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学语文政策与理论概况研究

沈凡莘

内容摘要：本文重点梳理了近年来大学语文的宏观政策形势与学术研究的着力点，如新文科背景与国民语言能力要求下的大学语文建设，复盘了大学语文学科地位与课程定位、中华优秀传统融入大学语文、大学语文教育史、实证调查等研究成果，并据此提出作为母语高等教育主力军的大学语文在新时期需更好地应变求变、创新发展，进而唤醒文化自觉，提高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大学语文 政策 理论

大学语文一直是一个常议常新的命题，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程以来，特别是1980年首届全国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召开，1981年新时期第一本《大学语文》（徐中玉主编）教材出版，大学语文已经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由于大学语文关乎公民母语高阶思维能力的提升，关乎新时代建设者核心语用素养的提升，关乎民族文化认同的深层次构建，因此需要密切关注国家政策层面、学术层面对大学语文建设的发展动向与最新趋势。

一.关于大学语文的政策依据

1.新文科建设的需要：2020年11月，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指出新文科建设是综合国力提升、文化自信、时代新人培育、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文科教育融合发展的需要。新文科之新，既是指论域的拓展，也是对学科融合的强化。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门类已有14个，随着新文科等理念的提出，新文科对应的学科多达8个门类，包括基础文科文、史、哲，应用文科经、管、法，教、艺，在学科占比中高达57.14%。学科融合已是大势所趋，人工智能、人因工程、大数据科学等均反映了交叉学科的发展后劲，人们越来越感到在解决一些重大工程问题、重大技术问题，甚至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命题时，专业的复合型与学科的融通性成为推进问题解决的深层次动因，换言之，原本相对细化的专业分工已在一部分领域难以扮演独当一面的角色，比如“应急语言服务”的概念就产生于新冠肺炎这一重大突发事件背景之下，是语言学与医学、物资、传媒等众多领域的有机结合，“语言抗疫”成为体现了人民群众在新形势背景下对语言文字的创新应用。大学语文作为国民语言能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以学科融合为主要特征的新文科建设倡导下，需要在内涵与外延方面有新思考、新作为，比如语文+职业教育，语文+信息技术，语文+公共服务等。

2.党的十九大报告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了更新的要求，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这是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内容。学校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行普及的主阵地和主渠道，更是要承担起这一时代使命，不但中小学语文如此，大学语文课也应如此。而在《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提出“具有中等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国民，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达到相应要求，具有较好的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表达、沟通的能力”，中等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国民包括大学生在内。2006我国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特别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2021年，上海将推动高等学校開设语言文字类通识课程，提高学生听说读写能力和语文素养纳入语言文字相关规划意见中，反映在国家、地方政策层面重视高校语言文字的建设工作，强调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

二.大学语文建设的现实考量

大学语文的现实处境仍是学界乃至社会讨论的特点。一方面，大学语文因缺乏独立的学科属性与明确的课程定位而陷入实践层面的边缘化，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双重属性对教材内容的设计提出了进一步调整的要求，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在教学模式与内容的衔接性、差异性问题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特别在是否开设大学语文公共课程方面，有学校因缺乏“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设置而在师资队伍、课程建设、教学质量方面而举步维艰，有些甚至取消了大学课语文课程的开设。另一方面，反观大学外语教育，外语水平常与学位的获取、职称的评审等挂钩，社会一直重视学生英语能力的培养，甚至已经延伸至学前阶段——早教机构如知名的“金宝贝”“美吉姆”等均以英语作为主要授课语言。此外，由于我国传统的口语观是“敏于事而慎于言”“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等，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用人单位对应届毕业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应用文书写能力存在疑问。上述问题对隶属母语教育体系的大学语文而言，均是促使其不断发展、改进的现实动力。

三.大学语文历史溯源与研究形势

实际上，大学语文是中国现代语文的固有内容。在现代学术发展过程中，语文教育伴随中国近现代语言的整体转向由文言文教育向白话文教育转变，大学语文始于1904年的“癸卯学制”，作为近代第一个正式施行的学制，“癸卯学制”设有分科大学、通儒院，大学语文因而独立设科，开始了现代化发展进程。民国时期全国高校普遍将“大一国文”作为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大一国文”特色鲜明、影响深远，涌现了朱自清、陈寅格、钱钟书、沈从文、吕叔湘、王力、浦江清、余冠英等一批大家，名师授课桃李芬芳。新中国成立后，各大学依然有大学语文课，教材编写格局基本上白话文、古诗文和外国文学并存。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因专业化人才培养需要，学科进一步细分，大学语文课在这一过程中被搁置了。1980年，在苏步青、匡亚明、徐中玉的倡议下，中国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并于次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徐中玉教授主编的新时期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可见，大学语文的建设伴随着中国近现代发展的百余年历程，期间有荣光亦曾有消隐，但影响力深远绵长。

关于大学语文的研究，以“大学语文”为主题词，中国知网（CNKI）显示截止目前（2021年5月17日10：55）共有4743篇研究论文，从历年分布角度看，新世纪以来，大学语文开始受到更多关注，特别是2006-2008年有较大提升，2009年之后呈波浪式发展，平均年度成果在300篇左右，近三年（2018-

2020年）分别为347、325、273篇。根据王箐（2021）基于CNKI核心期刊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2016年来，大学语文研究成果在核心期刊发表的数量明显下降，2019年核心期刊论文篇数仅有4篇，低于年度平均值28篇，与历史最高纪录98篇相差较远，大学语文研究在质的提升及创新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近年大学语文研究的着力点

