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医学专业课程设置发展历程研究*

2022-02-18 02:15翟双庆胡鑫悦
医学与哲学 2022年22期
关键词:教学计划中医学学时

杨 芳 翟双庆 胡鑫悦 袁 娜 焦 楠

医学教育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石[1],高等中医学教育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56 年中医高等教育创建至今,为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经历了不断的改革创新过程,中医学专业的学科发展、课程改革、教学方法、人才培养模式等皆进行了相应的变革。课程问题在教育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2],国家教育委员会“面向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深入、《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中医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中对中医课程建设的重要论述,使得中医药高等教育的课程改革在全国各地开展,为培养优秀的中医人才提供了重要保障。

课程设置是对多门课程的组合构建,是学校对人才培养的具体体现,是指高校根据社会、学科和学生的需求,有计划地规定课程的门类、安排顺序和学时分配,规范各科各类课程的学习目标、教学内容和课程教学的评定,主要包括课程设置的目标、时数、内容、实施与评价等[3],课程设置对人才培养质量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本研究基于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五所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表的文本进行研究,对五所院校所开设的具体课程进行汇总,按照通识类课程、中医类课程、西医类课程分别列出统计,着重探讨自中医学专业设立以来必修课学时、不同类型课程学时的变化情况,揭示我国中医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发展历程,为中医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完善提供些许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中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表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指导文件,其中对各类课程的教学时长都进行了详细规定。本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五所中医药大学自建校以来的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表为研究对象,同时参考《中国高等医药院校课程指南(1998)》《中国高等医药教育课程指南(2004)》《北京中医药大学校志(1956-1992)》及部分文献中所记录的上述中医药院校课程设置情况资料,对中医学专业五年制自专业建立以来上述五所院校各阶段中必修课总学时,通识类课程、中医类课程、西医类课程总学时进行统计;对中医学专业五年制、“5+3”一体化、九年制当前最新教学计划表中的必修课总学时,通识类课程、中医类课程、西医类课程总学时进行统计,总结现存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本研究所用资料皆通过书籍、网络资源、院校共享获得,但因资料有限,部分院校数据存在缺失,本研究仅对已有数据进行说明。

2 研究结果

2.1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必修课程设置情况

1956 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筹建中医学院,中医高等教育得以建立,1966 年~1976 年中医高等教育处于停滞状态,1976 年后得以恢复发展。在中医高等教育经历的建立-停滞-恢复发展过程中,为完善课程设置,国家主管部门曾在1959 年、1962 年、1978 年、1982 年对中医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做出四次修订,由此奠定了我国中医高等教育课程体系理论临床兼顾、中西并举的格局[4]。1982 年衡阳会议的召开,标志国家推动中医事业的全面发展,1984 年原卫生部中医司在济南召开高等中医教育工作座谈会后,对中医专业教学计划实行放开,同时原卫生部中医司发表《立足改革、开创高等中医教育的新局面》提出要加强中医学科变革,推动了中医课程设置的改革步伐,显著地表现在中医基础学科课程的分化和压缩必修课、扩大选修课等方面[5]。2012 年后我国临床医学教育发展进入新阶段,医教协同相关政策密集出台,在医教协同的大背景下,各中医药院校根据相关规章制度积极探索建立符合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更加注重对中医学专业学生人文、科学、职业素养与临床实践技能培养的新时期中医药课程体系[6]。

以上述时间为节点,本研究将中医高等教育分为1956年~1982 年的艰难开拓阶段、1982 年~2011 年的全面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的创新发展阶段,并对各阶段中医学五年制专业必修课程的设置情况及中医课程体系的特点进行总结。

2.1.1 第一阶段:艰难开拓阶段(1956 年~1982 年)

该阶段内中医高等教育经历了1956 年~1965 年的建立、1966 年~1976 年的停滞、1977 年~1982 年的恢复发展三个过程,期间所进行的四次中医专业本科教学计划改革对课程设置并无较大变动,仅在1962 年的五老上书和“全国中医学院教学工作座谈会”后对教学计划进行了调整,在课时分配上加强了原著课程[4]。四次教学计划改革后,我国中医课程体系趋于稳定,主要由普通基础课、中医基础课、中医临床课、西医临床课四类课程组成,呈现出以下特点。

(1)以中医课程为主,经典原著为中心:1959 年原卫生部《关于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项原则规定》中指出“中医学院应坚持以中医课程为主的原则,中医课程与西医课程的教学时数,以7∶3 的比例较为合适,中医课与普通基础课加西医课的教学时数,以6∶4 的比例较为合适。教学进程计划亦应按先中后西”,由此形成了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基本指导方针,一定时间段内各院校所修订的教学计划基本按照上述计划执行。同时,该时期内教学内容偏重中医学经典的教学,中医经典课时占比较大,一般都在100 多个学时,例如,北京中医药大学1962 年的教学计划中《伤寒论》为198 学时,《温病学》和《金匮要略》均为126 学时;成都中医药大学1962 年的教学计划中将《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课程列为重点基础理论课程,学时数增加一倍左右。

