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文书所见神祇研究综述

□易丹

所谓丧葬文书是指在丧葬过程中产生和使用的文书。具体言之，便是指“丧葬活动中处理助丧、送葬事务形成的记录”[1]。 从目前出土的材料来看，丧葬文书大体可分为遣册、赗书、告地书、衣物疏、买地券5 类。 其中，遣册、赗书常有混用、共用的现象，前者多书写于简册之上，内容为遣送死人时随葬物品（包括死者生前所用、丧家自备、助丧所赠）的记录，由公史面对灵柩诵读；后者常书写于方牍之上，内容为赗赠人名及其赗赠物品，由主人之史面对主人诵读。 衣物疏是西汉中晚期出现的一种记录死者随葬物品的丧葬文书， 书写材质有木牍、纸张、石、砖等。 告地书并不见于传世文献，而是随着出土材料的发现，才为人们所认知，告地书是西汉时期出现的一种丧葬文书，是“虚拟死者生前名籍所在的地方官向阴间官员移送名籍”[2]的一种文书，“告地策移文地下， 目的就是登报户籍”。[3]买地券是东汉时期出现的一种虚拟的冥世土地买卖契约，镌刻或书写在铅、锡、玉、石、砖、铁、木等质板之上，买地券的主要内容，总的来说包括买地、镇墓两个方面，通过给亡人买地作宅，使死者得到安居之所，并告诫其他亡魂和冥神不得侵占或打扰，同时书有对鬼魂进行厌镇的文字。

一、告地书所见神祇的相关研究

关于告地书的研究，学者多集中于文书的性质、释读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制度和观念习俗等问题上，对于其中所涉及的神祇问题讨论较少。 而对于神祇问题的研究也多集中于马王堆3 号汉墓告地书，江苏邗江胡场5 号汉墓告地书、江陵高台18 号汉墓告地书、谢家桥1 号汉墓告地书也有少量涉及。

关于马王堆3 号汉墓告地书中的神祇研究，学界主要是对文书中“主藏郎中”“主藏君”的身份归属问题展开探讨。 俞伟超[4]、余英时[5]、林剑鸣[6]、李家浩[7]、黄盛璋[3]、汪桂海[8]认为“主藏郎中”和“主藏君”应为地下世界的官吏。而陈松长[9]、傅敏怡[10]、王贵元[11]则认为“主藏郎中”“主藏君”并不是地下官吏，而是由汉天子或长沙国王派遣来主持葬仪的人。 同样，对于“郎中”的讨论，也见于谢家桥1 号汉墓告地书的研究之中。 王贵元在《谢家桥一号汉墓〈告地策〉字词考释》一文中认为“郎中”指主持葬仪之人，是汉代主持葬仪这一职务的专用名称。 张文瀚《谢家桥一号汉墓告地策补释》认为“郎中”不是指主持墓主葬仪之人，而可能是指墓主儿子“昌”的官职或籍贯[12]。

对于江苏邗江胡场5 号汉墓告地书中神祇的讨论，多集中在神灵名位牍。 田天在《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木牍的再认识》 一文中对神灵名位牍中的神祇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并对其中的神祇的源流做了一些推测[13]。梁勇在《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木牍、铜印及相关问题再考》一文中指出神灵名位牍中的“宫司空”应为实有之官，“社”为神祇[14]。

针对江陵高台18 号汉墓告地书中神祇的研究，多围绕“安都”的性质展开。胡平生[15]、邢义田[16]、汪桂海[8]认为“安都”是真实的地名。 而张俊民[17]、刘国胜[18]则认为“安都”应指地下冥府。

二、衣物疏所见神祇的相关研究

与衣物疏相关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衣物疏本身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形制、书写、发展演变等问题， 尤其是针对其中名物的考证和辨析；一类是围绕衣物疏的内容展开研究，探讨宗教、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演变。 对于衣物疏中神祇的相关研究， 多利用衣物疏中神祇的相关信息探讨衣物疏与佛、道、民间信仰的关系。

关于衣物疏中神祇的直接研究， 通常都集中于对其中个别神祇进行的考证。熊如英在《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研究》 一文中对吐鲁番随葬衣物疏中的见证人（早期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后期为张坚固、李定度）做了研究回顾与考释[19]。 田河则对武平四年高侨妻王江妃衣物疏中涉及的“蒿里”“女青”“五道大神”“司域之官”做了详尽的考释[20]。 赵国伶在《甘肃河西地区十六国时期衣物疏整理与研究》 一文中讨论了道教信仰对衣物疏的影响， 对河西地区出土的大量十六国时期衣物疏中的许多道教神仙，如四神、赤松子、南山进行了考证[21]。

宗教关系之下的神祇研究多集中于吐鲁番衣物疏。 陈国灿利用吐鲁番衣物疏中与神祇相关的内容， 推论高昌地区普遍存在着崇信道教天帝神的习俗[22]。 刘昭瑞在《关于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从衣物疏中的“律令”一语揭示早期道教诸神的演变[23]。 钟国发则认为吐鲁番随葬衣物疏第一阶段的特点， 沿袭着早于佛道两教的华夏传统信仰习俗。这些习俗，在佛教观念主宰高昌葬俗的下一阶段，仍然有大量表现[24]。 党燕妮、翁鸿涛论述了吐鲁番衣物疏中宗教信仰观念的变化，并再次证实了高昌地区民间宗教信仰由“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向以佛教立国，佛教思想渗入民众生活各方面的转变[25]。马高强、钱光胜通过对吐鲁番出土的随葬衣物疏的分析，探讨了高昌王国时期的冥界观，主要是围绕佛教对冥界观的影响展开[26]。黄景春在《高昌衣物疏的演变及衰落原因》一文中依据衣物疏中体现的信仰内涵， 做了阶段划分，并指出宗教信仰改变是衣物疏衰落、被取代的主要原因[27]。 刘安志在《吐鲁番所出衣物疏研究二题》一文中对衣物疏中“东海”的源流做了深入的分析与考辨[28]。许飞在《论吐鲁番随葬衣物疏中的“海东头、海西壁”》中从冥界观与买地券制作者的“替身”角度出发，对吐鲁番随葬衣物疏中的“海东头、海西壁”进行重新考察和解读，指出“海东头、海西壁”应是替身张坚固、李定度的去处[29]。