1.大学语文的学科地位、课程定位与教育体系。张福贵（2021）认为虽然大学语文课程设立时间比较早，但与其他学科相比，大学语文学科性尚未成熟、地位亦不明确、属性也不甚清晰，在所有的学科中都是少有的，并指出大学语文的地位确立不能只停留在理论讨论上，而必须有实践性甚至是制度性的支撑。孙宗美（2018）指出大学语文属于语文学科，语文的学科性质包括工具性、人文性、审美性和启发性;其中，要重视语文的工具性和启发性，对工具性的认识不应该只停留在肤浅的语文技术和技能层面，而应该深入作为语文能力内核的批判和创造性思维。在2019年全国两会中，政协委员、中科院语言研究所王灿龙就提出“推进大学课程改革，加强大学语文素质教育”的提案，反映了课程改革的呼声。

2.中华优秀传统融入大学语文，以及大学语文的历史责任。王步高（2017）指出当代国语教育要实现三个“继承”、三个“提高”：继承中华文脉、继承汉语的语脉、继承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德脉;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与鉴赏能力，提高学生运用白话和文言写作的能力，提高学生根源于国语的逻辑判断思维及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徐双荣（2021）概述高校教学的现状，阐明了将高校教学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重要意义，并探讨了二者融合的路径。张靖华（2020）指出在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教育背景下，大学语文课应该更加重视文化熏染、价值认同的育人功能和目标。

3.大学语文教育史的研究。突出的有何二元（2017）编著《现代大学国文教育》，勾画出现代中国大学国文教育的概貌，填补了中国现代语文学科研究中长期来缺失的重要内容。凤媛（2021）著作《从边缘到合流——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新文学教育研究》，借助档案资料的爬梳重新回到历史现场，从另一个侧面勾勒了建国前京、沪高校国文教育情况。以史学发展的眼光来观测大学语文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追溯思想活跃的民国时期，如知名高校自编大学语文教材，从悠悠五千历史的中华文化中选录经典篇目，是“灰暗年代的一缕闪光”，在保存中华文脉，启迪学人心智方面发挥了润物细无声的积极作用，值得进一步关注。

4.实证调查研究。至今比较有影响力的是王步高（2007）的《我国大学母语教育现状——三年来对全国近300所高校“大学语文”开课情况的调查报告》，通过 2004年到2006年的调查，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着的母语教育日益受到轻视、教育科研活动开展不足、理论研究滞后，以及需要优选教材、开发课件、打造精品、共享资源等问题。汪大昌、李春颖合著（2012）《大学生语文问题调查与研究》从语言文字与文章写作两部分开展调查，语言文字涉及到在校学生401名，文章写作涉及北京市近5年1000多人次的写作。刘汭雪（2016）《生态学视阈下的大学语文教育研究》对湖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16所高校的《大学语文课程现状调查》，发现有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上海已开展汉语类课程设置实施调研、大中小衔接语文教育研究、新“国标”背景下的上海高校大学语文教育教学情况调研等工作，为基于问题导向的大学语文建设打下了实践研究基础。

5.微观研究的点滴推进。相对于大学语文研究在宏观与中观的深化，微观研究正逐步进入相关机构及研究者的视野。上海依托大学语文教育联盟举办了大学语文教学比赛等系列活动，分设古代汉语或古代文学、现代汉语或现代文学、写作、朗诵与演讲等四个组别，由专家对参赛教师的教学录像等材料进行评审，通过初赛、决赛等环节遴选相关奖项获得者，着力提升大学语文教师的教学能力;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组织大学语文教师教学实践观摩活动，对于面向全校文、理、工、农、医、法各专业的公选课，授课教师主张在课程教学中强化“地域特点”以及“思政引领”，也在探寻、实践大学语文教师教学手段的方法优化。2021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大学语文40年：课程与教学高端论坛”上，韩山师范学院的刘文菊以“行走的红色文学课堂”为例，利用粤东本土的红色文化资源，分享了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具体案例，为微观研究提供了案例资源。

大学语文对于母语高等教育而言，不论从语文知识的传承发展、新文科背景下与专业学科的深入融合，还是公民母语能力的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等，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背景下发挥着积极的、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对于处在高阶教育阶段的人生状态而言，语文是心灵归宿的家园情怀，也是日后迈向社会的价值观构建之基础，正如李宇明（2010）所言：“人生有多长、语文就有多长;世界有多大、语文就有多大。”①在人类与世界共生的格局之下，由语文所提供的美好视域总是在关键时刻产生不容忽视的能量，试想在灿烂星空之下，张若虚的春江潮水、海上明月，王维的明月松间、清泉石上，李白的仙人垂足、桂树团团总会出现在随即而发的吟诵之中，语言文字所赋予的力量，利在千秋。

注 释

①蔡可 2010《语文教育与现代公民的语文能力——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访谈》，《中学语文教学》第1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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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箐.2021《从知识论到价值论：大学语文研究现状及对策探析——基于CNKI核心期刊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汉字文化》第1期。

[14]张福贵.2021《大学语文的学科地位与课程属性反思》，《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15]孙宗美.2018《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与教学改革》，《高教探索》第1期。

[16]王步高.2017《试论当代国文教育的历史责任》，《中国大学教学》第6期。

[17]徐双荣.2021《高校教学与传统文化融合的路径研究》，《汉字文化》第4期。

[18]张靖华.2020《文学经典阅读与大学语文教学研究》，《汉字文化》第18期。

[19]凤媛.2021《从边缘到合流——圣约翰和燕京大学的新文学教育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

[20]王步高、张申平、杨小晶.2007《我国大学母语教育现状——三年来对全国近300所高校“大学语文”开课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国大学教学》第3期。

[21]汪大春、李春颖.2012《大学生语文问题调查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2]刘汭雪.2016《生态学视阈下的大学语文教育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論文》。

（作者单位：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