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象雄到吐蕃:气候变迁与西藏文明中心的东移①

2022-02-20 10:56许若冰
中国藏学 2022年6期
关键词:吐蕃青藏高原气候

许若冰

历史时期的政权兴衰与文明演进既是地域人群聚散与社会演进的结果,同时也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深刻影响。公元4世纪以前作为西藏早期文明代表的象雄率先兴起于青藏高原西部的阿里地区,随着公元7世纪雅砻河谷吐蕃政权的崛起,西藏文明中心逐渐东移至青藏高原南部。既有研究论及象雄与吐蕃的兴衰更迭,多从地理交通、商业贸易及文化整合等角度展开讨论,②参见石硕:《西藏高原吐蕃时代以前的交通及其发展》,《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霍巍:《论古代象雄与象雄文明》,《西藏研究》1997年第3期;张云:《象雄王国都城琼隆银城今地考——兼论象雄文明兴衰的根本原因》,《中国藏学》2016年第2期;王小甫:《文化整合与吐蕃崛兴》,《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等。很少从自然环境的视角,特别是从历史气候变迁来认识和讨论这一问题。事实上,以象雄、吐蕃为代表的西藏文明得以萌生并发展的地理基础正是自然环境与生态气候绝无仅有的青藏高原,其独特的环境构成了西藏地方政权及其文明衍生、发展与转向的客观基础。那么,象雄、吐蕃政权的兴衰更迭是在怎样的自然环境下展开的?西藏文明中心的东移又是否受到气候与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前贤学者鲜有论及。故本文拟从气候变迁视角对象雄、吐蕃的兴衰更迭及其东向发展趋势作初步探讨,敬请方家教正。

一、公元4世纪以前象雄的兴起及其气候因素

公元4世纪以前作为西藏早期文明代表的象雄政权产生于青藏高原西部的阿里地区并非偶然,它既是早期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长期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是以当时青藏高原西部的温暖湿润气候为背景而实现的。

象雄是吐蕃兴起以前青藏高原最具影响的文明古国,才让太、霍巍等学者根据苯教、汉藏文献及考古材料认为,象雄核心区大致在青藏高原西部阿里的札达盆地及冈底斯山一带。①参见才让太:《古老象雄文明》,《西藏研究》1985年第3期;霍巍:《论古代象雄与象雄文明》,《西藏研究》1997年第3期等。作为西藏早期文明中心的象雄缘何产生于藏西地区?石硕、张云等学者指出,藏西阿里地区的地理位置、人群交往及商贸活动助推了象雄的兴起。②参见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张云:《象雄王国都城琼隆银城今地考——兼论象雄文明兴衰的根本原因》,《中国藏学》2016年第2期。任何政权的兴起均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藏西高原地带的象雄而言,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一点得到了历史气候研究的证实,即公元4世纪以前青藏高原西部处于温暖湿润期。1992年,中美科学家在青藏高原西北部西昆仑山的古里雅冰帽钻取长达300多米的冰芯,通过对冰芯δ18O与冰川积累量等指标的分析,获取到以10年为尺度的近2000年来的气候数据 (见图1)。

图1 近2000年来古里雅冰芯10年的δ18O和冰川积累量记录 (10年平均值)①施雅风、姚檀栋等:《近2000a古里雅冰芯10a尺度的气候变化及其与中国东部文献记录的比较》,《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1999年第S1期。

