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国执伞俑析论

摘要：执伞俑是滇国青铜器中最大的人俑像，流行的年代为战国末期至东汉初期。其身份是墓主的侍从，主要功能是仪仗出行和遮阴纳凉，铸造的方法主要采用范模法和分铸套接法，加工技术有雕刻和镀锡。以执伞俑随葬的墓葬属于滇国高级贵族墓葬，墓葬中与铜鼓、贮贝器等共存构成礼制规范，是研究滇国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滇国;执伞俑;演变;功能;铸造

滇国，是战国至秦汉时期活跃于以云南滇池区域为中心、滇人建立的王国。滇国以极具地域特色、造型精美的青铜器闻名于世，执伞俑便是其中之一。执伞俑因铜俑双手执伞状物而得名，它有多种称谓。起初最早的考古发掘为女性俑，则称作女俑。后期的考古发掘依据其用途称之为执伞俑。冯汉骥最早提出执伞俑的定名，他在行文中将晋宁石寨山M20：2女俑称之为“执伞俑”。笔者采用冯汉骥的学术观点，统称之为执伞俑。执伞俑只出土于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墓地中，并未广泛见于其他滇国墓葬区。本文根据发型、服饰的不同划分为男执伞俑和女执伞俑，并就对滇国执伞俑的相关问题做一初步讨论。

一、执伞俑的出土概况

石寨山墓地位于晋宁县上蒜乡石寨村，西距滇池约1公里，位于滇池东南侧的一座山丘上。其前后经历5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86座，人骨保存情况较差，以仰身直肢葬、单人葬为主，葬具为木棺或木椁，均为竖穴土坑墓，不见腰坑和二层台。墓葬多集中分布在山丘的中部。大型墓葬在高处，中、小型墓葬围绕大型墓分布，墓葬方向均为东西向。发掘墓葬M6出土“滇王之印”，表明其是滇王及其亲族的墓地。石寨山出土执伞俑 10件，男执伞俑5件（标本M3：2、M6：3、121、M13：7、M71：154），女执伞俑5件（标本M1：5、M12：3、M17：5、M18：1、M20：2）。男执伞俑，发梳椎髻，披帔，背部有袋囊，束腰带，腹中饰一圆形扣饰，双手合抱作执伞状，跪坐，跣足。女执伞俑，发型多样，耳饰玉玦，跪坐或蹲坐，双手合抱作执伞状，跣足。

李家山墓地位于江川县城北12公里处，北距石寨山墓地约40公里，位于抚仙湖西南侧、星云湖西北角的一座山丘上。其先后经历2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86座，人骨保存情况较差，以仰身直肢葬、单人葬为主，葬具为木棺或木椁，均为竖穴土坑墓，不见腰坑，少数墓葬有二层台。古墓群主要分布在山顶部及接近顶部的西南坡。大型墓葬在高处，中、小型墓葬围绕大型墓分布，墓葬方向基本为东西向。发掘表明李家山顶部及南坡属贵族墓区，西南坡为平民墓区。李家山出土执伞俑8件，男执伞俑6件（标本M47：25、26、M51：260、261、M57：83、86），女执伞俑2件（标本M69：135、166）。同墓出土的两俑，形态相同。男执伞俑，跪坐于铜鼓形座上，发梳椎髻，披帔，背部有袋囊，束腰带，腹中饰一圆形扣饰，腰间佩一短剑，双手合抱作执伞状，跣足，伞盖已失。女执伞俑，耳饰玉玦，银锭形髻垂于颈背之间，外着对襟宽袖长衫，双手合抱作执伞状，跪坐，跣足，伞盖已失。标本M69：166，侧袖由肩到袖口饰多条锯齿纹、雷纹和三角齿纹等组合图案，前臂佩铜镯，俑高45厘米。

石寨山的执伞俑基本“置于铜鼓或贮贝器面上”，只有M71男执伞俑直接置于墓底。李家山的男执伞俑都跪坐于铜鼓形座上，女执伞俑则直接置于墓底。石寨山的执伞俑与铜鼓或贮贝器是分离的，仅仅是随葬时放置于比较平稳的面上，以防执伞俑跌倒。李家山的执伞俑与铜鼓的关系则不同于石寨山，其是用榫头插入鼓面榫孔加以固定，执伞俑与铜鼓形座合为一体，无法分离。从执伞俑的随葬数量上分析，石寨山的墓葬通常随葬1件，李家山的墓葬全部随葬2件。石寨山的执伞俑通常与铜鼓、贮贝器等置于墓坑中的一端，正面朝向棺内，李家山的执伞俑则与铜鼓、贮贝器等置于墓中棺的两端，执伞俑正面朝向棺内，相对而视。可见，两墓地执伞俑的随葬风格、空间分布特征存在差异，并未形成制度性规范化表达。但是，两墓地的关系又极其密切，墓地布局、墓葬形制、葬具和葬俗等方面都较为一致。

