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演变及目标策略

孙绍勇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指出：“风险所涉及的是对未来危害的积极评估。一个社会越是寻求生活在未来之中和积极地塑造未来，风险概念就越普及。”[1]公共卫生风险无疑是危害性大、涉及范围广，且让人始料未及的现代社会突发性风险。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连锁反应，将酝酿产生其他的社会风险，具有较强的后遗症，在一定时期内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正常生活带来较大的影响。当前，全球疫情依然高位运行，奥密克戎、德尔塔毒株的高传染性和隐蔽性提升了防控难度，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死亡人数再现高峰。而我国的疫情呈现出点多、面广、频发的态势，疫情防控形势依旧复杂严峻。2022年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就疫情防控工作召开的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方面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全面动员、全面部署，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分秒必争的行动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2]在长时间的疫情阴霾笼罩下，一些负面信息和情绪时常在网络空间蔓延发酵，使网络舆情复杂多变，网络舆情危机和风险应对的难度加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看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3]面对疫情影响下的网络舆论纷争，加强后疫情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演变研判和有效防范化解，不仅有助于创建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及时疏导社会情绪，而且能够凝聚社会价值共识，为坚持动态清零、早日战胜疫情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一、后疫情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演变

全球疫情的形势变化影响着世界格局和世界经济发展，不仅对人们的生活工作造成一定影响，同时也是当前国际国内社会关注的焦点和敏感话题。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网络舆情的焦点和槽点由疫情的防控逐渐转变为由疫情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与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同频。所面临的潜在网络舆情风险难以预测，复杂多变，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表征。

（一）疫情灾害的严重性加剧网络舆情的裂变风险

虽然我国疫情的总体局势得到了根本控制，但是全球的疫情形势仍处于高位，病毒还在不断变异，疫情的最终走向还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统筹推进疫情有效防控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将是一定时期内全社会面临的严峻考验。作为史上罕见的突发性、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命健康所造成的危害难以估量。尤其是全球疫情继续蔓延扩散，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仍然面临着威胁，各种社会风险易发突发。疫情灾害的严重性，无疑是加剧网络舆情风险的巨大变量。各个群体、各种声音在网络空间的聚集，极易发酵产生舆情风险，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网络舆情危机。与经济社会常态下的网络舆情相比，重大疫情引发的网络舆情的交织性、传播性更强，裂变风险更大。

一方面，网络舆情本身带有较强的突发性、互动性、随意性。依托网络圈层和各种微媒介，舆情信息往往在短时间内就会炸裂式地增长传播，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由一个信息源经几何式层级传播扩散后，变成多个信息源，在信息的双向互动中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裂变，在不断扩大受众的同时，信息辐射的范围也在不断放大。在重大疫情灾害下，网络舆情的话题较为集中，如何预防新冠病毒，疫情还会不会反弹，疫情反弹的城市是否需要静态管理、出行各地是否需要隔离等，成为人们持续关注的焦点话题。另一方面，全球疫情防控的进展和信息关乎每个人的健康和生活，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加之由于疫情防控常态化需要，人员大范围异地流动和大面积聚集仍然风险较大，一些局部地区的疫情反弹和境外输入，使得临时性管控压力较大。伴随着新媒介的发展迭代，今日头条、抖音、微博、小红书等成为人们沟通联络、了解动态资讯的主要平台，而新媒介的普及，使广大网民也成为舆论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疫情引发的连锁反应成为网络舆情的热点和焦点，围绕疫情信息，以及疫情造成的各种问题的网络舆情发酵很快，极易带来社会情绪的波动，稍有疏漏就会引发风险，成为网络舆情的众矢之的。

（二）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剧网络舆情的波动风险

随着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和举措的有效落实，以及各方力量的组织动员，我国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总体来看，疫情的发展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局部地区反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究竟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否会与人类共存，还没有明确的定论。且新冠疫苗虽已投入使用，但也无法完全应对奥密克戎、德尔塔等各种变异毒株。加之境外输入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的出现和国外疫情的蔓延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使得疫情防控的任务仍然艰巨。疫情一天不结束，人们紧绷的神经就难以放松，疫情带来的连锁反应的舆情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就难以消除。在全球疫情持续的影响和冲击下，围绕疫情的网络舆情的爆发点扑朔迷离，无法预测，网络舆情的波动风险加大。