图中δ18O指示温度,冰川积累量表示降水,③古里雅冰芯的稳定性以及δ18O与冰川积累量对青藏高原气候研究的可靠性已得到地理学家的论证,此不赘述。从中不难看出,公元300年以前古里雅冰芯所在的青藏高原西部处于温暖期。虽然缺乏该时期的降水数据,但姚檀栋等人指出,古里雅冰芯降水的干湿变化与温度的冷暖变化大致对应,只是降水变化滞后于温度变化50—100年。④姚檀栋、秦大河等:《青藏高原2ka来温度与降水变化——古里雅冰芯记录》,《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1996年第4期,第350页。另据施雅风等人的研究,古里雅冰芯记录的气候在公元270年以前处于高温湿润期,δ18O高于—12‰的极高温10年多出现于此期,该期也是高降水时段。虽然公元250—280年间,出现降温7℃的大突变及连续降温事件且年降水量从340毫米降至220毫米,⑤施雅风、姚檀栋等:《近2000a古里雅冰芯10a尺度的气候变化及其与中国东部文献记录的比较》,《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1999年第S1期,第82、85页。但气温与降水相对可观。而公元300—500年藏西的温度有所下降,降水波动较大,但总体以湿润为主。冰川学家Thompson L.G与杨保对青藏高原西部气候的研究与前述结论基本一致。⑥参见Thompson L.G,Paleo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variability revealed by ice core.Analysis-overview paleo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variability in Austral-Asia Transect during the past 2000 years.In∶Proceedings of the 1995 Nagoya IGBP-PAGES PEP-11 Symposium,Nagoya Japan,1995.杨保:《青藏高原地区过去2000年来的气候变化》,《地球科学进展》2003年第2期。事实上,正是在温暖湿润的气候背景下,藏西阿里的象泉河流域率先孕育出以象雄为代表的西藏早期文明,这一点可以从西藏考古材料中得到佐证。

西藏考古界通常将新石器时代至吐蕃兴起以前,即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6世纪称为“早期金属时代”②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第14页。。这一时期的古城、墓葬等考古遗存主要集中在藏西阿里的象泉河流域暨象雄核心区,呈现以札达县琼隆古城与噶尔县卡尔东古城为中心,墓葬、岩画等遗址散点分布的格局,其反映的社会文化面貌表明吐蕃兴起以前阿里地区相较于青藏高原其他区域已达到较高发展阶段。

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群年代为吐蕃王朝建立前的象雄时期,该遗址第V区丁东遗址、格林塘及萨松塘墓地出土大量动物骨骼、陶器及铜器等,特别是格林塘墓地M6墓内铺放有植物种子,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第22页。丁东遗址F4室内清理出碳化青稞籽近百粒,这是西藏西部首次通过考古发掘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青稞。④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西藏阿里地区丁东居住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1期,第44页。此外,札达县曲踏墓地与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卡尔东遗址随葬有马、牛、羊等动物及铁器、丝织品、黄金面具等遗物,并伴有青稞或小麦、大麦种子,⑤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考古》2015年第7期;张正为、吕红亮:《西藏西部阿里卡尔东遗址2013年试掘出土动物遗存鉴定与分析》,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编:《藏学学刊》第16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年,第252—272页。其中故如甲木墓地人群的牙齿磨耗与牧业人群接近,表明当地以牧业为主,辅以青稞和谷物的生业类型。⑥张雅军、仝涛等:《西藏故如甲木墓地人群牙齿磨耗和食物结构的关系》,《人类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107页。以上故如甲木、曲踏墓地的年代从公元前3—2世纪延续至公元2—3世纪前后,属象雄时期,反映出当时象泉河流域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以及经济的繁荣。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考古》2015年第7期,第50页。张正为、吕红亮也认为卡尔东遗址、故如甲木与曲踏墓地代表人群大致在同一时段并呈现农牧结合的生业形态,说明西藏西部在公元第一千纪早期已成为定居经济与游牧经济的交错地带。②张正为、吕红亮:《西藏西部阿里卡尔东遗址2013年试掘出土动物遗存鉴定与分析》,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编:《藏学学刊》第16辑,第252—272页。

西藏早期岩画多属吐蕃王朝之前的象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西北部,③李永宪、霍巍:《西藏岩画艺术》,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藏岩画艺术·序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页。内容以狩猎、游牧场景为主。如札达盆地发现有4处岩画共16组画面,包括人物、牦牛、羊、鹿、马等图像。④李永宪:《札达盆地岩画的发现及对西藏岩画的几点认识》,霍巍、李永宪主编:《藏学学刊》第1辑,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25页。阿里北部的日土县是岩画分布最集中的区域,其中任姆栋与鲁日朗卡岩画均以动物为大宗,包括人、羊、牦牛、鹿、马等图像,羊、鹿、牦牛腹部多横饰旋涡“S”纹。⑤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日土县古代岩画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2期,第44—51页。而塔康巴岩画共10组画面,东区1号画面有各种图像140个,其中人物达100人,多呈行进状态,牦牛、马、羊等穿插于各组人物之间,反映的是吐蕃以前一种游牧业较为发达、兼有狩猎的经济模式。⑥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西藏日土县塔康巴岩画的调查》,《考古》2001年第6期,第33—38页。霍巍指出这些岩画很可能反映了早期游牧人群举族“迁徙”或“商贸”的场景,岩画中常见的横置“S”纹与欧亚草原文化中的“斯基泰风格”极其相似,显示出西藏受到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影响的迹象。⑦霍巍:《试论西藏高原的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34、132页。

