好像我是老先生,他是年轻人。使我的紧张和客套话,像雨天撑过的伞,只能搁在走廊而无法带进他的卧室兼书房。

此后,他经常写信给我,拆开来,有时没有信纸,里面却夹着许多他抄的旧诗,问是不是苏曼殊的佚诗?我见过没有?柳亚子、文公直编的《曼殊大师全集》里收了没有?我尽可能地回答“是”,或者“不是”。

后来,经常去,熟悉了,谈得多了。除了苏曼殊,还有诗律、词牌,各种注释和选本、金石、书法。他知道我写过一本《颜真卿的传记》,便问我颜真卿某个石刻的几块拓片现在哪里等等。

还有一次,施先生问我:“李白的《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中间小谢又清发’,其中‘小谢’指的是谁?”

我说:“是谢朓。”

他说:“小谢是谢朓,但这首诗里用来赞誉谁?”现在知道,李白非常推崇谢朓,这里自比小谢,流露出对自己才华的自信。但当时我回答不出。原来,施先生想写一本《唐诗百话》,不断在想其中的问题。但不知道为什么,《唐诗百话》出版,却没有收李白的《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这首诗。

施蛰存的“北山楼”,愚园路1018号,楼下为邮局。施先生在里面居住了数十年

五、施先生谈他与鲁迅的关系

除了碑帖、诗词,苏曼殊,现代人物,还谈到鲁迅。

我知道鲁迅骂过他“洋场恶少”,让他背了几十年不公平的债。但一直不敢提到这个话题。有一次,施先生自己说,他与鲁迅交往时,只有24岁,负责“第一线书店”的编辑工作,他们合作,拟定出版一套《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施先生是少年才子,外貌也清隽风华,但做事认真;人很潇洒,却作风踏实,办事简要。1932年11月,施蛰存主编大型文学刊物《现代》,就为鲁迅的“北平五讲”开辟专栏;鲁迅的一些重要文章,譬如《为了忘却的记念》,其他一些刊物不敢发表,施蛰存因“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而发表出来,引起震动。在《现代》时期,施蛰存还经常给鲁迅写信约稿。所以,鲁迅对青年才俊施蛰存很是欣赏。

施先生是少年才子,在当时《文艺报》每隔几天的“名人行踪”栏刊登名作家近况时,总是有施先生的行踪。

但有一次,大概是1933年10月吧!《大晚报》副刊有一个名人荐书栏目,编辑崔万秋也请施蛰存先生为青年人谈谈读书的事情,青年人应该读哪些书?施蛰存那时也只有28岁,本身也是个年轻人。他就推荐了两种书,一是《庄子》,二是《文选》,然后在下方做了一个小注“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施先生的用意是推荐给“文学青年”的,喜欢文学的青年,应该先用传统文学打好基础,《庄子》和《文选》当然很重要。

当时的鲁迅正在批评青年读古书,但我相信,施先生不是故意逆着鲁迅的意见来的。因为施先生不喜欢卷入是非,就像同学、好朋友戴望舒热恋他的妹妹施绛年,生生死死地折腾,我很想知道施先生的态度,但施先生说:“一个是我的大妹妹,一个是我的亲密朋友,闹得不可开交,亦纯属他们自己私人之事,我说什么好呢?当年此事发生时,我就不管此事,一切采取中立态度,不参与也不发表意见,更不从中劝说或劝阻。”

施先生一生于各种事,均持此种态度。但是,读不读古书的争论,鲁迅却很看重,认为是路线问题。遇到推荐读《庄子》和《文选》施蛰存的言论,鲁迅非常生气。

其实在施蛰存眼里,鲁迅是一个前辈大师的存在,他对鲁迅是非常尊敬的。但是,面对鲁迅(用化名丰之余)称他是“遗少群”的“一肢一节”,是“洋场恶少”。施蛰存也年轻气盛,予以回击,说了一些不敬的话。第二年,《申报》杂文专栏“谈言”上发表署名“寒白”的文章,题目是《大众语在中国底重要性》。鲁迅1934年7月17日写信给徐懋庸说:“十之九是施蛰存做的。但他握有编辑两种杂志之权,几曾反对过封建文化,又何曾有谁不准他反对,又怎么能不准他反对。这种文章,造谣撒谎,不过越加暴露了卑怯的叭儿本相而已。”

其实,施蛰存先生说:“那篇文章真不是我写的。”

鲁迅与施蛰存的关系,是作者与杂志编者的关系;并且,不知道在什么问题上,鲁迅心里对施蛰存有一些成见:也许是做文学没有志向,身在洋场,分不清什么是封建文化,对西方文化也毫无选择,行事随便吧!