从网络舆情发展演变的规律来看，舆情事件的形成产生主要包括潜伏期、形成期、波动期、消退期四个阶段。网络舆情的波动期与民众关注的事件的发展态势密切相关。当前，疫情要持续多久，什么时候能够彻底消除？尚未有明确的结论。疫情防控的长期性，以及发展情况的不明确，网上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舆情话题讨论和疫情舆情热点的关注传播不断滋生发酵，面临着严峻的舆情波动风险，极易产生舆情危机。在自媒体碎片化、平民化传播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在城市静态管理期间，一旦在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方面处置不当，例如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获取药物较为困难，物资供应不及时，甚至部分地区对于不参与常态化核酸检测的群众赋予“红码”等，都会引发巨大的舆论反响。疫情的突发性和传播性较强，极易扰乱正常的生活秩序，对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困扰。其所引发的舆情复杂多变、始料未及，加之网民身份的虚拟化、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容易导致舆情的偏差和波动。而网络舆情信息真假难辨、良莠不齐，一不留神就会导致突发事件升级放大，不仅加剧网络舆情的波动风险，而且往往难以预测和控制，影响危害极大。

（三）疫情影响的全方位性加剧网络舆情的交叠风险

持续了两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和人民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是广泛的、巨大的、全方位的，每个行业和地区都难以幸免，只是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已。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疫情防控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有组织的、社会化的管控，限制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和聚集，甚至是一定时期内的隔离封锁。这不仅对消费和投资造成严重冲击，教育活动、民生发展、社会生活秩序等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影响。受国际国内疫情的冲击，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许多实体经济都面临着经营困难的问题，社会生产生活、社会治理也面临着一些新的矛盾和冲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外历史上，大疫大灾往往导致社会失序，社会失序又使抗疫抗灾雪上加霜。”[4]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对人们的出行、就业，学生的学业等都带来了干扰。由此带来了广泛的社会连锁反应，一旦在公共管理、危机应对的过程中对各种问题回应不及时，在宣传报道、应急处理等方面滞后，都会引发新的舆情。在增加网络舆情风险点的同时，也使得多元化、复杂化的网络舆情风险相互交叠。

首先，自疫情暴发以来，网络舆情主要集中于对疫情以及疫情引发的相关问题的追踪报道。由于疫情关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疫情信息的叠加使得网络有关疫情的舆论波及社会各个领域，造成由点到线，再到面的舆情风险扩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疫情带来的一系列困扰和烦恼，使得网络舆情围绕疫情发展呈链条式扩展。在抗击疫情的非常时期，由疫情派生出来的舆情交织碰撞，各种舆论力量同频共振，网络舆情交织叠加的风险骤增，给疫情防控带来舆论压力。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国际舆论界不断出现抗疫“躺平”的观点，以及对我国“动态清零”科学政策的质疑。但是如果选择“躺平”，放松乃至取消常态化防疫措施，尤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疫苗接种覆盖率仍很低的情况下，其结果就是新冠病毒在人群中广泛传播，为新变异毒株的出现提供“温床”。“以美国为例，由于取消口罩令、放松室内限制措施，美国多州4月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攀升。当地时间5月12日，美国总统拜登通过白宫官网宣布，美国新冠肺炎累计死亡人数突破100万，标志着‘一个悲惨的里程碑’。”[5]

其次，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之间的博弈，也使得以疫情为议题的网络舆情交织叠加。尤其是民间舆论场的网络爆料、围观、热议，与官方舆论场的报道、回应，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反复态势。民间舆论场关于疫情的意见表达、信息质疑，许多自媒体和意见领袖为制造“爆点”，伪造嫁接、“脑补”细节、带节奏评论，甚至散布网络涉疫谣言，造成疫情防控中的舆论传播乱象，引发民众的焦虑和恐慌。而民众渴望了解的是实时动态和真相，因此，会特别关注媒体上疫情相关的信息，他们往往不愿意接受平实的真相与严密的论证，而更容易被绝对化、情绪化的言论吸引。这给官方舆论场造成较大的压力，如果疫情信息披露报道不及时，舆论引导不得力，就会造成对抗和僵局，产生围观性、煽动性舆情风险。