(2)西医课程学时呈现起落态势,重要性和地位有所变化:如成都中医药大学1959 年的教学计划中较为重视西医基础知识、传染病学及流行病学知识的教育,但1962 年的教学计划中将西医课程压缩了1/3,呈现出了西医知识的弱化,1978 年又适当增加了西医课时的比例,将医用生物学、西医诊断学等重新列为必修课[7]。

根据相关资料,对北京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三所院校在1956 年~1982 年的必修课程设置情况进行统计(本研究未获得上海、广州两所中医药院校的数据,故未纳入),详情见表1、表2。

表1 1956 年~1982 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必修课程设置情况

表2 1956 年~1982 年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必修课程设置比例

由表1、表2 可知,1956 年~1982 年三所院校中西医课程的比例不尽相同,存在5∶5、6∶4、7∶3、8∶2 等比例构成,但主流比例为 7∶3,与此阶段政策文件中的相关指示保持一致。北京中医药大学除1957 年教学计划中中西医课程比例为6∶4 外,其余年份课程比例均维持在7∶3;南京中医药大学在该阶段内中西医课程比例变化较多,存在7∶3→5∶5→6∶4→7∶3→8∶2 的 比 例 变 动,1972 年 之后中西医课程之比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可以看出该时间段内的课程设置仍以中医课程为主体。

从课程设置顺序来看,分析发现,该阶段内中西医课程的设置顺序总体体现为先中后西,具体而言,第一学年上下学期均开设医经、中药学两门课程;第二学年上学期开设方剂学、中医诊断学,下学期开设方剂学、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课程;第三学年上学期开设伤寒论、温病学、针灸学、中医内科学课程,下学期开设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与中医伤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课程;医用化学、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寄生虫学与微生物学、生理学、病理学等西医课程均在第四学年作为实习课开设。

2.1.2 第二阶段:全面发展阶段(1983 年~2011 年)

1982 年衡阳会议后,中医高等教育进入全面发展阶段,随着教学计划的放开,各院校根据高等教育改革精神及自身教学实际分别对教学计划进行了调整,该阶段内中医课程体系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1)减少必修课,增开选修课:当时中医高等教育偏重知识传授,忽视人才能力培养,课程设置层次、模式单一,门门必修,学生负担过重,知识结构单一,不利于培养不同类型的中医人才。因此,许多中医院校都采取减少必修课,增设选修课的方式,开设了许多文史哲、文理交叉、理工交叉、科学知识范围广的选修课,扩宽学生知识面,以开阔眼界,活跃思路[10]。如成都中医药大学1986 年的教学计划当中增设了中医学方法论、中医文献学、医用物理、中医心理学等系列选修课[11]。

(2)中医基础学科的分化:1985 年卫生部中医司教改调查组调查研究后提出中医基础课程存在学科划分不合理、课程间界限不清、内容重复等问题,1986 年在昆明召开的“中医基础学科课程分化”研讨会上便对中医基础学科课程分化的方案进行了研讨论证,此后全国各中医药院校开始以此方案为框架对中医基础学科课程分化进行实践与探索。1992 年的相关研究表明中医基础课程设置的趋向是中医基础学科分化,且部分院校已系统地试用了中医基础学科课程分化系列教材[12]。

(3)德育和素质教育得到重视:该阶段内我国高等教育界强调要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与素质教育,再加之当时的中医教育存在“过强的功利主义、过窄的专业设置、过弱的文化底蕴”等现实问题[13],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在中医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得到重视,中医课程体系中与人文社科及自然科学类有关的课程数量增加。

该阶段内五所院校必修课程设置情况见表3。

表3 1983 年~2011 年五所院校必修课程设置情况

由表3 可知,1983 年~2011 年,五所院校中西医课程之比存在5∶5、6∶4、7∶3 三种比例,但该阶段以6∶4 为主,与前一阶段课程设置相比中医类课程所占比例有所下降、西医类课程所占比例有所增加。此外该阶段内中医学专业必修课程设置情况呈现出以下特点:必修课从艰难开拓阶段的平均4333 学时减少至2953 学时,下降比例为31.85%;中医类课程平时学时从2457 学时压缩至1371 学时,下降比例为44.20%;西医类课程从1005 学时压缩至784 学时,下降比例为21.99%。

