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双重差分的分析

王小禹

一、前言

当前全球化趋势不稳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国为实现自身经济增长不断探求新出路。“一带一路”建设，正是一种可以带来区域性可持续发展的倡议[1]。伴随发展，“一带一路”国家大体可以实现一个较为完整的区域性生产链，在全球价值链中逐渐占据重要的供应链地位[2]。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线国家的经济总量规模呈现出递增的趋势，尤其是在2016 年至2019 年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自2013 至2020 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达1360 亿美元。在这过程中，不仅有中国不断增加对沿线国家生产建设、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使得沿线国家就业增加和经济规模扩大，也有中国向沿线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即产业转移带来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自身实现产业升级，也需从沿线国家进口价格低廉的中间产品。这不仅是互惠互利的合作，也是完整产业链的依存。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一个低端锁定的状态，经济增速放缓[3]。近年来中国已度过人口红利期，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寻求更为低廉的成本。近期，全球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低端制造业受到压制，既无法抬高价格，又无法降低成本，利润大幅削减。中国经济增长面临重重困难，那么，应如何实现突破？

伴随着区域化的深入，沿线国家产品生产的分工不断细化，形成了区域性网络，进而沿线国家形成产业链，对中国及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突破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4]。但在全球价值链（GVC）中，中国及沿线国家难以摆脱“低端锁定”的状态，由微笑曲线理论可知，分工不同领域的所带来的增加值有较大的不同，中国在全球分工中一直处于较为低端的部分，所分得利润较少，与此同时，在逆全球化、疫情冲击造成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出现了贸易萎缩、外商直接投资减少、产业链中断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摆脱这一瓶颈则是我们当前发展面临的重要难题。转而本文思考，区域产业链是否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突破口呢？

本文不仅要探讨中国对沿线国家单方面影响，同时也要讨论区域产业链的发展对中国的影响。

自2003 年以来，中国向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对所在国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2%。当前逆全球化趋势明显，投资便利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张亚斌（2016）[5]提出，投资便利化对要素资源流动、市场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集中于基础设施层面，不仅有利于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缓解中国产能过剩的情况。

二、研究方法

（一）指标的选取及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GDP。本文利用国内生产总值GDP 来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规模。（2）核心解释变量：“一带一路”倡议（DID），取值原则是：当年份在2013 年即以后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外商直接投资（FDI）、劳动力数量（LA）、能源消费量（EN）、技术出口数量（TE），分别说明投资、劳动、资源禀赋和技术。本文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和trading economics 官网数据库获得数据，获取了自2008 年至2019 年的“一带一路”沿线中20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并对变量做了对数化处理，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模型构建

为了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解释变量，采用DID 的方法来回归检验。构建的DID 模型如下：

公式中，GDPit 代表被解释变量即经济增长，DIDit为核心解释变量，文章中代表“一带一路”倡议，Controlit 为控制变量，在本文中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总量、能源消费数量及技术出口量，δi代表国家固定效应，μt代表年份固定效应，εit代表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分析

在进行平行型趋势检验后所得结果由表2 显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规模的影响。第1 列表示，在没有控制变量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直接估计“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所带来的效应。表中，倡议的实施的确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正向的影响。在第4 列中，增加了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总量、能源消费及技术出口量，回归结果R2增加。在第5 列中，核心解释变量为系数为0.090，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能够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

表2 实证分析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实验结果的可行性进行稳健性分析，文章将被解释变量Ln GDP 重新定义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Ln gdp，用新的模型重新回归分析。表3 结果中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与之前的模型并无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之前的估计结果并未由于被解释变量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由此，原模型所得到的估计结果是有效的。

表3 稳健性检验

四、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地理位置、交通运输情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研究中选取的“一带一路”沿线中20 个国家按地域归于东南亚国家、西亚及北非国家和欧洲国家，其中，东南亚国家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西亚及北非国家包括：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哈萨克斯坦；欧洲国家包括希腊、俄罗斯、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波兰。