二、执伞俑的年代、演变与功能

石寨山和李家山墓地的分期与年代，发掘报告已有论及。石寨山最早的执伞俑出自M17、M18为一期墓，年代是战国末至西汉初期;石寨山M1、M3、M6、M12、M13、M20为二期墓，年代是西汉初期至西汉中期，石寨山M71为三期墓，年代晚至西汉晚期。李家山M47、M51、M57为二期墓，年代是西汉中晚期;李家山M69为三期墓，年代是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综上所述，执伞俑流行的年代为战国末期至东汉初期，以西汉中期出土最多。执伞俑的这种变化，恰好与滇国特色青铜器如铜鼓、贮贝器、铜枕等的大量涌现与消亡基本同步。

执伞俑的演变如何而来，要从李家山第一次发掘出土的6件铜伞盖说起。李家山出土6件铜伞盖的墓葬分别是M17、M18、M21、M22、M23、M24，伞盖的形制相同，大小有异。李家山出土伞盖的墓葬为一期墓，年代大约是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初期。由于伞盖是执伞俑的一部分，并且李家山出土伞盖的年代要早于李家山出土执伞俑的年代，可以推断执伞俑由伞盖随葬发展而来。即李家山第一次发掘M17等六座墓葬出土6件伞盖应是执伞俑的雏形，理由是李家山M24出土伞盖柄部为木质柄，而非以后的铜制柄，况且这批墓葬并未发现执伞俑。

执伞俑的功能与用途，学界有多种观点。冈崎敬认为这样大的铜俑单身像置于颇为珍视的铜鼓或贮贝器上，极可能解释是墓主的人像;蒋志龙根据铜俑和铜鼓、贮贝器等摆放在墓坑的一端，认为其明显具有看护和保卫墓主及其财产的性质;较为流行的阐释是招魂伞，由市川健二郎提出。以上观点都是基于猜测和推理，并无考古材料的直接证据。执伞俑的功能与用途只能在自身的情境中予以界定，特定的器物与特定的情境相关联。执伞俑的功能阐释只能在墓葬中寻找证据。贮贝器经常与执伞俑共出，贮贝器盖上的人物铸像是墓主生活的真实镜像。检索发掘报告，发现贮贝器盖上有4件执伞俑铸像，这为我们提供了管窥的契机和路径。石寨山M1：3纺织贮贝器，女贵族身后有1女奴隶，跪坐，双手呈执伞状，伞盖缺失，仅存双手握住的下部分。李家山M51：263驯马贮贝器，盖中央铸1男性贵族，身后跪坐1男奴隶，双手握1伞柄，柄上伞盖已失。李家山M69：139纺织贮贝器，蓋上有10女子，其中1女为执伞俑，跪坐状，正在为中央的鎏金女贵族执伞，伞柄极长。李家山M69：157播种祭祀贮贝器，其中1女性为执伞俑，站立状，正在为肩舆内的鎏金女主执伞。

三、执伞俑的铸造加工工艺

1.铸造工艺

对执伞俑的发型和服饰的精准刻画，不但体现了滇人对自身特征的细致观察，同时也体现出滇国专门从事手工业的工匠们已经掌握了较高的铜铸工艺。执伞俑的铸造方法主要涉及范模法和分铸套接法。

滇国青铜器中，范模法铸造的器物最多，如铜鼓、大铜俑和牛虎铜案一类器型和纹饰都较为复杂的大型铸件，也都是用范模铸造的。《天工开物·冶铸篇》记载：“夫金之生也，以土为母，及其成形而效用于世也，母模子肖，亦犹是焉。”范模法即先制作一个泥制模型，将铜液注入模型，翻出外范，再在其表面刻绘需要的花纹图案;铸造时将铜液灌入范内，待其冷却，剥去外范，便可铸造成器。分铸套接法，一般多用于形体较大的青铜铸件。执伞俑结构复杂，很难一次铸成，故将其分铸为几个部分，然后再套接在一起。执伞俑的双手及前臂用范模另铸，后端作有小孔的方榫，俑肘有方形榫眼，榫插入后于俑内以销钉入孔固定。铜伞亦是分铸，装配套接而成。