以上考古遗存揭示出象雄时期以牧业为主、辅以河谷农业的混合经济形态。在高原高寒地带,牲畜与草地是游牧人群赖以生存、繁衍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王明珂便指出游牧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之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利用草食动物将人类无法直接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肉类、乳类等食物及其他生活所需。⑧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卡尔东遗址民众对牛羊的利用包括役使、获取肉食及毛皮资源。⑨张正为、吕红亮:《西藏西部阿里卡尔东遗址2013年试掘出土动物遗存鉴定与分析》,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编:《藏学学刊》第16辑,第252—272页。然而,游牧人群赖以为生的牲畜与草场主要受气候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气温与降水直接决定牧草的生长节奏并影响牲畜产量,故气候变化成为影响游牧人群生计活动与社会经济的主要因素。现代地理学将气候与产量的关系称为“气候生产潜力”[10]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60页。,西藏草甸的气候生产潜力与年降水量和主要生长季平均温度显著正相关,[11]周刊社、杜军等:《西藏怒江流域高寒草甸气候生产潜力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草业学报》2010年第5期,第17页。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藏西高寒地带,温暖湿润的气候有助于延长草的生长期,单位面积下的草地得以喂养更多牲畜,各类牲畜的肉、奶及毛皮等资源也源源不断地供给象雄部落。

正是得益于温暖湿润气候所带来的牧业、人口的持续增长与财富累积,象雄人依托其连通中亚、南亚的地缘优势积极开展商贸活动,促使阿里地区成为早期青藏高原与中亚、南亚等地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进而推动象雄社会的阶层分化及其政权的形成。张云便指出,象雄王国的兴起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古代繁荣的商业交通贸易经过这里密切关联。①张云:《象雄王国都城琼隆银城今地考——兼论象雄文明兴衰的根本原因》,《中国藏学》2016年第2期,第9页。总之,以牧业为主、兼以农业及商业的经济形态共同构成了象雄蓬勃生长、持续扩张的经济基础,而这一切均是以公元4世纪以前藏西地区的温暖湿润气候为背景而实现的,同一时期的青藏高原南部、东南部及东北部多存在冷事件或寒冷期,②参见李吉均、文世宣等:《青藏高原隆起的时代、幅度和形式的探讨》,《中国科学》1979年第6期;杨保:《青藏高原地区过去2000年来的气候变化》,《地球科学进展》2003年第2期等。这表明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很可能是象雄率先兴起并成为西藏早期文明中心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公元4—7世纪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及其文明中心的转移

公元4—7世纪,青藏高原南部的吐蕃政权逐步兴起、征服象雄并成为西藏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吐蕃何以崛起并取代盛极一时的象雄政权?张云认为,公元6世纪以后丝绸之路改道、阿拉伯帝国扩张等促使象雄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加之吐蕃的军事打击,导致象雄衰落。③张云:《象雄王国都城琼隆银城今地考——兼论象雄文明兴衰的根本原因》,《中国藏学》2016年第2期,第11—12页。石硕与王小甫从吐蕃方面分别讨论早期吐蕃部落的定居农耕优势与文化整合对吐蕃崛起的重要意义。④参见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王小甫:《文化整合与吐蕃崛兴》,《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等。考虑到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生业模式,对于象雄与吐蕃的权势转移亦应置于区域历史气候变迁的视角下加以考察。

(一)公元4—7世纪藏西的寒冷期与象雄的衰落

由于象雄社会长期维持以牧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并形成了高度依赖自然环境的发展路径,这意味着象雄政权将不得不面临由自然环境变化所引发的各类风险。事实上,公元4世纪以后藏西地区的气候环境便发生了巨变并直接影响着象雄的发展走向。杨保结合古里雅冰芯及冰川资料复原了历史上青藏高原西部的标准化温度与降水的气候序列 (见图2)。