表4 结果第1 列中，解释变量DID 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过程中，主要集中于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主要为东南亚国家，而投资又对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拉动作用。由于地域优势的原因，以及政策发展的重点，中国对这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为贸易便利打下良好的物流基础。在第2 列中，解释变量DID 系数不显著，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对西亚及北非国家的经济增长推动作用不大，可能是由于地理距离、经济发展水平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第3 列中，解释变量DID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较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中欧班列的开通，不仅是引进来，也是走出去，中欧班列大大升级了沿线国家的物流设施，也深入拉动了国内城市的产品出口，为沿线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辐射效应。

表4 异质性检验

五、结论及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一、利用模型进行分析，并将被解释变量调整后的稳健性检验证明，“一带一路”倡议的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显著的推进作用。二、由异质性分析可知，“一带一路”倡议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对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推进作用，而对西亚和北非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为使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中占据地位，并带动沿线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应当做到：

（一）提高“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的完整化程度，提高主导力

区域产业链的完整化程度关乎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6]。伴随着中国的中低端产业的竞争力下降，中国开始逐步向中间产品的提供者角色转换。中国开始从沿线国家尤其是产业关联紧密的东南亚国家进口廉价的半成品，进行加工制造成最终消费品。中国在整个“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中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而这也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沿线国家的发展。

（二）推动技术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低下、发展不足，而生产性服务业恰恰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环节，也是产业链形成的重要力量。国家应当积极从发达国家，如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吸引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积极吸取生产要素，来发展国内的生产性服务业。我国应当继续注重技术发展，注重人力资本，保护知识产权，加大对全球性创新要素的吸纳，推动技术偏向型经济发展。

（三）增加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进口，注重内需拉动的作用

以往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出口拉动型增长，通过向国外市场销售价格低廉的中间产品或者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拉动经济增长，但事实上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健康的。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提升，竞争优势减弱，而涌起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生产成本更为低廉，此时选择进口东南亚国家的中间产品不失为一个理性的选择，也可以提升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也可以使市场配置资源的无形之手淘汰劣势产业，推动产业升级，中国居民获得更高水平的收入，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再过于依赖投资，而转为消费驱动型。

以往沿线国家的最终品市场缺乏，对欧美的庞大消费市场存在严重依赖，而这种依赖会产生一种脆弱的经济结构。当前中国致力于建设双循环发展格局，因此，中国应当改变依赖贸易的经济结构，主动开放巨大的需求市场，用以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产发展，与沿线国家形成区域产业链，实现共增长。

（四）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同体建设

推动构建“一带一路”国家共同体建设事实上与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相辅相成的[7]。事实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体的发展现状是缺乏认同感和主导力量。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及其他贸易合作协定的签订，加强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伴随着中国的技术进步，以及中国的产业不断升级，中国在区域产业链的地位不断提升，居于领先地位。中国应当发挥大国力量，坚持“互联互通”理念，合作共享发展成果，不再是简单复制大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主导作用的模式，而是引领区域产业链的建设发展，优化区域营商环境，为各国打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经济合作的模式。

引用

[1]Hiro Lee and Ken Itakura.The welfare and sectoral adjustment effects of mega-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on ASEAN countries[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18,55 :20-32.

[2]Robert Koopman，Zhi Wang，Shang-jin Wei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ume 104,Issue 2.2014.PP 459-49

[3]吕越,陈帅,盛斌.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中国制造的“低端锁定”吗?[J].管理世界,2018,34(08):11-29.

[4]马丹,何雅兴,郁霞.双重价值链、经济不确定性与区域贸易竞争力——“一带一路”建设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1(04):81-99.

[5]张亚斌.“一带一路”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及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6,(09):165-176.

[6]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课题组.共建合作机制“一带一路”经贸合作逆势前行[J].国际经济合作,2021(05):3-12.

[7] 陈凤兰,陈爱贞.RCEP 区域产业链发展机制研究——兼论中国产业链升级路径[J].经济学家,2021(06):7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