2.加工技术

仔细观察执伞俑的发型和服饰，其头部刻绘有大量的发丝，颈饰刻绘多串珠链清晰可见，体现了滇人工匠高超的雕刻工艺。这些图案多在制模时就刻于模上，铸造后即可形成精美的图案;有些图案则利用了线刻技术，因青铜器已铸造成型，在青铜器表面线刻花纹需要更高的加工技术，如石寨山M18：1执伞俑，披帔上线刻有孔雀、蛇、鹿及狼的精美纹饰，应为后期加工补刻。滇国的镀锡工艺已经非常成熟，数件执伞俑的表面采用了镀锡工艺。镀锡亦称鎏锡，其方法有二：一是将锡溶液浇灌在青铜器表面，以此达到镀锡的效果;二是将铸后的青铜器浸泡在锡溶液中，使其表面均匀地敷上一层锡。凡经过镀锡处理的青铜器，其表面均呈银白色，不仅器物绚丽美观和富有光泽，而且更重要的是，镀锡青铜器有很强的防腐蚀性，隔绝空气和水汽，使其表面不易产生铜绿锈层。

四、相关问题探讨

1.执伞俑的墓主社会等級

蒋志龙对石寨山和李家山的墓葬等级划分的研究成果已较为完善，本文不再重新讨论。随葬执伞俑的墓葬等级高，墓主的身份地位尊崇。随葬执伞俑的墓葬共出铜鼓和贮贝器，《明史·刘显传》中记载：“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隋书·地理志》也有“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的记载，可见后世文献中铜鼓反映的权力地位。贮贝器更是滇国重器的性质，贵族统治者在贮贝器盖上熔铸特定场景，显示自己的地位，犹如中原青铜器上的铭文。石寨山M6出土“滇王之印”，与《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相吻合，证明墓主是滇王尝羌。石寨山M13、M71各出土1件叠鼓形贮贝器，M13认为是降汉滇王的先王墓葬，M71则属于末代滇王之墓。李家山M69也被认为是李家山最高等级的贵族墓葬。

2.执伞俑的性别认知

随葬执伞俑是否具有明确的性别指征，即指随葬执伞俑与墓主性别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规律性的对应关系。随葬执伞俑的墓主性别已有研究成果，从研究中可以发现，执伞俑的性别与墓主性别之间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其时，滇国的社会化分工已然形成，性别、职业与地位之间具有特定的关系。邱兹惠论述了滇国青铜器上的骑士男俑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执伞俑作为滇国高级贵族阶层出行的侍从，身份的职业化分工已成定制。男性贵族生前使用男执伞俑，女性贵族生前使用女执伞俑，这也可以从贮贝器盖上的执伞俑铸像进一步佐证。男性贵族随葬男执伞俑，女性贵族随葬女执伞俑，这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丧葬理念的体现，即可反过来用执伞俑的性别来断定墓主的性别问题。

3.执伞俑与墓葬的礼制规范

铜鼓、贮贝器、牛头和铜杖被认定是滇国的礼乐祭祀用器。铜鼓是首领和贵族用于主持祭祀和战争，作为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贮贝器具有贮藏货币和象征权威双重意义，用来显示尊崇地位。牛头则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代表了社会财富。铜杖使用者为巫师或拥有巫师身份的部落首领，属于权杖，应是权力的象征物。毫无疑问，这些青铜礼器是墓主的财富、权势与身份等级的象征。上述墓葬共出青铜礼器反映了滇国的高级贵族阶层具有一套随葬的礼制规范，形成了具有一定区分度的制度化表达。滇国高级贵族阶层形成以执伞俑、铜鼓、贮贝器、牛头与铜杖为主体的青铜礼器组合，这与中原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中所见“鼎簋制度”大相径庭。虽然并不如中原地区青铜礼制界定的那样整饬，但滇国青铜礼乐祭祀用器的特殊性已经凸显。透过执伞俑及其反映的迥异青铜礼乐制度，或许西南山地文明正是如此，它不是中原平地文明的边缘，也不是待开发待开化的蛮夷之地，或许自有其独特的组织结构和价值倾向的不同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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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冈崎敬.云南石寨山遗迹与铜鼓问题.铜鼓研究资料选译之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M].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印，1979，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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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国邱兹惠.云南青铜文化的骑马纹样.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作者简介：

郭琳琳，单位：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