图2 历史上青藏高原西部标准化温度与降水的气候序列①杨保:《青藏高原地区过去2000年来的气候变化》,《地球科学进展》2003年第2期,第288页。

根据图2,公元300—600年,青藏高原西部经历了由温暖湿润向寒冷干旱的气候变化与剧烈的气候波动。其中,公元300—500年以气温低、降水多的湿冷气候为主并发生了两次由冷变热的气候突变;⑤姚檀栋、杨志红等:《近2ka来高分辨的连续气候环境变化记录——古里雅冰芯近2ka记录初步研究》,《科学通报》1996年第12期,第1105页。在公元500—600年间降水与气温同低,甚至出现两次极低温、极低降水的情况,特别是公元550—570年间温度急剧振荡,δ18O值相差4‰,为最冷和最干的事件。气候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如此规模的气候突变,对人类和自然界的生命活动势必造成极严重的自然灾害。⑥施雅风、姚檀栋等:《近2000a古里雅冰芯10a尺度的气候变化及其与中国东部文献记录的比较》,《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1999年第S1期,第85、81页。事实上,承受这种气候突变与自然灾害的正是生活在阿里的象雄部落。由于象雄人畜养的牛羊马等牲畜以及河谷地带种植的青稞、谷物等本身受制于自然条件的影响,加之藏西高原生态脆弱,人畜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特别是长达数百年的寒冷干燥气候及其引发的雪灾、旱灾等极易对草场、牲畜及河谷农业造成致命打击,一方面危害游牧人群的日常生活及生计活动,另一方面削弱游牧政权的经济基础与社会活力,甚至诱发全面的社会危机。强盛一时的象雄正是在此背景下趋于衰落,这种气候变化与政权衰亡的契合,绝非偶然。而在象雄核心区气候恶化的背景下,迫于生存压力的象雄人很可能向青藏高原其他区域迁徙并融入当地部族。

首先,青藏高原东部嘉绒地区至今仍遗留着象雄标志性的苯教遗迹,嘉绒土司的历史记忆亦与象雄有所关联。根据苯教及古藏文文献,“”(琼)是一种神鸟,是古象雄部落的崇拜对象与族源符号,这种“琼”崇拜也见于嘉绒土司的祖先传说与迁徙记忆。②马长寿:《嘉戎民族社会史》,周伟洲编:《马长寿民族学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0页。才让太推测7世纪松赞干布征服象雄或8世纪赤松德赞灭苯,导致许多苯教徒逃至嘉姆绒地区。③才让太:《“嘉绒”地名考释》,《中国藏学》2022年第2期,第47页。石硕根据《后汉书》“冉駹夷者……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④《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57—2858页。的记载,认为“邛笼”即象雄之“琼隆”,并推测至少在东汉时期来自象雄及琼布的琼氏部落已到达川西北地区,⑤石硕:《川西北嘉绒藏人与象雄琼氏渊源关系探讨》,《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第76页。此说颇具见地。由于《后汉书》为南朝宋范晔(398—445年)根据《东观汉记》及西晋华峤《后汉书》所作,此“邛笼”是范氏照录前书,还是其基于南朝宋人对“冉駹夷”建筑的认知而记,仍待考证。若“邛笼”确为范晔采自南朝宋人对“冉駹夷”建筑的称呼,则象雄部落东迁的时间至少在范晔生活的公元5世纪前叶,同一时期象雄核心区恰好处在寒冷期,这暗示象雄人有可能在公元4世纪以后生存环境恶化的背景下逐步东迁。

其次,从早期吐蕃、象雄王室的密切交往以及苯教在吐蕃社会的重要地位来看,部分象雄人很可能东迁到雅鲁藏布江流域并融入吐蕃部落。苯教是象雄文化的重要标志,自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父子大力引进和扶持苯教,吐蕃开始全方位接受苯教。①才让太:《冈底斯神山崇拜及其周边的古代文化》,《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第69页。王小甫指出,吐蕃先祖神话和王朝成立前的历史几乎都是松赞干布时代编写或借苯教进行改造的产物,将吐蕃世系与苯教的神统整合起来,强化吐蕃的政治法统与族群认同。②王小甫:《文化整合与吐蕃崛兴》,《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20页。事实上,之所以借助苯教神化吐蕃赞普,正说明象雄人及苯教文化在吐蕃社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种文化传播与整合无疑是以更广泛的民间社会的交往交融为基础。可以想见,公元4世纪以后,藏西气候的恶化促使部分象雄人向水利条件较好的雅鲁藏布江流域迁移,特别是吐蕃在大量接收象雄人口及文化的影响后不断壮大。最终在公元7世纪前期囊日松赞、松赞干布率领吐蕃吞并苏毗与象雄,敦煌藏文写本P.T.1287Ⅻ记,松赞干布“出兵象雄,扩大社稷,灭象雄李弥夏,招服象雄全体属民”③黄布凡、马德编著:《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1页。。此后,任命布·吉木赞玛穷为象雄之“岸”官,④同上,第39页。随着公元7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的正式建立,吐蕃迎来其发展及强盛的时代。