（四）疫情防控的持续性加剧网络舆情的心理风险

当前，在统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确保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同时，疫情防控“远没有到可以松口气、歇歇脚的时候”[6]。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内防反弹、外防输入，坚持动态清零，不断提高疫情防控的精准性、科学性，不仅是我国取得抗疫成功的重要经验，也是抗击疫情的总基调。自疫情暴发以来，人们的生活就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阴霾，不论是倡导春节就地过年，节假日减少跨地区流动，还是常态化核酸检测，都给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以及一些人的心理和情绪造成了一定影响。无论是新冠患者、无症状感染者，还是预防感染的常人，都承受着一定的心理压力。后真相时代，一旦官方舆论报道和引导千篇一律同质化，形式单一、深度不够，就会降低公信力。而人们面对超出自己认知范围和解决能力的事件时，往往会产生心理应激反应。这种紧张、不安的心理反应，在网络空间宣泄、表达、传递之后，就会发酵成网络舆情的负面情绪，成为网络舆情风险爆发的导火索、催化剂，甚至酝酿出网络暴力事件。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屡屡出现新冠肺炎感染者被网暴的事例。2021年9月哈尔滨出现聚集性疫情，首例确诊者却因连续光顾剧本杀店被很多网友指责，其个人信息也疑似被传播；2022年4月的上海疫情中，一名女孩因委托外卖小哥给自己父亲送饭而“打赏”200元，最终被网暴而跳楼身亡。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的要求本身无错，尽量避免人员密集也是防疫应有之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剥夺公民正常生活、工作或是娱乐的合法权利。

网络舆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民众对某一事件的态度、意见、看法、诉求在网络上的表达反映。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对群众出现的一些情绪宣泄，我们要多理解、多宽容、多包容，更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包括心理疏导、解决实际困难。”[7]在疫情阶段性局部反弹中，疫情相关消息始终占据着热门话题榜，疫情的快速扩散、国外疫情的严重性，以及谣言泛滥、舆论审判，使得社会心态不断发生变化，一些情绪化、非理性的言论充斥于网络空间。敏感信息和负面信息容易造成心理的偏激，尤其是受虚假信息的误导和西方媒体的煽动，一些网民对官方的报道产生怀疑，使网络舆情风险的爆发燃点更低。在接下来持续性的疫情防控常态化过程中，一些厌烦、低落、焦躁等消极情绪使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着极大的心理风险和压力。

二、后疫情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价值目标

网络舆情治理的重点在于网络舆情信息的分析监管及其风险预警防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8]新冠肺炎疫情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随着中国抗击疫情取得显著成效及其经验的推广，国际社会守望相助、深化合作的推进，全球疫情将朝着逐步稳定可控的方向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疫情风险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交织并存的后疫情时代。后疫情时代，加强网络舆情治理，不仅能够缓解疫情造成的压力，以及由疫情引发的紧张、不安等不良情绪。而且能够积极宣扬抗击疫情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熔铸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回应化解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抗疫的质疑和污蔑，营造良好的国际疫情舆论环境。

（一）缓解疫情造成的不良社会情绪

疫情下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然成为更加深远持久的“次生灾害”。中国一直以来执行最严格的防疫措施，新冠病毒的变异和疫情的长期困扰，以及部分地区的封控，使人们变得敏感、易怒、焦虑。尤其是亲人离世的悲痛，收入减少、失业增加、学业受阻，公共安全风险的影响因素增多，容易诱发一些极端事件。这些问题极易转化为不良社会情绪，这种消极的社会情绪一旦在网络空间宣泄传递，就会使一些人产生共情心理，形成网络负能量。因此，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加强网络舆情的防范治理，增强正面宣传，对于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缓解疫情所引发的悲观、压抑等不良社会情绪，提振整个社会的精气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在疫情初期，人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受到了威胁，从而产生了应激状态下的心理压力。而在疫情后期，人们心理需要逐层上升，逐渐转向自身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具体而言，就是随着环境的利好和对待疫情的心态的转变，情绪反应也随之转向为对现实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期待。但在全球疫情的冲击下，抗击疫情与发展经济、保持健康与创造财富之间存在较大的张力，网络社会情绪的变动性、脆弱性突出。只有系统统筹好后疫情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生态和痛点，消解网络舆论中的恐慌情绪和抵制错误思想观点，调节社会心态，才能疗治疫情带来的“内伤”和“阵痛”，使网络舆情趋向于理性平和。

（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9]当前，我国的疫情防控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整个社会发展在防止疫情局部反弹的同时，已经着力转向保障和改善民生、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围绕疫情下的社会发展的变革，一些网民借助网络和新媒体对后疫情时代的一些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和评论，使得网络舆论的集束化、情绪化、感性化更加凸显，甚至带有随意性和偏激性。处于疫情风险和经济社会发展压力并存的关键时期，网络舆情治理承担着凝聚共识、汇聚人心的重要作用。通过网络舆情治理，能够引导人们客观理性地认识疫情的影响，激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动力。