这些事情发生在往昔,鲁迅已经逝世。鲁迅逝世时,施蛰存还写过悼念文辞。但他对“洋场恶少”四个字仍然很介意,有一次,他对我说:“鲁迅是伟大的,但鲁迅不可学。跟鲁迅的人,像胡风、冯雪峰,以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每次回来,我都把与施先生的谈话写在当天的“学术日记”里。

六、施先生编的《燕子龛诗》有问题

江西人民出版社请他主编“百花洲文库”,正合他意。于是,他把收集到的苏曼殊诗作为《燕子龛诗》,编入第一辑。

有一次,他住华东医院开刀,我去看他,他将刚出版的《燕子龛诗》送给我。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施先生编校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文革”以后第一本苏曼殊诗集。

收到书,翻开一看,我却发现了一些疑问。

施先生是用朴素的感情读苏曼殊的,他的《燕子龛诗》与其说是对苏曼殊的研究,不如说是对苏曼殊的纪念。对一些枝节的问题,他并没有考虑周详,而苏曼殊又是一个“畸人”,是复杂的“混合体”。

苏曼殊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中国人把他当作中国人,日本有人把他当作日本人,谁也没有深想,其身世是一个“黑匣子”,甚至,苏曼殊自己也打不开。

柳亚子约在1920年写过一篇《苏玄瑛传》,说苏曼殊的父亲是广东香山人苏杰生,母亲是日本人。但是,他以为自己写错了,到了1928年,他编《苏曼殊全集》,又写了篇《苏玄瑛新传》,更错了。柳亚子想,他是根据苏曼殊自己写的《潮音跋》写的,应该不会错吧!但其实,那是苏曼殊怀疑自己身世以后作的推测,不是什么可靠的“文献资料”,日本僧飞锡是苏曼殊的化名。

时时为自己的身世困惑、痛苦的苏曼殊,曾假日本金阁寺僧人飞锡的名义,写过一篇自传性的《潮音跋》,说自己是日本人;又在自传性的小说《断鸿零雁记》里用小说的笔法重复这个观点,近于自嘲自戕式的发泄,柳亚子信以为真,采用了这一说法,这一错误,使他后悔不已,以后用了很大的力气改正。

就在柳亚子弄错了苏曼殊身世的《曼殊全集》校印时,苏曼殊小时候的同学冯自由著文纠正柳传的错误,并启发柳亚子与苏杰生广东香山沥溪(今属珠海)老家的亲属及早年在横滨的友人联系。经过柳亚子、柳无忌父子的努力,终于证明,苏杰生确是苏曼殊的父亲,苏曼殊是中国人。若干年以后,我也曾经去广东香山沥溪苏曼殊老家考察,结论也是相同的。

1932年9月,柳亚子第三次重写《苏曼殊传略》。柳无忌也写过新传,纠正错误,但这段是非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施先生没有看过1933年柳亚子编开华书局出版的《苏曼殊全集》,便沿用了柳亚子错误的《曼殊新传》(《苏玄瑛新传》)。柳亚子上了苏曼殊的当,施先生上了柳亚子的当。我收到施先生的书以后,对施先生说明了这个问题,施先生也认识到了。

七、施先生与苏曼殊身世的公案

但是,有点晚了。《文学遗产》1983年第一期发表林辰的文章《评新编两种苏曼殊诗集》,其中第一部分论“施蛰存辑录《燕子龛诗》”。文中批评了施先生的疏漏,因为文章发表在《文学遗产》上,所以在当时引起很大的震动。

施先生问我:“你认识不认识叫‘林辰’的人?他的文章写得很好。”我说:“不认识,估计是社科院文学所的某位同志写的。” 我以为施先生多少会有点不高兴,没想到他还说林辰文章写得很好,这种对待学问的态度,让我心生敬意。

事实上,林辰的观点也不完全正确。1981年以后,对苏曼殊身世的研究又有新进展。除了肯定苏曼殊的父亲是苏杰生以外,对苏曼殊的亲生母是谁,目前有三说:

一为女佣说。这是柳亚子调查苏曼殊的堂弟苏维绿得出的。二为河合仙的亲戚说。这是苏曼殊就读的日本大同学校的前后同学陈国权口述的。陈国权的身世与苏曼殊有类似的地方,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苏曼殊1908年秋赴日看望河合仙时,陈国权是当时苏曼殊的日语传译者,与苏曼殊颇为友善,苏曼殊很相信他,他也知道苏曼殊的底细。三为河合仙的妹妹说。这一说法,来源于苏曼殊的小妹苏惠珊。苏惠珊是苏杰生、大陈氏的女儿,在家乡知道有关长兄的身世。

三种说法,可以统一起来。“妹妹”与“亲戚”是大小概念,亲戚是泛指,妹妹是特指,妹妹是亲戚,亲戚也可能是妹妹。

女佣(或下女)说与上两种说法也不对立,请妹妹来帮忙料理家务,妹妹就是帮佣。这由工作性质产生的歧义,甚至是一种蔑视苏曼殊生母的说法。苏曼殊的生母,应是河合仙的妹妹河合若。当时是很难弄清的公案,现在已告一段落。厘清此事,对公正评价施先生在苏曼殊研究上的成绩,是有一定意义的。

八、九十岁是施先生最出成果的年龄

还有令你想不到的是,90岁是施先生最出成果的年龄。

有一次,在施先生家,施先生拿出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刚送给他的《古诗考索》摩挲良久,说:“老朋友都出不少成果了。”后来,他的《唐诗百话》出版,他很高兴,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和教学中积累的体会有了刊布的机会,而且其淹博和贯通中外古今,成为唐诗研究和唐诗解读中重要的著作,他马上回赠程先生。