(二)公元6世纪以后青藏高原南部的温暖期与吐蕃的兴起

尽管公元300—600年藏西地区的气候渐由温暖湿润转向寒冷干旱,但青藏高原南部却由寒冷期转入温暖期并推动了雅砻河谷吐蕃部落的崛起。20世纪70年代,吴祥定与林振耀在西藏考察时曾对拉萨大昭寺的柏木横梁进行树轮分析,该柏木C14年代约在公元480(±125)年,最外圈年轮值在公元6世纪中,其年轮序列值从公元初到6世纪中。⑤吴祥定、林振耀:《青藏高原近两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探讨》,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天气气候研究所编:《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 (一九七八年)》,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9页。基于对不同树轮的拼接,形成了近2000年来的温度等级变化图 (见图3)。

图3 青藏高原近2000年来温度等级变化图⑥吴祥定、林振耀:《历史时期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特征的初步分析》,《气象学报》1981年第1期,第91页。

吴祥定与林振耀认为公元初青藏高原曾较为寒冷,公元2—3世纪气温有所上升,但公元3世纪后期至5世纪一直甚为寒冷。在公元6世纪中期进入较长的温暖时期。虽然限于资料,吴祥定等人无法给出公元650—1150年之间确切的温度曲线,但他结合大昭寺的用材和烧砖等信息认为公元6—12世纪当地长期处于温暖期。①参见吴祥定、林振耀:《青藏高原近两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探讨》,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天气气候研究所编:《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 (一九七八年)》;吴祥定、林振耀:《历史时期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特征的初步分析》,《气象学报》1981年第1期等。确切而言,以上气温变化应指以拉萨为中心的青藏高原南部。从物候材料看,当时拉萨一带的气候环境较为温暖湿润。唐长庆二年 (822),使臣刘元鼎入藏参加长庆会盟时记,逻娑川及臧河一带“原野秀沃,夹河多柽柳,山多柏”②[唐]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全唐文》卷716,台北:大化书局,第3304页。。部分古树遗留至今,1991年据西藏林业局初步调查:西藏古树主要分布在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巨柏、高山柏、西藏云杉等是西藏高原及邻近地区特有、稀有的古树。③李乡旺、毛品一等:《西藏古树的初步研究》,《西南林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第134—138页。仅日喀则仁布县达到一级古树即500年以上树龄的有311株,④扎西次仁、边巴多吉等:《西藏自治区仁布县古树名木资源调查研究》,《高原科学研究》2020年第3期,第7—16页。表明古时的气候环境较现在更温暖湿润。

此外,地理学者对山南羊卓雍错沉积岩芯的环境分析也进一步证实,公元500—700年间青藏高原南部的温度逐渐升高,降水虽有回落,但总体稳定。⑤郭超、马玉贞等:《过去2000年藏南羊卓雍错岩芯主要元素和磁化率变化数据集》,《全球变化数据学报》2020年第4期,第391页。气候学家张家诚指出年平均气温每变化1℃,产量变化约10%。⑥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初探》,《地理学报》1982年第2期,第10页。西藏的气温升高还将增加农业复种指数,⑦唐国平、李秀彬等:《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地理学报》2000年第2期,第132页。这对河谷地带青稞、小麦等作物的生长颇为有利。事实上,雅砻河谷的吐蕃先民很早便从事农业活动,至迟在布代贡杰时期,铁制农具促使吐蕃先民的农业技术不断完善,《西藏王统记》载:“钻木为孔作轭犁,合二牛轭开荒原,导汇湖水入沟渠,灌溉农田作种植。”⑧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36页。《贤者喜宴》记载,如莱杰“钻木为孔,制做犁及牛轭;开垦土地,引溪水灌溉;犁地耦耕;垦草原平滩而为田亩”,其子拉甫果嘎“引溪头流水而成灌田沟渠,在低处种植水田”。⑨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贤者喜宴〉摘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第34、35页。达日年赛时期的贤臣赤多日朗察做犁耙和轭具,使用犏牛、黄牛实行耦耕,使平川地得到开垦。[10]达仓桑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6页。以上如莱杰、拉甫果嘎、赤多日朗察因推动农业位列“吐蕃七良臣”。石硕指出,从聂赤赞普到囊日松赞时代起,吐蕃从早期以牧业为主逐步转向后期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11]石硕:《吐蕃王朝以前雅隆吐蕃部落的经济变迁及其与政权发展的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1—3页。正是这种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类型与定居农耕优势促使吐蕃逐步崛起。