202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会议明确指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扎实稳住经济，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稳住市场主体，对受疫情严重冲击的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施一揽子纾困帮扶政策。……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稳定和扩大就业，组织好重要民生商品供应，保障城市核心功能运转，稳控安全生产形势，维护社会大局稳定。”[10]加强舆论引导，直面百姓关心的现实问题，用精准数据消除网民对疫情是否会出现规模化反弹的恐慌和对疫情防控政策制定的疑虑，帮助他们树立起战胜疫情、克服困难，促进经济社会常态化发展的信心。通过主流媒体大量报道宣传抗疫期间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事迹，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不仅能够引领网络舆论，而且能够鼓舞人、感召人、激励人，凝聚共克时艰、创造美好生活的价值共识和精神动力。创建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积极引导群众投身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之中。

（三）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中国政府和民众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不仅实时公开疫情动态，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社会一道通力合作，而且力所能及地帮助其他国家，为全球抗击疫情贡献经验和力量。但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和政客，无视中国的贡献，偷换概念扭曲报道中国抗击疫情的客观事实，甚至借助疫情抹黑、污蔑中国的形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盯上了中国的防疫策略，宣称“中国正在与世界隔绝”，并指责中国封锁边界的做法是“对西方怀疑、敌视的偏狭心态的物理延伸”；而美国WSWS网站则抓住中国上饶市防疫人员杀死一只宠物柯基犬的事件进行大肆报道，诋毁中国政府为控制疫情而作出的努力。

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曾深刻指出：“事实证明，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搞‘甩锅’、推责，干扰的是全球合作抗疫大局。”[11]推行媒介帝国主义，炮制舆论，发起舆论攻势，混淆视听，一直是西方敌对势力惯用的伎俩。在全球疫情防控报道的过程中，加强网络舆情治理必须发挥外宣媒介的作用，揭示和反击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在国际舆论斗争中表明客观公正和合作共赢的中国立场和中国态度，讲好中国抗疫故事，阐明中国抗疫成效显著的制度优势，打破“西方中心论、西方话语霸权……优化国际传播的话语方式和表达”[12]，才能增强国际舆论话语权，有效应对抗疫过程中的国际负面舆情，为全球携手抗击疫情，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营造积极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三、后疫情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策略优化

网络舆情风险的有效防范治理不仅对创建良好的网络生态和文明的网络秩序有着直接的影响，对于调节社会心态、凝聚社会共识、动员社会力量也起着重要作用。一般来说，网络舆情总是以公众性的事件和话题为中介，在疫情阴影的笼罩，围绕疫情的变化以及引发的各种问题，网络舆情呈现出燃点低、焦点多、风险大等特征。当前，疫情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六保六稳”的落实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也是民众关心和关注的重要议题。而针对疫情的变化，及时妥善处理解决疫情防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多维度、全方位统筹推进网络舆情治理，对于防范化解网络舆情风险，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

（一）把握疫情连锁反应的网络舆情引导的时度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13]当前，疫情的发展变化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而网络舆情通常以潜伏、爆发、平稳发展和消散四个阶段为一个周期，不同阶段疫情发展的形势特点和网络舆情的关注点、槽点也不尽相同。所谓“时”，就是通过对疫情的动态监测，依时而动，及时、全时发布和公开疫情信息，让广大网民第一时间了解疫情动态和相关政策，回应民众的关切和质疑，才能先声夺人，掌控舆情传播的主动权。而“度”主要是指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引导的尺寸和方式问题。在保障民众所接收的疫情信息的完整性、有效性的同时，要针对疫情舆情的内容向度，分门别类地采取不同的引导方式和策略。对于政治问题要敢于亮剑，敢于斗争；对于学术问题，要弹性介入，注重导向；对于社会问题，要勇于揭示披露，通达民意。

在加强正面宣传，宣扬疫情防控中的主旋律、正能量的同时，要运用法治化手段有力、有节地打击不良不实的负面消息，遏制谣言的扩散。聚焦疫情防控的保障措施、政策宣介、知识推送、动态发布、民生民声等舆情，密集发声、重度发声。掌握好疫情舆情引导的火候，把握领导权和主导权。“效”则是疫情网络舆情引导的效率效果，即实效性。其源头在于解决好疫情引发的各种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在此基础上抓住网络疫情舆情的共鸣点、交汇点，以此为突破口，客观公正地进行信息的有效供给和解答，营造积极良好的舆论生态。通过权威数据、真相事实等议题设置和系统化、全方位引导，破解平民化、碎片化、多样化的舆情动态，有效掌控网络舆情的话语权。在时、度、效的灵活统一中扑灭燃点、把控焦点、降低风险。