1982 年召开的衡阳会议首次明确提出:“突出中医特色,是发挥中医药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根本指导方针”,开辟了中医复兴的新征程,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如北京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等仍维持中、西医课程为7∶3 的比例。之后随着中医专业教学计划的放开,各院校教学计划开始变革,显著表现在中医基础学科课程的分化以及压缩必修课、扩大选修课方面,故在该阶段内必修课学时显著下降,多所院校开设了多品种、多向性的选修课程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此外,随着现代医学影响的逐步加深,中医专业西方化趋势明显,虽然在必修课学时缩减的大前提下中西医类课程学时均有所下降,但中、西医课程学时之比由7∶3 逐渐过渡为6∶4,更有部分学校达到了5∶5,部分中医院校对经典课程重视程度不够,如上海中医药大学2003 年的教学计划中将四大经典课程设置为限制性选修课且每门课仅为56 学时。该阶段内通识类课程的增加体现出各高校对学生道德教育和综合素质教育的重视,这与当时我国高等教育界提出的加强道德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大背景密不可分,如北京中医药大学1999 年的教学计划中新开设了医学伦理学、中国传统哲学概论等课程,上海中医药大学2003 年的教学计划中新开设科学逻辑学与自然辩证法、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等课程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对课程顺序研究发现该阶段内中西医课程的设置顺序体现为中西医并行开课,上述特征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五所高校相应的教学计划当中均有所体现。如南京中医药大学1995 年教学计划当中第一学年上学期同时开设中医基础理论、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课程,下学期同时开设中医诊断学、生理学课程;成都中医药大学1999 年教学计划当中第二学年上学期开设中药学、医学微生物与免疫学、病理学、生物化学课程,下学期开设方剂学、药理学、诊断学等基础课程;上海中医药大学2003 年教学计划当中第三学年开设中医内科学、诊断学基础、西医内科学、西医外科学课程。体现为中西医并行开课的教学模式,中西医基础课程、临床课程均穿插进行。

2.1.3 第三阶段:医教协同、创新发展阶段(2011 年至今)

2012 年以后中医高等教育进入创新发展阶段,医教协同、新医科的提出要求中医学人才的培养应当实现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中医学专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均提出本科中医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良好的人文、职业素养,较为系统的中医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较强的中医思维与临床实践能力,较强的传承能力与创新精神,并强调要加强中医临床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为实现上述人才培养目标,该阶段内的中医课程体系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1)增设交叉学科:为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各高等中医院校积极探索将医、理、工、文等多学科知识的交叉渗透到核心课程体系中,构建了一批交叉学科课程,如山东中医药大学开设的中医工程学、中医药信息学、生物力学等医工课程[16]。

(2)加强“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通识教育课程建设:由于受功利性教育行为影响,现有的中医学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设置中缺少“宽口径、厚基础”的通识课程模块,导致学生视野狭窄,随着通识教育的重要性逐渐得到认可,与之相关的通识教育课程建设也在逐渐加强[17],如进一步丰富体育、美育课程内容和形式。

(3)对经典课程的认识重新加强:当前经典课程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重视,各院校积极探索构建以中医药传统文化与经典课程为根基,以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为导向的课程体系[18]。

(4)积极探索课程整合:当前中医课程体系中仍存在课程体系庞杂、知识重复传授、课程累积叠加等问题,加重学生学习负担的同时还会影响教学效果,为优化课程设置进一步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各中医药院校在积极探索以中医经典课程为核心对中医理论与临床系列课程内容进行优化调整,删除内容重复和知识陈旧的课程,变纵为横,打破原有课程界限。

参考五所院校当前最新版的中医学专业五年制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表,进一步对五所院校当前阶段的必修课程学时进行统计,详情见表4。

表4 2012 年至今五所院校必修课程设置情况

由表4 可知,当前阶段五所院校中西医课程学时数之比普遍为6∶4,通识类课程∶中医类课程∶西医类课程的比例基本维持在3∶4∶3,北京中医药大学通识类课程∶中医类课程∶西医类课程的比例为2.5∶5∶2.5,上海中医药大学通识类课程∶中医类课程∶西医类课程的比例为2∶5∶3。可以看出当前中医类课程∶西医类课程+通识类课程的最大比例为5∶5,较多院校相关比例维持在4∶6 左右,中医课程的主体地位并不明显。

同样对该阶段内中西医课程的开课顺序进行分析,总体仍体现为中西医课程并行,在五所院校的教学计划当中均有所体现。如第一学年均开设中医基础理论、正常人体解剖学、中医诊断学、组织胚胎学等课程;第二学年均开设生理学、病理学、方剂学等课程;第三学年开设温病学、药理学、中医内科学等课程;第四学期开设西医外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等中西医临床课程。虽然某些课程的开课时间在各院校之间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各院校中西医课程的设置顺序仍为中西医基础课程并列、中西医临床课程融为一体。