施先生说过几次,他到90岁的时候封笔,不再写作。但事实上,90岁的时候,是他成果出得最多;也是送我签名本最多的时期。

他曾经对我说,他一生别无所成,仅为读书界打开了东、南、西、北四扇窗。

“东窗”,指东方文化,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他的词籍词牌研究,如《词学论稿》《历代词籍序跋萃编》《词学名词释义》,主编的《词学》,以及《唐诗百话》《文艺百话》《宋元词话》《北山谈艺录》《北山谈艺录续编》等都是标志性的著作;

“南窗”,指他的文学创作。如小说集:《江干集》《上元灯》《李师师》《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小珍集》《四喜子的生意》;散文集:如《灯下集》《待旦录》《枕戈录》《卖糖书话》《沙上的脚迹》《散文丙选》《云间语小录》《北山散文集》,另有《北山楼诗》等;

施蛰存邀作者编校的《宋诗精华录》,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窗”,指他对西方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施先生从事文学翻译历时五十余年,翻译出版各国的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如《匈牙利短篇小说集》《波兰短篇小说集》《劫后英雄》《丈夫与情人》《妇心三部曲》《荣誉》《轭下》《征服者贝莱》《恋爱三味》《外国文人日记抄》等;

“北窗”,指他对金石文物和碑版的整理研究。《水经注碑录》《北山集古录》《金石丛话》《金石百咏》《十一史征碑录》《唐碑百选》《汉碑叙录》等;

天地有东、南、西、北、中,其实,我想说的是,施先生开辟的,不仅有前面的“四窗”,还有贯穿他文化生命始终的——最大的一扇“中窗”——编辑和出版——受惠的人更多——从鲁迅,到我们。

九、施先生约我校编《宋诗精华录》,是我生平出的第一本书

施先生把我找去,约我校编一本《宋诗精华录》,放在江西人民出版社的“百花洲文库”第二辑中。他告诉我,图书馆可以借到民国二十六年商务印书馆的线装排印本。

他编书的习气,约稿的习气,好事的习气,从开始约鲁迅到现在约我,想到这一点,我都开心得想笑,简直有点奇妙。施先生的秉性,真的六十年不变。

《宋诗精华录》完成了,施先生对我写的前言,反复推敲修改。我结束时有两句“书中一定存在不足之处,敬请高明不吝指正”。

他大笔一挥,全部删去,一边删一边说:“这些都是废话,你知道有不足,应该自己先检查。”

又说:“最近华东师大某先生评教授,只有一篇报纸上一千字的小文章,当然不行。你们要趁年轻的时候多写。”“趁年轻的时候多写”,从此成了我的座右铭。虽然我现在不年轻了,但这句话至今仍激励我前进。并且,创造机会,让我的博士生、硕士生写文章,为他们修改发表,多情好事的“习气”,就是从施先生那里学来的。

我刚毕业留校,书就出版了——《宋诗精华录》是我所有著作中的第一本。

1984年,我越过硕士生阶段,直接以本科生身份考取复旦大学由郭绍虞、王运熙老师招收的博士生。在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我去请教施先生。

施先生说:“你就做锺嵘《诗品》好唻。”我就把施蛰存先生的话说给王运熙老师听,王老师也同意,锺嵘《诗品》,我一做就做了三十年。

现在知道了,施蛰存先生睿智的眼光,清俊简要的风格和飘逸的才调,正与《诗品》中的“流风回雪”“落花依草”是同一种品牌。

十、施先生指导我怎样写文章

既然是“私淑弟子”,他对我的要求也高起来。有一次,我给他寄了一封信被他退回来。一看,施先生用“红笔”在信上改了许多地方,在称呼、内容,到落款,写了许多批语。批语如:以我们的关系,你这样称呼我不妥。结尾你的落款也不妥。等等,令我脸红了大半天,这些小学就应该学的东西,我们的教科书上一直不教,好像不用学似的;而学的东西又没有用,弄得我们像没有爹妈教育的孩子。

从此记住,想做大事情,必须从小事情开始,写信,怎么称呼人,也是一种基本功。

后来,我把这件事讲给施先生的研究生赵昌平和陈文华听,他们都说:“你还算好的。”

赵昌平说:“我做施先生的学生时,把文章拿给他看;施先生看也不看,说,“你先把文章删掉一半再拿给我。”

赵昌平的文章在我们这一辈人中是冠绝一时的,施先生叫他先删去一半再给他看,也许有张华对陆机批评的意思:别人写文章,是怕文采太少;你写文章,是怕文采太多吧。

陈文华说:“我做学生的时候是经常挨骂的,不过,后来也习惯了。”她补充说:“其实,他越是骂你,越是喜欢你。”我知道,施先生不骂我,不是我比赵昌平、陈文华高明。而是我不像赵昌平、陈文华是他“嫡亲”的学生;施先生是客气才不骂我的。

不过,“改信”一事,足使我满足一辈子,记住一辈子,并成为我人生的财富。

2021年11月30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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