（二）完善网络突发敏感舆情风险预警机制

结合我国两年多以来疫情防控的实际成效，以及舆情引导管控的经验，完善网络突发舆情风险预警机制，对于推进网络舆情治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首先，对疫情的发展态势，以及有关网络舆情热点和可能出现的风险，要加强分析和研判。具体而言，要“从网络舆情信息出发，构建一个网状、相互关联、具有向度的综合整体”[14]。全面调查掌控网民对疫情引发的各种问题的关注程度和态度变化，定期形成网络舆情突发敏感问题的风险报告，设定网络舆情风险应急管理、逐级报告、后续跟踪的具体要求和时限。及时搜集掌握网络舆情信息，建立可能引发重大网络舆情的突发事件、热点敏感问题的快速反应机制，制定较为详尽的判断标准和预警方案，以做到有所准备，一旦危机出现便有章可循、对症下药。其次，强化网络舆情监测预警的前瞻性。对于网络上一些动态性、苗头性的舆情信息，及早防范，及时消除不良影响，有效防止网络舆情危机的产生。充分运用网络技术和大数据平台，通过网络疫情信息的有效采集和提取，加强信息过滤和倾向性分析，准确把握网络舆情动向。最后，建立健全网络突发敏感舆情的追责机制。只有对疫情相关信息动态瞒报、谎报、迟报、漏报或引导不当的行为追究其责任，制定具体的网络舆情风险预警责任机制，才能以制度的刚性和责任意识的强化防患于未然，规避消极言论、极端观点的扩散蔓延，减少网络舆情不良事态的发生。

（三）深度统筹不同舆论场中的价值共识

网络舆论场的平和理性、包容有序是网络舆论生态创建的现实要求，也是网络舆情治理的重要内容。不同网络舆论场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疫情的影响下，不同舆论场交织共振，使疫情舆情更容易引发“蝴蝶效应”。加强不同舆论场的统筹融合，才能广泛凝聚战疫共识。首先，强化各种微媒介场域中的问题导向。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反应敏捷，各种圈群中的疫情事态讨论互动，极易诱发次生舆情，形成复杂多变的微媒介场域。“自媒体中的各种网络圈群将主体的‘去中心化’、内容的‘碎片化’、交流的‘互动性’体现到了极致。”[15]只有及时监控和判断微媒介场域中疫情信息传播互动的各种乱象和风险点，调控民粹化的舆论力量，矫枉过激言论，才能澄清认识、释疑解惑。还要培养网民的独立思考能力与辨别是非的能力，涵育具有公共理性的社会心态，才能有效引导网络舆论。其次，协调统筹官方和民间舆论场的思想价值引领。在构建官民互动的舆论平台和机制的基础上，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畅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意见诉求表达，通过接地气的话语、心贴心的沟通和公开透明的民主监督，让官方媒体的宣传引导深入人心。最后，加强国内国际舆论场之间的博弈联动。面对疫情危机，个别国家针对中国炮制出“追责论”“索赔论”，以及西方媒体别有用心的无端指责和质疑，对我国造成了一定的国际舆论压力。只有把国内国际抗击疫情的舆论场有机统一，以摆事实、列数据，讲好中国的抗疫故事，主动回应国际关切，才能在下好国内国际一盘棋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反对疫情政治化、污名化，增强中国在抗击疫情中国际舆论话语权。

（四）加强社会心理的疏导和人文关怀

党和政府采取的坚决果断、科学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极大地缓解了人们内心的惶恐和不安。随着疫情形势利好，民众心理逐渐转变为对世界经济萎缩、就业发展压力的忧虑。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重变奏中，人们对社会治理的要求更高，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更加渴望。受疫情和经济社会运行的不确定、不可抗、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人们的消费趋于谨慎，危机感增强。“对于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来说，诉诸人文关怀、实行共情传播、摒弃刻意煽情和冷酷无情应是主流媒体的价值标配和行为选择。”[16]虽然广大民众的安全感逐渐平复，但驱散疫情造成的心理阴影，以及化解各种社会问题，还需要加强社会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有效避免集体“无意识”的情绪宣泄和心理疫情波及舆论生态。

一方面，应协调组织各方力量以公益性的网络直播、微视频等方式积极开展心态调节、情绪调适等心理咨询和安抚。尤其是针对因为疫情影响学业和就业的青年学生和在疫情中不幸去世者的家属，更要加强心理和精神上的抚慰，减少疫情对人们造成的心理问题和负面情绪。避免一些非理性的情感表达，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偏激，片面、感性地接受网络上的各种疫情谣言。

另一方面，相关组织和部门可以通过微信、微博、网站等媒介推送疫情防控的相关心理健康知识，通过社区、单位进行防护宣讲，避免部分民众放松心理防线，产生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消极防控，导致疫情反弹，产生二次网络舆情危机。同时，还要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对在抗疫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要加以宣传报道，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团结一心做好抗疫工作。”[17]把伟大抗疫精神转化为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前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