三、买地券所见神祇的相关研究

对于买地券的研究，学界从整理、著录、考释、性质界定、分类、溯源、辨伪，及与买地券内容相关的行文体例、地理沿革、宗教属性、丧葬习俗、书法、经济、神祇等多个维度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多以著录考释类论著为主，兼有对宗教信仰、社会风俗及买地券语言、神祇等方面的研究。关于买地券中神祇的研究多呈现断代和地域性的特点，对于买地券神祇全貌鲜少提及。

买地券断代整理研究中对神祇问题的论述涉及中古、宋、明3 个时段。 杨蕾蕾对汉至唐时期买地券中的东王公、西王母、女青、岁月主、今日值符、天帝、天帝使者、张坚固、李定度、丘丞墓伯、河伯、东方朔、赤松子、王子乔进行了考证，并指出买地券中出现的数量众多的神充当的角色、 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且同一神灵在不同买地券中所担任的角色也不尽相同[30]。 高朋的研究对象虽然仅为宋代买地券， 但其中对于买地券神祇的研究十分深入和全面。 首先依据神灵们在买地券中所担当的角色的不同，将其分为卖主、中间人、墓葬神仙和裁决人4 类。 并且对每类中不同的神祇加以说明， 最终发现， 在宋代买地券中充当卖主的神灵，主要还是那些代表土地信仰的神灵，而且都可以被视为民间信仰的神灵。充当中间人的神祇，一般有两种：一是神明本身地位显赫；一是神明处在特定的官僚体系中。 而且充当中间人的神灵往往带有道教和民间信仰的双重性质。 墓葬神仙一般也有两类： 一是在墓葬中保护墓主安全和墓葬的神灵；一是负责勘察墓地的各种风水神仙。充当裁决人的神仙都是道教背景的神仙。 其次还对人神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在人神关系演变过程中，人的地位不断提高，神的地位不断下降，进而在宋代出现了新的范型，实现了人神之间的地位平等[31]。段立强对明代买地券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女青、岁月主、今日值符、张坚固、李定度、青乌子、金主簿及鬼魅邪精略做分析， 认为买地券中的神祇多与道教有关。并且从买地券的演变情况来看，买地券内容应该随着道教传播的变化而发生变化[32]。

在买地券的区域整理研究中，赵雪野、赵万钧对甘肃高台骆驼城遗址出土的4 块买地券中的重要神祇做了简单的考释[33]。

在断代与区域相结合的整理研究中， 李桥在《海棠花馆藏江西新出宋元买地券整理与研究》一文中通过对“水中鱼”“山中鹿”“天上鹤”的渊源、含属考证， 分析买地券与衣物疏的内在联系，补充研究东海信仰[34]。 员鑫在《四川地区宋代买地券整理与研究》中对四川地区出土的宋代买地券中涉及的神祇， 根据其充当的角色划分为3 类：第一类为充当卖地者角色的高级神祇；第二类为充当买卖活动见证人和担保人这类角色的神祇；第三类为阴界官职。 并对这3 类神祇的形象做了简要的分析，还对提及较少的“王乔”“彭祖”作了简单的考证[35]。 曹砚洁在《河西走廊魏晋十六国墓券、物疏的整理与研究》一文中罗列了河西地区出土的魏晋十六国时期墓券文本中的神名，着重探讨了墓葬神煞与道教的关系，试图梳理墓券信仰体系所反映的民间信仰和早期道教起源之间的关系[36]。 丁思远在《江西抚州宋元地券整理与研究》一文中将地券分为3 类：其一，主要功能为买卖墓地凭证的甲型地券；其二，主要功能为昭告山神祈求死者安宁的乙型地券；其三，主要功能为记述死者生平的丙型地券。 并对3 类地券中的神祇进行整理与研究，根据甲型地券中的神祇充当角色的不同分为充当卖主的神祇、充当保证见书读人的神祇、充当阴司官职的神祇，发现甲型地券的核心部分 “充当保证见书读人的神祇”有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乙型地券所昭告山神通常为埋葬地的土地神。[37]

黄景春则对买地券中反复出现， 且他人讨论较少，或者以前的讨论尚未触及的神祇，展开了一些探索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西王母、女青、张坚固、李定度、地下二千石、蒿里与蒿里父老、都乡与安都丞的讨论[38]。

综上所述，丧葬文书中涉及的神祇名目十分丰富，散落于告地书、衣物疏、买地券、镇墓文多种材料之中，学者们对此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神祇考证、宗教属性、民间信仰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但从宏观角度出发，对墓葬神煞问题仍有探究的必要。 一方面，从丧葬文书的角度，缺乏对各类文书中所见神祇的整合，进而对神祇问题展开系统性的研究。 冥界神祇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应从长时段视角考察，弄清其具体的发展过程及流变，同时注重空间范畴，兼顾地域特色，互相比较。 另一方面，从墓葬整体性的角度，忽略了各类材料之间的联系，未能结合实物、图像、 文本进行综合考察。 部分神祇在俑像、壁画、画像砖、文本等多种墓葬材料中均有提及，因此，应对其进行横向的考察，加深对神祇的全面了解。