2.2 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必修课程设置情况

教育部《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自2015 年起将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招生调整为“5+3”一体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含口腔、中医学专业),自2015 年起新招收的中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同时也是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因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培养模式实施时间较短,本研究仅对五所院校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人才当前使用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中必修课程的设置情况进行统计,详情见表5。

表5 五所院校中医学“5+3”一体化必修课设置情况

由表5 可知,中医类课程与西医类课程占比基本为6∶4,最小比为5∶5,多数院校通识类课程:中医类课程:西医类课程的比例为3∶4∶3,与五年制中医学专业三类课程的比例一致,仅有上海中医药大学一所高校通识类课程∶中医类课程∶西医类课程的比例接近于1∶1∶1,且通识类课程的比例略微高于中、西医类课程。

当前五所院校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教学计划当中中西医课程顺序的设置也体现为中西医课程并行,中医基础理论、正常人体解剖学、中医诊断学、生物化学等中西医基础课程并行开设,中医内科学、西医内科学、西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耳鼻咽喉科学等中西医临床课程多安排在大三学年下学期或大四学年共同开设。

2.3 中医学专业九年制必修课程设置情况

中医学专业九年制的设立是推动中医学长学制教育改革的生动实践,北京中医药大学2011 年率先探索中医学专业九年制,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五所中医药大学开设了中医学九年制专业,致力于中医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鉴于中医学九年制开设时间不长,部分院校刚开始九年制的探索,故本研究也仅对五所院校中医学专业九年制当前使用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中必修课程的设置情况进行统计,详情见表6。

表6 五所院校中医学9 年制必修课设置情况

由表6 可知,五所院校中医学九年制的课程安排中中医类课程与西医类课程的比例基本为6∶4,上海、南京两所中医药大学中西医课程学时数之比为5∶5,与现阶段中医学五年制、八年制的中西医课程学时数比例相似。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所中医药大学通识类课程∶中医类课程∶西医类课程的比例皆为3∶4∶3,南京中医药大学三类课程学时之比为1∶1∶1,中医类课程占比略高于西医类课程与通识类课程。

五所院校中医学专业九年制中西医课程的设置顺序也体现为中西医课程并行,中西医基础课程、临床课程均具备上述特征。

3 讨论

3.1 必修课时逐渐减少,注重道德教育及综合能力培养

由上述分析结果可知,中医学专业课程设置中必修课学时数逐渐下降,如中医学五年制必修课学时数由艰难开拓阶段的平均4 333 学时下降至全面发展阶段的平均2 953学时,再至医教协同、创新发展阶段平均2 850 学时。推测必修课学时数逐渐减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为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同时兼顾学生的兴趣及个性化需求,缩短必修课时长以开设相应的限制性选修课、任意性选修课供学生学习,加强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二是随着整合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各高校都在积极探索将已有课程中重复的内容进行整合删减,缩短课程时长,故必修课程学时数有所下降。

3.2 中医类课时相对减少,但比例仍然为所有类别课程最高

我国中医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中西医类课程比例从建立初期的7∶3、6∶4,逐渐达成共识,从课时比例上,基本稳定在6∶4。从整体课程设置情况来看,通识类课程∶中医类课程∶西医类课程的比例普遍为3∶4∶3,中医类课程课时数相对减少,相应的通识课程课时数有所增加,如新开设国学概论、中国传统文化导论等课程[19],另外在立德树人的大背景下,中医药院校思政类课程的数量也有所增加,但中医类课程仍占主要课程类别。中医类课程课时数相对减少可能原因有二,一是院校更注重课程整合与多课堂相结合,在调查中发现某些学校开展课程整合系列实践探索,同时提高了课程的实践比例,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对专业课程补充;二是院校更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培养贯穿全程而非完全在专业课领域,这也是未来中医复合人才的发展方向。

3.3 课程建设重点由关注学时数量转向关注课程质量

中医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重点由简单的关注课程学时数量,转向更为关注课程质量。同时,更为强调通识类、西医类课程的授课目标,应与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为中医人才高质量成长起到有力支撑作用。此外,中医课程体系的改革也积极与新时代社会发展对中医学人才的需求相适应,坚持以素质教育为核心,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积极探索突破学科界限、以基于临床问题为核心的课程整合,不断整合课程资源、优化课程设置,充分促进教学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符合中医专业人才发展需要。中医课程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将切实有助于培养人文素质高、中医理论功底扎实、中医思维和实践动手能力强的优秀中医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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