公元500年以后青藏高原南部的温暖湿润气候促使雅砻河谷的定居农业稳定发展并源源不断地为吐蕃提供人力、财力与物力等资源。经过100多年的积累,公元600年以后悉补野部落逐渐演变为集权制国家,在囊日松赞兼并森波杰部族后,其势力从雅砻河谷扩至拉萨河流域,两大河谷共同构成早期吐蕃政权的主要农业区与经济中心。在此背景下,囊日松赞与松赞干布先后兼并苏毗与象雄,并将政治中心迁至拉萨河沿岸的逻些,建立吐蕃政权,以拉萨河、雅砻河为中心的青藏高原南部成为吐蕃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

三、结 语

青藏高原历史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与西藏地方的政权兴衰、人群流动及文明中心转移呈现明显的共振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公元4世纪以前,作为西藏早期文明中心的象雄率先兴起于藏西阿里地区并不仅仅是地理交通、商业贸易等因素所促成,同时也得益于区域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象雄以牧业为主、辅以农业的经济结构对自然环境高度依赖,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促使当地牧业持续发展,并为象雄部落稳定地供给肉、奶制品及毛皮资源。象雄人依托其连通中亚、南亚的地缘优势开展商贸活动,使得阿里地区成为沟通青藏高原与中亚、南亚等地的贸易枢纽并孕育出象雄文明。散布在阿里地区的象雄考古遗存及其反映的社会景象,均是在温暖湿润的气候背景下得以实现的。

第二,公元4—7世纪象雄政权渐趋衰亡及人群流动也受到更深层次的气候与环境因素的驱动。公元4世纪以后,阿里地区经历了剧烈的气候波动并转入寒冷干燥的气候环境,部分象雄人很可能向青藏高原其他区域迁徙以寻求新的生存空间。这种由气候变化促动的迁徙活动,可以在吐蕃王室及嘉绒土司的历史记忆中得到佐证,一是早期吐蕃与象雄王室的密切交往以及苯教在吐蕃的重要地位,表明象雄与吐蕃人群的广泛联系;二是嘉绒土司的“琼”崇拜以及《后汉书》所记“邛笼”与象雄“琼隆”之联系,意味着在范晔生活的公元5世纪前期部分象雄人已迁至嘉绒。此外,长达数百年的寒冷干旱气候严重削弱了象雄游牧政权的经济基础,最终在自然灾害、经济衰退与军事战争的综合作用下,象雄政权趋于衰落。

第三,公元6世纪以后雅砻河谷吐蕃政权的兴起也是以青藏高原南部的温暖湿润气候为基础而实现的。在温暖湿润的气候背景下,雅砻河谷的人口定居农耕快速发展并为吐蕃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至公元7世纪前期,囊日松赞与松赞干布率兵征服苏毗、象雄并建立吐蕃王朝,西藏文明中心渐由藏西阿里地区东移至青藏高原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流域。

需要指出的是,气候环境只是影响政权兴衰及文明演进的诱发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任何政权或民族的兴衰更迭都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叠加、综合作用的结果,象雄与吐蕃的兴衰即是由气候变迁所促动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变动的产物。不过,青藏高原西部、南部气候变迁的区域性差异为西藏文明的赓续与东向发展提供了地理场域。事实上,正如历史时期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由北向南汇聚中原,西部高原部族亦自西向东迁徙,源源不断地深度参与古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与历史进程并凝聚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这一层面而言,中国的疆域结构及民族共同体实系千百年来自然促动与社会合力聚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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